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费孝通教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学习费孝通教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纪念费孝通教授逝世一周年而作

文章作者：张雨林 中国农村研究网

我追随费孝通教授从事农村发展研究将近十年——从1983年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到1992年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对费孝通教授治学的品德、作风、方法感受很深，认为这是费孝通教授留给后来者的宝贵遗产，值得认真学习和仿效。

费孝通教授早年就学有所成，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中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费孝通教授受党中央的委托负责重建我国的社会学。怎样建设这门学科?费孝通教授除牵头组建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单位、开办社会学讲习班，请国内外学者讲课，组织人力编写社会学教科书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上面。他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投身于社会实践，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踏踏实实地从具体的问题调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去认识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小城镇新开拓》第67页)这样来建设中国的社会学。费孝通教授身体力行，首先深入他的家乡，也就是他的研究基地江苏省吴江县。1982年在深入吴江县开弦弓村(即江村)调查时提出下一个题目是要研究小城镇问题。1983年“江苏省小城镇研究”列为“六五”期间国家课题。这时，费孝通教授已是72岁高龄，而且夫人有病，唯一的女儿、女婿工作繁忙，费孝通教授就带着夫人一起下到吴江。我估计，在以后这段时间里，费孝通教授一年总有半年或者更多时间在基层调研，据他自己计算，1984年一年就下到江苏省基层十二次，还到西部甘肃等省去做过研究工作。费孝通教授对国家、对科研事业满怀激情，他说：“我们应该觉得生逢盛世”，“要下决心今后十年要做二十年的事情”。他经常自己掰着手指计算还有多少年。

当时，社会学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是“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如果“将价值判断引入经验科学”，那就“只会使科学蒙上主观主义的色彩，最终损害科学的客观性”。这种貌似“公允”、“客观”，实则放弃价值取向的观点，将把我国社会学引向邪路。费孝通教授用实际行动批驳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指导行动而研究。他强调：“我国的社会科学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小城镇大问题》第2页)他反复申明：“我有一条，就是积极投身到沸腾的社会实际里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追踪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记下人民群众的创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作决策提供参考。”(《小城镇区域分析》第11页)他在和江苏省委谈小城镇研究时，江苏省委负责人高兴地说：我们是“不谋而合”。费孝通教授十分欣赏“不谋而合”这句话，多次谈起，说明费孝通教授的研究就是要和实际工作结合在一起的。当然，他也不是简单地要科研从属于实践工作。他说：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是相对独立的。前者以发现问题、探求规律为己任，后者以组织群众、解决问题为目标。“但是我们的科学研究与政治工作(按：指实际工作)都要为广大人民服务，这是共同的”，他还进一步说：“一个首要的前提是，科研工作者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实际，将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与实际工作的同志想到一起，‘不谋而合’。”(《小城镇新开拓》第66页)

费孝通教授终生研究工作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致富于民”。他多次重申“要千家万户富起来”，特别是“要农民富起来”。在旧社会，人民致富的通路被几座大山阻挡住了。建国后总的是在为民致富，但在“左”的年代，人民致富的道路也不能畅通。改革开放以后，为民致富的大道被打开了，问题在于我们去寻找、去探索这条路子该怎么走。因此，费孝通教授认为这是政治的盛世，也是科研工作的春天。“为民致富”，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科研工作和实际工作“不谋而合”的坚实基础。

费孝通教授的社会调查是如何进行的呢?就我追随费孝通教授从事社会调查中所能体会到的，有以下几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一、深入一点(一个基层社区)搞深搞透，并且连续观察，这对其后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费孝通教授早年成名之作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他的家乡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做了深入调查之后写成的专著《江村经济》。这本书用英文写成，成了当时社会人类学的世界名著，被他的老师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布·马林诺斯基称作“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江村经济》第1页，马林诺斯基所写的序)在我国社会学重建中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

我之所以重提这本几十年前的著作，是因费孝通教授十分重视这个基层社区深入解剖的成果，建国后曾进行二访、三访，介绍国外的同行按照他早年的框架再作细致的调查，写成《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80年代他在重建社会学中又多次访问“江村”，并安排他带的博士生到江村作深入调查。他所提出的著名的小城镇研究就是1982年在江村提出来的，以后的研究又多次联系江村，许多问题从“江村”提出。十分明显，费孝通教授是把江村作为他的研究基地的。

这本书详细描绘了中国江南农村的生产、生活、分配、交换，以及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它详细分析了作为江南农村重要商品生产和农民重要收入来源的蚕桑业，分析了在蚕丝女校教师帮助下建设起来的小型缫丝工业，体会到只有发展了商品生产、发展工业，农民才能富裕起来。书中写道：“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尽管它遇到了很多问题甚至失败，但在中国乡村工业未来的发展问题上，这样一个实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江村经济》第202页)可以想见，这对费孝通教授以后十分重视乡镇企业的研究有深刻影响。他看到农民的日用品是如何从镇上购买、多余的农副产品又是如何到镇上销售的。村里有人做“航船”(小帆船)生意，“航船”每日在村镇之间往返，担负着乡镇之间的购销任务。农民缺钱交租时不得已要到震泽镇放债户去借高利贷。农民有的要到镇上做小生意、开小商店，村里没有多少劳动力分化的余地。这本书也写到了农村问题的焦点——土地问题，写到：“土地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更加生死攸关的问题。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解除农民的痛苦，我们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胜利才能有保证。”(《江村经济》第202页)

不难想见，这样的研究对费孝通教授深刻认识农村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发展工业(后来成为广义的二、三产业)、必须向城镇发展的认识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多年以后，他又在这里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如80年代初期发展养兔业遇到兔毛滞销，气的农民杀兔等），这样，启发费孝通教授进一步发展城镇流通等服务业的重要，决心将下一个研究放在小城镇上面。在开始研究小城镇时，费孝通教授就多次谈起“江村”的情况，谈起江村的“航船”在镇与乡之间作农民需要的生意，讲起农村的发展需要小城镇。他说：好比一个细胞，镇是细胞核，附近的乡村是细胞质。研究小城镇就是研究农村的发展，是在农村发展的研究上“上一个台阶”。

从费孝通教授以后的研究工作和“江村”解剖的关系中，深深体会到：深入解剖一个基层社区，这是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全面了解一个基层社区，并且连续观察，这是研究社会学的基本功。

从解剖麻雀起步，恐怕是深入研究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毛泽东同志早年做过许多农村调查，深刻了解旧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成为他领导革命的重要知识。他在江西所做的“寻乌调查”中说：“我们研究城市也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观花，如某同志所说‘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显然是不对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1941年在延安，毛泽东同志还要求：“对于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同上节第15页)我们现在拥有一支相当庞大的社会学研究队伍，有较好的研究条件，又可以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似应在全国选择若干重点，作深入解剖和连续观察，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综合和概括。我想，这样做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获得更深入、更扎实的效果。

二、逐步发展，逐步深入，不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扩展新视野，登上新台阶。

费孝通教授自己说，他是一个“开题”的人，而他提出的研究题目，不管有多少题目，都不是孤立的、互相割裂的，而是在前一项研究中发现了新情况、扩展了新视野，结合国家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自然提出来的。他曾多次在讲话和文章中叙述了自己的研究历程，展望自己的研究前景，从这些讲话和文章中可以生动地看出，他提出的问题都是有根有据、扎扎实实，前后衔接，有机联系，因而浑然一体的。我觉得这是费孝通教授研究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费孝通教授以及他带领的课题组首先以江苏省吴江县(现为市)为基点研究小城镇问题。费孝通教授在这里写出了著名的论文《小城镇，大问题》，在全国社会学界、经济学界以及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吴江看到城乡联系日益密切，乡镇企业蓬勃兴起。这时，研究工作扩展到比小城镇更大的视野，研究对象从吴江发展到全苏南。在苏南进一步看到“由于乡镇企业的兴起，不论过去属于哪一类型的乡镇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几乎都成了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小城镇。这个客观事实使我们产生了‘模式’这个新概念”。(《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第312页)从此进入了模式研究。从苏南扩展到苏北，看到苏北是另一个样子，小城镇兴起比较慢，农村市场还处在农村集市的阶段，乡村工业化程度比较低，“除了县城，车行好长的路径还见不到烟囱”。在访问苏北宿迁市耿东乡时，看到这里农民用自己积累的小量资金，进行多种多样单凭体力劳动就可以经营的家庭企业，由此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形成规模较大的企业。这显然比苏南的发展低

了一个层次，与“苏南模式”不同，因此称之为“耿东模式”，即“苏北模式”。随着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扩展，看到浙江省温州市农村集体经济的底子很薄，但温州人善于经商，跑遍全国甚至远及欧洲，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商品经济长足发展，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发展很快，小城镇也像春笋一样蓬勃兴起，这与苏南、苏北都不同，称之为“温州模式”。湖南省长德市桃源县农民几乎家家户户有个小庭院，利用庭院发展特种种植业、养殖业，由基层组织帮助各家各户解决种子、种畜、技术、运销、融资等问题，沟通城乡，发展商品经济。于是，把这种以“庭院经济”作起点的发展模式称作“常德模式”。河南省民权县盛产葡萄，由县政府投资创办了民权葡萄酒厂，生产的干白葡萄酒享誉全国，由酒厂和上万户农家签订合同，发展葡萄生产，并在小城镇里进行葡萄初加工。这种模式称为“民权模式”。国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国西部建设了一批“三线工厂”，技术先进，但是完全封闭型的，除从周围社区买些农产品和日用品外，其他和周围很少联系，连职工都是从沿海带来的。天长日久，封闭办厂是办不下去的，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工厂要向外释放人才、技术潜力，职工的家属子女需要由周围社区安排，而当地农村又要发展，两相结合，就发展起乡村工业和小城镇。陕西省宝鸡市就是这种情况，称为“宝鸡模式”。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毗邻香港，一时间，港资大量涌入，内外资金、技术结合，经济发展很快，称为“珠江模式”。这些模式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苏南模式被称为“内发”式，也逐步吸收外来的资金、技术，“内发”与“外发”结合，与“珠江模式”相近，费孝通教授称之为“苏南模式的新发展”。

费孝通教授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模式的定义：“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见《城乡发展研究》“后记”第313页)。费孝通教授称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因地制宜，多种模式”。

“模式”研究是费孝通教授首创的，现在看来很有意义。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的、历史的、民族的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在党中央正确政策引导下，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但具体的发展路子应因地制宜有所不同。就拿现在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说，总的要求是一致的，具体作法应该因地制宜，切忌一个模式、一刀切。这种作法叫“模式”也好，叫“类型”也罢，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要因地制宜，展现我国社会发展丰富多彩的图景。我国社会学界似可研究多种发展模式，供实际工作参考。国内发展的“模式”研究是费孝通教授敏锐的研究思想的一个例子。

各种模式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城乡结合发展农村经济，都是在城市辐射下，以小城镇为纽带，在农村发展二、三产业。越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城乡的结合越紧密。总的趋势是要做到城乡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在城乡发展研究中，也注意到城乡生产力水平相差悬殊，农业仍是弱势产业，城乡人口素质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很大差别，单靠市场调节很难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因此，一要破除城乡发展体制上的障碍，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经济，二要进行多层

次的宏观调节，主要是国家的调节。(参见《城乡发展研究》308页)这就把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深入了一步。费孝通教授率领的课题组把这样的研究写成专著，名称是《城乡协调发展研究》，费孝通教授审阅全书后，在该书的“后记”中说：“这本书的作者们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已经看到的各种发展模式，在研究工作上可说是前进了一步。”(《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第323页)

费孝通教授从一个村的深入解剖和连续观察发展到小城镇研究，从小城镇研究发展到农村发展多种模式研究，再发展到城乡关系——城乡协调发展研究。这样，使研究工作一步一步地深入发展。在城乡关系——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之外，费孝通教授又深入研究了东西部协调发展问题，提出“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著名论断。他还展望“在国内地区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走向国际间的比较研究。要研究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特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变化的。还应当研究第三世界各国当前工业化的特点，和我们作对比分析。”(《小城镇区域分析》第10页)可以看出，费孝通教授的研究思路既是扎扎实实、步步前进，又是十分开阔，放眼全国，放眼世界的。

三、费孝通教授的研究方法，我感觉较深的是：他总是用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说话，很少用第二手材料；他遇事强调分析，在社区研究中注重分类、分区，从不笼统地谈问题。

费孝通教授说过：我是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研究问题的。就是说，他坚持深入基层、接触群众，亲自看，亲自听，独立思考。这十分感人。举个例子：他在苏州地区发现，这里经济比较发达，可是文盲率却比全国的高。什么原因呢?他到太湖边上的小镇庙港和渔民聊天，渔民告诉他：打渔的人从小就要跟着父兄在船上滚，这样，长大后才能在太湖混，如果只念书，长大了到太湖打渔，那不被太湖的大浪吞没才怪哩。如果改捕捞为饲养，用人工去经营渔塘，提高产量，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饲养员需要知道温度、湿度、水里的含氧成分等，这就要学习科学知识，就要上学念书。从这里体会到：群众的文化水平只能和生产力水平同步提高。这样讲问题，就有了很大的说服力。

费孝通教授研究小城镇，首先对小城镇做具体分析。他说：“我们作科学研究，不能笼统地说什么小城镇繁荣发展了，而要看小城镇里繁荣发展的是什么东西，它的这些发展又给小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带来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所以，我想从上述的变化出发回到点和面的关系上，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小城镇大问题》第24页)他在吴江就提出要研究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的十字研究方针。首先认定吴江县是小城镇的“塔尖”，它处在商品经济发展最早、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苏南地区，形成了一县之内“多子女、多层次”的小城镇。以后的研究就经常与吴江作比较，看看哪里到了“塔”的哪一级。他把吴江的小城镇按其功能区分为：政治中心(县政府所在地松陵镇)、农村小区域的综合中心(震泽镇)、交通枢纽(平望镇)、丝绸工业中心(盛泽镇，远近闻名的丝绸中心)、旅游重点镇(同里镇)，还分别调查了建制镇和次一级的小镇(如前述庙港镇)。这样，就使镇的概念具体化了，各镇除具有共同的功能外又各有侧重点，在实际工作中对镇的建设也就各有重点了。

在镇的研究中，费孝通教授发现，在苏南，不论哪一种类型的镇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几乎都成了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小城镇。这使费孝通教授产生了“苏南模式”的概念。在研究扩展到苏北以及其他地区后，发展与苏南模式不同，于是产生了温州模式、耿东模式、民权模式、常德模式、宝鸡模式、珠江模式等，认识到发展也不是笼统的，而是“因地制宜，多种模式”的重要思想，这使发展研究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在前面已经详细叙述过了。

费孝通教授的研究从吴江到苏南再发展到江苏全省。他从苏北起步，一路南行，考察了苏北、苏中(盐城地区)、里下河地区(苏北平原最低洼的地区)、宁(南京)、镇(镇江)、扬(扬州)地区(被称为银三角地区)。历来，江苏省的习惯是把全省划分成苏南、苏北，布置工作时一般也是这样，如提出“提高苏南，发展苏北”。费孝通教授考察后认为，这样似乎太笼统，各地区情况不同，应该把情况大致相同的地区划成一个小区，分别加以研究。怎样划分呢?要有一个科学的标准。他发现，从苏北到苏南，各地农业和工业(二、三产业)的比例是有差别的。工的比率越高，经济就发达，其他社会指标也随之发生变化。苏北：农七工三；盐城地区：农六工四；里下河地区农五工五；宁镇扬银三角地区农四工六；苏南地区农三工七。这样，就大体上反映了各地的发展水平（指80年代中期的情况）。费孝通教授说：“我觉得要在整个江苏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化出若干区域来。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区域的划分，其意义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研究者来说，划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分析方法。因为各地小城镇(因为当时的研究课题是小城镇。其实，费孝通教授这种分析方法可以适用在更大范围——引者注)无论在人口数量、经济规划等发展水平上，或是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特征表现上都有共性和个性。这些共性与个性是由一定区划的经济水平和历史造成的，……二是对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来说，划区可以确定它在全局中的地位。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注意到各地的不同特点，……在指导工作上可以根据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小城镇，新开拓》第38页)可以看出，这既是费孝通教授进行社会研究的一个方法，也是费孝通教授的研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的一条思路。我们在研究较大范围的区域时，似可仿效费孝通教授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指标，分成若干较小的区域，分头进行研究，不要笼统地说这个大区域如何如何，也可避免只研究一点，以偏概全。

费孝通教授坚持直接接触群众，从对一点的具体分析，到对一个问题的分类研究，再到一个区域的划区研究，总之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笼统地谈问题，似可看成费孝通教授贯彻始终的研究方法。

四、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观察问题

费孝通教授有深厚的历史素养，在调查研究中，经常从社会发展史的深层次思考问题，遇到一地的具体问题时，也善于从当地的历史发展中寻找答案。我体会，这是费孝通教授研究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

费孝通教授研究我国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是看我国农村是如何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如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的。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他看到在一些偏僻落后的地方，农民除了种粮以外，主要靠家庭副业赚一些现钱。例如老婆婆挎个篮子上街卖鸡蛋。他说，这还是半自给经济，不是商品经济。鸡蛋能卖多少是多少，卖不出去的可以馈赠亲友，或者留给自己吃。庭院经济的规模比一般的家庭副业稍大一些，同时有了集体经济组织(或私人)提供的产销服务，才能向完全的商品经济转化。费孝通教授分析了当时苏北的“青菜集”、“草鞋集”和大集，前者是农家副业产品的交易场所，后者则除了农副产品之外，还有一些小型工业品上市。由“集”发展到镇，费孝通教授指出：“只有在农村相当高水平的商品生产基础上才能形成名副其实的镇。而高水平的商品生产单是靠农业是不容易达到的，还必须发展乡镇企业。苏南有镇无集可能和很早就有生产商品的农村手工业有关，而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更使集镇兴旺了起来。”(《小城镇，新开拓》第23页)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商品生产受到限制，大集和镇都有萎缩，改革开放以后才蓬勃发展起来。但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生产、销售、信息、金融联系不起来，往往是上边号召种养什么，什么东西就卖不出去，例如在江村发现，农民听说兔毛值钱，就大量养兔，可是兔毛滞销，农民又纷纷杀兔，反而受到损失；乡镇企业有大量供销员满天飞，找销路，找市场，就这样，还是开开停停，被称为“开关厂”。这都是因为信息不灵、供销渠道不畅。有发达的信息业和畅通的供销渠道，才能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还需要与国际市场相联结，“内发”与“外发”相结合，才是商品经济的新阶段。

费孝通教授遇事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的结合上思考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考察江苏宁、镇、扬“银三角”时，他发现，南京四周的五个郊县的工业产值还停留在苏北的水平上。按照苏南的经验，乡镇企业的发展总是离不开对该地区发生影响的中心城市的作用。由此推论，宁、镇、扬所组成的城市体系与上海和苏、锡、常、通组成的城市体系一样，应该对附近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可是客观事实与预想不合。费孝通教授不是停留在发现这个事实上，而是从历史上找寻原因。宁、镇、扬三个城市组成钳形，为长江下游的咽喉，这个位置使它们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战略要地，远溯孙吴，近至太平军，都在这三个城市设防，南京、扬州曾数度作为封建帝王都城，民国时期也曾在这里建都，这使它们在城市形态和产业结构上趋向于封闭。而上海则是一个通商口岸，上海的工业结构也是轻型的、开放型的，因此是一个对外辐射力很强的开放型城市。费孝通教授从上海、南京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城市的内向型企业比例大，则城市必然趋向封闭，如果开放型企业比例大，则势必走向开放，从而对其周围地区发生促进生产的影响。”(《小城镇新开拓》第45页)从而论证了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全社会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必须建设开放型的城市。

费孝通教授研究商品经济的发展，其实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追求的目标非常明确，他说：“经济的、社会的逐级影响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曾一度是逐级盘剥和压迫的过程，以致造成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和对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当表现为逐级扶持的社会协作过程，最终达到全体劳动者在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基本一致的前提下的城乡融合。”(《小城镇新开拓》第69—70页)“我们不应当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路。”(《小城镇大问题》第28页)他和他带领的课题组着重研究的小城镇就是城乡协作的纽带，乡镇企业是城乡协作的产物，他着重研究的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正是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

费孝通教授十分关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模式。在我国农村土地公有承包到户经营的前提下，我国农村富裕劳力不是盲目流入城市，大批成为城市贫民和失业者，而是有秩序地转移，首先是“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进城”、进城务工赚了钱仍带回农村消费，有些赚了钱、学了技术回乡办企业，另一些则逐步在城市落户。我国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甚至被国外媒体称为“大移民”，但它只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却没有产生社会的震动。这不就是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吗?费孝通教授首先概括了“离土不离乡”的模式，同时十分关注这部分转移的劳动者，他在著名的《小城镇，大问题》中说：“应该深入考察这批人走出村子到小城镇(以及大中小城市——本文作者注)做工的全过程，研究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感情。这是中国工业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新情况。”(《小城镇大问题》第29页)现在，这部分劳动者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这里举了这许多例证，是为了说明费孝通教授一直关注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纪录和总结着人民群众的创造，为党和政府提供着咨询，实践着他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路和目标。

费孝通教授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他自己做出了很大成绩，对国家、对社会学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永不满足，曾经很动情地说：“纸尽才疏诗半篇。”象征着他心目中的目标还好远好远。他留下的“另半篇”诗作，是留给后来人去填写的。

费孝通教授博大精深的社会学研究思想，我能领会的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把它写出来，以利于自己再学习，并以此尽对费孝通教授的悼念之情。

注：文中括号内的文字都是费孝通教授文稿中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