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古代清官清廉品德 做廉洁奉公人民公仆

（作者系河南省西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牛正田）

在我国传统廉政文化中，对当官、掌权、执政者，评论、评价、看待、结论一个人，是否是清官，一般都把廉正、廉洁、勤政、廉政作为标准来定位。所以，在古代对清官有的叫“循吏”、“良吏”、“廉吏”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具体讲，清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清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清官的标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清官标准，之后，又有人提出“廉，清也”，又把“廉”作为标准，所以把廉官称为清官。清官发展到今天，称之为清廉、廉政、勤政、为民之官。古代清官的清廉品格、秉性、风范，对今天的党政干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有着借鉴、发扬、继承之点，这对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干事创业、开拓进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常有益的。对此，特写出来，供加以借鉴。

一、学习古代清官生活讲俭朴的美德

在廉政文化中，古代对清官评价不可缺少的一条是讲俭朴、不腐化，永葆节简、纯朴、节衣缩食的本色。唐初名臣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虽一生为官，却俭朴一生，家无积存。《随书》本传说他“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致屡空，怡然自得”。其中载有他的家训曰：“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房玄龄遵循父亲的家训，尽管后来位高权大，依然洁勤慎独，从不恃权贪功，始终俭朴一生，以清白传世，成为一代名臣。呕心沥血十九年撰就《资治通鉴》这一历史巨著，给世人留下这笔巨大精神财富的宋朝史学大家司马光，官至尚节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却奉行“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朴为美”的生活。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父亲司马池和自己，三代都是进士，都做高官，却都检朴。司马光继承祖上遗训，生活十分节俭，勤廉自守，终其一生。文学家苏轼说司马光：“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司马光自已平生不事聚敛钱财，官拜宰相，位极人臣，弥留之际依然想着朝廷政事，他清白传家，死后屋子里“床篑萧然”，枕边只有《役书》一卷。

今天，我们倡导艰苦朴素精神，并不是让我们过贫困日子，而是提倡清廉的精神、气节；展示“为士居官，清节凛凛”的清风、清气；表现的是“水以清冽而寒为美”的品质、品位；折射“从官贵恭慎，立身贵廉明”的谨慎、崇高；彰显“洁己而有德威者”的廉洁、威望。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这种不良风气必须坚决制止。“德以俭出，恶以奢始”。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大都是从贪图享乐，挥霍无度开始的。明朝初年，朱元璋见了中国元末大汉政权的建立者陈友谅用过的镂金床后气愤地说：“一张床便如此穷奢极侈，陈氏父子何以不亡！”此话令人警醒。共产党人如果以奢为荣，轻则败坏党风、影响党群关系，重则有可能葬送我们的先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必须在全国特别是在党内大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风气，我们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就必须作出表率，以奢为耻，防腐反贪，把心思用在工作上，把精力用在为人民谋利益上。唯其如斯，我们富民强国的宏伟目标才能早日实现。

二、学习古代清官做官严律己的自觉

中华廉政文化，把做官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做到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格做人，作为一条信条、铁律，去自觉践行，从而保证了清官的底线、底气、底蕴。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户部副史等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再者，汤斌也是严以律己的典范。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以严律己为重，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于成龙官越做越大，作风却一如在罗城县时。其属员及下属机构官员不时地给他行贿，尤其管一省司法，为请托而馈送钱物、打通关节的人很多。于成龙始终一个态度：一律回绝！各级官吏畏惧，再也不敢送礼。当他被提升为直隶巡抚，至此，真正进入封疆大吏之列，但还是清廉依旧。第二年，他进京觐见，康熙帝当面称赞：“尔为今时清官第一，殊属难得！”

他在巡抚任上时，总有一些亲戚、朋友相托求办私事，他一概严厉拒绝，所属人员及亲友时有贿赂于他，他“一介不取”。康熙帝大为赞赏：“知其家计凉薄，特赐内帑银一千两、朕亲乘良马一匹，以示鼓励。”当年，康熙帝以特旨授以江南江西总督，地方官吏大多以此职为极限。从直隶任赴南京，成龙与幼子雇驴车一辆，各带钱仅数十文，沿途投住私人旅舍，不去惊动当地官设驿道公馆。在繁华的南京城，他仍过着简朴的平民生活，每天只吃青菜或豆腐，江南人称他为“于青菜”。仆人喝茶没茶叶，每日采衙后槐树叶当茶叶，不久，树叶都给采光了，成了秃树。他的儿子冬天只穿粗布棉衣，江南风俗侈丽，在于成龙倡导并身体力行下，当地改穿布衣，士大夫家出门减舆从，婚嫁不用音乐……于成龙办公通宵达旦，常穿上便服深入民间私访，察知民间疾苦及属吏表现。属下官员无不谨慎供职，吏风大为改观。

于成龙以总督之贵，后又兼摄江苏、安徽两巡抚事，权力如此之大但仍不改昔日清廉作风，生活极其清苦。他的长公子自山西来看他，当其返家时，署中刚好有一只腌鸭，他用刀砍下一半给了儿子，备其途中食用。此事传至民间，遂有“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行割半鸭”之谣。于成龙历官20余年，从不携带家眷。去世时，将军、都统及同僚属吏入府吊唁，府中几无他物，吊唁者无不隐然为之哭泣，市民闻讯，罢市聚哭。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廉洁自律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也是执政能力赖以生存的基础。古人云：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做一个“明”、“平”、“清”的清官，确实要过很多关，但很重要的一条要严律己。廉字当头，至关重要。俗话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如过眼云烟，但许多清官，都把严律己放在首位，做到了洁身自重、清正为民，留下青史，为人民所传诵。读着这一面面明亮的镜子，对今天我们的为官者如何做人做官，如何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不是有着深刻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吗？

三、学习古代清官家风廉为上的铁律

家风廉洁是执政廉政的根基，是从政廉政的保证。当官者，家风不廉，就谈不上官位廉政。正社会、民风、政风、要先正家风。立家要以廉为上、廉为重、廉为本。中国古代廉吏,无不注重诫妻教子,共守清白。其中,以诗为体以言志的,不在少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职任左拾遗。诗人新婚不久,即写下《赠内》一诗,与妻共勉。诗中引用四个“贫贱不能移”的爱情故事,希望夫妻朴素一生,清白传世。诗中写道:“蔬菜足充饥,何必膏梁珍。缯絮足御寒,何必锦绣文。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元代进士吕思诚,官至中书左丞。他在外做官,而家中却一贫如洗。他有一首《寄内》诗:“自从马上苦思卿,一个穷家两手擎。少米无柴休懊恼,大男小女好看成。恩深夫妇情何极,道合君臣义更明。早晚太平遂归计,连环共饮话离情。”无独有偶。明代进士张弼,曾任南安(今江西省大余)知府,律己爱民,治绩甚著。他的《寄内》诗是这样写的:“四儿六岁五儿三,莫把肥甘习口馋。清白传家无我愧,诗书事业要人担。三餐淡饭何须酒,一箸黄虀略用盐。闻说有人曾饿死,算来原不为官廉。”

宋孝宗时的一代名相陈俊卿,年老时没有给子女留下金银财宝、高屋广厦,而是留下一纸《示二子》:“兴来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万卷书。遗汝子孙清白在,不须厦屋太渠渠。”宋代进士陆游,官居宝章阁待制,晚年退归家乡。七十七岁时,次子子龙去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任司理参军,陆游遂写下《送子龙赴吉州掾》一诗,谆谆告诫儿子:“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衣穿听露肘,履破从见指。出门虽被嘲,归舍却睡美。”明代正郎官张文渊作有《四绝句》以示子孙后人:“低低壁落傞傞柱,小小厅堂窄窄门。广厦广庭非不爱,欲留约束与儿孙。”“老去不嫌粳米粥,饥来常吃菜混饨。好饭好羹非不爱,欲留淡泊与儿孙。”“来音去信常关念,嫁女婚男不出村。远眷远亲非不爱,欲留近便与儿孙。”“凿开石窦通泉脉,插种梅花入瓦盆。深紫深红非不爱,欲留清白与子孙。”清代更有一位生性善良而深明大义的老母亲徐氏,其夫耿鸣世官至当朝侍御。在其子去南方做官时,徐氏写下《寄子诗》寄与儿子:“家内平安报尔知,田园岁入有余资。丝毫不用南中物,好作清官答圣时。”

国以家为基，家以廉为贵。正人先正己，廉政亦廉家，在于“家廉联着党风，家风系着国运”。国廉则家安，家廉则国宁。受贿腐败富一时，祸殃及全家。家风清正，芬芳千秋；德迪后人，政权牢固。从一定意义上讲，家庭最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土壤、条件。因为在家庭搞腐败，它失去了群众监督的眼睛，失去了制约机制的约束，失去了在阳光下的权力运行。所以说，在家庭搞腐败最易、最多、最能成交。领导干部讲廉政，在单位虽然是重要的，家庭清廉也是千万不可忽视的。家庭既可成为幸福愉悦的温馨港湾，又能成为滋生祸患的温床。历史证明，妻廉夫祸少，子贤父心安。廉政亦廉家，家不廉者必定政不廉。政不廉，轻者搞不正之风，重者搞腐败。领导干部只有培育好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清正廉洁的良好家风，做到以公廉家，以德廉家，以纪廉家，以法廉家，使家风之净化、之纯洁、之纯真，腐败既在工作岗位上没有空隙可钻，又在家庭无存身之地，才能真正做到业为民所建、功为民所立、官为民所做。

四、学习古代清官清贫保清白的品质

在廉洁文化中，古代对清官评价的另一条是居官清贫不腐化，一生清白为百姓。明代胡寿安先后任信阳、新昌、新繁等县官员，他清慎自持,以清贫为荣,自种蔬菜以供日用,人呼“菜知县”。他穿的是布衣服,吃的是粗米饭,睡的是纸帐子,并在纸帐上留下《题纸帐》一诗以警己:“紫丝步障最奢华,卧雪眠云自一家,雪又不寒云又暖,扶持清梦到梅花。”宋代湖州太守王炎在中任官，他任宁可清贫,不愿浊富,生日这一天不事张扬,独坐府中,作《留贫诗》以戒己:“卒岁一布裘,终朝一饘粥。此外何所求,吾生无不足。”明代吴中(今江苏省吴县)巡抚刘应麒在告老返乡前于官署中写下《题署中诗》以明志:“来时行李去时装,午夜青天一柱香。描得海图留幕府,不将山水带还乡。”弗宋吏杜浚在《书警》一诗中写道:“食李弗言苦,食梅弗嫌酸。不为身所累,且从心所安。”“虽处四壁立,如享万钟宽。静坐明月窟,濯足清风滩。宋亡后,杜浚之矫行晦迹,寄食西峰僧寺以终。清代进士郑履端,在电白(今广东省西南部沿海)一带政声素著,他的《自勉》诗也同样脍炙人口。诗中写道:“十载官箴懔素餐,本来面目改偏难。任他水尽山穷处,牢抱冰心耐风寒。”由于许多官员一生清贫如洗才有了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廉洁;王冕的“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口碑;王维拒官场纷繁杂乱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豪气。

在廉洁文化中，清贫、清白不仅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也是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是胜利之本。美国记者斯诺在1936年秘密访问延安时，被共产党领袖的清贫、廉洁精神所感动。他断言：这种作风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他将这种力量称之为“东方魔力”。1949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崩溃之时，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的军官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以廉洁换得的民心”。

清与贫二者相比，清是第一位的。有了清，才能永葆“清贫”之本色、“清白”之风度、“清风”之美德。正如宋代诗人陆游说：“忍穷闭门岂自若，是中滋味敌八珍”。绝不让“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重渲。所以在这里，“清”字不仅是思想境界，又是守贫的基石。“宁可清贫自乐，不做浊富多忧”，这是清官们的一种共性风范。就“清贫”二字而言，它指的是不只是单纯物质上的清苦、清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坚强的人格形象，是一种浩然正气，是一种政治态度，是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精神财富，是中华儿女世世代代不可丢掉的一种传家宝。在党政干部的政治生活中，清贫这种情操它是纯洁人们思想道德的“净化器”、防止蜕化堕落的“防火墙”、治疗腐败变质的“杀毒剂”；能让人们的感情、思想、品质、人格得到铸造，让人沉着、让人冷静、让人忍耐、让人坚强、让人宽容、让人豁达、让人升华。“辛苦一生清廉吏，只留松菊应苍颜”。人只要有了“清贫”作底线、作统领、作支柱、作动力，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五、学习古代清官拒贿讲方略的艺术

为政清廉当清官，必须能够、善于拒贿，这是一门必修课，也是考验的“主课”。不过，凡清官都拒贿有术，他们的“拒贿术”对我们无不启发，是我们借鉴的一门艺术。

北宋宰相王安石善于诗文，一个地方官以为他肯定喜爱“文房四宝”。为投其所好，那人给他送去一方名砚，并当面对他说：“这方砚少有！”王安石问：“好在哪里呢？”那人答曰：“呵之可得水！”王安石一口拒绝，笑吟道：“纵得一担水，又能值几何！”对方见状，不得不带着砚石羞愧地溜之大吉。明朝永乐年间，监察御史吴讷奉命赴贵州巡视，返京途中，贵州地方当局派人追送百两黄金。吴讷不启封，挥毫在礼盒上题诗回绝。诗曰：“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言下之意，即使你勉强塞给我了，到前边我也要扔掉，绝不会收受带回。持金者无奈，终于悻悻而返。清代张伯行在福建和江苏任巡抚、总督时，极力反对以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并写过一篇禁止馈送的檄文：“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事，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此文言简意赅，浩气凛然，表现了他对拒礼拒贿的深刻认识。这种拒贿之举，堂堂正气，使行贿送礼之辈望而却步。张伯行正是凭借着这种坚定的为官立场，成了“清廉刚直，政绩卓著”的楷模，从而彪炳史册。

同时，也有对行贿者讽刺、挖苦、刺激的。拒贿面斥之者的。四川道教圣地青城山有一副郑板桥所撰对联，该联只有八个字：“心清水浊，山矮人高。”上联表明自己为官清廉，心地纯洁，不与混浊官场同流合污；下联警示自己置身高处，不让世俗浮云遮住眼睛。明代李廷机官至礼部尚书，他撰有既可自警又可警人的一幅对联：“人重官非官重人，德胜才毋才胜德。”大意是说，一个人的人品使他的官职受到社会敬重，而不是他的官职使他受到社会敬重；他的官德应比他的才学高，而不能让他的才学比官德高。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浦军校，在军校大门上悬挂一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该联一语点破办学宗旨，被学员奉为警策。后来一些人投靠反动势力，背叛了先生精神，人们在愤慨之余，将此联改为：“升官发财，莫走别路；贪生怕死，请入此门。”桂林抚署有一联：“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主国计所关。”教育官吏少说多做，严以律己；要识大局，以民为本，以国为重。清代陕西旬邑县唐家村有一个叫做唐诠的大商人，嘉庆年间捐了个“盐运使”的官衔，在他的庄园里有这样一幅对联：“勤以补拙，俭以养廉，处身世须留心二字；书能破愚，诗能益智，愿儿孙常砺身三余。”清代许多衙署时兴这样一幅对联：“为政戒贪，利贪，贪名亦贪，勿务声华忘政本；养廉惟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上联说，贪财固然是贪，贪图名声，沽名钓誉，也是贪；所以切莫只图浮华虚名而忘了从政的根本。下联说，只要求别人，只要求百姓勤俭，不算是俭；要保持品行方正，要有节操。清代某府尹要求下属努力办事，逐送一上联：“肯干一事，便了一事”，下属们则警示上司不要贪财，回赠下联为：“若要半文，不值半文。”清代某地戏台悬有一联：“耀武扬威，得意须防失意日；粉白黛绿，上台终有下台时。”联语字面上是讲戏台演戏，然而言外之意讲的却是社会人生大舞台，成为当时流传官场的警示语。

自古以来，拒绝贿赂的方法很多，有的棒打喝止，有的题文自勉，有的明牌警告，有的厚谢婉拒。我们从古人这些拒贿的不同方式中可以看出，拒贿关键是自己要树立“以廉为美，以贪为耻”的人生态度。在这里，心态很重要。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心态反映一个人的品德与修养，决定一个人的成败。《礼记·大学》里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儒家学说认为，正心诚意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就是要端正心态而不存歪心、不生邪念，去非分之想、弃贪婪之念。作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要从端正心态开始，始终保持廉洁之心。只有始终保持廉洁的心态、廉洁从政就会有坚实的心理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风吹云动星不动，水涨船高岸不移”；才能始终保持一颗廉洁奉公之心，干净做事，清白做人。

六、学习古代清官防变禁贪欲的亮节

李汰在朝为官，很受皇上器重。有一年他被派到福建去当主考官，开考的前天晚上，先后去了两个考生送礼。他劝他们把银两拿回去，别把精力用在歪门邪道上，好专心去考试。一个考生却说：“我来时谁也不知道，任何人都没看见，收下无妨。”李汰当即严加斥责，并连夜题诗一首，贴在考场的大门口。诗云：“义利源头颇识真，黄金难换腐儒贫。莫言暮夜无知者，怕是乾坤有鬼神。”第二天考生进场时，就都看到了上面这首诗。诚然，暮夜拒贿，并非李汰一人。据《后汉书》载：东汉时杨震任东莱太守，他路过昌邑时，县令王密携带黄金十斤贿赂，也说“暮夜无人知”。但杨震毫不心动，坚决拒收并驳斥道：“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无人知？”不论是杨震，还是李汰，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吏，能大义凛然，守住自己心灵的防线，在诱惑面前不心动、不失节，是难能可贵的。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古人有云：“拒礼就是拒祸”。人远离了“赃私”，也就远离了祸殃。

明朝宗室朱载育曾作过一首劝人不要贪婪无厌、欲壑难填的规劝诗：“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乏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无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量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想与神仙下象棋。玉皇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好，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到了天上还嫌低。”这首规劝诗被人称为“十不足”，广为流传，发人深省。“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灵应识我，去时还是来时贫。”这是河南信阳州州长胡寿安，任满离职时按当时的规矩到城隍庙辞别城隍神时所作的《任满谒城隍神》诗。只有那种在老百姓眼里，能为民作主、替民办事不贪赃枉法的清官廉吏，才会扪心自问：“不愧苍天不负民”。也只有这种官才能做到“去时还是来时贫”，并以此自慰和自豪！记得清代名人戴远山赠给在外做官的友人一副对联说：“诗堪入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我们若将此联转赠给胡寿安也是很恰当的。为官者“禁私欲”，虽手握大权，甘于清白，不为世俗的观念所动，具有高风亮节做人，干干净净为官的“官德”，这理应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称颂。

心理学研究表明，适度的、正确的欲望能激发个体积极进取，而膨胀之后的欲望会导致心理上的失衡。古人云：“天下之大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大祸，莫大于不知足”。“欲”，即心理学中的“需要”；“不知足”，即为“需要膨胀”。这种因不能满足膨胀的需要而产生的心理失衡是个体态度及行为发生改变的根源。心理学中的公平理论认为，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与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公平的判断更为相关。当个体感觉不公平时，这种心理平衡即被打破，就会促使个体选择某些特例与自己比较，进而使心理失衡获得“验证”，强化自身认知的“合理性”，从而致使心理认知与客观实际产生更大偏差。比如，有的领导干部羡慕纸醉金钱的奢靡生活，追逐物质拥有和感官享乐；有的认为清正廉洁“老土”、“过时了”，“别人都捞钱，讲廉洁吃亏”；还有一些人，表面上对腐败现象痛恨欲绝，实际却阳奉阴违，背地里大行腐败之事。心理失衡会刺激私欲膨胀，一旦需要膨胀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心理失衡。反过来，心理失衡会刺激需要进一步膨胀，一旦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发展下去就会出现贪欲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这就是说，领导干部如果因心理失衡而向腐败迈出危险的第一步，就很有可能一发而不可收，在腐败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欲望有害，欲满有灾。欲多者，得了山，又想天；欲满者，做了官，想成仙。常言道，欲壑难填；常识说：欲望无边。纵之，会变虎成狼，伤人害己。生活就是这样，控欲者，德显；纵欲者，身亡。所以说，廉者，要禁私欲、贪欲。欲望作为一种心理需求，人皆有之，但万万不可有私欲、贪欲。“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意思是说，身是佛教之圣树，心像一方明镜，必须时时檫拭，不要让其被妄念的灰尘覆盖。一些为官者最终被权欲、物欲、淫欲所累，原因是没有时时拭去种种妄念的“灰尘”所致。

七、学古代清官防微杜渐的境界

古人有“积羽沉舟”、“君子禁微”之说。防微杜渐，是在小事上、小节上、小场所上，防止“勿以恶小而为之”，“勿轻小事，小隙沉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 “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对于这个问题，宋代乡贡浚之为了防贪保廉，以《书警》一诗自警、自励。诗中说：“静看如山祸，差之一念间。”“百年修不足，一朝容易残。”有“小朱子（指朱熹）之称的清代进士王懋竑，官至上书房行走。他在《书座右二章》中写道：“长堤馈蚁穴，君子慎其微。生平操持力，不敌一念非。”诗句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一穴溃一堤、一念毁一生的哲理。清代另有一名叫朱经的，书有《责己》一诗，“勿谓一丝微，既缁难再白”，指出了既成黑难复白的道理。生活中，从来都是有与无相生，大与小相成，高与下相倾，前与后相随。苏轼所言“泰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在相形中”。原因在于小与大，微与巨有着必然的联系。小者大之源，微者巨之端；没有小就没有大，没有微就没有巨；大因小而生，巨由微而成。“蝼蚁之穴，可溃千里之堤；一趾之疾，可丧数尺之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后人又对此进行了升华，在此基础上，要做到慎始慎终。也就是在修身养性上，既要抓防微杜渐，又不能满足现状，要慎始慎终，这就把防微杜渐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所以，在廉政文化中便出现了“慎终于始”，善始善终，也有了农谚“编筐织篓，重在收口”。并提醒人们要有“古之智者，尝尽心于垂成之际也”的态度；有“功亏一篑，未成丘山，凿井九阶，不次水泽”的感悟；有“自来百里半九十，望见城头路愈长”的志向；有“早禾尽实晚禾秀，造物于此功无流”；“只今望霓尤所急，百里之行半九十”的收获；有“人言百里半九十，它日聪明嗟不及”的紧迫；有“慎始而敬终”的品位。要学“傲骨凌寒的梅，深谷幽香的兰，虚心高节的竹，晚节坚贞的菊”，展示“步正路亦直，回首亦坦荡；心诚语亦壮，做人亦豪放”。

做清官，平时做到防微杜渐不可忽视。在这里，很重要的一条要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珍惜个人名誉，提高自身品格；要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发扬优良作风，以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史为镜，学习先进事迹和光荣精神，用老一代光辉形象激励自己，用当今时代楷模鞭策自己，讲党性、重品行，树形象、做表率，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困难面前不低头，逆境当中不气馁，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奋发向上，开拓进取，实现人生的理想和价值。现实的生活中，许多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人们总是失去了东西，才知道应该珍惜的道理。那些身陷监牢的贪官们失去自由后，才知道“自珍”、“自重”“慎微”的宝贵，才知道外面的天空是那么的美，外面的空气是那么的清新，才知道个人由量变到质变带给自己的灾难，才发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喟叹！但这还能有什么用呢？所以，任何时候，防微杜渐不可松口子，开口子。江苏省徐州市建设局原局长靖大荣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她在忏悔时自算人生“七笔账”应引起我们的借鉴。可以说，这“七笔账”，笔笔划不来，代价沉重，账账苦其心肝。这“七笔账”是：算好“政治账”，志高方能致远，腐败身败名裂；算好“经济账”，勤耕方能富足，贪婪倾家荡产；算好“名誉账”，清廉方能扬名，谋私为人不齿；算好“家庭账”，守身方能家圆，堕落家破人散；算好“亲情账”，品高方能会友，出事众叛亲离；算好“自由账”，自律方能无拘，放纵失去自由；算好“健康账”，心良方能体壮，胆战伤身害体。显然，杜渐是我们保持头脑清醒的一剂“良药”，是我们管好自己的口、管好自己的手的“秘诀”。作为清官，要达到清正廉洁的境界，必须慎微慎行。也就是注重小节，积善成德；慎微防萌，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些贪官原本并不是坏人，只因后来在思想道德方面不注意“小节”，最终积恶酿祸，致使身处灭顶之灾而不能自救。鉴古视今，这方面的教训不胜枚举。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足见为官者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对于反腐倡廉是何等地重要！

八、学习古代清官拒礼有术的技艺

研究一下中国古代廉吏的拒礼之术,对于今天以党风带民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很有益处。有一部分官员认为，当官掌权、拒贿、不贪、不沾尚可以，而平时吃点、喝点、拿点、要点、收点小礼不必大惊小怪，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礼尚往来。这是非常错误的。对于这个课题，早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国君孟昶说过：“尔奉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在宋代以后成为了对各级官吏的一种流行的警告。而清代钱陈群，曾在床帐上写一联自警：“不宿常如枕有警，屏私直似镜无尘”。另外，为了拒礼，有的立戒石以和秉公励，悬明镜平政爱民，用门匾退思补过。这些方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透视着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诸多内涵，具有强烈的言志警戒、倡廉自律作用。其思想意识有三种：一是唯廉唯俭。如杭州府有“为政戒贪，贪利贪，含名亦贪，勿骛声华忘政事；养廉惟俭，俭已俭，俭人非俭，还从宽大保廉隅”一联，鲜明提出了戒贪与养廉的思想。二是唯民唯本。如桂林抚署有“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提醒官员要严于自身，以民为本，以国为重。三是唯实唯仁。要求诉事官员应办实事、体民情、行仁政，为民造福。江苏徐州府有：“官有典常，任一日，则尽一日之心，况兼地广事繁，敢不夙兴寐；民供正课，宽几分，则受几分之惠，纵使时丰岁稔，常如怨暑恣寒。”这些都是对勤政为民，仁爱惠民的真切劝勉，也是拒礼的方略。把诸多方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谢而退之。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38岁时在武帝朝中做太史令,主持编写《史记》。一天,大将军李广利派人送来一对罕见的白璧。司马迁的女儿见了,爱不释手。司马迁对女儿说:“白璧贵在无瑕,人也是如此。我身为庸碌小臣,不敢以白璧自比,然而收下它们,操守上的瑕斑就会增多了。”于是,司马迁写了谢帖,让女儿把白璧包好,交来人带回。二是悬堂警之。东汉南阳太守羊续平日洁身俭行,有个下属看他生活过于清苦,拿来几条鱼请羊续品尝。羊续推辞不下,干脆将鱼高悬庭堂之上。鲜鱼晒成了鱼干,再也没有人敢给太守送东西了。三是事后回之。唐开元四年,监察御史杜暹受朝廷之命前往西突厥巡察,西突厥设宴款待,席间拿出很多金子作为见面礼赠与杜暹。为了边远地区人民的情谊,杜暹不得已暂接受了赠金。夜深人静时,杜暹命人悄悄将赠金埋在自己所住帐蓬的幕帐下。几天后杜暹离开西突厥,行至半路,用公文通知突厥人将埋藏在幕帐下的金子收回。四是当众斥之。清代乾隆年间,有人于夜间给当朝宰相刘统勋送礼,刘统勋当即令家人将其逐出门外。次日,又将此人召至议政室,当众喝斥:“昏夜叩门,贤者不来。你有什么话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说个明白,即使老夫有什么过失也可当众指出。”那个送礼者羞愧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五是交公却之。明代何乔新在福建任副使时,一位管理外贸的官员去世,家产无人继承,当地官员就将他的家产分送本省几位要员。何乔新严辞不收,后实在难以推辞,就将那份财产收下后送交国库。六是檄文喻之。明代都察院右佥御吏海瑞,是有名的清官。在他巡抚应天十府时,为拒绝别人送礼,发出了《禁馈送告示》,晓喻各级官员,刹住了送礼之风。

人走向领导岗位之后，一般来说，送礼求办事的甚多。能否坚守党性、原则，一切按党纪法律办事，做到一视同仁，拒礼之门外很重要。能否做到这一点，在于“认识你自己”。也就是正确认识自己的精神面貌、道德品质、优点、缺点、以及自己的过去和现状，正确认识自己的脾气、性格、人格。吴玉章在81岁生日时，写了认识自己的自白“年过八一，寡过未解，东隅己失，桑榆未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戒躁，毋怠毋荒，谨铭”。老子讲：“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也就是说，战胜别人的人，是有力量的人，而战胜自己的弱点，改正自己缺点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当官拒礼，看起来是小事一桩，其实是一件大事。若对四面八方送礼者不拒，而是收下，时间长了，就会由量变到质变，由小错成大错，由生活问题发展为政治问题，危害甚烈，后患无穷。现在，一些人认为，收点小礼，这是“细节问题”，“小节上的事”，无大害。古人说：“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收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道德败坏而酿出的丑态，失态、败态。是一种过、是一种辱、是一种耻，也是道德滑坡，道德失范。《晋书·文苑列传》中讲：“玉生虽丽，光不逾把。德积虽微，道映天下”。有德不分大小，其体都在闪光。古人语：“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在拒礼，我们要有一种硬劲，有一种意志，有一种恒心，坚定地拒，不懈地拒，一拒到底。德之固，在恒。这种恒，年年都是如此。毕竟，物有恒姿，思无定检。只有“底色”长久不变，“本色”始终不改，才能动之如初，似长江而常流；静之如始，如泰山而恒立。这样要求自己，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自己才能成为过得硬的人，顶天立地的人，人民群众称赞的人。

九、学习古代清官自省加自责的自觉

《史记·循吏列传》中，有一则“鱼”的故事很耐人寻味，讲出了自省自责的廉洁官品、廉风。《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公仪休爱吃鱼出了名。许多人便投其所好送鱼上门，均被公议休拒绝。学生问他为什么，他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收人礼则思满其求，办事时就难免徇私枉法，就有被革职的危险。到那时，不仅他们不会再给我送鱼，恐怕连自己买鱼吃的俸禄也没有了。倒不如奉公守纪，个人俸禄虽不是很多但尚能保证天天有鱼吃。从这则有关“鱼”的故事，彰显了廉政文化的“自省自责”的范例。在廉政文化影响下，也就出现了清代进士钱陈群，雍正间任右通政，督顺天学府。他在视学时主动要求接待从简，并在卧室床帐上书《题帐》一诗自警：“不宿常如枕有警，屏私直似镜无尘。”宋代邵雍辞官隐居苏门山，作有《仁者吟》一诗，诗中道：“与其病后能服药，不若病前能自防。”清吏朱经在《责己》中，分析了责己难于责人的现象：“责人不肯恕，责己每自匿。”他提醒自己要严于律己，经常检讨缺点、过失，砥砺品行、志节：“一日省一愆，三月未盈百。”“赴善登崇山，寡过扫尘积。”“愿言砥廉隅，此身敢虚掷！”更难能可贵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的三年中，曾于天竺山取得两块山石赏玩，为此，诗人写诗自责：“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棨。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追究自省自责的廉政文化，在古代有孔子表述过的“内自省”的思想，曾子提出的“吾日三省吾身”，孟子提出了“自反”、“反求诸己”的思想。《易传》把自省、修养称为“修省”。后来的崇儒派思想家又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责己”说，这相当于现代人讲的自我批评。宋、明以后的思想家则用“省察”一词来表达自省自责思想。这种廉政文化的深入发展，由“自省自责”升华为一种“洁身自好”的廉政风范。于是，从古到今便出现了：一以“知耻”而洁身自好。孔子讲“行己有耻”，《中庸》讲“知耻”，孟子讲“羞耻之心”。顾炎武说，一个人如果不知“耻”，将无所不为。“耻”是道德底线，是人自身道德完善的起点。只有羞耻之心，知道什么是耻辱，才能分辨清楚是与非、对与错、善于恶，避免做不道德的事情。于是，就有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知耻观，把儒家提出的尊“五美”，屏“四恶”、“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和主张的“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作为行动的指南。二以官箴而洁身自好。许多官员把箴言记录下来，常看常思，规劝告诫自我洁身自好。如儒家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而后取”；儒家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于几道”等等。三以诗告诫而洁身自好。宋代杨长孺调离广东经略之任时，“有俸钱七千缗，尽以代下户输租”，作诗曰：“两年枉了鬂霜华，照管南人没一些。七百万缗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清代进士王煦，在任孟津知县时，政绩显著，离任时乡民送来路费及米、面、羊、酒等礼物，他一概不收，乡民泣而不去，遂吟《绝句三首》而示心迹。诗曰：“一钱也是里民脂，作赆群来只为辞。”晋代吴隐之赴广州任刺史路过石门贪泉（今广东南海县西北）时，人言饮此泉水将变得贪婪。吴隐之坦然喝了贪泉之水，吟诗道：“复归其根”、“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无为而无不为”、“无用而无不用”。这些话语论证滞留物用、执著有为对于心体的遮蔽，论证摄心归寂、内自反观、炯然明觉、澄然宁静的意义。

自省自责，是清官从政的高境界，是廉政的自觉。自省是指通过内心的自我反省、检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找出自己的不足，认识自己的过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是古人所说的自省。就自责而言，一旦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缺点，能够自我责备，对自己有痛恨之心，有责怪之行，有改过之志，以达到自重的目的。宁静致远是一种清廉境界。静躁一度间，廉腐两重天。做到自省自责，在于平时要有宁静致远的心态，它是抗惑保廉的前沿战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面对物欲横流、灯红酒绿，惟有宁静自持，致远不躁，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有了宁静的沉思，醒悟、觉醒、觉悟，就会似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对人民克己奉公，像我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曾给儿子写过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萧若秋霜；取像于钱，外圆内方”。

十、学习古代清官“善下”施善政的情操

清初唐甄《潜书·抑尊》云：“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在百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在天下之下”。意谓无论是一般官吏还是国家的最高统领者，都必须谦以待众，绝不能自视高贵。《左传·定公五年》云：“大德灭小怨，道也”，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中《吴志·孙皎传》云：“爱人多容，可以德众”，这些讲的都是以人为本、以善德众。《尚书·伊训》云：“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西汉杨雄《法言·修身》云：“上交不谄，下交不骄，则可以有为矣。”北宋林逋《省心录》云：“处内以睦，处外以义，检身以正，交际以诚。”清代魏源《默觚下·治篇一》云：“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隋代王通《中说·天地篇》云：“过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这些说到底就是一个字“善”，为善要有自修之道。古人从不同视角、不同观点、不同渠道讲当官从政要有善心、善意、善情、善义、善公、善美、善洁。孔繁森被藏族人民称为“活菩萨”，被广大党员称为“活雷锋”，其原因就是他怀着一颗慈善心，利民好事做不停，捐钱物，献鲜血，直至自己宝贵的生命。普通矿山职工郭明义同样是善待天下，从不间断，把奉献之歌唱到了极致。社会这样的善人增多，正气就会上升，邪气便会下降。投入种子，就会生出根芽；植下树来，就会长出枝叶，这是世界普遍存在的因果现象。善，不仅是付出，也应有回报。在鼓励人们向善的同时，作为社会，应该努力建立公正的道德反馈机制，保护善良者，让善良者得善报、行恶者得恶报。引导人们“以恩报善”，让“恩将仇报”、“以怨报德”者不仅无利可图，并为自己的不义之举付出代价。善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道德修养、学识水平、仁爱之心和个人素质的综合展现。做人要有良知、讲善行、不忘本，这是立身做人的基本觉悟。善人善事多起来、广起来、大起来，成为一种风尚、时尚，就一定能产生改造社会，改变社会的强大力量，社会一定能向真向善向美。善，是良心、公心、民心、赤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领导干部对这种善的“正能量”越强，社会才能得到快的进步、发展、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