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 : 汉人之通古今之变之历史精神
通古今之变之历史精神 先秦之人文的思想与一切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的思想，经秦代法家之反人文的思想与政治力量之压迫，而沉入社会底层，自然互相混杂。超人文的道家思想所化出的神仙思想，非人文的阴阳家思想，与儒家之人文思想，三者互相混杂的产物，即始于秦汉之际而盛于西汉之谶纬思想。这种思想附托于儒家之经与孔子之人格，而将孔子神格化，并造成若干对未来世界之预言，及对于宇宙开辟、人类原始之历史之推测的神话。这是人的思想受了现实上的压迫，无法直接伸展而出以向外表现，便只有向过去与未来遥望猜想的结果。而当汉代秦兴，原来被压伏的思想，得重新表现时，人之不杂迷信的回顾过去，以复活之于现在之精神，则为汉代人求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精神。此_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精神_，亦即形成汉代人文精神之进一步发展。
中国文化自来是重历史的。但是先秦以前的史官与各国春秋之纪事，只是直接就事纪事。孔子作春秋，亦只是就事论事。真正的历史精神，应当是一种由现在以反溯过去，而对古今之变，沿源溯流，加以了解的精神。这种历史精神只在中国人文之发展言，如依辩证法说，是由正面转至反面。汉之反秦，是一反之反。此反之反，同时即回抱回顾原先之正面。此回抱回顾，即真正的历史精神，所以为历史精神之本质所在。而司马迁之史记，即一划时代的历史著作，而表现汉人之历史精神最好的一部书。司马迁作这部书，其意在承继孔子作春秋之精神。但是他此书之历史价值，实已超过了春秋。历史书之最大价值在回顾过去，重述过去，而复活过去，如在目前。史记能使过去中国之人文世界、人格世界复活于一切读其书者之心灵之前。而春秋不能。自此点说，即史记之历史价值，超过了春秋。
历史精神是一回顾过去，复活已逝去之人文世界、人格世界，同时亦即一承载与负戴过去与今人文发展之一切成果的精神。承载与负戴，乃中国易之哲学中所谓地道。汉人之厚重、朴实、敦笃，正处处表现地德。汉人在哲学思想中，如在董仲舒思想中，尊天而视天如有人格，如人之曾祖父，而要人体天心，法天道，及各种天人感应之论，同是一种_高度的承载负戴的精神_之表现。汉人之天人感应论，非一种人卑逊战栗于天帝前，认罪求赐恩之宗教意识，亦非要成就一种对天帝本性作客观了解之神学。而只是原自一种认定人之行为，负担著天地间祥瑞灾变的责任意识。过去之历史文化，人须要负担在身上。自然世界之风调雨顺，海宴河清，亦负担在人身上。这种愚不可及的汉人精神，正与汉人之所以能在地上，造成坚实而博大的统一国家，依于同一的厚重、朴实、敦笃的德性基础。
汉末之王充思想，是批评汉人一切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及是古非今的思想的。他以天地为自然之气，以历史传说多不可靠，他是一自然主义者。但是他之自然主义的思想，只是用来作怀疑批判一切虚妄之说之用。他亦非为了解自然的科学家。他之怀疑批判一切虚妄之说，是要归到一种平情近理的自然主义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恰足为清理汉代思想中，一切牵强比附与迷信的成分之用，解除汉人精神上不必要而过重的负担，而结束了汉代思想。
唐君毅：《 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 》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