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资料

1949年，蒋介石拜别祖坟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掉了。”

主要原因，”沉默一会后，蒋介石一字一板地说道，“我以为：第一，党心不一。我党有史50余载，从来没有统一。党心不一，政令不行，互相拆台，拿大家以

私小家。第二，干部腐化，共产党骂我们党腐败，不能说他们骂的都是错的。第三，对老百姓笼络不力。凡此三，岂有不败之理？”

（文章摘自 《二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作者：郭辉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党心不一：所谓国民政府只不过是各军阀中最强的一块而已，孙中山蒋中正可以说算正统，而这正统的政府，起初手中根本没有军队，都是靠某路军阀的支持，后来自组军队，但也是利用影响拉拢各路人马共建出来了一支军队，按现在的解释，那就是国军（政府军）中的正牌军也是支股份制的军队，调动国军首先要经过股东的同意，总统不是政府军的老板而是董事长，这样一支军队如何能贯彻军令政令？？？所以不但地方军没有军令政令贯彻，就连政府嫡系军队也是如此，数不清的派系后面都站着民国政府的股东们，而这些股东，董事长（总统）也得罪不起，否则股东们一撤股，政府都垮台了。所以不但地方军与中央军间矛盾一大堆，就中央军内部而言也是乱七八糟的一团，某部队乱来能不能处理要看这部队身后股东的分量，所以很多事情犯错的当事人没有受到处罚，反要奖励，而受处罚的往往是些身后股东不硬但又没做错事的替罪羊，这样的情况下，连部队调动都是失灵的，如何能在战场上打胜仗？？？抗战时期由于国军各股东都是日军打击的对象，所以国军才团结了起来，抗战结束后各股东们（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就又蠢蠢欲动了，他们相互排斥，相互内斗，无论官场战场，国军都是乱哄哄的一团，我希望你被匪消灭我好做大，你希望我被匪消灭然后可以接管我的地盘，战场上见死不救，落井下石之事多的数不清，国军与国军间仇深似海，都希望战友被消灭。这个模样要是还最后胜利了那真是老天没眼了。

国民党内部矛盾,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尤其是蒋系和桂系的冲突，最为激烈。两系的斗争，严重地影响了党内的决策。

新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的争斗，是争权夺利之争。在20多年的明争暗斗中，新桂系集团的首脑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等一批重要骨干曾因被蒋打败而流亡境外，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与蒋争斗之心未泯，后来竟奇迹般地复起，并继续与蒋介石集团不断较量，最后在祖国大陆解放前夕该集团的首脑李宗仁还取代了蒋介石成为中华民国的“代总统”。几十年来，蒋介石一直把新桂系集团的李宗仁等视为“庆父”，下决心非将他们除掉不可，但最后蒋却败在“庆父”手下，至此，新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这场马拉松式的争斗，终于在新桂系集团高奏凯歌声中结束了。

第二，干部腐化：

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情况，社会上便众议论纷纷，论者多谓其有，而且估计其数量较为庞大，但却没有真凭实据。

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工机关就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写了一份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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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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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良 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 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 群 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 2800万元（341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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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启丰、荷兰银行等。

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

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

如果该报告的调查数字真实可靠，我们则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确有大量私人财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有相当数量。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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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

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

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空前绝后，“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根据1933年9月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如此巨额的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

三：对老百姓笼络不力

国民党之所以在内战中失败，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就是未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她虽然在一九三零年就颁布了一个十分进步的“土地法”，并且，即便是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

也始终在摸索着和实验着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因内乱频仍，二因外患连连，三因重视不够，才造成了只有土地改革的进步纲领，08 而不能向广大农民兑现。然而，辛亥以来直至抗战胜利的三十四年间，年年战争所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痛苦和负担，非但未能稍减，却常常是急剧加深。这既是北伐时期中共就能够煽动农民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又是抗战时期中共能够于敌后夺地扩张的最重要条件，更是中共能够在共产革命的名义下，发动起一场传统型中国农民战争的重要社会基础，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之所以遭遇巨大失败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现实原因

八年苦战，国家的经济本来已经陷入破产边缘。内战爆发，军费浩大，政府更入不敷出，祗有滥发钞票，应付当时财政的急需。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失尽人心

国民党是大官僚、资本家、地主阶级的代表（最有代表性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自然要站在那些人的立场说话办事，也就自然要忽视广大农民工人的利益，也就自然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一个得不到多数人支持的政权是不会长久的，而偏偏他们又有一个强大的能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对手，注定在大陆要失败。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税收资源几乎丢完（国民政府的税收主要靠关税），而军队开支却激增，政府入不敷出，到1943年实际已经是最后的挣扎了，次后每况愈下，到1945年共饿死军人近100万，抗战结束后虽然接管了日据区，但战时破坏严重，工厂大多关门破产，虽然又有了关税，但经济严重破坏，进出口物资微乎其微，关税已经不再能成为支持政府开支的一项收入了，此时只有搜刮民财这唯一途径，但经过8年战争消耗，民财也有限，而且百姓也要活，所以刮到1947年不但刮不下去了，反尔使军心民心受到了更大打击，此时再度上演了抗战最困难时期的经济大崩溃局面，法币在1937年100元可以买2头牛，在1945年只能买2粒大米，到1947年则只能买到一粒大米的千分之二！！！，而军队的军饷正是法币，呵呵，官兵们的军饷等于废纸，这种情况除了能刺激军官克扣军饷倒卖军事物资外（军官也要生活嘛）就只有使官兵离心这一功劳了。至于军备也是供应越来越差，成千架飞机因无钱购买配件报废，军队的口粮也得不到保障，只要外出作战超过1星期必然挨饿，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战斗力？？？国军重庆号巡洋舰叛乱投共就是因为发不出军饷。

上海各界反對內戰

擠兌金銀﹑外幣狂潮

上海飢民 上海市民列隊等候施粥

国际原因：

美国的切入，美国一直希望国民政府不能统一中国，希望中国分裂。所以在战后断绝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不但如此，美国在战争期间还欠了国民政府一大笔巨款，这笔钱比美国向国民政府贷款的总额还高，美国以种种借口硬把这笔钱给赖掉了，

苏联的切入，苏联同样希望中国分裂。

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便是“苏俄对中华民国长达二十八年的蓄意颠覆”。 苏联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看清楚，表面强大的国民政府内在是多么虚弱，所以在正好手中拿着关东军的大量军火时，就把这些关东军军火交给了毛共，此举毫无疑问要了国民政府的命，等到3大战役一完，苏联回过味来了，已经什么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