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

作者：孙逊葛永海

文学评论 2004年12期

　　古代小说与城市的关系殊为密切，城市影响小说，小说反映城市，北宋都城东京在宋代及以后的通俗小说中多有反映，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东京故事”。“东京故事”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故事主题，如果说在宋代，是以伤逝和怀旧为故事主题，以浓墨重彩的正面描绘作为表现方式，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对“东京故事”的两种叙述方式，一是对北宋东京故事的虚化表现；二是随着明清开封城市经济的复苏，产生了具有较大影响的世情写实性作品。下面我们对这一东京故事系列及其文化意义加以探讨。

　　一　故都之思：宋元话本中的东京梦华

　　宋元话本乃是宋代城市生活的产物，它源于城市，是市井平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宋代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中就真实地展示了宋代东京街市上，民众聚集听说书的画面。从画卷上观察，长街上“王员外家”对面的屋檐下，就聚集了许多听说书者，而在不远的“孙羊店”侧，俨然又有一位盲艺人在说书，区区几十步之遥，就有多个说书艺人的身影，这充分说明了说书活动在当时的兴盛。在这些说话的实践中，出现了一大批的文字底本，这些宋元时期的话本反过来对宋代的城市生活做了形象生动的反映。在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以东京为背景或与东京密切相关，反映了东京的城市景观、风俗习惯、世情生活等，主要作品有《宣和遗事》、《张生彩鸾灯记》、《红白蜘蛛》、《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简贴和尚》、《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金鳗记》、《勘靴儿》、《张主管志诚脱奇祸》、《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注：由于至今可见的宋元话本除了单篇流传外，多见于明人编辑的小说集中，且不同程度地经过后人的窜改或修饰，故较难轻易断定，现所据为孙楷第、谭正璧、胡士莹、程毅中诸先生研究考订的篇目。参见谭正璧《话本与古剧》卷上《话本之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孙楷第《沧州集》之《三言二拍源流考》，中华书局1965年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2年版等。《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有云：“近世多数研究者多取审慎态度，确定为宋元话本的约有四十篇左右。”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勘定《红白蜘蛛》、《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杨温拦路虎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碾玉观音》、《西山一窟鬼》、《定山三怪》、《错斩崔宁》、《简贴和尚》、《种瓜张老》、《西湖三塔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合同文字记》、《风月瑞仙亭》、《快嘴李翠莲记》、《洛阳三怪记》、《张子房慕道记》、《阴骘积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刎颈鸳鸯会》、《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曹伯明错勘脏记》、《错认尸》、《老冯唐直谏汉文帝》、《夔关姚卞吊诸葛》、《张生彩鸾灯记》、《苏长公章台柳传》、《赵旭遇仁宗传》、《史弘肇传》、《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金鳗记》、《勘靴儿》、《陈可常端阳仙化》、《张主管志诚脱奇祸》、《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皂角林大王假形》、《福禄寿三星度世》、《闹樊楼多情周胜仙》40篇为宋元话本，本文即以此为宋元话本基本篇目，同时参考谭、胡诸先生的考订篇目。）。

　　北宋末靖康年间，金兵南下，东京沦于金人，北宋灭亡。当新的王朝在临安安定下来时，追思繁华旧都的主题弥散在大量的宋元话本中，成为一种无法排遣的时代情绪。

　　南宋人追忆东京风物，多见于当时的笔记和小说。周煇记载：“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一小阕，听之感慨，有流涕者。”（注：《清波别志》卷中第13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一些话本故事则以“他乡遇故”的角度，强化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深广之思。《郑意娘传》处处表达出深切和哀怨的故都之思，那种愁绪在话本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这篇话本写的是靖康之难后，东京人四散流落，一个名叫杨思温的流寓在燕山。甫经丧乱，故园难忘，在作者的口中，杨思温的眼里，人、物、事无不带上了东京的色彩，话本写元宵道：“今日说一个官人，从来只在东京看元宵，谁知时移事变，流寓在燕山看元宵……每年燕山市井，如东京制造，到己酉岁方成次第。”正如小说中所写：“一轮明月婵娟照，半是京华流离人”，此间所遇也多有东京乡亲，杨思温至昊天寺遇一行者，“听其语音，类东京人”，复一询问，“乃大相国寺河沙院行者。今在此间，复为行者”。再看话本中的燕山大酒楼秦楼，其摆设格局“便似东京白樊楼一般”，恰巧的是，酒楼的过卖（伙计），“却是东京白樊楼过卖陈三儿”（注：傅惜华选注《宋元话本集》，第308-313页，四联出版社1955年版。），在这种他乡遇故，却人是物非的描述中，很典型地传达出思念故都的悲哀。

　　（一）城市标志性建筑

　　在南宋人们的追忆里，东京风物中最让他们魂牵梦萦的是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它们频频在话本中出现，对于移民来说，它们就代表着东京，它们是金明池、樊楼和相国寺。

　　首先要说的是金明池。东京城外有许多皇家和权要的园林别墅，其中以金明池名声最著。《东京梦华录》卷七《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

　　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金明池成为满城男女喜往游赏的去处，《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有语：“即今清明时候，金明池上，士女喧阗，游人如蚁”。《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当时清明节候……满城人都出去金明池游玩。张小员外也出去游玩……”。金明池是宋元话本中爱情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入话：“从来天子建都之处，人杰地灵，自然名山胜水，凑着赏心乐事。如唐朝便有个曲江池，宋朝，便有个金明池，都有四时美景，倾城士女王孙，佳人才子，往来游玩。天子也不时驾临，与民同乐。”正如唐时的青年士人总是在曲江附近遇见淑女佳人，宋元话本所描写的市井子弟的艳遇则多在金明池边，周城《宋东京考》卷十引《归叟诗话》：“王荆公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注：周城《宋东京考》第186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主要即写范二郎与周胜仙的爱情故事，“时值春末夏初，金明池游人赏玩作乐。那范二郎因去游赏，见佳人才子如蚁。行到了茶坊里来，看见一个女孩儿，方年二九，生得花容月貌……”由此展开了一段市井的爱情故事。

　　《警世通言》卷二十《计押番金鳗产祸》写的就是计押番在金明池中钓上一条金鳗，结果招来灭门惨祸。在这里，金明池是故事发生的起因，成为推动故事的关键。从这则故事我们还可以获得一些其它的信息。在金明池边垂钓、捕鱼，当是东京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内容，据《东京梦华录》卷七：“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另外，这里主要写的是金明池中金鳗作祟故事，其实，有关金明池多有灵异传闻。周城《宋东京考》卷十引《紫桃轩杂缀》就记载一金明池龟的故事：“宋太祖时，或诣司天监苗光裔卜。苗为布策成兆，曰：‘将有迁徙。’曰：‘损丁乎？’曰：‘无妨也。’苗疑之，执其裾问为何物，其人不得已，对曰：‘我金明池龟也。今朝廷广池，将及我穴，恐见杀，故来问耳。’苗颔之，即以奏闻。”（注：周城《宋东京考》第186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由于金明池对东京人有着重要的意义，东京人对它是如此看重，以至于将它神异化了。

　　其次是樊楼。“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这是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开篇的描写。樊楼之富丽高峻，在当时极为著名。《赵伯昇茶肆遇仁宗》：“将及半晌，见座酒楼，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楼，有《鹧鸪天》词为证：‘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樊楼又名丰乐楼，《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曰：“宣和间，（樊楼）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樊楼之所以声名极著，还与误国的徽宗有关。《宣和遗事》后集：“樊楼乃丰乐楼之异名，上有御座，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取登楼。”（注：《宋元平话集》第344页，第3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引发的感叹，其意义也就深沉隽永得多了，如《宣和遗事》后集引刘屏山《汴京杂诗》：“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注：《宋元平话集》第344页，第3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就是如此。

　　另外，在东京城里有许多寺院，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相国寺。相国寺在宋元话本中不仅是游人观瞻、烧香礼佛的去所，如《简贴和尚》：“（皇甫松）只得勉强着一领罗衫，手里把着银香盒，来大相国寺里烧香。”（注：傅惜华选注《宋元话本集》，第84页，四联出版社1955年版。）由于游人来往众多，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赵正、王秀等闲汉和生意人就于此出入频繁，故可谓东京商业贸易的重要场地。《燕翼诒谋录》卷二：“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注：《燕翼诒谋录》第2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麈史》卷下：“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望、三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其间，因号相国寺为‘破赃寺’。”（注：《麈史》第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相国寺也称“相篮”，话本《张生彩鸾灯记》的入话写张生于东京元宵拾得一块香帕，约请“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请待来年正月十五夜于相篮后门一会”（注：王古鲁校注《熊龙峰四种小说》第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在这里，巍巍的佛寺被充分世俗化，成为了浪漫爱情上演的舞台。

　　（二）商业、娱乐和习俗

　　宵禁的废弛，坊市制瓦解，促进了东京的城市繁荣。《东京梦华录·序》描写北宋末期东京时说：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这可以说是对东京城市繁荣、人文鼎盛的总体概括。

　　到了北宋末年，城内外的商业活动更加活跃，尤其是宋元话本里提到的东京城里的“铺席”，从中足可见出城市繁荣之一斑。《张主管志诚脱奇祸》：“话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这张员外的“门首是胭脂绒线铺，两壁装着厨柜”（注：《京本通俗小说》第44页、第47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与此相参对的是《郑节度立功神臂弓》（胡士莹先生以为宋元话本）中的记载：“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这里所描写都应是东京“铺席”的景象。

　　对于“界身”和“铺席”，《东京梦华录》有较详细的描述，据卷二《东角楼街巷》条：“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是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薑行。高头街北去，纵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籙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疋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以东街北曰潘楼酒店，其下海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注：《东京梦华录》第39-40页，第1页，第14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这无疑是东京城里最繁华的街市之一，商品之繁富，令人咋舌。

　　与商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勾栏瓦子。在城市集市的设置上，宋代逐步形成了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子”，城市娱乐活动带动了相关服务性行业，促进商业贸易，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集市。我们来看话本中的有关描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到闲汉赵正骗到衣服以后，“再入城里，去桑家瓦里，闲走一回，买酒买点心吃了，走出瓦子外面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包大尹差人捉盗墓贼朱真，“当时搜捉朱真不见，却在桑家瓦里看耍”。

　　宋元时颇为兴盛的勾栏瓦舍在五代时已有了，《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谭正璧先生以为宋元话本）就写到了后周太祖郭威在当时东京的瓦舍里厮混的情况，“这郭大郎因在东京不如意，曾扑了潘八娘子钗子。潘八娘子看见他异相，认做兄弟，不教解去官司，倒养在家中。自好了，因去瓦里看，杀了勾栏里的弟子，连夜逃走。”（注：《喻世明言》第2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就瓦舍的设立，我们可以从五代上溯至唐代，从中看出唐代城市娱乐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272-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唐人已经在长安朱雀大街的空地上建造彩楼，进行各种曲艺活动的比试，《乐府杂录》就有琵琶能手之间比试的记载，另外长安的戏场集中于慈恩寺、荐福寺等地，也应该是在寺院前的空地上进行表演。宋时的勾栏也应始自街头空地上临时设置的戏场，比如，在南宋，没有固定场所的表演艺人，即所谓“路歧人”，就是在路边空地上开展表演的。临安“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歧人在此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闲地段，多有作场之人。”（《都城纪胜·市井》）勾栏最初创立时，也应有这一阶段，然后逐步发展并固定下来，最终形成“瓦子”的规模。

　　北宋开封瓦子以东角楼最为集中，其他如曹门外、保康、旧封丘门、大内西等均有大型瓦子，诸多瓦子中又以桑家瓦子最大、最著名，这在前文提到的话本里有较多的反映。《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可见当时瓦舍繁富的景象。

　　城市娱乐和习俗总是结合在一起，以节日习俗而言，则以元宵节最为引人注目，由于早在唐代，元宵夜就被解除了宵禁，在这一时间里，城市生活的自由空间和时间被无限制放大，因此在历代小说中，元宵节描写总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宋元话本中，东京的元宵节更是被极力突出和渲染。

　　宋代的元宵节制度比之前代，更显宽松。《燕翼诒谋录》卷三：“国朝故事，三元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曰：‘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又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注：《燕翼诒谋录》第2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如果说《郑意娘传》中对元宵的描绘总是处于追忆中，其他话本对此则有大，量的正面描写，《戒指儿记》：“不觉时值政和二年上元令节，国家有旨赏庆元宵。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罗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人人都到五凤楼前，端门之下，插金花，赏御酒，国家与民同乐。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万姓歌欢，军民同乐，便是至穷至苦的人家，也有欢娱取乐。”（注：见《清平山堂话本》，此篇谭正璧先生以为宋元篇目。）

　　关于元宵的扎鳌山、赐御酒、撒金钱在《宣和遗事》前集中也有描写：“东京大内前……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高一十六丈，阔三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二十四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一个龙口里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中间有一个牌，长三丈六尺，阔二丈四尺，金书八个大字，写道：宣和彩山，与民同乐”，“那看灯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再如撒金钱，那四个贵官“得了圣旨，交撒下金钱银钱，与万姓抢金钱”（注：《宋元平话集》第344页，第3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云云。除了宫廷主持的元宵活动，一些贵官豪族也纷纷缚鳌山，放烟火。如《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写到“王招宣府里抓缚着小鳌山”，张员外宅“添许多烟火”（注：《京本通俗小说》第50-51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总而言之，宋元话本中的这些情节化和非情节化的记载，折射出东京的富丽和繁华，同时在追慕中多少带着韶光不再的失落感。

　　二　追忆与象征：明清时期东京故事的虚化表现

　　小说家对东京故事的热情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明清时期的作者仍然习惯于讲述北宋时的东京，由于时代毕竟久远，他们对东京景象的书写呈现出虚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正面描写东京的城市景观，但不能做到真实和详尽，只是继承以往的小说传统。二是极少对东京的正面描写，城市隐入小说描写的背后，作为一种象征，它的王朝政治中心的意义被凸现出来。

　　我们先来看前一方面。明清小说中多有对东京的泛泛描写，比如《三遂平妖传》第一回介绍北宋东京：“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东京开封府汴州花锦也似城池，城中有三十六里御街，二十八座城门；有三十六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若还有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气球。”（注：《三遂平妖传》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就属于概括式的套话，移用至其它城市也无不可。写东京生活则如《喻世明言》卷十二《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柳永在东京之遭遇，“东京这班名姬，依旧来往。耆卿所支俸钱，及一应求诗求词馈送下来的东西，都在妓家花消。”（注：《喻世明言》第17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小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东京妓女生活的特异之处，而是有关柳永的风流故事。

　　与北宋东京有着密切联系的还有明清时的杨家将故事系列，东京作为北宋政府的所在地，是宋君臣包括杨家将等人活动的重要地点，但是对东京的正面描写并不多见，如《杨家将传》第十四回：“却说太宗以边境宁静，与臣民同享太平之盛，因下诏赐京师百姓饮酒三日……至期，太宗亲自与群臣登丹凤楼，观士民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设音乐，作山东旱船，往来御苑。至开封诸县及诸军，乐人排列于通路。音乐齐奏，观者满城，富贵无比。”这里描写了东京的一次由皇帝发起的庆祝活动。而这类描写极少，绝大多数情况则是如“杨业得旨，即日率兵就道，入汴京朝见太宗”，“且说刘青不数日来到汴京，先报知枢密院”之类，东京只以一个简单的地名出现（注：《杨家将传》第22页，第86页，第232页，岳麓书社1980年版。）。

　　这类虚化描写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明清间盛传的包公故事。在明清时期，包公故事获得了广泛的流传，正如民间所传闻的“开封有个包青天”那样，包公的身份大都被定位在开封府府尹这一官职上，因此明清小说中包公故事总是无法回避东京开封府这一历史情境。明代的《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就是一部汇集了包公断案种种传闻的短篇小说总集（注：“百家公案”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为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二年与耕堂刊《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增像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十卷一百回，钱塘散人安遇时编；一为明万历二十五年万花楼刊本《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六卷一百回，现藏于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现存七十余回。两书在字句上差异不大。本文所据为主要依后者校点的《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卷四《包公演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文中所标页码即该书页码。），其中绝大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开封府所辖的地区里，如“东京判斩赵皇亲”，“东京判决刘驸马”，“汴京判就胭脂记”等等，对北宋开封府的情况也有零星的描写，商业方面的情况如第十一回，柴胜之父劝其往东京经商，说“吾闻东京开封府极好卖布，汝可将些本钱往松江收买几挑，前到开封府发卖，不消一年半载，即可还家矣，岂不胜如坐守食用乎？”再如第十六回：“话说江西南昌府有一客人，姓宋名乔，负白金万余两，往河南开封府贩买红花”。也有写及东京风俗的，如第六十二回写河南任城人郭华在东京与胭脂铺女子月英相遇，“约以正月十五夜，相会于相国寺”。文中还有词描绘东京上元景致，所谓：“光阴撚指，不觉上元节至，游人似蚁，千门万户，花灯装起，韶华天付与，共赏六街三市，月光如水，看蓬莱仙侣，鳌山降满瑶池。”这已算是全书中正面描写东京的难得文字了，其内容也不过是说话人的俗套。

　　总言之，“百家公案”故事之所以背景虚化，一方面由于故事本身的叙述即较为简略，又侧重于公案的情节内容，所以虽然偶然涉及东京世情，但又不暇展开，所以正面描写的内容不多。另一方面，由于包公故事多有采集前代说唱本、杂剧的内容，如《百家公案》有十三回故事，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为同一系统，有时在两书中使用的词句都完全一样，明显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直接的继承关系。再如《百家公案》中的“汴京判就胭脂记”，主要是吸取了杂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南戏《王月英月下留鞋》和传奇《胭脂记》的故事内容（注：参考杨绪容女士博士学位论文《〈百家公案〉研究》（未刊稿）。），由于这类表演曲目本身不注重场景表现，《百家公案》也只是继承了故事情节，因此造成故事背景的虚化，而此后的《龙图公案》、《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之类就更为简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包公故事中的东京背景，始终处在遥远的追忆中若隐若现，更象是一种小说传统的继承，而与写实没有多大关系。

　　至于虚化表现的另一方面，我们从《宣和遗事》—《水浒传》—《金瓶梅》中东京故事的承袭，可以看出东京怎样从一个世俗化、享乐化的都城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强权的象征。《宣和遗事》写的就是宋徽宗如何纵欲逸乐，以至误国的故事，写徽宗如何不惜民力，采花石纲，建造艮岳；写东京元宵节的穷奢极欲，粉饰太平；写徽宗与名妓李师师相好，常常夜宿民家而不上朝，有时甚至两人在樊楼上对饮，禁止百姓登楼等等，都是正面的实写，取材于《宣和遗事》的《水浒传》，也保留并发展了其中的部分故事。

　　《水浒传》中与东京相关的故事不少，但在鲁智深相国寺出家、林冲被诱误入白虎堂、杨志东京卖刀等故事中，东京的背景显得极为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出人意料地描绘了东京的一些城市面貌，其文曰：“来到城门下，没人阻当，果然好座东京去处。怎见得：‘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逶迤按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境。山河形胜，水陆要冲。禹画为豫州，周封为郑地。层迭卧牛之势，按上界戊己中央；崔嵬伏虎之形，象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霭霭祥云笼紫阁，融融瑞气照楼台。’”（注：《水浒全传》第8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也写到了东京的元宵，甚至包括元宵节内殿禁苑的侍卫制度。“那王班直道：‘今上天子庆贺元宵，我们左右内外共有二十四班，通类有五千七百人，每人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着‘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勾如内里去。’”（注：《水浒全传》第9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而这回文字另一主要内容却是梁山好汉大闹东京，写李逵痛打杨太尉，放火烧房，好汉们杀出小御街，梁山的五虎将、一千马军在城外接应。如果将这些内容与东京的城市景观对应来看，作者似乎有意识地描写了两种力量的对立，一种是以巍然的城池，森严的禁苑为象征的封建王朝的政治专权，而另一种则是来自民间山林的反抗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京的有关描写，一些程式化的语句如回前“州名汴水，府号开封”的那段赋体文，比如文中对元宵节的描写，都只是起着烘托东京政治中心气氛的作用，而并非实写。

　　从《水浒传》中一些情节中脱化出来的《金瓶梅词话》，将东京的这种政治象征表现得更加充分。《金瓶梅词话》中共有三回文字写到东京，第十八回写“来保上东京干事”，由于宇文虚中上参本弹劾蔡京、杨戬等，而及于他们的走卒陈洪、西门庆等，西门庆慌做一团，急忙派遣家人来保往东京打点，那来保“饥餐渴饮，带月披星，有日到东京，进了万寿城门，投旅店安歇”，向当朝右相李邦彦献上五百两金银，李邦彦大笔一挥，将“西门庆”改作“贾庆”，就这样使得西门庆逃过一劫。到了第三十回，西门庆派来保向太师蔡京送上生辰担，蔡京接受重礼之后，送给西门庆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于是霎时间，西门庆由一个只是以暴发出名的土财主变成了掌握一方生杀大权的理刑官。小说中对东京几乎未置笔墨，但是东京作为巍然的政治中心，却始终存在于幕后，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对西门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着西门庆的性命和前程。最后一次是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亲自往东京庆祝蔡京的寿诞，此刻的西门庆在清和县乃至山东都是如日中天光景。封建政治的特权扶助西门庆攀上了人生的最高点后，东京意象开始淡出西门府，五十五回后的西门府开始遭遇种种灾难。显然，与前一种情况注重文字表述层面不同，后一种情况的虚化更注重内涵意蕴层面。

　　三　写实与重塑：十八世纪理学视野中的开封生活志

　　到了明代中期，开封还是全国三十三个商业城市之一，崇祯十五年(1642)，黄河决口，水淹开封，使开封城承受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打击，清建立后，于康熙元年(1662)进行了重建工程，开封的经济发展有了起色，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开封尽管不能恢复到从前的繁荣，但也达到了省会商业中心的城市规模。

　　就明清小说而言，由于开封城市本身的影响力减小，许多小说中的东京故事的背景也都不加强调，其描写仍处于继承汴京旧有小说传统的阶段。这一时期延续了宋元以来的东京故事，也出现了一些描写开封的长篇世情小说，如署名为五色石主人的《快士传》、李绿园的《歧路灯》等，而写开封最充分、也最为典型的，乃是河南人李绿园的《歧路灯》。

　　我们说《歧路灯》堪称18世纪的开封风土生活志，乃是指小说《歧路灯》立足于河南开封的城市景观和风貌，它的地方特色是如此地突出，董作宾甚至在《李绿园传略》中称：“李绿园为吾豫惟一之方言文学家”（注：《歧路灯研究资料》第127页。）。

　　同时它又是理学家视野中的生活志，这正体现了小说家对历史名城风貌新的把握和塑造。参照宋元时期的东京，从开封城市文化发展的历时形态来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地理景观的发展变化。对此已有不少研究者撰文，细考开封地名的古今之变。如小说主人公谭绍闻所住为“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祥符即今之开封市，明清时为河南开封府之首县，乃河南省会。萧墙乃是明代周王府最外的一道墙，《如梦录》之《周藩纪第三》：“周府，本宋时建都宫阙旧基……周围萧墙，九里十三步，高二丈许。”（注：参见1921年河南省立图书馆重刊线装本《如梦录》第4页。）可知萧墙街是明代周王府周围的街道。其它如南马道、相国寺后街、鱼市口等“均见于明清以来邑乘方志，名称亦多沿用未改，为人所共知。还有一些其他街巷，虽不尽合旧名，然亦皆历历可考，非作者随意杜撰虚构。”（注：《〈歧路灯〉中开封街巷小考》，载《歧路灯论丛》第一辑，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其二是人文景观的变化和新的人文观念的确立。这显然是更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正是“江山依旧，人事已非”。我们从城市文化的角度立论，则正体现出开封这一城市两种属性：中州理学名区与中州商业都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和矛盾。

　　李绿园所生活的区域正是中州理学名区的中心地带，由于靠近京城，易得天下风气之先，产生较大的影响。比如清代初年孙奇逢在河南辉县的百泉书院讲学授徒，听者甚众，新安魏一鳌、登封耿介都前往学习。后来耿介学有所成，与襄城之李来章、中牟之冉觐祖会于嵩阳学院讲学。当时的这些名儒显然会对作为后学的李绿园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他自幼秉承了家学渊源，其祖父李玉琳“长于春秋，著有《春秋文汇》”，也能作诗（注：《歧路灯研究资料》第2页。）。李绿园的慎交游，严治身，体认天理，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的思想倾向，正是学习借鉴这些前辈时贤而产生的。

　　《歧路灯》多次提到“我中州乃理学名区”之类的话，因而写理学也时时带上了地域的特色。如第九十五回写谭家属江南丹徒一支的谭绍衣到开封来做官，久仰中州人文，甫一到任，就寻求中州文献，指出“中州有名著述很多，如郾城许慎之《说文》，荥阳服虔所注《麟经》，考城江文通、孟县韩昌黎、河内李义山，都是有板行世的。至于邺下韩魏公《安阳集》，流寓洛阳邵尧夫《击壤集》，只是名相传，却不曾见过，这是一定要搜罗到手，也不枉在中州做一场官，为子孙留一个好宦囊”。小说事实上也是一直将中州作为理学人文的渊薮来描写的。第四十一回写了一个节孝之妇韩氏，她在丈夫去世后，尽心尽力地赡养瞎眼婆婆，直至送终，在罄其所有殡葬婆婆后，她也自缢而死，这一事件哄动全县。甫就任的程知县亲往拜祭，并发表了一番评论，认为自己上任“未及三月，即有韩氏这宗大贤孝，虽是妇女，却满身都是纲常。巷口异香扑鼻，从所未经。此固中州正气所钟”云云。如此种种，其目的都是为了强调小说中理学观念在地域上的渊源。小说通过故事和人物言行对“中州正气”进行了形象的阐释。

　　代表中州正气的无疑是几位理学人物。《歧路灯》中主人公之父谭孝移，虽然出场未久，即不幸谢世，但他对其子所要求的“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始终成为全书之主旨，成为对照谭绍闻言行的诤言。谭孝移自身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被地方上推荐为贤良方正。他所结交的也都是端方之儒，如程嵩淑、张类村、孔耘轩，而尤为其推崇的是娄潜斋，曾被延为绍闻之师，第二回就写到孝移的想法：“我想娄潜斋为人，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小儿拜这个师父，不说读书，只学这人样子，便是一生根脚。”这娄潜斋是被作者盛赞的一个人物，作者借其同辈之口指出：“这潜老才是正经理学。你听他说话，都是布帛菽粟之言，你到他家满院都是些饮食教诲之气，所以他弟兄们一刻也离不得，子侄皆恂恂有规矩”。除了这些理学人物为小说立范外，《歧路灯》的理学意味还表现在，作者在书中的大段议论，表达自己在修身、教子、理家等方面的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一方面讨论了许多理学观念，而在另一方面，也大量描写道学的反面，尤其是真实而鲜活的市井生活。作者之所以能够直面现实，描摹商业都会中的众生相，因为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商业文明对传统观念的强烈冲击。开封是清代河南的省会，在思想上是作为理学的中心，而在经济上又是当时中州的商业都会，商人和商品观念不时体现出新生的活力。

　　开封在明初曾做了十年陪都，这对开封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到了明中后期，开封“满城街市，不可计数，势若两京”，“天下客商堆积杂货物每日拥塞不断。买卖日夕不绝”（注：参见1921年河南省立图书馆重刊线装本《如梦录》第60页，第21-22页。）。崇祯十五年九月，黄河灌城，使开封损失惨重，经过清初四十几年的努力经营，又渐恢复，至康熙二十七年，“城中市廛辐辏处，惟汴桥隅、大隅首、贡院前关王庙、鱼市口、火神庙、寺角隅、鼓楼隅为最盛。关市有五，西关马市街称首，南关次之。大镇店二，南四十里朱仙镇，商贾贸易最盛”（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三七三。），康乾时期的开封，城内贸易比较突出的地区是相国寺周围，乾隆五十三年，钱泳在《履园丛话》卷十八《古迹》中就说，相国寺“百物充盈，游人毕集”（注：《履园丛话》第47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城外的重要贸易点则是朱仙镇，这座位于开封城南四十里的集镇，是开封水上交通的重要码头。乾隆《祥符县志》称：“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又不湖广一路矣。朱仙镇最为繁夥。”开封的物资经陆路运到朱仙镇，从朱仙镇上船，经贾鲁河运到周口，然后再转运南方。第五十八回写赌徒小豆腐的父亲做黄豆生意，一个赌徒说：“雨头里，我听说他大在朱仙镇装四船黄豆，下正阳关去。”由小说中的记载可知，朱仙镇作为开封的外港，水上交通还很畅通。

　　正因为开封有这样的商业背景，南与湖广相通，北可直达京津。经商成为一种城市风气，连宿儒娄潜斋也认为：“既作商家，皆国家良民，亦资生之要。”（第十五回）当时城市内外贸易相当频繁，这从第三十六回的一段议论中可以了解到，有大量“山、陕、江、浙”的外地商人涌入开封。外地商品的流入，使得开封市场上商品品种极为齐全，比如第十六回阔公子盛希侨办了一桌酒席，口味很丰富，“除了光鸭、固鹅，别的就没有河南的东西”。王氏要给儿子办聘礼，王春宇就说：“本城是一个省城，什么东西还没有的？”（第二十八回）开封的商人也频繁外出进行各种贸易。如小说第十五回写王春宇、王隆吉父子的发家，“却说王隆吉自从丢下了书本，就了生意，聪明人见一会十，十五六岁时，竟是一个掌住柜的人了。王春宇见儿子精能，生意发财，便放心留他在家，自己出门，带了能干的伙计，单一在苏、杭买货，运发汴城。自从门面兴旺，竟立起一个春盛大字号来。”

　　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种种浮靡的社会习气也如同遭遇了温润的土壤，借势疯长，《歧路灯》中有大量的篇幅写到市民生活，内容极为丰富。这种丰富性首先体现在市井人物的多样性和市井场景的丰富性，小说围绕中心人物谭绍闻，描绘了如儒生官吏、市井游徒、优伶娼妓、僧尼道巫、江湖术士等各个阶层的人物，达到二百多个，在小说中出现如此众多的人物群体，这是《歧路灯》之前所不曾有过的。就市井场景而言，举凡街头巷尾、庙会戏场、僧寺道观、赌场妓院，等等，都成为小说表现的故事环境。

　　小说描绘了大量的市民生活内容，其中戏曲是小说重点绘写的内容，有四分之一的回目描写了戏曲演出情况，对戏曲的爱好几乎遍及河南社会的各个阶层。第九十五回写河南各级官员准备迎接抚台大人，商量听戏之事，就概括出开封城里的戏曲盛况，书中“先数了驻省城几个苏昆班子——福庆班、玉绣班、庆和班、萃锦班”，“又数陇西梆子腔、山东过来的弦子戏、黄河北的卷戏、山西泽州锣戏、本地土腔大笛嗡、小唢呐、朗头腔、梆椤卷。”至于一些富家子弟则几以听戏为业，盛希侨纠集狐朋狗友，沉溺于看戏。谭绍闻甚至将戏班养在家中，狎优听唱，无所不为。而开封民间的各种庙会，更是会不离戏，小说中的第四、八、四十八回中写的山陕庙、瘟神庙、禹王庙会的演戏，往往一唱就是三天三夜，人山人海，极为热闹。

　　赌博也是小说重点描绘的内容，它集中表现了赌徒、滑棍、妓女们声色犬马的城市生活方式，这表明作者生活积累丰富，对商业繁荣的都会世情心领神会。小说写谭绍闻如何从第一次初涉赌场的脸红心跳，到后来一次次地被诱入圈套，在赌窟里，嫖妓女，通尼姑，输钱召辱，挨打吃官司，最后堕落成为真正的赌棍。龚炜《巢林笔谈》卷四在讨论清代的赌博风气时说：“赌博之风，莫甚于今日。闾巷小人不论已；衣冠之族，以之破产失业，其甚至于丧身者，指不胜屈。”（注：《巢林笔谈》第107-10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可见这已是整个时代之恶风习，开封固不能免。

　　以上是我们在《歧路灯》中看到的市民生活的主要方面，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将《歧路灯》视为18世纪开封的城市生活志。

　　综合前所论的两大方面，开封城市文化的两种属性之间的冲突时刻体现在小说中，一是理学观念与市民意识要突破框限之间的矛盾。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小说第七十四回王氏与其弟王春宇争论读书和经商究竟哪个好，王氏就说：“世上只要钱，不要书，我是个女人，也晓得这道理。”王春宇安慰姐姐，还想说上几句，不料谭绍闻的继室，出身暴发户家庭的巫翠姐在楼下听见，不由发了一番议论：“你听王舅爷胡说的。像俺曲米街，如今单单巫家与王家是财主，两家倒不曾读书。前月俺家不见了骡子，值五六十两银子。后来寻着，与马王爷还愿唱堂戏，写的伺候大老爷昆班。真正城内关外，许多客商，住衙门哩，都来贺礼，足足坐了八十席，谁不说体面哩。”在一些市井细民的心目中，面对物质日益丰富的花花世界，惟有及时行乐的思想，其人生哲学更是对理学观念的彻底反动。比如小说第二十一回“夏逢若酒后腾邪说”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及时行乐的市民观念。所谓：

　　人生一世，不过快乐了便罢。柳陌花巷快乐一辈子也是死，执固板样拘束一辈子也是死。若说做圣贤道学的事，将来乡贤祠屋角里，未必能有个牌位。……总不如趁自己有个家业，手头有几个闲钱，三朋四友胡混一辈子，也就罢了。所以我也颇有聪明，并无家业，只靠寻一个畅快。

　　能够为这种文化冲突做出注脚的是，诗书旧族与商贾人家在经济能力上的消长。谭府由于谭绍闻的吃、喝、嫖、赌，家道日见败落，已接近破产的边缘。第八十八回写谭氏丹徒一支的老仆在多年以后重访开封谭府，其中一段话很有些象征的意味：“只见街上添了许多楼房，增了许多铺面，比旧日繁华较盛。依稀还认得谭宅旧居。到了旧日所走门楼，见门上悬着‘品卓行方’金字匾额，旁署谭某名讳，心内说：‘这是我们老太爷名子。如何不是倒座向内的对厅，却成了大京货铺子？’”标志着旧日光荣的金字匾额依然悬挂在空中，而下面占据实地却是贩卖京货的大铺子，这是否意味着理学后继者的让位和缺席呢？小说中像王春宇、巫翠姐之父巫凤山这样的生意人家，呈现出极为兴旺的势头，王春宇继“立起一个春盛大字号”之后，又一发而再发，第一零八回写：“到了腊月，舅爷王春宇的生意已发了大财，开了方，竟讲到几十万上。”

　　从另一角度能够展示这种冲突的结果是理学代表人物与市民人物的兴衰，谭绍闻的前妻孔慧娘和后妻巫翠姐恰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理学人物孔慧娘之死。孔慧娘是“三从四德”的礼教观念塑造出来的标准范本，对婆婆至孝，尽管知道婆婆溺爱丈夫，却从不道个不字；对于谭绍闻的妾冰梅极为友爱，临终时反复叮咛告诫，真心真意；对冰梅的孩子视如己出，用心呵护；对于丈夫的为非作歹，也谨遵妇德，不说是非，只是内心痛苦，她自幼所受的家教与残酷现实的冲突终于到了不可承受的程度，她忧夫成疾，得了痨病，最终死去。当作者在赞其父“孔耘轩好家教也”的同时，思想家戴震则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注：转引自《〈歧路灯〉五谈》，载《歧路灯论丛》第一辑。）死于理学，这正是慧娘悲剧命运的写照。我们来看嫁到谭家的巫翠姐。巫家是个暴发户，巫翠姐也是个财东，手里有不少钱放在娘家营运生息。她之所以二十岁上还不嫁人，就是出于小市民的势利眼光，羡慕谭家是个旧族，因此千方百计嫁过来。她喜欢享受，根本不管什么三从四德，经常拉着谭绍闻一起打牌，爱看戏，讲求打扮。而且任性好议论，毫无顾忌。与慧娘的逆来顺受不同，她却对谭绍闻的没落和无能看不惯，在一次有关卖坟上树还债的争吵中，她奋起反击，对绍闻说：“‘你就办我个老女归宗！’绍闻怒道：‘我就休了你。咱两个谁改口就不算人养的！我如今叫一顶轿子，你就起身，再不用上我家来。’巫氏道：‘不来你家帮体面，省的死了埋大光地里。’……巫氏果然挽了头发，罩了首帕，即便起身……”。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翠姐的气壮正表明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得势。

　　以上所讨论的两种文化属性冲突的种种表现，其实如果探寻矛盾的根源，最终回到了作者自身的矛盾，那是作者理学观念与写实手法之间的矛盾。小说第二十回有诗写出作者的矛盾心态：“苦言何事太相侵，亡国败家自古吟；纵令口中尚有舌，其如腹内早无心。热肠动处真难默，冷眼觑之便欲喑；病入膏盲嗟已矣，愿奉宣圣失言箴。”其实如谭绍闻之类的已是病入膏盲了，又岂是三两句劝戒之言所能打动的。李绿园以他这管如椽的巨笔已经真实地绘写了整个世相，谭绍闻之走上不归路有着时代的必然性，作者强为之安排，写族人的拯救和自身的醒悟，却是强加的外在观念。就作者主观意图与客观表达而言，谭绍闻何幸而生长在中州理学中心之开封，又何不幸而存身于18世纪都会繁丽之开封，成之失之，这似乎也是小说《歧路灯》自身的历史宿命。

　　四　古代小说中“东京故事”的文化意义

　　“东京故事”的发展与开封城市地位的沉浮密切相关，开封在历史上经历了兴—衰—复兴的发展过程，宋元时代是开封的全盛期，在宋元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开封之所以在通俗小说中被反复提起，一方面固然是作为昔日帝都，不断被具有遗民意识的小说家追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宋元话本中的一些故事题材多为后来的小说所用，从《大宋宣和遗事》到《水浒传》，再到《金瓶梅》，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么其中的“东京”，实质上是元末人、明末人的“东京”，添加了作者的想象，“东京”就是这样不断地被改写，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意识。《歧路灯》则是在宋元时代的东京繁盛一去不返，出现新的时代气象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问世与历史上的光荣无关，而是对18世纪开封生活的全新演绎，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对古代东京故事的一次总结。

　　由于叙述角度的差异，造成了宋元时东京故事与后来故事在格调上的差异。宋元话本对东京是一种远距离的追忆和回顾姿态，尽管所描写的是以猎奇为主要取向的故事，但是在叙述中的“东京印象”，着力表现出对已经失落的光荣的追慕和向往，写东京的樊楼则云：“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东京商人的富有则是：“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郑节度立功神臂弓》胡士莹先生以为宋元话本）写东京元宵之盛况更是啧啧称赏，《戒指儿记》：“鳌山架起，满地华灯。笙箫社火，罗鼓喧天。禁门不闭，内外往来。人人都到五凤楼前，端门之下，插金花，赏御酒，国家与民同乐。”人们记忆中的东京就这样总是笼罩在祥瑞之气、亲和之气当中。

　　相比而言，明清时代的开封早已失落了帝都的光环，尤其在李绿园的笔下，无疑将它当作了城市世俗化的典型，用近距离逼视的眼光，加大了城市描写的力度和深度，将市井生活的粗俗与丑陋一一展示出来，比如衙门差吏的腐败，富家子弟的沉迷，帮闲篾片的无耻，青楼娼妓的淫纵，佛门僧尼的堕落。作者对社会阴暗面的描绘总是不遗余力，深入骨髓，因为从作者的立场来看，他已不再是昔日皇城的子民，没有了依恋和幻想，只有满腹匡世救弊的抱负；在作者眼中，开封也早已无帝都的尊贵可言，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正在堕落的城市。如果说，宋元话本中多的是追忆和感伤，那么在李绿园笔下就是写实和批判。所以说，此处的开封与宋遗民追忆的东京在文化格调上可谓判若云泥。

　　而就文化属性而言，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东京故事”中的市井意识作为一种精神气象，始终贯穿其中，这庶几可作为“东京故事”的共性。如果说在宋元时代主要是以市民为主体和本位，以《大宋宣和遗事》而言，尽管写的是帝王故事，多有以平民之口来评判和调侃君王的。如“也说一个无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浑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真不是容易也”。再如描写宋徽宗初见李师师的情态，“这个佳人是两京诗酒客，烟花帐子头，京师上亭行首，姓李名做师师……徽宗一见之后，瞬星眸为两溜。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释迦尊佛，也恼教他会下莲台。”（注：《中国话本大系·宣和遗事》第4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种充满了市井趣味的叙述，无疑是面向市井民众的。其后又经过《水浒传》、《金瓶梅》、包公传说等对东京生活的关注，尤其是《水浒传》以独特的视角来写市民意识，如小说第七十二回多次写到李逵闹东京的情景：“李逵从店里取了行李，拿了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池。”（注：《水浒全传》第9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强烈地表现出市井豪杰与政治特权的对立。

　　到了清代的《歧路灯》里，无论作者如何压抑，有关市井的描画不知不觉从笔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具有形象感的情理逻辑完全压倒了小说的理学观念，市井意识事实上大行其道，构成了对宋元“东京故事”的呼应。我们称《歧路灯》为开封的城市生活志，从小说叙述的客观价值来说，这里的描写乃是对宋元时代东京城市生活描写的突破和超越。这种突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多方位和多角度，如果说宋元话本中对东京的追忆主要在于城市景物、商业景观、娱乐习俗，这些在宋代遗民的印象中，都是作为标志性的特色景物加以回忆，无论是面，还是点，都是非常有限的，而《歧路灯》对市井生活的展示是全景而立体、鲜活而生动的，作者将关注的目光深入到市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是极为阴暗的角落。二是更多层次，既有物质生活层面，又有思想观念层面，李绿园除了真实而细致地描摹社会生活，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对于城市生活的主张，有些观点确显陈腐落后，有些对青年居家修身却实有补益，正如郭绍虞所论：“(1)在思想方面讲，他是一个练达事理的理学家。(2)在文艺方面讲，他又是一个笔性空灵的创作家。”（注：转引自《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第3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总的来说，《歧路灯》将宋元话本所开创的“东京故事”的叙述继续推向前进，并在城市生活内容和方式的精细描绘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在其审美品性上属于“审美回忆”，同时展示出文学表现的多样性，就其中浸染的各种思想意识而言，它们中的一部分是帝都文学，又属遗民文学，在地域性上，它们富有民俗特色和市井气息。我们认为，作为多种属性兼备的一种故事系列，“东京故事”毫无疑问是古代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故事，它们当然不可能与时下所称的城市文学相提并论，即描写城市景观，展示城市生活中的独特心理，也未曾脱尽乡村的文化底色。但是，总是不时地与传统的帝都主题、遗民主题、市井主题纠结在一起，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学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发展演进的。

作者介绍：孙逊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葛永海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