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龙:最是文人不自由 --从易中天谈陈寅恪说起

最是文人不自由

——从易中天谈陈寅恪说起

前几年，一股莫名其妙的“陈寅恪热”刮遍神州时，介绍陈先生的书籍文章洛阳纸贵，“身后是非谁管得，文人争说陈寅恪”。陈寅恪作为一种文化转型时期的人格符号，其身体苦难与文化苦难奇异地聚于一身，用其传记作者陆健东的话说“为中国学人提供了一种在文化苦恋及极浓的忧患意识煎熬下生命常青的典范”。“独立思想，自由人格”这八个石破天惊的大字，言则易也，陈寅恪先生却以历尽劫波、半世寂寞的代价践行不渝。陈寅恪世纪苦魂的形像与硬骨凌霄的精神，令许多文化人望洋兴叹，津津乐道。

在谈论陈寅恪的文章中，易中天先生的《劝君免谈陈寅恪》是一篇较为突出之作。这篇文章的特异之处，并不在于易先生开顶风船的姿态，敢于在众人一片顶礼膜拜声中当头棒喝，引人侧目，而在于易先生对陈寅恪的一生追根溯源、抽丝剥茧，以严谨的逻辑与绵密的分析，直指读书人心中最后坚守的那点学统尊严,即所谓“独立思想，自由人格”真正的现实可行性。易先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易先生的文章洋洋万言，其核心思想则可引用文中一段表述：

“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

易先生的追问可谓毫不留言情，一针见血。最直逼人心的就是这一句“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为在易先生看来，包括做任何一种学问或者事情，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初读此文，脊背冒汗。以吾辈识浅才疏，尚知在今日之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启蒙大众、改造国民性格之途何其任重而道远。而易先生的这种“消极”论调，无异于鼓励本来就甚嚣尘上的“犬儒主义”更加大行其道。人人都明哲保身，只管自扫门前雪，去做所谓“有意义”之事，无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关心公共事务的美德，何来国家与民族之进步？再说了，写文章做学问难道非要排班站队，非要不黑即白吗？如此公然倡导读书人骑墙苟且，丢掉责任担当，岂非误导来者？

我对易先生略有所知，他似乎并不缺少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尤其是野夫先生一篇《闲话易中天》的文章，俨然勾勒出了一位颇有“文侠”之风的易先生形像。我只能理解为易先生作为过来人，学界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对人情世态有切肤之感，对思想风险更有老吏断狱般的洞彻心明，故而语重心长地告之来者三思而行，以免将来连根小板凳也没得坐。

易先生的文章并非全无道理。因为陈寅恪先生自己也说：“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他那样一位旷代大儒，只因傲骨不折，拒绝康生登门求见，就导致呕心沥血的著作“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后来历次运动中更是动辄得咎，在悲凉彻骨的心境中熬尽残年，自叹“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学者夏中义总结道：“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试想，陈寅恪先生肩头扛着一支如椽巨笔尚且落得如此下场，至于才疏学浅的吾辈小民，肩上拖着一家老小的坛坛罐罐，还能象易先生讲的那样“豁”得出去吗？

不过思之再三，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写作也好学术也罢，如果不去追求那点“意义”，这件事本身还有“意义”吗？易先生虽然没有下结论，但他的逻辑走向显然是，凡是不能附着在某一张皮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将导致“没有意义”的结局。他自始至终没有说清楚什么才叫“意义”？没有“意义”的话是否就永远沉默不语？换个角度说，即使此时有意义，是否代表彼时还有意义？此环境下的“意义”，到了了彼环境下还有“意义”么？所谓“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比如易先生讲到的冯友兰也是海内大儒，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为登“天子堂”，急于做“有意义”的事情参加了“梁效”写作组，结果顺了第一回，就难免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颇为情义所不容。

读书为文，到底该不该去追寻那点“意义”呢？

正好最近我因写作之故也重读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书中陈寅恪先生的三位高徒，同样才高八斗，但其迥然不同的三条人生道路，令人叹息肠热，掩卷长思，似乎正好回答易先生的“意义”之问。

第一位，是“又红又专”的汪篯。1953年，中共中央成立的历史研究会决定设立历史研究所，政府希望身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能够北返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但陈寅恪不为所动，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氏的思想与感情。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赴广州劝说陈寅恪颇为踌躇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年轻学者汪篯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与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明星”汪篯，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亲笔签发的两封“重量级”手谕，带着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汪篯与老师陈寅恪的深情厚谊非同一般。他是陈研习隋唐史的弟子中才华相当突出的一位，从二十二岁便开始追随陈寅恪，悉心研究其治史方法。并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辅助清华园里的老师陈寅恪著述，吃住都在陈家，与老师朝夕相伴，深得陈之治史方法真传。 一直对陈寅恪行文格式甚有心得、并刻意模仿的汪篯，后来竟可以很娴熟地将文言体的叙述方式转化为白话文，其流畅潇洒别具一格。

此时的汪篯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然是一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新社会的狂热激情和一名革命者的满腔热忱，正让他全身贯注着一股“新人”的无穷动力。对新时代的顺应，又使他从思想到了语言都发生了深刻的巨变。这与向来具有“旧我情结”的陈寅恪可谓格格不入。

当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那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殊不知，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此时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在与陈氏的交谈中，用刚刚在马列学院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头脑，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政治味十足的谈话。先前的得意门生如今居然用这样充满“时俗”的语气和自己说话，此举令一生不问政治的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的激愤之语。遭此棒喝，汪篯才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已无可能。师徒会面连续两天，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未免没有指桑骂槐之意。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山大学招待所暂住。后来尽管汪篯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陈寅恪北返之事，也因其坚持“允许研究所不学习马列主义”的固请而流产。他在致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既是对科学院的答复，也可看作是对汪篯发怒的一点缘由吧！

这次会面后，汪、陈师徒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可谁知道，从始自终，汪篯其实都挚爱着自己的恩师。他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总对讲台下的学生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陈寅恪的敬意以及对他治史方法的肯定。汪篯一直惦记恩师，后来还托人捎去大包北京风味食品，并一一指点来人，哪种点心哪种蜜饯是老师最爱吃的。陈寅恪收到礼物很高兴，但师徒之间的裂痕终究无法弥补消融，汪篯再没有能向老师当面倾诉他的赤诚之心了。

汪篯其实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着真诚追求与真诚信仰一代人的缩影，他后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研究写作，但其论史文章中仍多见其师陈寅恪的风格影子。汪篯悲剧的成因在于“陈门弟子”和“马列信徒”的矛盾，陈寅恪在对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明言：“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是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天人交战之际，汪篯最终走了另一条道路。只不过，命运并没有特别眷顾这位因“又红又专”而被称之为“党内专家”的汪篯。

自他南下以“革命使者”的身份劝说陈寅恪北归任职无功而返后，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同时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轻视。1959年“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自然是靶子，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随之地位一落千丈，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汪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体重一下子减去20多斤，埋下人生悲剧的先声。

“文革”风潮兴起，汪篯这位无论在学界还是官场早已失势的陈寅恪的得意门生，更是成为“造反”对象，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窘境。学生们特意在他家房门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下飘摇。愤怒的“革命闯将”见状，不问原由就大声指责汪仇视“文革”而故意破坏捣乱。工作组立即把汪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这些小小“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当天夜里，汪篯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突然爆发，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不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在家中残酷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50岁，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殉难者。一位本来可以做出更多有“意义”事情的学术天才，却成为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岳南著：《陈寅恪与傅斯年》）

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汪篯的人生悲剧无疑是整整一代人的缩影。尽管他如同受难的耶苏拖拽着带血的十字架走向毁灭，但无人能置疑其信仰的坚贞与忠诚，哪怕这里面有着近乎偏执与愚忠似的蒙昧成份。放眼当下，文坛学界又充斥多少“三高”——伪清高、假崇高、装格高呢？面对今天许多人的正襟危坐，义正词严，我更愿意对汪篯血浸的信仰表示一种叹惋与敬意。

第二位，是“亦官亦文”的金应熙。相较于书生单纯凄然“殉道”的汪篯，金应熙的人生显然复杂甚至难以评说得多。据说，陈寅恪曾经感叹过，他最好的学生还是共产党（员）的学生。这位金应熙便是一位公认的才华横溢的学人。他和其师陈寅恪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记忆力惊人。1958年，有人问金念过多少首唐诗。答曰2万多首。闻者惊疑，因为《全唐诗》总数才4万多首。但人们对此不存怀疑，因每有学生问其唐诗出处，他都可把整首诗念出来，解释其中僻典，被赞为“懂得加记得尤其难得”。

而金应熙的人生追求显然志不在学术而在官场。尽管他最有希望承传陈寅恪的衣钵，仍然于1950年春离开岭南大学的讲坛，调到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任干事。从此成千上万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多了一位微不足道的小干部，而在学界，则失去一位很有潜质专心致志的学人。三年的干事经历，使金应熙失去了“宁静致远”的治学心境，开启了后半生从校园到了社会、从学术到政治不断疲于奔命的旅程。“学人金应熙”与“党员干部金应熙”更是处于不可自拔的矛盾漩涡中，留下一段心灵痛苦扭曲的历史。

金应熙显然一生都致力于要把所谓好钢都用在他认为的“刀刃”上。而他最为人诟病的，是连他自己在交心检查中都承认的“我有很严重的跟风意识。”1957年“反右”前，他入党提干，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是重点提拔对象。《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记载，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一些老人，清晰地记得这样的细节：在一些风向还不明朗的政治会议上，金应熙每次赴会都准备两份观点截然相反的发言稿，何种风向占优，就掏相应的稿子念。

“反右”运动开始，金应熙热情高涨。1958年，听到上头放出批陈的风声，而且是来自“最上层”的旨意，正在北京出差的金立刻打道回府，赶回广州连夜组织对老师陈寅恪的批判。讽刺的是，金应熙太熟悉他的老师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有的批判论证，都能打到点子上。更其不堪的是，金应熙践踏了陈寅恪的信赖与私谊，违背基本人伦道德准则，连先前象他这样的至亲好友才得与闻的私隐，也拿来当作批陈的靶子。在论证陈寅恪的感情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时，金应熙连续引用了陈寅恪的数首诗为证，公开指称陈“讽刺马克思主义”。 在中山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张潮中，金应熙批评老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陈寅恪的夫人把金应熙的得意之作抄录回家，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令陈寅恪深感悲哀的是，他那些极有才华、深为他赏识的门人弟子，大都是自觉追逐新潮，批判本师所授之业，金应熙不过是给他刺激最深的一位罢了。

从此，金应熙背上“背叛师门”的红字。运动风头过后，金应熙自悔前状，登门负荆请罪，采用传统方式跪在老师面前请求宽恕，请求还做陈寅恪的学生。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学术界评价他治学的特点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著名史学家周一良把他列为陈寅恪三大弟子之一。从学识才华来说，金应熙是陈寅属晚年最有可能光扬陈氏史学的第一人。然而金应熙在官场与学界之间摇摆不定，历次政治运动一起，他便急于奉召上场，天赐良质和黄金岁月都消蚀在各种“救火”应景、写各类紧跟形势的应时文章中。金应熙这样的聪明人，内心何尝不充满痛苦？如他所言“不能拿出象样的著作”，早在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成为他自己无法为外人道的一块心病。晚年盖棺，虽然也有“工运专家”、香港研究学者等一堆头衔，但真正熟悉他的人却一声叹息：可惜了，这么一位人才……

金应熙的口袋里装着两份发言稿，但谁能扪心自问自己的口袋里有多少份发言稿呢？面对金应熙，谁能有更多的道德优越感？虽然不再生活在那个严酷的年代，但面对利益之惑，大势所趋，我自己曾有过多少次言不由衷？金应熙不管从官从文，也算是有真才实学的一代名家，今天那些以文博名、以名弄权、以权养文的附庸风雅之人，还见得少吗？最怕文人无行时，那种官字两张口，有奶便是娘，口口声声超然物外，实则寸土必争，寸权不放的文人，今天是多了还是少了？

第三位，是“既痴且坚”的刘节。1967年，全国已疯狂至极。失明多年的陈寅恪已然成为斗争焦点。当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先生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知道虚弱的陈先生要是真的被拉出去，可能就很难保命回家了，于是她出面阻止，却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此时，陈寅恪的学生、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刘节挺身而出：让我代表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侮辱性地问刘节有何感想，刘昂起头，凛然答曰：“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话音一落，招致红卫兵们更加猛烈密集的拳头。

其时，刘节已是66岁的老人了。一位66岁的学生代替77岁的老师遭受人格和身体的双重蹂躏，却还能喊出“光荣”二字，是何等的石破天惊！他是陈寅恪资历最深的弟子，受业于清华国学院数位名师门下，在学业上得益于梁启超和王国维，在精神与气节上则主要得益于陈寅恪。1929年，当老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时，正是刘节等学生出面含泪请求陈寅恪为王国维写下那篇著名的碑记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共光”，这穿云裂石的箴言，在刘节心中可谓洪钟大吕，永铭终生。

在“文革”中，刘节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他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在那个精神上兵荒马乱的时代，多少人无所适从，又有多少人进退失据？刘节这样一位柔弱的老人身体里，究竟包裹着怎样坚硬的骨头？

刘节的铮铮铁骨，人所共知。上世纪50年代，举国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纷纷忙于检讨、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而刘节却公开说：“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1957年“大鸣大放”时，耿直敢言的刘节更是语出惊人：“过去帝王还有罪己诏，毛主席没有作自我检讨还不如封建帝王。”到了1958年夏天，举国迷狂掀起大跃进运动，刘节再次发出不合时宜的逆耳之音：“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

1958年，刘节很快成为众人针锋相对的活靶标。批斗的场景滑稽可笑，挑战刘节的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大部分师生，横刀立马的唐吉诃德只有一位，那就是孤零零的刘节。他平时在课堂上对学生讲得最多的是：“历史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家要坚定不移，不要因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现在，他的同仁与学生都大兵压境，看他能否实践自己的诺言了。十五位同仁联名写了一张题为《刘节，请你批判唯心论》的大字报，咄咄逼人地喊话：“历史上的唯心论者，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坏事做尽。”孤军奋战的刘节奋起反驳：“我的唯心论是特殊的，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尽管遭到全国学术界的猛批，但直到1963年的一次会议上，他仍然说：“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了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马克思主义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

刘节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也是师道尊严的捍卫者。1958年7月9日，在批判史学界“厚古薄今”山雨欲来的政治风潮中，刘节被暗示只有他出面批判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批判会上，刘节慢条斯理说话了：“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乾嘉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批判会顿时变成声讨会，与会者愤怒声讨刘节已经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完全与人民为敌！

刘节才不管这些呢！这位久负盛大名、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教授，逢年过节照样到陈宅看望老师，不仅执弟子礼甚恭，而且正式行传统的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1964年春节，中山大学与历史系组织人员上陈宅拜年，看透世态的陈寅恪严加拒绝，搞得校方十分难堪。只有63岁的刘节一人私下里硬着头皮闯进门去，在陈寅恪大发脾气声中照样行叩跪大礼。

陈寅恪这三位学生所走过的道路，无疑在今天的中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无论时代如何演变，人同此心，凡同此理，种种表现，大抵如此。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不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这话说说容易，求仁得仁之难，每个人都能意会神传，做起来却远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文人无行之恶果，没有比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笔下《拉摩的侄儿》更甚的了。狄德罗以惊人的敏锐洞察了所有投机文人的投机心理。和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伏脱冷一样，这部小说给了我极大震憾。

《拉摩的侄儿》是一部对话体的哲理小说，是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它通过一个放荡无耻的人物“拉摩的侄儿”的言语，使他的灵魂和盘托出，一个极其复杂的畸形人物便跃然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阅读此书后受到深深的震撼，马克思称之为“无与伦比的作品”，恩格斯则誉之为“辩证法钓杰作”。

拉摩的侄儿是一个潦倒文人，长期过着流浪生活，以教唱为生。随着生活的浮沉和环境的变迁，他就象魔术师一样不断变幻着自己。但他绝不是个一般的流氓无赖和堕落文人。倘若我们进入他的灵魂深处，就可以看在他身上，人类的才智与愚蠢，高雅与庸俗，疯狂与沉静，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卑鄙低劣与光明磊落那么奇异地融为一体！再没有人象他那样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尖锐矛盾和个人的双重人格。他对人生有精辟的见解，对社会有深刻冷静的分析，他那尖锐犀利的言辞能引起人们那么多的思考，而他的揭露和唾骂又是何等的有价值。他不仅愤慨遣责社会不平，而且明确指出是金钱和财富遮掩了社会的恶习和罪行，一针见血指出了社会弊病的要害。他清楚地看到在拜金主义、人欲横涛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冷酷和残暴。“在自然界中, 一切的种类互相吞噬，在社会中，各种地示位的人互相吞噬”。

他如此激烈地揭露和谴责现存制度，毫不留情地撕下现实社会的假面具，但却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社会道德正义的存在。在他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祖国和人民的位置：“从北极到南极，我只着见着暴君和奴隶”。他更没有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甚至连对自己妻子、儿女应尽的义务也没有——“拉摩应该保全他的本来面目，做许多富有的强盗中间一个快活的强盗”，这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他的全部人生哲学。

拉摩的侄儿的作恶是在对社会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他的堕落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他对社会的冷嘲热讽，深刻揭露，甚至顿足唾骂，无非就象一个无赖去指责流氓，或一个流氓指斥无赖一样，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合伙打劫而同流合污。他看到了弱肉强食的现实，看到了社会的残酷黑暗，非但不否定它、反对它，而且积极地肯定、适应它：

“我多少次对自己说：‘喂，拉摩！巴黎有一万张豪华的费桌，每张桌安排十五人到二十人的席位，而所有这些席位中竟没有一个是你的！有许多钱袋满装着金币，这些金币或左或右地流出来，但没有一个金币落在你的手上！……成千的无聊的阴谋家都穿得很体面，而你将要赤身裸体！难道你愚蠢到这步田地吗？难道你不会象别人那样谄媚吗？你不会象别人那样说谎、发誓、作伪誓、许诺、守信或食言自肥吗？你不会象别人那样四脚在地上爬着吗？”

这些就是他经常的独白，是他的信念和“祈祷词”。他的心胸如此坦率，又如此矛盾。一方面他无情地唾骂、揭露并鄙视醉生梦死的上层社会， 一方面又死皮赖脸地要钻进去，作统治者的帮闲，低三下四，任人作贱。甚至为了一个铜板他也曾“吻过小胡丝的臀部”。而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获得金钱。如果有一天他富起来，就不仅要吃好的、赌钱、喝酒和玩女人，而且还会象一切重新得志的乞丐一样——“我就会把他们施于我的侮辱回敬他们！”他要用同样的残暴回敬这个冷酷的社会，他谴责恶行又要制造罪恶。真是坦率得可爱，又恶毒得惊人。

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对人类有所贡献，但他却始终是社会的“多余人”，一个蠢虫。无怪乎狄德罗也惊讶道：“这样的精明和这样的卑鄙在一起，这样正确的思想和这样的谬误交替着， 这样一般地邪恶的感情，这样极端的堕落，却又这样罕有的坦白”。

尽管他自轻自贱，厚颜无耻，但内心并不平静：“我懂得对自己的轻视，天生我才，却一无所用，这才是一切痛苦中最残酷的痛苦。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几乎比没有生出来还好些。”当他卑贱地取悦于权贵的时候，他甚至这样可笑地想：

“当他们收留我们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晓得我们的本性，我们自私、卑劣和背信弃义的灵魂吗？如果他们认识我们，那就很好。彼此就有了不言而喻的协约，他们将要给我们好处，而我们早晚要以恶意来报答他们对我们的恩惠。”

这种农夫和蛇似的流氓哲学，真诚和坦率简直到了令人可爱的地步，使他的丑恶甚至披上了一层马戏团小丑似的灰谐外衣。

拉摩的侄儿的人生哲学看似很达观，阅历很深厚，他玩世不恭地声称自己要作一个富有快乐的强盗，但他并不快乐, 或者说内心其实有些悲凉。灵魂的悲剧造成错落的性格，堕落的性格滋长可悲的灵魂。他的玩世不恭和看透世界其实很不彻底，既不象宗教信徒那样否定现世而寄望于来世，更不是无为而治去静观其发展，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无赖享乐主义，带着一种深刻的人生凄凉。他说：“在最后一瞬间，我们都同样地富裕了，伯尔纳用盗窃、强夺、和使人破产的办法留下了二千七百万金币，和什么也没有留下、慈善院将给一块裹布作为他的寿衣的拉摩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大理石下面成是在泥上下面腐烂着，你总是腐烂。”人死皆空, 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一种何等的凄凉和虚无。他向“我”反问道：“你们相信有一种给所有的人造出来的同样幸福。这是多么奇怪的幻想呵？”他根本不相信任何真理，不相信人类会走向光明和进步。他的议论很容易便我们想起《浮士德》中的魔鬼和《高老头》中伏脱冷的语言来。

拉摩的侄儿厚颜无耻的自白变成了对现存制度的无情控诉，而恰恰是这种制度产生了这样的人物。他是新旧交替时期所产生的一个怪胎，是人类文化思想之树上结下的一个毒果。狄德罗以深邃的思想和高度的艺术表达能力，表现了一个可悲的震撼心灵的灵魂。大师的心灵都是相通的，陈寅恪也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那么我们熟视无睹吗？对此，狄德罗这样语重心长地说：

“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象一颗酵母一样，开始发酵，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自然的个性的一部分。他动摇着和鼓动着人们，他令人们对他表示赞许或斥责，他使真理显示出来，他使人认识谁是善良的人。他把恶棍的假面具揭穿了；这时候有知识的人才倾听他并且学会辨别他们。”

那么回到易先生的“意义”之问上来，是否只有铁屋中的沉默一途？胡适先生早年的回答是有名的四个字：“功不唐捐”。他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就说：“我们的前途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的信心应该望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下什么种，出多少力”，“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世界上不乏“拉摩的侄儿”这样的人，但国家进步民族觉醒的真正推动力量，却只有刘节这种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是精神文化的薪火相传者。刘节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生坚持学术的独立，捍卫学术的尊严，不为任何时代潮流所动，治学与为人一以贯之，他说：“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这种生活是很快乐的，是前途无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刘节所坚守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式微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无数时代悲剧已经启示我们，知识分子再也不能跪着学舌，而要站着思考，这里我更愿意引用资中筠先生的几句话：

“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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