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党面临的新课题

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明显增多，这是一个我们不用去否认的事实。为何会如此？有人说这是部分党员干部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所导致的。固然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加强社会管理方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据此就把社会问题丛生的责任全部推给党员干部是不公平的。其实，一个社会的社会问题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不同步导致的一种客观存在。胡锦涛总书记在专题班上说 “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体现”。 从年初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班以“社会管理创新”为主题到“两会”上“社会管理创新”议案提案被高度聚焦，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新征程，中国社会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

一、当前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特征

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

（一）经济结构处于历史转型期。

一是人口红利减弱。人口学研究表明，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年

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抚养比开始显著下降，人口红利开始形成。估计人口红利对1982年至2000 年期间人均GDP 增长率的贡献为26.18%。

但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开始放缓，过去十年平均每年增长率约为1.3%。《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在此之后的十年停止增长，从2025年开始转为负增长。虽然未来十几年中劳动年龄人口仍维持在峰值水平，但

由于老龄人口的增长，抚养比在2015年就出现拐点开始上升。社科院研究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在2009年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有西方学者甚至断言中国将“未富先老”。

二是全球化红利透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彻底改写了世界经济的版图。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

中国无疑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日益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况。在这种不平衡之中，中国处于新兴经济体的最极端，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发达经济体的国债；而美国则处于发达经济体的最极端，依靠借贷来消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积累了巨额的债务。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当然，此轮经济全球化出现失衡，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经过再平衡后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更加均衡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外部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无疑会使得中国过分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做一个粗略的计算，当美国的私人

消费占GDP的比例由目前的70%回复到1985年至2000年的平均水平66%，美国的私人消费会减少5600亿美元。从储蓄率的角度看，1959-1999年美国平均储蓄率约为8%，金融危机前下降到2%左右，而1个百分点储蓄率的提升对应着2009年美国居民消费约1000亿美元的缩减，储蓄率反弹6个百分点即意味着消费需求萎缩6000亿，得到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美国私人消费的减少必然导致进口，特别是低端消费品的下降。中国2009年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3%，这一结构性的调整必然会对中国出口产生长期、重大的影响。由此可见，

三是要素红利的衰减。要素价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土地（特别是工业用地）、劳动力、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成本。

劳动力价格偏低。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劳动力价格偏低。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比重由八十年代初的60%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45%以下。与此同时，加工制造业对低成本劳动力依赖严重。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储蓄率占38%，2007年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

土地的征收和转让价格不是市场化的，补偿性质的征收价格使得农民失去应得的收益，同时地方政府为了招商低价出让工业土地，利益向资本所有者倾斜。政府对部分要素价格管制的同时，对公用事业产品、

环保和安全的成本定价明显缺位，这种缺位使得企业追逐商业利益而造成社会成本。

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国进民退”现象产生，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使腐败和寻租愈演愈烈。 总之，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 “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

四是市场化改革红利的衰减。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但是从未来优势潜力看，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完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达到顶点，未来进一步市场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步入强烈的递减区域。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全面的推进，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作用开始步入递减区域。其贡献率从1990-1999年的23.69%下降到2000-2008年的8.56%。

（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阶层结构的变化。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相当单一的，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他们之间的利益是高度趋同的，不仅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直接的冲突都几乎没有。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之间，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由于利益获取模式的不同往往会发生各种冲突与纠纷，这些冲突与纠纷极易引发社会问

题。像前段时间出现的农民工因讨薪而自焚跳楼、土地拆迁中的暴力争端等等社会性事件，背后其实都是阶层利益在冲突。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二是城乡结构的变化。先后有2亿多农民离开耕作的土地和生活的村庄，转变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过上不同于父辈的生活。以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由此，生存型消费比例明显减少，发展型消费比例明显上升。发展型消费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文化、环境等。我们每个人也可以算一下，一二十年前，自己家庭用于发展型消费的支出比例是多少。总的来说，这些年家庭用于发展型消费的年均支出，大概等于90年代中期三年的消费支出总和。发展型消费需求更多地体现人的本质性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需要转变发展观念，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不能再延续以往的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方式。例如富士康员工的跳楼自杀事件，社会上对此进行了各种分析。这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它反映了当前我们社会管理全面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分配不公现象引起群众不满。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几千年来家庭代际的金字塔结构，在城市里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开始出现

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社会流动的加强和代际关系的转变使城乡家庭小型化、居住人少化趋势明显，很多过去可以由家庭和代际帮助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疾病照顾等逐渐成为社会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三）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在改革前的计划体制下，单位制是中国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每一个人基本上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干部在机关、工人在工厂、农民在生产队。按单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现在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由人，不再是“单位人”而成为了没进入麻袋的土豆。对于这些人，仅仅依靠单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了。社会成员在城镇分属不同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在农村，则分属人民公社。各种形式的单位不仅具有经济职能，同时也具有对社会成员的组织、管理和服务职能，是国家实施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基础，是国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纽带和对话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讲，改革前的社会组织方式具有一种准军事化组织特点。改革以来，上述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管理方式发生了全面转型。首先是社会组织的形态和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在改革后迅速解体，家庭再度成为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单元；在城镇，传统企事业单位的职能也基本完成了向单一经济职能的转轨，其他职能则逐步向社会转移，与政府的关系也由过去在经济、组织等各方面的高度一体转向彼此独立的利益主体。与此同时，以非公有制部门为代表的新生社会组织迅速成长。这些组织从一开始就几乎不具有任何社会控制和管理职能，与国家的关系也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组织。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游离于正式社会组织之外，如大量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城镇中的个体、自雇佣人员等等。 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占25％左右。在政府和分散的“社会人”之间，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在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不够完善，导致出现社会整合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加大了治理的成本，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落实和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解决受到阻碍。同时，基层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在基层，导致上访案件增多；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件造成群体性事件。（四）转型社会价值真空，社会行为失范。 社会发展可以突变，社会价值观的培育却不能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用30余年走过了西方社会数百年的历程，既有价值观已经失去了共识，新的价值观又没有真正形成。而一个社会只有存在共同的价值观才可能产生一致的行动。当出现价值真空的时候，一切行为都将自以为是，都将无所顾忌，都将不可预期。校园事件当一切都不再相信、一切都不敢相信、一切都不能相信的时候，谣言就会主宰社会，恐慌就会降临社会、动荡就会席卷社会。前些天的“盐慌”背后并不仅仅是经济投机，更多的是社会性的焦虑与迷茫。

（五）社会状态活跃，开放性、流动性问题增多。

目前我国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这种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很大挑战。传统的户籍管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萝卜就在坑里边，而人口流动，西边的萝卜跑到了东边，导致东边的一个坑里可能有几个乃至好几十个萝卜。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公平正义诉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治理等等一系列问题就产生了。比如，农民工建设了城市，但却很难在城市中居住下来，只能像候鸟似的飞来飞去。如何调动流动人口建设流入地的积极

性，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让流动人口不至于因心态失衡引发行为失控，已经成为了城市化发展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

人口流动好歹还能看得见，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开放与信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难度更是天壤之别。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应对。可是互联网让信息迅即甚至呈几何级数传播，往往“网下刚冒烟，网上已燃烧”。本来一个小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信息一传播到网上，马上情绪激愤。加之，互联网还有强大的组织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点联系也没有的人在不知不觉间组织在一起形成集体行动。

更近一步看，在信息化环境中，人的社会交往已经不仅仅是实体的交往，不仅仅是面对面的交往，而变成了网络的交往与沟通。一个人足不出户并不意味着孤立无为，闭门也能造车，网上也可以开店。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宅男宅女很可能是社会中交往关系最复杂、最广泛的群体之一，据说目前中国网民已经超过4亿人。虚拟社会不同于现实社会，但它又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虚拟社会的所作所为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崭新要求，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

（六）社会诉求不断提升，维权意识更加强烈。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但是，在老百姓吃饱穿暖的同时，对政府的意见也不断增多，群众与干部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了。为什么啊？社会诉求在提高，群众愿望在升级。我们党员干部在实现群众经济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让群众精神小康方面准备不足。可是，准备不足，群众就会聚集起来和你要、和你闹。尤其是随着社会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成为了大问题，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越来越理不直气不壮了，过去坚不可摧的合法性基础今天越来越有些靠不住了。邓小平晚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过去总认为发展慢了不行，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发展快了问题更多、更棘手、更复杂。后

邓小平时代10余年后重温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伟人的高瞻远瞩。

二、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变迁过程，也是一场管理的革命。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初期，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改革，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就开始重视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2004年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布局作出了决定，此后社会管理便成为我国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对社会管理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随着改革的向前推进，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是因为社会管理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触及的问题更加具有根本性，与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公共安全体制等，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突出的问题，其难度不亚于经济体制。 但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不同于经济管理体制。经济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强调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强调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了社会共同利益，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强调社会的公共性而不是个人的、家族的、利益集团的、特殊阶层的利益。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分配等各方面的不平衡非常突出，怎样实现社会总体最优、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执政党面临的巨大考验。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的时

候讲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的思想核心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十六大提出建设一个惠及十三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提出了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 在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以及创新专题研究班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了社会共同利益，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强调的是公共性。社会管理，不是统治，不是管制，而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会管理的本质是以人为本。

社会管理强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部门利益最大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中的部门利益日益突出。市场经济发展，使部门不仅作为一个行政主体，而且还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由于中央政府各部门没有完全落实职权法定原则，相关职权又处于调整之中，一些部门便从“部门利益最大化”出发，努力巩固、争取有利职权（如审批、收费、处罚、管不该管的事务等），冷谈无利或少利职权，规避相应义务，这是与政府社会管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相违背的，也是与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的。某些部门利益和某些特权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将会成为我们社会管理的改革和创新的最大障碍。

社会管理的价值目标是公共性，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层化，不同的社会

群体有不同的要求，那么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仅靠党和政府的力量已远远不够，必须是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因此---。

（二）当前我国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不适应问题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首先，从政府社会管理来看，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到位：有“越位”和“缺位”现象存在。“缺位”是指政府该管的没有去管或者没有管好。例如，政府公共服务还不到位，公共产品相对短缺。主要体现在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五大方面。2008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为29.7%,与人均GDP3 000美元以下和3 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和24.3个百分点。其中,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4.3和7.9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9.9和18.3个百分点。我国政府用于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在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印度的水平。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优质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衡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温家宝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另外，政府存在着职能的“越位”现象:政府不该管的却非要管，例如行政主导的投资过热，一些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为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调动财政、银行甚至企业的资金，投资到一些效益低下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项目上。二是理念相对滞后。存在着“钱、管、糊”的观念，“钱”

就是认为GDP上去了。“管”就是存在思维方式上的管制性、管理方式上的定制性、管理手段上的强制性，认为只有强化管理，才能保证天下太平。“糊”就是认为不出事是本事，能摆平是水平，不按社会管理的规律办事。

三是政府社会管理手段单一，体制机制陈旧。主要采用行政性手段和强制性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有关城管暴力执法、野蛮执法流动商贩的关系比喻为“猫和老鼠”的关系。城管执法人员代表的是国家公权，本该为规范城市秩序服务、为创造城市文明环境服务。滥用国家公权的行为，不但严重损害了国家行政机关的威信和形象，而且极易制造被管理者与国家行政部门在意志上和情绪上的对抗，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又不影响城市管理，绝不是一撞了之的问题，必须深层次地加以思考与解决。多头管理与管理真空、手段单一与滥用权力、行政傲慢与行政无能并存，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往往办事无“腿”、说话无“嘴”、调控无“手”、执法无“权”，因而造成管理无效。社会管理的创新是一定要守住一条底线的，即法律法规的红线。第四，政府的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民争利，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导致干群关系恶化、社会矛盾凸显。其次，从社会协同这个角度看，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不成熟。社会组织以其非营利性、民间性、公益性、自愿性与组织性为特征，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与政府相比有其独特优势。在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现实情况下，不同的社会组织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可以在社会矛盾尚未转化为政治矛盾的前提下，通过利益的表达和协调来化解社会矛盾；面对全面增长和深刻变化的公共需求，民间社会组织可以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满足一些特殊群体的服务需求。但是，首先，我们对社会组织功能的认识不足（服务、诉

求、规范、监督）还没有把社会组织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 。第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缓慢，社会参与不够。我国民间组织数量少，规模小，质量低，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三，社会组织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立法层次较低，政策环境还不完备。 第四，体制机制与社会组织发展不相适应，部分社会组织行政色彩严重，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能力不足。一些社会组织已成为“养老院、小金库、二政府”的“养小二”机构.

三、创新社会管理的途径

（一）培育新理念 曾经有句广告词，“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思想、观念、认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对行动、对实践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甚至决定性的。社会管理创新亦是如此。新理念、新认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与基础。

1、社会稳定绝对不是死气沉沉，社会秩序绝对不意味着鸦雀无声。

传统的社会管理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只要把社会管住就可以了，社会只要不发生乱子就可以了，只要我们说话社会听就行了。这种管理理念不能说完全错误，而且在历史上这种管理理念也确实有很好的成效，让中国社会减少摩擦成本、高度一致、快速往前走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不能再是一言堂、清一色，实际上现在一言堂、清一色也是做不到的。社会管理不是把社会管住、管死，而是着眼于增加社会活力，调动社会积极性，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实现社会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在专题班讲话中特别强调，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管理理念。

当然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必要的“管”与“压”是不可缺少的，但我们一定要记住，“管”与“压”只能是权宜之计，只能是局部行为。如果整个社会都是“管”与“压”，不仅不可能有长治久安，还会埋下动荡毁灭的种子。我们要让群众有话可说、有气可放，话说出来就踏实了，气撒出来就平安了。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撒气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与摩擦乃至一段时间内、一定形式的紊乱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代价。刚性的社会稳定有效也有限，弹性的社会稳定才是本质的稳定。

2、创新社会管理，功夫在“管理”之外在“服务”之中。

对社会管理来说，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不能反客为主、本末倒置。当然，为实现社会服务确实需要一定的管制与审批，需要一定的管理形式，但归根结底管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而不是相反。我们要通过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公共服务来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比如，政府不是为审批管制而存在，而是为社会服务而存在。温家宝总理说：“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说出了社会管理的真谛。政府减少审批事项，减少不适当的规制、放松管制，不再抱着公章收费，靠着许可拿钱，是走向现代社会管理的开始。

再比如，保持城市的良好秩序固然是现代城市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老百姓摆个小摊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理所当然的权利。我们不反对为了城市美观对随意摆摊的必要管理，但在我们实行管理之前应该先去服务，为老百姓提供能集中摆摊又不收或者少收管理费的地方，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还去强制管理，姑且不说缺少起码的情理支持，也不会达到有效管理的目标。

3、社会管理最高水平是把社会问题与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乃至未萌之前。

历史上有个小故事，叫神医不闻。春秋战国时期，只要是人生的病，不管是多大的病，扁鹊都能治好，所以大家都称扁鹊是神医。但是扁鹊却不认为自己是神医，说他哥的医术比他高得多。人们就奇怪了，从来没听过他哥哥治病啊。扁鹊说因为他哥只治没有生的病，就是说这个人还没生病之前，他哥就告诉你有可能要生病了，告诉你如何去保健、养身、调理。这样的医术其实才是最高明的医术，但是由于被告诉过的人因此没有生病便以为自己本来就没病，所以就感觉不到他哥的高明，也就不怎么记得他哥的名字了。

社会管理何尝不是如此。雷厉风行地把已成气候的问题压下去，假痴不癫地把已经爆发的问题藏起来，固然不能说是不好，实在也不是什么顶上功夫。我们要给社会管理者们确立一种理念，对于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事后花钱摆平不是功劳，事前花钱预防不是浪费；未雨绸缪显本事，防微杜渐是功夫。社会管理工作的最高境界要做扁鹊他哥做的事情：“让人不生病而不是给人治病”；退而其次，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药到病除的扁鹊也无妨；千万不能成为笑话中的庸医，把病人胳膊上的箭杆剪掉就万事大吉，“箭头在肉里，是内科的事不归我管”。以这样的理念去做社会管理不仅会误事，还要惹出大麻烦的。

（二）构建新格局

社会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通盘考虑、各司其责、多方共进。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这一社会管理格局蕴含着重大的战略调整。

1、政府自觉转型

中国过去的社会管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基本上等同于行政管理，基本上是政府在那里唱独角戏。政府走到第一线，这不是什么坏事，这体现了我们政府的责任感，体现了我们努力为人民服务。但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政府老是走到第一线，意味着把政府直接推到了群众对立面，导致政府缺少必要的缓冲空间。 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政府当然要勇于担当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总是赤膊上阵冲在第一线。党委政府要为社会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留下足够的空间，鼓励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动员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而且党委政府从微观的社会管理环节中抽出身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干社会和群众希望我们干的事情。

政府的转型就是把工作重心转到社会建设上来，通过加强社会建设、做好公共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近些年来，人民群众的公共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我国公共需求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结构复杂、需求多样的特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需求同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有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只要我们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社会事业做实、做好、做到位，真正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社会自然就和谐稳定了。

2、社会协同需要培育

社会协同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把社会的事务交还给社会，让社会自己的事情社会自己去做，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当然，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组织发育尚不充分，而且对于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方面也需要不断磨合。比如，社会组织是非政府性的，这一点同样毋庸置疑，但对这一点的理解与认识要科学。“非政府性”有两重含义：第一重，非政府不是政府，不要老想着去做“二政府”，不要总是把眼光盯在从政府那里挖一些行政资源过来。如果仍然是行政管理还要非政府组织干什么；第二重，非政府不是反政府，不能故意去与政府唱对台戏，更不能试图去取代政府。社会组织对政府的批评是建设性的批评，社会组织对政府的建议是改善性的建议，社会组织与政府的竞争是合作性的竞争。此外，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组织在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公众参与期待成熟

社会管理真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根本的动力是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人民群众自愿参与的社会管理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社会稳定才是

真正的社会稳定。当然，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有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从公众“不说话”到“要说话”，这是一个进步，但如何“说话”是大有讲究的。我们不一概否定一些群众性的群体事件所具有的一定的合理因素与正面意义，特别是对于官僚主义、腐败行为还是有相当的震撼力。但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这样的行为得不偿失，付出的社会成本、社会代价太大。社会公众应该更多以理性的行为参与社会管理，这样的参与效果更好，也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