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解读

《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解读

原标题：80%国资将集中至公共服务等关键领域——《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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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国有资本集中度将大幅提高，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等领域。市委市政府日前出台《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明确了首都国企改革方向。

据了解，中央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相关文件目前还未发布。《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作为本市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的第一个改革性文件，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和很高的社会关注度。8月5日，副市长张工对《意见》进行了详细解读。 三类国企将按不同目标发展

相比以前的改革方案，此次出台的《意见》在改革目标中增加了“明确国有企业分类”的内容。市属国有企业将被分为三类：城市公共服务类、特殊功能类、竞争类。

城市公共服务类企业主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提升城市承载能力等功能，以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兼顾企业经济效益。

特殊功能类企业主要承担市委、市政府在不同阶段赋予的专项任务和重大项目，实现政府在基础设施、民生保障、促进城市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战略目标。

竞争类企业以资本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这类企业包括战略支撑和一般竞争性企业，其中，战略支撑企业是符合首都战略定位，引领带动产业升级，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有支撑作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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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提出，到2020年，城市公共服务类和特殊功能类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应占到国有资本总量的60%以上，竞争类企业以战略支撑企业为主。

张工：从目标取向上看，城市公共服务类企业主要任务是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和运行效率；特殊功能类企业主要任务是创新运行模式、商业模式，提高重大专项任务的保障能力；竞争类企业则是以资本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在确定企业分类后，就可以对不同类别企业在股权结构、治理结构、选人用人和评价考核等方面分类施策，引导企业按照不同目标发展。 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改制重组

国企所有制形式将有哪些新变化？《意见》提出，加快推进市属国企与中央企业的合作，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和相互换股等多种形式，实现股权多元化；鼓励有诚信、有责任、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国有资本企业改制重组；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竞争类企业上市步伐，推进具备条件的一级企业实现整体上市。到2020年，国有资本证券化率力争达到50%以上。 此外，根据不同企业的功能定位，本市将逐步调整国有股权比例，对城市公共服务类、特殊功能类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绝对控股；对竞争类企业，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其中战略支撑企业国有资本保持相对控股，一般竞争企业国有资本可以相对控股或参股。

据了解，2014年市国资委将重点开展一级企业股权多元化试点，力争在一级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上实现突破。

张工：当前就是要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大国资功能，促进各种所有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具体的路径包括推进市属企业与央企、跨国公司和外资、民企、各类社会基金和战略投资者的合作。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将市场、社会、出资人三者力量结合，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共同推动市属企业主业上市或整体上市，使上市公司成为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优化国资配置是改革关键

《意见》提出的目标之一是到2020年，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等领域。《意见》同时绘制了提高国资集中度的实施路径：在国资存量方面，按照资产同质、经营同类、产业关联的原则，推动国资向优势产业、企业集中，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和优势产业集群；在增量方面，鼓励国有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文化创意、高新技术、新兴服务业等领域，同时加大国资对节能环保、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城市运行服务的投入力度。国资增量一般不再以独资增量方式进入完全竞争领域；在清理低效无效资产方面，将推动国资从不具备竞争优势、效率低下的企业退出，从高耗能、高污染、落后产能的产业以及低端环节中退出，把腾退出的资源用于发展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

此外，本市还将统筹国企的资金、技术、土地等资源优势，在服务和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和城市群协同发展中发挥作用，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在大气污染治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运营服务上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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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优化国资配置领域，本市还将在现有一级企业基础上，改组改造几家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国有投资运营公司，这些企业将根据市国资委授权，经营所投资企业国有资本，实现产业集聚和升级，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张工：优化国资配置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关键，目前，国资分布过散、战线过长，不少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要实现国资国企改革的发展目标，就必须提高国资的集中度，围绕首都“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和特大型城市禀赋要素特征，将国资配置到首都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服务于国家和首都战略目标。同时围绕高端化、服务化、集聚化、融合化、低碳化的产业发展趋势，引导企业聚焦主业，大力压缩管理层次，向价值链、产业链高端环节发展，加快培育以品牌、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新优势。

城市公共设施领域适度竞争

对于提高国企市场竞争力，《意见》提出，将推动城市公共服务类企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运营，通过行业内的适度竞争，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在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竞争类企业将推进以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构成。城市公共服务类企业将积极引入社会和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评价机制；特殊功能类企业可建立管理委员会为决策机构、经理层为执行机构的管理架构。

在人才选聘方面，竞争类企业经理层人员逐步以市场化选聘为主；城市公共服务类和特殊功能类企业提高经理层市场化选聘比例，并引入行业专家、专业人士及优秀企业家进入董事会。

《意见》还提出，要加快解决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非经营性资产处置、农租房腾退等问题，力争到2020年基本解决国企历史遗留问题。

张工：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将国资配置到首都重点发展的行业领域，服务国家和首都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就是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推动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形成市场化的经营机制。比如在城市服务保障方面，政府要在运营领域加强市场化运作，通过行业内适度竞争，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企业则是要提高城市运营保障能力和市场化运作水平，在服务首都发展中形成企业竞争的新优势。

设定重点国企研发投入指标

在北京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战略机遇期，如何通过改革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意见》提出，要利用首都科技资源优势，加强国企与中关村企业、科研院所的全面合作，通过相互参股、技术联盟等方式，促进资本与技术的有效融合；要加大研发投入，重点国企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应达到3%；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节能环保、大气污染治理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技术，转化一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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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同时，《意见》还提出了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理念，鼓励企业建立新型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加强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结合，加快电子商务发展，探索服务型制造、绿色供应链、新金融服务等商业模式。

张工：当前，首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明确了首都“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首都国企改革发展既要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又要与自身的城市功能定位、资源禀赋相协调。北京的国企是在明确全国科技中心定位之后，更加强调创新驱动的要求下寻求发展。《意见》明确要求市属国企成为落实首都战略定位、引领重点产业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因此，市属企业必须紧紧围绕首都战略定位和特大型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处理好首都战略要求和自身发展的关系，实现市委市政府的战略意图，在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找准定位。

明确国资监管权责边界

作为国资监管单位，未来，国资委和市属企业之间的权责边界在哪？《意见》提出，市国资委以出资关系为基础行使权利并履行职责，着重围绕关系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和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重点环节，制定出资人审批事项清单，以管控资本投向、优化资本结构、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和效益为重点。国资委将通过股权代表参加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提出提案、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体现出资人意志；通过依法制定或参与制定公司章程，维护出资人权益。

与企业分类发展相配套的是企业分类监管。《意见》提出，根据企业功能定位，将分类完善治理结构、分类开展绩效评价、分类考核。同时将探索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监管的有效方式，国有股权低于50%的企业不再简单套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监管制度，实行更加市场化的监管机制。

与此同时，本市还将建立国有资本收益分类收缴制度，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导向作用，加大对产业调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自主创新等领域的投入。《意见》提出，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就社会普遍关注的国企领导人员薪酬和职务消费监管问题，《意见》提出，将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领导人员薪酬水平，建立与经营管理业绩和风险责任紧密挂钩、与企业领导人员分类管理相适应、与选任方式相匹配的薪酬分配制度。同时还将强化国企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规范企业领导人员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张工：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既是深化国企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提升市国资委自身履职能力的客观需要。因此，必须将国资改革和国企改革同步谋划，推动国资改革和国企改革同步实施。加强国资监管的重点是管资本，《意见》对监管内容、监管方式和手段都提出了明确的方向。从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角度来说，监管的主线是战略执行的一致性、财务的真实性、人员履职的合规性。比如《意见》就明确提出推动监事会监督与财务审计监督、纪检监督、监察监督有机结合，探索推进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等要求。(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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