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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人

2014年04月16日16:04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好莱坞正在努力迎合中国”，这已经不是世界第一次如此解读近年来好莱坞电影中所明显体现的对于“倾向中国”的顾虑。今年春天《黑衣人3》在中国放映的版本中，反面角色中国人和主人公在唐人街枪战的情节被删除。将于明年上映的《钢铁侠3》，其漫画原著中出生于中国的反面角色“满大人”，则改由英国人扮演。

更鲜明的案例还在于，1984年的好莱坞冷战电影《赤色黎明》（RedDawn）中，美国遭遇苏联、古巴和尼加拉瓜联军的入侵。好莱坞那时候可不怕得罪苏联人，在政治上，美、苏两国敌对多年，在经济上，好莱坞并不仰仗卢布带来的票房。但当米高梅决定在21世纪翻拍这部影片的时候，现实的俄罗斯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改成中国军队入侵怎样？这是他们一开始所做的，但这一修改所遇到的阻力却超出了米高梅的预料，中国大陆在最近的三五年中，跃升为好莱坞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得罪中国人的经济风险不言而喻。几经斟酌，影片制作者利用后期技术将中国军队改成了朝鲜军队。

“黄祸”和傅满洲博士

华人在美国电影中的出现与电影的发明几乎同步。爱迪生公司早在1895年就拍摄了喜剧短片《中国洗衣店场景》，影片主要呈现了警察和华人洗衣工的追逐逃窜场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银幕上的华人形象多是“苦力”的面貌，不是洗衣工，就是餐厅侍应，或是家佣。《1882年排华法案》在美国激起了反华的浪潮，华人频遭暴力袭击，被迫从白人社区撤离，唐人街因而形成，华人只能从事白人没兴趣参与竞争的行业，这也就限定了当时美国电影中华人的职业身份。

从1910年开始，“黄祸”成为部分美国媒体——尤其是在赫斯特集团控制的报纸上——的常见用语，以华人为代表的东亚人种，被扭曲为邪恶、残暴的入侵势力，仿佛是说，若不限制华人的移民和扩张，美利坚“国将不国”似的。打着“黄祸”的幌子，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歧视与排斥就被赋予了正义性和合法性。这个时期大量的好莱坞电影依据唐人街的高犯罪率现象，创造出许多华人反派形象。

傅满洲便是这当中的头号恶魔。傅满洲来源于英国作家萨克斯·侯麦创作的系列小说，他是个利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法门杀人如麻的恶棍，企图征服全世界。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为漫画、电影、电视、广播等其他艺术形式，渐渐成为与“黄祸”等价的文化符号。好莱坞第一次将傅满洲搬上银幕是1929年派拉蒙的早期有声片《神秘的傅满洲博士》，由华纳·奥兰德主演。奥兰德之后续演了《傅满洲博士归来》和《龙的女儿》。

鲍里斯·卡洛夫饰演的傅满洲或许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版本，这部米高梅1932年拍摄的《傅满洲的面具》对华人的态度可以说是抱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和傲慢无礼，不过影片后来因其诡谲莫名的情调反而成为了一部cult经典。上世纪40年代傅满洲出现在共和影业出品的系列B级片《傅满洲之鼓》中，之后他就淡出了银幕，直到60年代英国人找来克里斯托弗·李扮演傅满洲，这个邪恶的博士才从此复活。

《傅满洲之鼓》为好莱坞的“黄祸”情结暂时画上休止符，实是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向美国开战，中美成为抗日盟友，在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抗议下，美国国务院要求好莱坞不要再制作丑化华人或中国的电影。

善良的他者

几乎与泛滥的傅满洲电影同期，好莱坞电影中还有另外一个经典的华人形象，那就是神探陈查理。陈查理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毕格斯笔下的一个夏威夷侦探，他温和、机智，拥有深不可测的解谜智慧，从表面上看，他的确是对傅满洲式的华人“黄祸”形象的拨乱反正，但对陈查理持有异议的观众也不在少数。批评者认为，陈查理不过是另外一种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充其量是个“善良的他者”，他对白人太过顺从，代表了白人心目中对华人的理

想期待，也就是说，华人只有像陈查理一样温顺、无害，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在这个意义上，陈查理和傅满洲，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而且在西方人眼中，傅满洲更代表了东亚人的本质，而陈查理的优良品质来自于意外和熏陶。

最早的陈查理影片是法国百代公司1926年出品的《没有钥匙的房间》，陈查理的扮演者是个日本演员，之后环球、福斯公司屡次改编陈查理的故事，找来的演员不是来自日本，就是来自韩国。但直到起用白人担任主角之前，陈查理电影并未取得主流成功。是华纳·奥兰德的出演，让陈查理变得广受欢迎起来。奥兰德之前也演过傅满洲是个不应被忽略的事实。奥兰德的成功之处在于，相比原著中的陈查理，他的演绎更加温和、谦抑，也更充满温暖的幽默感。奥兰德一连主演了十多部陈查理电影，构成了福斯公司在上世纪30年代最成功的系列。

陈查理在美国的风行亦影响了当时的华语电影市场，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至少拍过五部陈查理影片。原版的陈查理电影在中国也颇受欢迎，原因不难理解，遍览好莱坞电影的上海观众难得在美国影片中见到有对华人的正面描绘。

陈查理形象的出现与风靡，或许部分是因为自上世纪30年代后，日本人逐渐取代华人成为“黄祸”的靶子。华人形象有所好转，通俗文艺作品便通过陈查理之类的形象给予华人一定的“补偿”。

诱惑的妖女

黄金时期的好莱坞往往将中国视为猎奇的对象，以《上海快车》、《袁将军的伤心茶》为代表的贩卖东方情调的影片屡见不鲜，但其中也有例外。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小说《大地》改编的同名影片可算一例。在这部影片中，中国农民与自然作战的生活史诗得以展现，但米高梅在选角时拒绝了知名华裔女星黄柳霜担任主角，原因是《海斯法典》禁止不同种族的通婚，而男主角已经确定是当红巨星保罗·穆尼。米高梅转而邀请黄柳霜出演女性反派，被黄断然拒绝。最终黄无缘这部广受瞩目的中国题材影片，她的遭遇如今已被视为好莱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选角歧视。

黄柳霜大多数时候在好莱坞影片中扮演的是各种“诱惑的妖女”，除此之外，中国女人也会充任美貌、纯洁的玩具娃娃，以供白人征服和赏玩。《苏丝黄的世界》便是这样一部典型的影片，一个美国艺术家在香港旅行时邂逅美丽的旗袍女子苏丝黄，两人陷入难以自拔的热恋。在这类影片中，中国女人总是无法抵御白人男子的骑士魅力，因为他们身上的阳刚、浪漫气质根本不是中国男人可以匹敌的。

一台很能打的机器

这种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有所改变，李小龙和邵氏功夫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人心目中的华人形象。《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天下第一拳》等影片在短时间内震撼了整个国际影坛，原来中国男人并不都是柔弱、驯服的光头长辫子形象。

李小龙在将“功夫”（kungfu）写进英语词典，并打破华人刻板形象的同时，无意中也为华人树立起一种新的刻板现象——那就是中国人都能打、中国人只能打。这种形象后来因成龙、李连杰、周润发等相继进军好莱坞得以强化。西方电影中渐渐出现这种俗套，只要是华人出场，那么他一定是个武功高手。

成龙凭借《上海正午》、《尖峰时刻》系列在好莱坞取得的成功暂时还无人能够企及，他进一步改写了黄色面孔在好莱坞电影中的陈旧定义。和陈查理一样，没有成龙解决不了的问题，只不过陈查理用的是脑子，他用拳头。在这个意义上，他只是陈查理的暴力版。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在保卫白人社会，同时不能对它构成威胁。

成龙形象的症结在于，无论他多么孔武有力、打遍天下无敌手，他在影片中对白人女性角色始终缺乏吸引力，也许囿于英文不佳（在这方面李连杰和周润发的情况也差不多），他自己也没有表现出同女主角谈情说爱的兴趣，所以我们很难在影片中看到成龙和女主角调情

和亲吻的场面。

所以即使如成龙，在他得到2000万美元的顶级巨星片酬之后，他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功能依旧不过是被物化的，只相当于一台很能打的高级机器，他仍然不是一个完备的“人”，不会谈恋爱和顾家庭。

周润发和朱迪·福斯特联袂主演的《安娜与国王》是亚裔演员在好莱坞的一次重大突破，周润发演的角色是暹罗国王，并非华人，但华人男星与好莱坞主流一线白人女星演恋爱对手戏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可惜影片本身不算成功，周润发之后也没有更多的继承者。 中国人都是大款？

好莱坞电影发展到今天，早已成为一门国际化程度极高的跨国生意。所以，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商对于如何在影片中处理外国及外国人形象，有一套完整的操作经验。如果一个国家和美国处于敌对状态，如二战时的德国、日本，冷战时的苏联，那么不用怀疑该国将会成为美国在银幕上的主要敌人，被攻击、取笑、羞辱不在话下。

如今相当多的好莱坞大成本制作依赖世界各国提供的免税刺激计划，其取景拍摄已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这也是好莱坞电影日益充满异国风情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好莱坞电影的年度票房收入中，来自海外市场的比例逐年提高，已达到北美本土的两倍有余，片厂再也无法忽视一部影片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

以中国为例，《阿凡达》、《变形金刚》等片吸引观众趋之若鹜的事实证明，这个飞速发展的电影市场正在取代日本成为好莱坞最大的海外票仓。在这种局面下，好莱坞自然要重新考虑它该如何面对中国观众的眼光。除了美特斯·邦威、伊利舒化奶、TCL等品牌在好莱坞大片中的强势植入，应该有观众注意到，中国人的银幕形象也在悄悄改变，尽管仍避免不了俗套。例如在《华尔街2》中，现实中的房产大亨张欣客串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女商人，这正是美国人的一种最新偏见——中国人都是大款。

在8月中旬，日本《东京新闻》还这样总结好莱坞的新偏好：中国人不再作为反面人物出场，更多是作为主人公的友方出现。或者至少，不让中国出现。这一结果当然也得益于中国网友日益高涨的批判声潮。

事实上，当两年前灾难片《2012》将制造方舟的中国人视作末日的救世主时，这种积极的暗示就被广泛关注。就在本周一（8月27日），《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和《超凡蜘蛛侠》同时抢滩中国，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人拿着爆米花和可乐纷纷以热情拥抱了两位超级英雄。在人满为患的影院里，救世主的身份随时发生转移，超级英雄拯救情绪，而钱包拯救好莱坞。

王垚烽：讲座热、课堂冷别只怪教师

2014年04月16日07:17来源：长江商报 作者：■王垚烽

日前，一场讲座在西南石油大学引起不小反响：数百学生为听罗平亚院士的学术报告，挤破了思学楼A114学术厅大门，改到图书馆学术厅后，同学们一路狂奔跑向图书馆，结果图书馆学术厅铁门也被挤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的大学课堂——冷冷清清的教室内，学生低头玩手机，看杂志、聊天的不在少数。相关现象耐人寻味。（4月15日《光明日报》）

说实话，年轻学子追捧院士一点也不奇怪。即便在名牌大学，学生翘课听报告也是常有的事。一来，相关报告的主讲人多为学界精英、行业翘楚，“名人效应”自不待言；二来，学术报告由于时间有限，所讲内容往往都是“浓缩后的精华”，鲜见注水、敷衍。而反观我们的一些课堂，不仅内容沉闷乏味，而且缺少互动。如此，学生能不翘课成风？即便引入手机收纳袋等“点名神器”，往往也只能留住学生的人,却留不住心。

大学课堂何以沦落至斯？作为“掌控者”的教师无疑需要反思；但倘若将全部责任都推给教师，同样也有失公允。从根本上讲，盲目扩招导致师生比例失调、师资力量不逮，才是造成如今“课堂病”的“元凶”。同时，不合理的考核及奖励政策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

问题。

相比学术明星动辄论千甚至上万的演讲收入，高校在职教师的课时费标准却低得可怜。此前，曾有高校教师在网上吐槽称，上一节课的课时费只有8至13元，还不及酒店里的小时工赚得钱多。甚至，连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提高后的课时费标准也仅仅是“不再低于30元”。在这个吃碗面都要小几十元的时代，如此低的讲课收入，简直是对知识的侮辱。而更要命的是，由于目前的职称评定往往“重科研、轻教学”，教师即便上课上得再好、再受学生欢迎，如果科研成果、论文数量不达标，相关评优晋升仍可能遭遇“一票否决”，这就进一步逼着教师退回书斋，专注学术而无心课堂。

问题是，一所学校的学术形象不可能单靠外请的专家教授来撑门面，扩展、提高性质的讲座报告也无法取代正常的课堂教学功能。要想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与学生对高品质课堂需求、普通教师教学水平不足与学生强烈求知欲之间的矛盾，归根到底还得靠学校深挖潜力、勤修内功。

当然，并不奢望每所大学都像浙大那样，给予优秀教师一百万元的巨额奖励，但至少应让老师们的知识投入得到合理的价值回报。这种回报不仅体现在收入上，也应反映在相关考核中。比如，能否也像西南石油大学一样，在职称评定中引入教学成分。教师要想参评高级职称，必须首先过“教学关”？这样，势必就能引导教师潜心教学，以提高讲课的质量。即便不是每堂课都能像名家演讲那样听者云集，但总不至于如现在这样沦为鸡肋吧！

韩浩月：金像奖的内地元素聊胜于无

2014年04月15日10:42来源：综合 作者：海外网 韩浩月

《一代宗师》斩获12项大奖成为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大赢家，舆论都聚焦于这部电影所获奖项的多少、是否名符其实。而作为内地电影观察者，笔者发现，本届金像奖的内地元素，仅仅剩下《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而《致青春》所获得的奖项——最佳两岸华语电影，也更像是个安慰奖。

关注金像奖的内地元素，是因为自香港电影北上以来与内地的合作愈加密切，尤其是制片方的合作已经彻底打破了港产片与内地片的界限，许多影片都是在跨地域制作，内地、香港合拍片的概念也在淡化。可以说，华语电影三足鼎立的局面正逐步被打破，如今只剩下台湾电影还保持着比较浓厚的本土气息。

金像奖作为香港的电影大奖，早些年坚持香港特色不动摇，少有内地片或台湾片能进入其视野。然而随着华语电影的提法愈加频繁，金像奖也开始敞开其怀抱，甚至有几届，因为对内地片过于关注而引起争议。从本届获奖结果来看，金像奖重归香港本土的意图明显。

在《一代宗师》的四大出品机构中，只有博纳一家内地公司，博纳对《一代宗师》的参与，也多是院线方面的贡献。虽然凭借“宫二”这一角色摘得本届金像奖影后桂冠的章子怡是内地演员，影片编剧邹静之、徐皓峰也来自内地，更有赵本山、小沈阳等内地演员的加盟，但是这些内地元素的参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代宗师》的港片特征。导演王家卫鲜明的香港个性，以及银都、春光映画、泽东三家与香港电影有各种渊源的制片方的大力参与，让《一代宗师》的每一帧画面都洋溢着浓厚的香港气息。它在本届金像奖的大获全胜，可以视为香港电影有史以来赢得的最大的一次面子。

由中影集团主导的《中国合伙人》，由于讲的是内地三个创业者的故事，主要角色也由内地演员出演，所以，尽管有“我们制作”的参与和陈可辛的导演，看上去内地元素还是大大压过了它的港味，只是《中国合伙人》在本届金像奖上颗粒无收，还是让内地电影显得很是尴尬。

金像奖被港味包围，或是无奈的选择，毕竟去年内地电影成绩平平，尤其缺乏在质量上过硬的作品。《致青春》是部票房不错的商业电影，但在文本贡献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两岸最佳华语电影”的帽子，戴在它头上并不合身。

回顾一下主要针对内地电影创作进行总结的2013年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其获奖名单可以用“残缺不全”来形容，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双双空缺，让内地电影去年的惨淡收成一览无余。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内地元素在本届金像奖的“失意”完全是意料之中。

想让金像奖变得更像一个华语电影奖项而非香港电影奖项，内地影人还须多加努力，凭实力来自我证明，不只是依赖来自香港的创作团队来提升影片的商业号召力，而是更需要借助内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华语电影真正打破风格隔阂，创作出能让金像奖心悦诚服的作品。

（韩浩月，知名影评人）

切莫让全城寻耳变成“打乱仗”

2014-04-17 11:05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毕晓哲

赫章一名2岁女孩在贵阳不慎弄丢了刚刚安装好的人工耳蜗，这只由爱心工程捐助的昂贵人工耳蜗，价值几十万元，也是她听到声音、学习说话的唯一希望。这则不幸的消息昨日被公布在网上后，顷刻间牵动了贵阳这座城市的心，无数网友乃至央视新浪官方微博（@央视新闻）都发起了爱心倡议，请大家帮这个小女孩找回遗失的耳蜗。（4月16日贵阳晚报）

我们真心期待在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之下，这位丢失耳蜗的小女孩能尽快找回“耳朵”，然而，就目前找寻的现状和方式方法而言，能不能真正找回来让人担忧。现在，在当地的“全城寻耳”行动上，更多体现出来的是舆论的呼应和支持，却相对缺少更具体到位的可行性“寻耳”措施。由谁来组织找？官方应该不应该出面？社会组织应该不应该参与？采取什么方式找？并没有让关心此事的人看到一个值得信赖的预期。这位小女孩子丢失耳蜗之后，确实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爱心和支持，广大网友和各类新闻媒体也在用舆论和“鼠标”在传递正能量，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有多少参与此事的网民会直接到丢失现场帮助找？有多少当地网民会放下手头的事情，义无反顾投身到找寻“耳朵”的行动中？恐怕值得怀疑。如果说，“全城寻耳”仅仅是在媒体舆论和网络上热炒，这一所谓的“爱心行动”也不过是限于“虚拟世界”的“找耳蜗”，恐怕不会有太多的实际价值。

去年底发生在银川的“全城寻耳”事件中，公众看到的不仅有热心网民的参与，也不仅是舆论对此展开的强烈支持。当地政府部门政务微博专门倡导公民出手相助，一些政府单位和公共企业同时做出了种种最恰当的“寻耳”举措。事件发生不久，在银川市公交公司的帮助下，寻找耳蜗的寻物启事登上了全市近1500辆公交车，公交车载电视中也实时插播信息;银川市客运管理处将海报散发，请出租车司机协助寻找;银川市城管部门也发动了遍布街区的环卫工人寻找„„最终，通过一位曾见到过耳蜗的老人，又找到了另一位乞讨老人，才终于找到了耳蜗!也就是说，银川的“全城寻耳”，并非是“两张皮”式的“寻耳”，而是一个舆论劫持和实际找寻工作紧密结合的“寻耳”，更是一个发动了无数人、调动了无数市民百姓直接参与的“寻耳”。从目前贵阳市发生的“全城寻耳”事件，显然还缺乏银川市类似事件的社会氛围以及公众的亲身参与度。

如何让一个关系孩子今后“能不能听得到、能不能说话”的“耳朵”，真正找到的？应该力避“打乱仗”。找“耳朵”，可不仅仅是“点点鼠标”就能解决的，更不是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就能解决的。在笔者看来，应该有一个牵头“寻耳”的组织或机构，理论上政府相关部门或社会公益组织更适合一些，政府或社会组织手中有着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能量，由这些机构和组织牵头，一定比个体市民百姓和丢“耳朵”的孩子的亲属找起来更有力、效果也更好。

因此，接下来，在贵阳市必定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全城寻耳”行动上，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带头、直接参与，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筹划，应该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找寻“耳朵”的人员组织和安排，以及如何借助政府拥有的庞大科技资源，帮助小女孩子的亲属排除或确定种种可能性等等。“耳朵”不会自己“跑丢”，当然，更不可能自己“跑回来”，如何找回

来并还小女孩一个美好的生活梦想，该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者、更多的直接参与者。至于，“打广告”、“贴告示”等“寻耳”的社会成本，应该归为社会公益性质，政府有关方面有责任完全承担。（毕晓哲）

奶粉界“小米”能否产生“鲶鱼效应”

2014-04-17 10:10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苑广阔

君乐宝婴幼儿配方奶粉12日在其官方旗舰店正式上市并入驻苏宁红孩子、天猫及我买网等商城，成为国内首家完全依托“网络直营销售和电话直营销售”电商直营模式的奶粉品牌。与此同时，君乐宝婴幼儿配方奶粉上市后，其每罐130元（900克装）的低价格引起了消费者的普遍关注。（4月16日《河北日报》）

“小米”手机因为质优价廉的超高性价比而成为手机界的一匹黑马，不但在竞争激烈的手机品牌中脱颖而出，而且仅仅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就把自己做成了“大米”。而最近市场上一款名为“君乐宝”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也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要做奶粉界的“小米”，引起了业界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君乐宝”奶粉为什么敢于以奶粉中的“小米”自居？尽管它的质量如何用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其超低的价格却摆在消费者的眼前。目前国内奶粉市场上“洋奶粉”价格居高不下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国产奶粉价格也便宜不到哪里去，而“君乐宝”900克装的产品，每罐定价只要130元，不但比同等重量的“洋奶粉”价格便宜了上百块钱，就是比绝大多数的国产奶粉也便宜了不少，称得上是奶粉中的“平民价格”。

既然“君乐宝”采用的是已经获得很多消费者信赖的恒天然国内牧场奶源，在奶粉的配方、营养成分上与其他品牌奶粉也相差无几，它为什么能够维持如此低廉的价格？商家当然不会做亏本生意，秘密就在于它在销售渠道上的“不走寻常路”。作为国内首家完全依托“网络直营销售和电话直营销售”的电商直营模式的奶粉品牌，“君乐宝”无疑大大压缩了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进而为低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业内专家的说法，奶粉的成本主要在流通环节，这是全行业的共识。一罐奶粉从总代理商、省级经销商、大区经销商到零售商要经过七八个环节，每增加一个环节就增加成本10%至15%。一罐“洋奶粉”的到岸价只有90元，国内奶粉的出厂价也只有60元，但一加上传统销售渠道成本，消费者买到手的零售价至少200元以上。由此可见，“君乐宝”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杀入市场，并不是质量不好，而是颠覆了传统的销售渠道，节省了流通成本，所以才有条件低价销售，让利于消费者。

既然质量没有问题，价格又如此亲民，“君乐宝”能否扮演奶粉市场“搅局者”的角色，引发奶粉市场的“鲶鱼效应”，也让全国消费者从高价奶粉中解脱出来呢？尽管业内仍旧抱着旁观的态度，但“鲶鱼效应”的迹象已经初步显现，比如在“君乐宝”上市以后，很多品牌奶粉“碰巧”开始进行各种打折让利促销活动。既然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贵了也不一定是好货，那么国内消费者何不抛弃“便宜没好货”的心理，给“君乐宝”一个机会呢？（苑广阔）返回光明网首页

扶人协会，道德良心的“撑腰体”

2014-04-17 09:49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邓海建

为实现“摔倒不要怕，马上扶起来”的社会新风尚，今年3月19号，由一众网友发起的“扶人志愿者协会”在河南三门峡卢氏县成立。该协会承诺，如果产生法律问题，一律由“扶会”来买单。协会成立20多天来，志愿者已达1500多人，其中两位志愿者就是被扶老人的家属。（4月15日中国广播网）

“扶不扶”是个三人成虎的社会话题。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何况在这个物质社会，道德成本水涨船高，加上南京彭宇案悬疑不散、达州老太太粉墨登场，“扶不扶”最后真成了纠结的“服不服”。河南的“扶人协会”初衷良善，冀望以民间道德的力量重拾秩序与信

仰，既印证了“礼失求诸野”的老理，也说明底层道德自救始终未曾止歇。

扶人协会，令人想起2011年的“撑腰体”。彼时，一条温情微博暖人心扉——“北大副校长称：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这话尽管有些煽情，却在“小悦悦事件”后深得人心。

“撑腰体”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2013年，救扶摔倒老人反被诬为肇事者的两名汕头河浦中学学生，被授予“助人为乐青年模范”荣誉称号，并获得汕头市市长郑人豪的充分肯定和赞誉。从校长撑腰到市长撑腰，从口诛笔伐到扶人协会„„舆论或公众都在寻找一条道德重塑与建构的路径，慰藉道德行为的杯弓蛇影。

说到底，扶人协会是聚集社会正能量，为搀扶老人的行为风险埋单。但若是指望这样的民间组织能弥合社会的道德创口，显然过于天真：一者，道德风险自古有之，被讹诈或者被误解，多是小概率事件（至于“专业碰瓷”，那是法律要费心的事，不在道德范畴），谁也不能因为有风险，就冠冕堂皇地袖手旁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有德者，不会因为没有扶人协会而“该出手时不出手”，而真正失德者，也不会因为多了扶人协会就立地成佛；二者，扶人协会要纾解的难题，也许终究是个无解的问题。搀扶还是碰撞，技术佐证胜于说情辩理，如果当事人都说不清楚的事情，扶人协会能施展魔法立马辨明对错？又如果诉诸司法途径能还原真相、厘清是非，扶人协会的兜底意义何以彰显？

说这些的意思，自然不是要抹杀扶人协会的积极意义。而是在肯定其正面导向的同时，不能夸大其客观效用，在搀扶跌倒老人等问题上，我们还当看到两点：在见义勇为越来越稀缺的时候，法律并非束手无策。譬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研究见死不救入罪，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此外，搀扶老人不仅是公民的事，也是政府部门的事。从今年5月1日起，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老龄办与保险公司三方将联合在省内推行老年人意外伤害险，广东省户籍80周岁（含）以上的老人，将获得意外伤害身故（伤残）和意外住院津贴。去年11月，北京也出台了类似规定，惠及300万北京老年人口。权力部门多伸手，老人摔倒就不至太惨烈。 扶人协会是道德良心的“撑腰体”，但要让扶老人更有底气——撑腰还不够，制度“补钙”才是硬气的关键。（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