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中国文化从何说起

【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眼睛看到纸的背面——歌德】

经济观察报 刘刚/文

中国人好修长城，从秦一直修到明，就像农民扎篱笆，豪门起院墙，监狱设围城，一代又一代，忙个不停。近代以来不修了，可脑袋里总还有个长城，一到国难临头，中华民族的第一反应，还是修长城。因为修长城而“视通万里，思接千古”。由此我想到，既然民族危机时，可以用血肉修长城，而且修出了国歌。那么，文化危机时，就不妨用国粹修长城，或能修出个应对文明冲突的新长城——国学。可环顾当下，够得上长城级别的文化景观尚未出现。然而，我的主张是，要孔子，不要孔家店，尊重孔子的私学及其文化个体性，让孔子走出孔家店，切莫再为其打造所谓“国学”的围城。

起个“圣化”的话头

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当然要从孔子说起。

讨论孔子，千头万绪，从何说起？通常都从礼与仁等观念说起。不过，我们还是想走出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路径，另外起个话头，把孔子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看看他的思想怎样转化为文化的质，怎样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我做如此选择，盖因其能提供一种新的学术视野，发现新问题。

由此深入，我们重新探讨孔子，提出了一个“圣化”问题。我认为，“圣化”，比礼与仁等观念能更为确切地把握住中国文化的质，能更为全面地揭示中国文化的大趋势。

“圣化”并非儒家专利，乃先秦诸子共识，且留下了两条路线轨迹，一是法家的“以王为圣”的路线，一是儒家的“以圣为王”的路线，二者互动，而有“霸王道杂之”。

考察孔子圣化，可知儒学如何由边缘而主流，并形成中国方式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王权政治边际平衡的错综复杂的实际需要上，更从“理性的狡计”即思想运动的内在规律上，从儒家的现实选择即学派得以安身立命的本质和策略上，对中国文化进行更加深入和更为全面的考察。

这一考察所起的作用，不光是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建立起儒学研究的新范式，它还会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提供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依据。在这里，我们先要区分两个类似的概念，一个是“圣人观”，还有一个，就是这里提出的“圣化”概念。

它们有何不同？我认为，“圣人观”是传统人性论的追求，被确立为人格范式、人生理想，在政治伦理化中，它又被赋予了与最高政治权威“王”合一的属性——“圣王合一”。

而“圣化”概念则不对人性品分，也不在政治思想中为圣人确立坐标，而是从中国文化大趋势中提出圣人的主体性和主导作用，不是作为个体人格，而是作为文化标志提出来。

文化也有“三段论”

形式逻辑有三段论，我们借用一下来看文化形态。我认为，中国文化，就其形态而言，也可分为三段论。

一是“神化”阶段，以神道设教，“率民事神”，夏、商、周三代如是；二是“圣化”阶段，从“事神”转向“尊圣”，从神道设教转向以民为本，从君权神授转向内圣外王，此乃始于周公，成于孔子，故以“周孔之教”为范式和标志，自三代以来，迄于民国时期；三是“公民化”阶段，君权转向民权，臣民转向公民，民本转向民主，此为文化转型之大势，发轫于近世，以至于今日。

转型中，我们将孔子置于“圣化”一段来反思，回眸孔子，你仰之也好，斥之也罢，都是历史。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重新感受一下古典时代先哲们的文化精神，体验一下文化传承中搏动的生命激情，与各种思想的幽灵做无拘无束的对话，使我们当下的存在，在对先哲们的同情与了解中进入永恒的生命之旅，这无疑是一种最为奢侈和诱人的享受——让生命的诗意栖居于历史。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孔子一直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学地位，讨论中国文化谁也绕不开孔子，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文化受难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孔子还得成为大批判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孔子依然作为传统的化身矗立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对他进行认识和再认识。

然后，我们要选择，是沿着反思之路继续前进，还是回归传统去复兴儒学？前进派还要前进，回归派则回到了孔子，这两派，迥异其趣，但认同一致，都承认普世价值。

而我们，则趋于反思，以对“孔子圣化”的考察，去“圣化”而还原孔子。可历史化处理同样面临问题，即“历史条件”如何取舍，是将其理解为孔子生前的文化个体性存在所面对的“历史条件”，还是接受各朝各代对他的修改以及“修正主义”？总之，要孔家店还是要孔子，这是一个问题。

要分清两个孔子

“打倒孔家店”后，留下一个问题：要孔家店，还是要孔子？新文化运动要孔子，不要“孔家店”，而新儒家要“孔家店”，并以孔子为招牌，将“孔家店”开成文化中国。他们还说，现代社会转型要回归儒家。回归儒家，可儒家在哪里？

孔子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鲁国人，如今的山东曲阜还有孔庙、孔林，朝拜人流不断。日本人说，天皇万世一系，论历史，算起来也就一千来年而已，期间，天皇们惶惶然如丧家犬者，不知凡几。而孔子之裔，从汉朝到清朝，两千年来，安享尊荣，不绝如缕，改朝换代，不改素王一脉，所谓万世一系，其实亦不过如此。再看看轴心期东西方巨子，古希腊苏格拉底，活在西方哲学里；古印度释迦牟尼，随佛教流传后世；唯有孔子，占据了中国的王权主义，以其道统统帅政治。

当然，这是孔家店里被“圣化”的招牌孔子，还全然不是春秋时期那个不敢以圣人自居的本来孔子。本来的孔子，不存在所谓“现代化”问题，需要现代化的是孔家店的招牌孔子。

要把这两个孔子区分开来，还有儒学，也要区分看待，分为官学和私学，就像我们在《文化的江山》里将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区分开来一样，孔子本身也存在着官学的孔子和私学的孔子；孔家店的生意经也必须划分一下，帝王的归帝王，儒学的归儒学，孔子的归孔子，不要搞混了。

我们反对儒家传统，反的是王朝中国里以“三纲”为代表的儒家传统，不反民间社会乡绅自治的儒家传统。儒家传统在民间社会，会与时俱进，会自我更新，不像它在王朝中国里那么神圣，竟然以“天不变道亦不变”自命。我们也“尊孔”，但尊的不是那个在王朝中国里做圣人的孔子，而是在民间社会兴私学的孔子，也就是说，我们尊的不是孔子的文化圣人性，而是孔子的文化个体性。因此，我们反对那个被王朝中国圣化的孔子，那个活在圣人观里做圣人的孔子，我们对王权主义的批判，其中也包含了对孔子的批判。社会转型的前提之一，便是来自对孔子的再认识。新文化运动的英雄们，打倒了“孔家店”，却没有安顿好孔子，他们没有向孔子表达应有的敬意，只是将孔子作为了认识对象而已。

对于孔子来说，即使王朝中国不在了，儒家传统不在了，他还会存在，因为他自有一座文化的江山，他早就立在了那里。中国的历史万水千山，儒学只是一条河，要全面继承，不要把儒学无限放大，大到覆盖整个文化中国。先秦诸子，孔子只是其中一个，在他之前有诸子，在他之后也有很多。儒学是历史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继承，但不应该躺在历史遗产上当“啃老族”，所以不应该回到老祖宗那里去，应该回归自我，现代化转型不是儒家转型，而是自我的转型，要转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个体性来。

儒教资本主义

儒教现代化，说白了，就是要搞所谓“儒教资本主义”。当年孔子，确也搞了点资本主义，但那与社会转型无关，而是有点像毛泽东说的“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东西，不然的话，孔子周游列国，那么大开销，谁来为他买单？

谈孔家店的生意，当然得从孔子谈起，不过，那时的孔子，还没由国家来经营——“国营”，他还是个体经营户——“私营”。但孔子是不胥于私的，总想找个国家当靠山。鲁国靠不住，那就往列国去，一来宣传主义，二来做点生意。孔子只管谈主义，谁来谈生意？得去找子贡——端木赐。端木赐本是白圭、范蠡一流人物，孔子夸他“亿则屡中”，看来他做的就是孔家店的生意，从《论语》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最能吹捧孔子，把孔子当作品牌来经营。

孔子有两把刀，一把主义刀，一把货币刀，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主义第一，生意次之，所以，孔子总是夸奖颜回，还要子贡表态。子贡的态度很好，他每一次表态，孔子都很满意，他说，我只能举一反三，而颜回闻一知十，比我强多了。颜回是主义的标杆，子贡很知趣，满足于为主义提供物质利益。

搞儒家资本主义，如果去问孔子，孔子未必会同意，如果去问子贡，他会说，没问题，只能如此。儒家摊子越铺越大，孔家店的生意也要跟上去。不搞资本主义，生意就很难做下去。谈资本主义萌芽，也可以从孔家店谈起。所以，他也提醒孔子，不能光谈主义，还要兼顾生意。他对孔子说，夫子的道太大，这世界放不下，能否修改一下？颜回听了，马上接过话茬，说，要改的不是道，而是这世界。

听了这两番话，你说孔子会喜欢谁？孔子手下还有子路，更是原教旨主义，他比孔子还孔子，有时候连孔子都嫌他迂，谁搞修正主义，他跟谁急！履行孔子学说，他完全彻底，为了扶正头上的帽子，宁肯被人砍死。在这样的同仁里，还要搞儒家资本主义，真是难为了端木赐。

新文化运动以后，“孔家店”这一千年老店还要不要继续开下去呢？

有人喜欢苏格拉底，难免对孔子说三道四。有人要抱着“孔家店”的牌子招摇过市，端着儒教的饭碗吃下去。当然，饭不能越吃越少，碗不能越吃越小，所以，产生了现代化的问题，都是与孔子本人无关而与后人饭碗有关的伪问题。现代化的孔子是假古董，真家伙在春秋时期。

西方没有现代化的苏格拉底，中国又何必要搞现代化的孔子？听说新加坡中学三年级课本有《儒家伦理》，它传达了一个孔子的现代信息：孔子与现代化、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此前，日本的经济奇迹和东南亚经济起飞，都被归结为儒教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与儒教伦理，儒学与现代化的话题下，新儒学再度崛起，他们从儒教资本主义那里，找到了儒学现代化的依据，还坚信，不仅从儒教里面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且从儒学里面还能发展出自由主义。

不久，儒教资本主义的“天下”，从奇迹变成泡沫，恍若隔世。尤其日本，从叫嚣“收购美国”，“给自由女神穿和服”，到企业破产，金融体系推倒重来，它再一次被击倒了。

在这场世纪末的东西方经济大决战中，自由经济打败了儒教资本主义，儒之弊重现，它从制度内部导致官商勾结，从而破坏制度，它用“天下观”，混淆了国际经济的大格局。所以，当商人以“儒商”自居，多半就要出问题。因为“儒商”的招牌，在市场上没什么用，在官场上却能呼风唤雨，在官场压倒市场的国家形态里，“儒商”也就大行其道了。

可是，市场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无论官、商如何勾结，怎样算计，也不能取代经济规律。经济规律的作用必定显现出来，不遵守者，大至国家，小到个人，都要出问题。

文化还得转型

文化转型，已是个老话题，从二十世纪谈到二十一世纪。可转来转去，还是传统“文化搭台”，现代“经济唱戏”，还是个“儒教资本主义”，没有根也没个底。中国人但凡一寻根究底，就喜欢跑到传统中去，忘了当下，没了个体。而我们所谓“根底”，其实就是当下存在的个体，文化转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回到文化个体性上去。

试以“文化三段论”言之。我们说“文化”，通常不假思索，不作分辨，使“文”和“化”一体，其实，“文化”的句式是个主谓结构，“文”是主语，“化”是谓语；以“体用”言之，则“文”为体，“化”为用；故“文化转型”，乃主语、主体之“文”的转换，而谓语“化”不变。

以此来看中国文化，我们发现，主语“文”已换了两次，以“圣”换“神”，从“神化”到“圣化”，历夏、商、周三代，以周公为分水岭，以“周孔之教”完成了第一次转型。“神化”是以“神”为文即以神明为主体的文化，而“圣化”则是以“圣”为文，即以“圣人”为主体的文化。第二次转型，以“公民”换“圣人”，从“圣化”转向“公民化”。“公民化”，是以“公民”为文，亦即以“公民”为主体的文化，然其语态，尚处于“正在进行时”，“公民”作为文化主体虽被确认但尚未确立。还有，就是在文化句式中如何确立宾语，使宾语达到对主语的认同，并上升为主语。例如“神化”，“率民以事神”，“民”就成了“神化”的宾语，“事神”就是宾语“民”对主语“神”的认同，但“民”与“神”绝对二分，作为宾语的“民”不可能上升为主语“神”，因而有了圣人革命。

在“圣化”文化中，“以民为本”，“民”也成了“化”的对象——宾语，在这一文化句式中，圣人作为主体，人民作为载体，圣人作为主导，人民作为基础，作为宾语的“民”除了向主语“圣人”认同，还可以向圣人转化，“人皆可以为尧舜”不仅透露出这种转化的消息，而且还对“民”提出了“自化”的要求。“自化”的对象是自我，化到“无我”时宾语就上升为主语——成为圣人。

然而，当普遍的“自化”形成一种文化的自觉时，“圣化”与“自化”的潜在对立便显现出来。一旦历史机遇成熟，作为宾语的“民”的“自化”最终要回到对自我的肯定上来。这种对自我的认同，便以自由民主的方式，推动“圣化”向“公民化”转型，从而达到对民的本质的绝对肯定。在这种绝对肯定中，民从宾语状态解放出来，完全上升为主语。在“公民化”的文化句式中，“化”的对象不再是作为整体的民，而是作为个体的“我”，正是在个体“我”的自律中，实现文化个体性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