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荣四川纪行并发现汉画像砖_资料考证_山东省情网 山东省情资料库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1845～1900）字正儒，号廉生、莲生，山东福山（今属烟台市）人。清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署国子监祭酒，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投井殉国。他是清代著名爱国志士、金石学家，曾以首先发现甲骨文而被尊为“甲骨文之父”。

王懿荣作为一代金石名家，在其56年生涯中，为探索、研究、考察、收藏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涉猎的范围有碑刻、造像、青铜器、玺印、货泉、瓦当、书画、古版书籍等，遇有精品，“无不珍藏而秘玩之，钩稽年代，补证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先贤所未解，爬罗剔抉，每多创见。至于购求古物，故未尝一日有巨资，处极困之时，则典衣以求之。”（《王文敏公年谱》，1999年3月齐鲁书社《王懿荣集》486页）。

光绪七年（1881年），王懿荣去四川省亲。其父王祖源时任成都知府，而此时王懿荣刚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按例在就职前可请假省亲。借此机会，王懿荣多方搜求古物，结交社会贤达，收获颇丰。

一、沿途寻访，鉴藏古董

省亲路线自烟台始，越山东、进北京、走河北、入山西、途河南、经陕西、至四川。来回行程数千里，接触了诸多商贾、文物。这些文物，有的补其所缺，有的证其史实，有的长其见识。鉴藏之余，多有感慨。王懿荣曾将此行记录为《天壤阁杂记》。综其所述，王懿荣四川之行，鉴藏的古物主要品类有：

钱币丰富了其原有收藏。《天壤阁杂记》载，“有一老幕，周姓，自东而陕而川，亡去数十年矣。好聚古泉，身后萧条，同乡唐真牧为余作缘，以重值得其家古泉。钱有太平百钱，字最奇，濮瓜农同年有此一品，曾傲我，今乃压之”。又，“廖估自陕贩得一东周钱，为诸家藏东周钱之冠，余以厚值得之”。王懿荣赴四川前，其收藏钱币“十布”中缺“序”布，而“此次过陕，从孙估手中得‘序’布，十布全，至此蓄志二十年，虽有极精、极漫者，然皆真品也”。

玺印在烟台得汉官、私印各一枚，私印佳。凡四界，只有三字，甚罕见，用钱一千余。在四川得周玺一枚，有象形花纹，又得官印三枚，尚新奇。在陕西得封泥载国大行印文一枚，可补“汉志及各家收藏之缺”，又得“执法护共印”五字印一枚，皆旧谱所无。

古版书在蓬莱得宋赣州本大字《文选》六臣注残本七十页、明刻《苏文忠公全集》。在城隍庙，得明初印本《元史》残本，得元椠《古今韵会》，得残本《北史》，得宋南雍大字印本《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等，至此，加上王懿荣已有旧椠本《隋书》、《晋书》、《汉书》等史书，已“慨然有集旧本全史之志。惟总须编查装潢，不知何日得闲钱为之也。”

杂项在烟台得明拓《孔宙碑》一本。在寿光，所得古陶、泉范、砖石不悉数。在陕西得“开皇铜碑”一座，得石造像两尊、墓字瓦一枚。又得彝器一枚、方鼎一枚、小鼎一枚、觚器一枚，尤得宝剑一把，赞此剑为“天下第一”，剑身“刻鸟形阳文篆，如花如字，字下又有花，锋如新”。又得马氏殿瓦当一枚。在成都，得有字石造像三尊：一为元嘉造像、一为开皇造像、一为无纪元造像。

此次四川之行，王懿荣收获颇丰，深感“天下之地，青齐一带，河陕至汉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过辄流连不忍去。东坡说‘岐山风物惭’，此语乃皮相耳，东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缠十万哉？若有之，决不上扬州。”王懿荣痴迷金石鉴藏，由此可见一斑。

二、交结贤达，留下佳话

成都新繁县龙藏寺住持和尚含澈（字雪堂），是清末巴蜀一带高僧，一生广交名士，“凡朋辈论文遗墨，咸为布刊勒石，以广其传，寺中碑刻不下百通。著有《潜西精舍诗文稿》《绿天兰若诗文稿》《蜀游记》《钵囊游草》等。”（《四川省志·人物志》，200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762页）而王懿荣当时在金石考古界已颇有名气，“今时谈金石者，首推潍县陈学士介祺（陈介祺），次者吾家少保公张香涛制军之洞（张之洞），若吴丈清卿（吴大澄）、王君廉生（王懿荣）两家每广收博采。”（康笏《天壤阁杂记·序》），再加上又是新科进士，才怀八斗，踌躇满志，从而深得雪堂和尚器重。王懿荣到四川后，即与含澈和尚结为忘年交，雪堂和尚破例请王懿荣住在龙藏寺，以方便切磋。龙藏寺开山祖师大朗和尚在清代顺治年间曾持钵劝募，治水于都江下游，分流灌溉数十万亩农田，造福于温江、双流、新津三邑人民，多年来在成都一带传为佳话。及至光绪朝，四川总督丁宝桢上疏，为大朗和尚请赐封号，得以恩准，拟勒碑于龙藏寺，以为纪念。恰逢王懿荣来蜀，雪堂即请王懿荣书写此碑，视为荣耀。王懿荣在龙藏寺题《访古赠雪堂和尚诗》一首：“铁轮款铸绍熙字，壁柱工题成化年，平地竹高三四丈，却疑身在万山颠。”（冯修齐著《龙藏古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32页）

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雪堂邀王懿荣、邓质、柯凤孙到新繁东湖赏梅。王懿荣即席作诗曰：“蜀国东湖竟眼前，我来正及早春天。诗僧合作林间主，佳客能参句里禅。野饭味兼蔬笋下，新晴暖起涧溪边。寒山拾得终成佛，管领梅花十万年。”（冯修齐著《龙藏古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31页）雪堂和尚作诗唱和：“文藻回翔玉陛前，朗吟飞下大罗天。莱衣五彩瞻西蜀，蒲榻三更话北禅。既许银钩留石上，又劳金马驻江边。东林莲社东坡带，佳话从人说万年。”

同年8月，王懿荣从成都返北京，雪堂与邓质为他送行。当夜宿新都宝光寺，翌晨出城访东汉兖州刺史王稚子石阙，再送到弥牟镇揖别。几天后，王懿荣作《罗江道上寄怀雪堂和尚、文甫（邓质）同年》诗：“宝光寺内离筵晚，稚子碑前客意闲。今日忆君在何处，斜风细雨鹿头关。”（冯修齐著《龙藏古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32页）

到北京后，王懿荣念念不忘雪堂和尚，1884年又作《病中寄雪堂和尚》诗：“匆匆一别两经年，坐对高秋意惘然。稚子碑前牵客日，鹿头关上寄书天。近从病里常生悟，自悔后来不解禅。今古诗风真在蜀，雪堂旧字属坡仙。”（吕伟达编《王懿荣集》齐鲁书社1999年3月版第110页）并特制“雪堂老衲”铜印一枚，专程请人从北京送给雪堂和尚。雪堂作诗致谢：“老衲僭蒙铜范铸，浮名差似水沤波。情知琼玖无从报，三向京华敬祝多。”为纪念雪堂、邓质与王懿荣的友谊，邓质请尹彭寿（竹年）绘《新都读碑图》一帧。图成，雪堂将此图增加题记并刻石嵌立于王稚子墓前。图中，王懿荣（居中）、雪堂（居右）、邓质（居左）站立在汉碑前观赏，周围刻树木山水、田畴，上方及左右刻王懿荣、尹彭寿、顾复初、冯廉、张瑞珍、邓质和雪堂等七人题记。王稚子阙是东汉循吏王涣的墓阙，是中国著名八大汉阙之一。自宋至清许多著名学者对王稚子阙有所考据论述，现有遗址。如今，王懿荣、邓质、雪堂三人读碑图已做为珍贵史料为文管部门保存。

三、慧眼识珠，发现汉砖

汉代画像石、砖是我国古代的艺术珍品，是历史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汉代画像石、砖通常刻画在汉代碑石、墓阙、祠堂、摩崖、墓壁砖石和石棺上。汉代画像砖、石题材主要是当时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渔猎、制盐、酿酒、建筑、民俗、用具、武器、服饰等，是我们目睹古代社会生活的实物资料，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风俗人情的重要史料。专家认为，我国发现和研究汉代画像砖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即清代以前的“初生期”、清代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成长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期”以及目前的“成熟期”。而王懿荣这次四川之行，除鉴藏古物收获颇丰外，发现并收藏汉画像砖则是他此行更为重要的收获。

民国四川《新繁县志·金石》卷31《二十四字汉砖》记载：“吾繁出土之吉语砖，文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共二十四字，分四行，行六字，顺行有栏，横行每三字亦有栏。惟‘长相思，勿相忘’两句每句字各有围。全皆阳文，篆法方整。初为东郊耕者皆犁田所得，不止一品。厥范皆同出甫数年，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游繁见之，诧为异宝，因揣数品以去，此砖遂传海内。顾其出土年岁，谈者无能详也。余藏文敏公在蜀时，为吾邑邓文甫孝廉质隶书小联，下款钤有一印，文曰，‘光绪辛巳清明日，过寿光谒仓颉墓，取茎草一茎’共十九字，知文敏辛巳尚未入蜀，余文又见文甫书繁绘‘园书名’三字，封面下钤一印，文曰‘宜弟兄’，署年光绪戊子，印文即取砖文篆法。可见此砖出土必在戊子以前或即辛巳前后也。王、邓两公不但文字交深，抑宜为此砖出世后第一知己矣。”汉代画像砖主要分布在四川、山东、陕西等地，在《新繁县志》此段文字记载之前，未见有更早的记载，由此可以认定，王懿荣应为近代发现汉代画像砖之第一人。当时出土的汉画像砖上以有文字者为贵，无字画像砖则不为所重，这次四川之行，王懿荣发现了许多古墓，清理出汉画像砖，遂“诧为异宝”，并“揣数品以去，此砖遂传海内”，可见王懿荣在金石研究上独具慧眼的鉴宝能力。

汉画像砖的收集、研究、著录工作，始于清代末年王懿荣，到民国初年逐渐增多。鲁迅先生生前虽收集了一些汉画像砖、石拓片并准备出版汉画选集，但因经济困难而未能实现。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名人郭沫若在重庆清理汉墓，因战乱而被迫停止。1940年，郭沫若收集了“汉代延光四年纪年铭文富贵砖”，他在拓片上题写诗文赠送友人，促进了汉代画像砖石的收藏和研究。郭沫若《题富贵砖诗》云：“汉时此冢属官家，知是英雄抑绾娃。宝剑已残琴已断，空留坚甓向谁夸”、“富贵如可求，尼叟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上有富贵字，古意何娟娟。文采朴以殊，委婉似流泉。相见廑斯须，逖矣二千年。贞寿逾金石，清风拂微弦。皓月东窥窗，拓书人未眠。嘉陵江上路，蔼蔼坚苍烟。”郭沫若诗高度评价了“富贵砖”的艺术价值和朴实文风。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汉代画像砖出土日多，得到文物考古、美术界的重视，但系统地整理研究工作，还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的。据统计，目前全国收集四川汉代画像砖有三百多种、铭文砖有一百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