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判决与热血的人性--对辱母伤人案的几点看法

翁小平，法学博士、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文长约3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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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山东的“辱母伤人案”一次次刷屏，占领了各大媒体头条。数以亿计的评论彰显出了朴素的民意，热血的人性。然而，汹涌的民意对于司法公正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定罪量刑是一门精细化的技术，需要总览案件全局，并且其中的很多细节考量，并不一定都为老百姓所知。

在该案中，判决结果是否如民意般所说的那么不堪？于某的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定罪量刑是否过重？整个案件该如何用法律人的思维进行梳理？法学博士翁小平律师一一为您抽丝剥茧。

一、已知的事实

作为一个法律人，应当清楚舆论和民意对于公正司法来说是把“双刃剑”。所以，笔者一直认为，应尽量避免参与具体个案的讨论，因为定罪量刑是一个讲究证据应用的精细化技术。即使要讨论，也应当建立在对全案证据与事实情况有所了解的基础上。

具体在于某案中，感谢传播途径的多元化，让我们能够看到本案的判决书，也才有了讨论分析的基础。根据判决书认定的证据材料，2016年4月14日（判决书中出现了2014年4月14日、2015年4月14日，应属笔误）的监控录像，显示本案案发过程的大致情况如下：

16点左右，讨债人员到达于某母亲的工厂；

19时左右，讨债人员开始在办公楼门口吃烧烤；

21时50分，门口的所有讨债人员都进入办公楼接待室；

22时13分，出警民警到达并进入办公楼接待室；

22时17分，部分人员陪民警走出办公楼接待室，随后于某在接待室持刀捅人；

22时21分，民警快速返回办公楼，讨债人员（受伤、没受伤的）陆续跑出接待室。

二、本案判决否定正当防卫的逻辑令人费解

就本案而言，于某持刀捅人的事实没有争议，最大的争议在于是否属正当防卫？是否属于防卫过当？

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即正当防卫的法律定义）。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即正当防卫的适度性要求和防卫过当的处罚原则）。

通俗一点说，成立正当防卫且不负刑事责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不法侵害正在发生，即具有紧迫性；二是防卫手段不能超过必要限度，即具有适度性。

1．“不用工具、派出所已出警”=没有不法侵害的紧迫性？

应该如何判断是否具有紧迫性？客观地说，法律上确实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理论上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是，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可以参考普通正常人的一般感受和立场来判断。

根据本案判决书，法院认为于某不构成正当防卫的理由是：“被告人虽然当时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某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所以于某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

但是，判决书中的于某的供述和其他证人的证言已经清楚地显示，从22时17分到22时21分，也就是在民警离开办公楼的4分钟里（于某捅人的4分钟），“其他人让于某坐在沙发上，于某不配合，有一人扣住于某脖子将其带往接待室，于某不愿意，对方开始打于某，于某拿刀指向对方说别过来。结果，对方过来还是继续打于某。”“接待室中要账的人，围着于某，有人拿着椅子朝于某杵，于某往南退，退到一个桌子跟前。”

大家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如果自己身处此情此境，是否能够感受到不法侵害正在发生的紧迫性？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正当防卫成立的第一个条件也就具备了。

姑且不论判决书说理部分没有提及的讨债人员脱裤侮辱于母的行为，判决书还回避了讨债人员对于某的扣脖子、殴打的行为，反而简单地以对方没有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经出警的说法来否定正当防卫。

笔者认为，这样的逻辑实在是令人无法理解，按照此逻辑，是不是只要不用工具打人都不能算是有被打的紧迫性？是不是警察出警后发生的不法侵害都不能算不法侵害？更何况在那关键的4分钟里，警察根本就不在案发第一现场。

2．可认定正当防卫，但属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按照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于某捅人时不法侵害是存在的，是有紧迫性的，也就是说具有了正当防卫的第一个条件。那么，于某是否符合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第二个条件呢，也就是说于某的防卫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

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和理论观点，衡量是否超过必要限度，要看该防卫行为是否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须的，以及在结果和行为方式上是否与不法侵害基本相适应。

结合我国刑法规定和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在没有其他不明事实的前提下，笔者认为，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于某持刀捅人造成的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损害结果，与讨债人员的侮辱、威胁、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结果相比，是不相适应的，也就是说于某持刀捅人所造成的结果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从感情上说，我们可以理解于某当时无法控制的绝望与愤怒心情，但毕竟从法理上看，人的生命权还是要高于人格尊严权的。

三、即使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也属量刑过重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如果严格按照此条规定，结合本案的伤亡情况，量刑倒也确在法定范围内，只不过是按照较高的幅度来量刑罢了。

但是，笔者认为，对故意伤害犯罪的量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中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人身危险性等情况，以案件的全部事实为根据，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来综合认定。在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的情形下，对被告人的惩罚力度也应相应减轻。

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所以，本案即使要按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无期徒刑的判决也属量刑过重。

四、判决书的释法说理水平无法让人信服

同为法律人，姑且先不论判决是否恰当，基于美好的愿望，我也愿意相信裁判法官没有受到案外因素的干扰，是基于自己的内心确信做出的判断。

但是，在本案25页纸的判决书中，法律分析只有1页，对为何不属于正当防卫，为什么“未使用工具、派出所已出警”就可以认定为不存在正当防卫的紧迫性，等等问题，都语焉不详、一笔带过。

对于一份要判处被告人无期徒刑的“刑事”判决书，而且还是一个有着特定背景和事由的案件，如此释法说理的水平，连法律专业人士都看不明白，又如何让社会大众和被告人信服？裁判者到底是基于哪些理由来具体考量的，至少要结合法律规定把这些理由说得更清楚一点吧？

那么，本案判决书说理部分如此语焉不详，到底是裁判者自己心里没底还是已经习惯了形式化的办案方式，又或只是一种无奈之举呢？

法律不能指望用一份语焉不详的判决书来获得社会的尊敬。

五、类似的案例，不同的判决，执法标准不统一问题何时能解决？

类似的案例，远的有1979发生的新疆蒋爱珍杀人案。蒋爱珍因遭人诽谤诬陷，感到人格和名誉受了严重屈辱，自觉哭诉无门、忍无可忍，持枪向诽谤迫害者复仇，打死三人、打伤一人，1984年新疆石河子地区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蒋爱珍无期徒刑，1985年新疆高院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严格意义上来说，该案与本案还有些不同，该案属于事后的报复行为，性质上要远比本案的正当防卫行为严重得多，而且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比本案多，但是最终二审15年的判决结果却比本案的无期徒刑要轻得多。

近的有2009年的西安肖昌勇伤人案。肖昌勇为逃离控制自己的传销组织，用弹簧刀向殴打并阻止其逃离的传销组织人员乱捅，造成一死一重伤。肖昌勇被以故意伤害逮捕，西安中院一审判决认为其属正当防卫，但防卫过当，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免予刑事处罚，当庭释放。

执法标准不统一，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突出的一个老问题，反反复复地被人们提起，却又一直都解决不了。对于该问题，笔者也已无力吐槽，只是希望相关部门和裁判者能够充分重视判例的作用，多从历史判决中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智慧。

六、司法者的专业素养和人文情怀

一位老太太看了于某案的新闻报道后，激动地说：“怎么可以把被捅死的那个人叫为被害人呢，明明就是他去害别人的！”

笔者不想用专业的术语去纠正这位老太太的说法，因为这就是普通老百姓心里的朴素正义观。虽说朴素正义不一定就代表法治，但是缺乏人心支持的法律和裁判，终究难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裁判者要有不受舆论左右的专业判断，但是这种判断不能是随心所欲的，不仅要以一个正常的“理性人”为标准，而且还必须考虑自己的判断会对未来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会对人们的道德和行为有怎样的示范和引导意义。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官案件数量大、日常事务多，承受着非人的工作压力和强度，但是如果连基本的专业素养和人文情怀都不顾，只是机械地理解法条、执行法律规定，那么笔者认为，于公于私，这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法律应该是有温度的，而不应该只有一副冷冰冰的脸庞，还要考虑热血的人性。

最后，笔者想再多说一句，时代不同了，现如今，随着资讯的发达，任何一份白纸黑字的刑事判决书，都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署名者的专业素养如何，执法是否公正，执业是否尽职，自有无数的当代人和后来人来评价。不管是检察官、法官还是律师，都需且行且珍惜，我们当坚信司法会越来越公正、越来越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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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翁小平  版式：王萧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