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当代经济
2014年中国当代经济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在北京落幕,这个被称作“中国今年最后一件大
事”的会议都透露了些什么关键信息?下面就由我们第一时间送上火热解签:
GDP全年目标预计调至7%、土地改革仍然审慎、大消费也有微妙区别„„
中国政府的目标通常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或通胀)、促改革”等目标
中切换重心,下面我们从政府的四个目标角度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明年的
基调,同时对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做出展望。
众说纷纭,明年增长速度究竟要多快?
增长方面,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将更注重质量而非速度,“调速
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说法进一步明确了“速度和质量”的切换。
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方面,预计GDP目标将下调为7%,其它经济指标也将有
相应调整。今年以来潜在经济增速重心下移的势头更趋明显,全年保7.5%的压
力很大,在就业压力不大的情况下,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压缩了促改革和调结构
的政策空间,此前政治局会议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
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这些表述,并以大量篇幅强调“准确把握经济发
展新常态”,虽然明年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预计要等明年3月两会期间公
布,但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重经
济发展质量而非速度、调结构和狠抓改革等措辞都意味着大概率明年GDP目标将
下调至7%,其它经济指标也将有相应调整,中国经济由追求速度逐渐转向追求
质量和效益。
特别需要注意的提法是“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依
靠促改革调结构,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
量增质更优。”,“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说法进一步明确了“速度和质
量”的切换。
:众生期待,改革究竟怎么改?
改革方面,将“狠抓改革攻坚”,明年的改革将是“方案制定”与“措施落地”
同步推进、“顶层设计”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同步推进的一年。
会议要求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但一方面强调“围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进行改革,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抓好改革措施落
地,狠抓落实”,表明“方案制定”与“措施落地”同步推进,改革将“有快有
慢”,预计“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
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改革”将“加快”,其余的改革将有序
进行,比如会议提到的土地改革,表述上是“要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
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实际
上仍延续着2013年和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推进较为审慎。国企改革方面
强调的是“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方式是“现代企业制度”。
与第七次深改组会议表述类似,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表明了深化改革由原来的“顶层设计”开始转向“顶层设计”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同步推进。
增长动力,谁将中流击水?
结构方面,中国经济依赖新动力走向新常态,经济的驱动力将由“衣食住行”转向“科教文卫”,“要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的拉动增长”,经济结构将更趋于优化。
过去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靠满足中国和世界市场的“衣食住行”,主要包括“衣”方面的纺织服装产业链、“食”方面的食品饮料产业链、“住”方面的房地产产业链以及“行”方面的基建及汽车产业链。
然而,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到“新常态”的八个方面,分别从“个性化、多样化消费”、“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人口老龄化„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等方面总结了新常态的特征,意味着“衣食住行”驱动的依赖低成本、高污染和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要向“科教文卫”驱动的“创新驱动、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转变。
事实上,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结构转型,以汽车、电冰箱、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为代表的主要工业最终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均已进入下降趋势。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要从大国变成强国,可能不能再依靠“衣食住行”,而应大力发展“科教文卫”,即高科技产业、信息化产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娱乐产业和医疗卫生产业等新经济的方向,可喜的是,这种经济的核心驱动因子的转移正在真实的发生。
在调结构方面,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要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的拉动增长”,指出“要通过创新供给激活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创新投融资方式,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发生,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解签之四:风险评估,经济是在走钢丝吗?
风险方面,重点关注“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或意指债务风险和地产风险仍排在首要防范位置,此外,继续加强保证和改善民生工作防范社会风险。
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可见“高杠杆和泡沫化”的风险是其主要忧虑所在,这可能指向的是债务风险和地产泡沫风险,当然,产能过剩和信用风险也是其衍生含义,化解方式是什么呢?在“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任务描述中,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可见风险处置手段仍倾向于“定向拆弹”、“发展中解决问题”。
此外,在防范社会风险方面,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社会政策托底”,对扶贫和就业工作以及社会公平方面也着墨较多。
为应对危机,2009年的政策基调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自此之后政策基调就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变,但在实际操作力度上会有区别。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组合往往是让货币政策冲在前面,协调性并不好,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曾指出按照国际通用的“财政脉搏”测算,中国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不彰,委婉的暗示未来需要财政政策更多发力。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财政要有力度”,显示财政政策的逆周期条件作用将得到加强,赤字率或因此提高。根据我们测算,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下滑至8.5%左右水平,要维稳经济增长至7%以上,基建投资增速仍需维持20%左右的增长,再加上结构性减税的继续推进,客观上也要求财政扩大赤字率。
在中央和地方政策安排上,预计将出现“强中央弱地方”的集权趋势。中国政府在1949年-1979年间总体是集权型政府,1979年后至上届政府末期总体由集权走向分权,而本届政府开始出现分权走向集权的特征,这种集权到分权再到集权的轮回在经济、社会、政治上都表现的非常明显,仅就财政政策来说,过去的分税制改革扩大了地方财政权力,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过高积累,在防范债务风险和提高资金效率的名义下,本届政府大幅削减地方政府财权,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融资平台被整顿规范,地方债务要求清理甄别.
针对“新常态”的系统论述深刻展示在国人面前,可以说,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三十年来的一份“成人礼”。它不仅是对成长的一次剖析和检阅,更是对未来路子怎么走,如何走得稳,怎样少付出成长代价所做的功课和预案。那么新常态“新”在哪里?“常”在何处?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对明年的经济工作作出清晰定调。其中,“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被列为明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而针对出口、投资和消费的三驾马车,会议强调要使它们均衡地拉动增长。
宏源证券分析师孙海琳表示,会议指出经济发展将更注重质量而非速度,“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的说法进一步明确了 “速度和质量”的切换。中国经济依赖新动力走向新常态,经济的驱动力将由“衣食住行”转向“科教文卫”,三驾马车均衡拉动增长意味着经济结构将更趋于优化。
消费增速或将超过GDP增速
与以往公报先总结当年经济运行状况,再提出下一年经济工作要点不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在提出“全年主要目标和任务可望较好完成”等判断后,用相当大的篇幅侧重强调新常态的特征和新要求。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在总计九点的要求中,三驾马车率先被提到,顺序依次是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与今年前三季度它们对GDP的贡献率排位恰好完全一致。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速为7.4%,消费、投资、外贸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48.5%、41.3%和10.2%。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这显然是对内需的再平衡,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近30多年来呈现持续下降:1978年为48.8%,2000年下降到47%,2010年再次快速下降到34%,2012年仅为29%,而2011年美国这一比例为70%。
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家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近两年消费对经济贡献有所提升,但有很多客观因素,比如短时刺激消费措施出台,投资空间受到抑制后的被动平衡等,中国消费内生动力仍旧不强。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说,中期而言,在改革推动下,消费平均增速有望超过投资和GDP增长,未来数年实际增速估在7%~8%,名义增速在10%~11%;到2020年底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有望再提升3~4个百分点。
保持投资关键作用不变
长期以来,投资在三驾马车中地位非常重要,但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呈逐月下滑态势,仅1至6月份出现过一次小幅回升,其余月份均持续回落。并且,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仅是今年连续第五个月下滑,再次刷新了自2002年以来近13年的增速新低。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分析称,这主要是受到制造业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的拖累。受到目前中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限制,基础设施投资只能保持微刺激力度。未来政策需着力破除投融资限制,加强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保持稳健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增长”。
会议也强调,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把握好„投什么‟,就是要准确把握投资的方向和领域,要投到薄弱环节和补短板的行业上来。”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巡视员欧鸿说。“比如在生态环保领域需要加快国土生态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和清洁水工程建设等;在基础设施领域,需要加快中西部铁路建设等;在社会领域,需要加强健康养老服务建设等。” 外贸将适度稳定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称,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
但是,“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会议提到。
汪涛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工资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虽然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在过去十多年里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由于
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名义工资持续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年均增长超过5%。
她还指出,200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约20%,同时中国的很多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的货币则对美元贬值,因此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幅度高达30%左右。受此影响,2007年以来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已增长60%以上,涨幅超过了主要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
其实我认为,广阔的区域空间和庞大的生产链条积累是我国出口竞争力仍旧存在的根本保障。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判断,明年“稳外贸”的压力也不小,但上海自贸区推广复制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不断强化,对明年外贸发展的信心也会增强,外贸适度稳定增长将会成为“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