议清政府"羁縻"政策
(2011-07-03 11:28:56)
自清朝以来，中外史学者大多指责清廷对外的“羁縻”政策是“暗昧”行为。羁縻可以理解为既笼络又牵制。羁縻是中国历代皇朝政府的治政思维，无论是对朝野上下，士绅庶民，无不采用这种手法。可以说，清政府对外的羁縻，是历史必然而势所必至。
咸丰朝之所以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建立在咸丰帝“要盟不信”的信念前提下的：列强靠武力逼迫清廷签订了条约，而这种条约是可以不遵守的。其实，羁縻两字是清政府与外国列强之间关系的一面镜子：清政府以军事弱的地位对外羁縻；列强以军事强的地位对清政府实行羁縻；这也是中国历史长久以来内政的再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之间何不也是采用了同样的策略呢？此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其中，取胜的只能是强者。
历史长久的承袭，清政府有着对外羁縻的主观条件。这种条件就是现代有学者指出的，清政府与人民不在同一个体系。正因为如此，这为清政府对外羁縻政策创造了有利因素：得利归己，失利咎民。
早在恭亲王奕闲居上书房时，他就曾上奏咸丰帝，就英法入驻广州城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其明斗，不如密谕两江总督黄宗汉督练兵勇，暗中配合广东绅民，阻止外夷入驻。在这种密谕下，广州、福州的反入城“群众”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力地配合了当时与英使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促使洋人知道：不是政府不欢迎，而是城内居民不答应。而一旦斗争失利，地方官革职，“首乱”者必办，是大清对外羁縻的无奈结局。
要说这种政策无效，也是不全面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五口通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中前四个城市贸易口的贸易发展很小，甚至衰微，只在上海城外滩涂“夷场”，清政府忽略的地方，对外贸易一枝独秀，成了殖民者的“天堂”，这不能不说是清廷这一政策的胜利。但有历史学者说，它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就大清国结局而言，它对外的“羁縻”，最终导致了列强实施“门户开放”对策，而非“瓜分”（各列强的相互牵制），这是种豆得豆、胜利与失败并存的两个方面。
辛酉政变中，恭亲王向两宫太后的保证词，“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成了一句历史名言。列强取得有利的又一次“要盟”（条约）以后，在静观中国政坛的变数。英国公使卜鲁斯在向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这样自信地说：“大家认为其表现最有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不得不说，列强公使也只是以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在看待中国“政治家”了。他们或许不了解，个体做法可能不一致，但统治理念“羁縻”政策是不可能改变的。
正是在“羁縻”政策指导下，垂帘和议政王制度以后，清廷对地方官的指令，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词句。例如谕令说：“既不可使洋人有所借口，亦不可稍失士民之心。务令中外相安不生它变，方为妥善。”
如何来分析这道上谕？“不生它变”是结果，“不可”、“亦不可”是前提，至于过程，只能是利用和被利用了，为了不“稍失士民之心”，地方官可以指令或允许“民”与洋人斗，为防洋人“有所借口”，可以把责任推至“民”。这种做法的真正结果，只能是满足了清廷一时所需，失去了被利用者——中外的“民心”。这也许是现代历史学者所说的“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之一吧。
清廷“外敦信睦，隐示羁縻”政策的现代文字解释是“阴一套阳一套”，即恭亲王曾责备的耆英一套。“羁縻”政策造成了权臣实际操作的混乱和首鼠两端，造成了国事一日不堪一日。仅有对这种国策深刻而无奈理解的权臣，诸如李鸿章等，还在拿着一张张纸，糊贴着清廷这幢破败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