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学者对我国学术发展究竟有多大贡献?

　　于1998年开始启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今年已实施15年。这一计划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官方和民间的感受似乎很不相同。在官方看来，这一计划成果丰硕，而在民间看来，这一计划某种程度却加剧了学术的行政化和功利化，制造出庞大的学术利益共同体，破坏了我国的学术生态。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官方和民间的分析，都围绕着这一计划的宗旨进行——该计划的主要宗旨在于通过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实施，延揽大批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参与我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带动这些重点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并在若干年内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术带头人，以大大提高我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和竞争实力。同时，通过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高等学校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人才单位所有制、职务终身制，改变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等弊端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然而立场不同，分析结果却迥异。 　　催生庞大的学术利益共同体 　　按照官方发布的数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在培养学术带头人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截止2012年，我国高校共聘任长江学者1801人，其中特聘教授1190人、讲座教授611人，26名华人学者荣获“长江学者成就奖”。先后有85名长江学者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70人成为“973”首席科学家。另外，还有25名长江学者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表面上看，这一计划确实成果“显著”，可是，这也让人怀疑，在我国的学术和教育评价体系中，存在“赢者通吃”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每年新增两院院士、国家教学名师名单公布，都会引来质疑。原因在于，无论是新增院士评审还是教学名师评审，本来都应按学术原则和教育原则进行，可贯穿评审始终的，却是另一原则，即行政原则和利益原则。很显然，行政力量在其间起很大作用，而各类人才计划、科研项目恰恰又是行政主导的。如果把学术资源向少数人集中，在各种评审、评价中都给予照顾，那么，他们是会一路绿灯获得更高的学术头衔的。这种依照学术头衔来配置学术资源的方式，对于学术的自由、平等竞争有着很大的伤害。 　　这也是官方可以拿出长江学者入选两院院士的数据，却很难呈现出他们的成果在世界上究竟有怎样的学术贡献和学术价值的原因。毕竟，评审院士是我国学术界自身的事，甚至想评多少院士就评多少院士。虽然社会舆论对我国每隔两年就新增100多位两院院士表示担忧，认为我国学者的学术贡献并不大，可享受的学术利益却很多，院士评审和学术利益高度挂钩，可是，这一新增工作照做不误。院士群体被认为是当前最大的学术利益群体。 　　就是国家教学名师评审，近年来也高度利益化，一些很少上讲台的校长、副校长和学者，经过包装运作之后，也评上国家名师，这反映出评审存在一个“情结”，“名师”要出于有头衔者，要么有学术头衔，要么有行政头衔——如此方能体现此“牛人”对教学的重视，你看他已是长江学者了，还“亲自”给学生上课；以及评审中存在的公关操作问题。在现实的校园生活中，国家名师的评审，并没有带来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每所学校之所以重视这一评审，因为这可以体现学校的办学政绩。 　　官方数据还显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推进高校形成优秀人才培养支持体系。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示范和引领下，各地和高等学校先后实施了一批人才计划，如：北京市的“拔尖创新人才计划”、上海市的“东方学者计划”、广东省的“珠江学者计划”、福建省的“闽江学者计划”、四川省的“天府学者计划”等，由此得出结论“初步形成了定位明确、层次清晰、衔接紧密，促进高等学校优秀拔尖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培养和支持体系。” 　　而这恰恰是民间反对最多的地方，武汉大学原校长、知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就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前某些高校的“怪现象”：“很多学者进不了长江学者，就巧立名目，搞了一些以名山秀水为名的学者，黄河学者、泰山学者、天山学者、闽江学者、赣江学者、珠江学者，名号有38个之多。用名山秀水命名学者，改变了实质没有？没有，他们还是原来的学者。” 　　各类名目繁多的学者计划，按官方的说法，是重视高校人才、创造条件让青年才俊脱颖而出的改革创新。可这些计划都已经变味了，于地方而言，这类计划首先展示的是自己重视人才建设的政绩；其次，这些计划将某些行政指令下达到高校，有可能形成新的权力寻租空间。这些计划往往意味着专项资助，同时又能带来名声——对学校来说，入选人才计划的人数，是重要办学成果之一；对学者本人来说，一旦入选计划，即便拿了钱什么事也不干，也可名利双收。对于这种人才计划，有多少大学以及教授能把持住呢？ 　　滋生学术腐败的土壤 　　围绕着各种计划，近年来，造假丑闻频出。很典型的就是人才“假引进”，高校在人才引进中特别注重引进两种人，一种是有显赫学术头衔的人；另一种是有广泛人脉资源的人。在一般人理解中，大学引进人才应该努力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因此，应该要求被引进的人才能为本科生、研究生上课，与他们共同开展研究，进而要规定引进人才在学校里的工作时间。但是，高校这类人才引进，醉翁之意却不在此：一为增加教师队伍中有各类头衔者的数量，高校争相聘请院士、长江学者，这是首要目的；二为快速提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引进人才来不来工作无所谓，只要论文署上学校大名，就可计为学校的成果；三为在各种评审、评估与社会交往中，通过人脉资源获得社会资源、学术资源，有一定官方背景、在各种评审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社会交际广泛的学者，尤令大学青睐。 　　还有就是高校直接参与人才造假。成为某山某水学者，这是学者的个体行为，但由于这些计划由政府部门主导，实则成为人才政绩工程。于政府部门来说，如果通过计划，能引进大批高素质人才，具体来说，有海外学历，比如名校博士学位，有海外学术头衔，比如教授，这就能证明计划取得了成果；于高校来说，本校有多少教授入选国家、地方人才计划，不但可以做大科研经费盘子，也表明人才队伍建设的业绩；于学者本人来说，拿到了政府部门的资助，也获得了显赫的“学术头衔”。这样一来，政府部门、学校和学者个体，就成了“利益共同体”。而围绕利益，各种手段都用上了。大家所见的是，有高校直接参与申请者的申请简历造假（或对明显的造假行为不闻不问），有高校和申请者共同运作，把头衔搞到手，各取所需。 　　不客气地说，各种人才计划已成为滋生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的土壤，也成为学术急功近利、浮躁的推手。 　　按照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宗旨，“通过特聘教授岗位制度的实施，对于推动我国高等学校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打破人才单位所有制、职务终身制，改变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等弊端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再看当前高校教授贫富不均，制造出富翁学者的现实，不由感叹，这一计划（以及之后推出的各种计划）没有提高我国高校的学术竞争力，可却在我国高校成功地让部分人富裕起来——国家的经费通过政策进入了这些人的腰包。这已成为当前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很多年青教师面对由各种学术头衔编织起来的学术利益网，失去了对学术的理想和追求，“逃离科研”，已成为一些本有学术潜力者的无奈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学者是有聘期的，这表明结束聘期就不再是长江学者，可是，很多学者一直用着长江学者的头衔，高校也把累计有多少长江学者作为师资力量雄厚的指标，这对该计划倡导的“打破职务终身制”，是多么的讽刺。用来推进学术发展的长江计划，成功地变异为谋求学术利益的工具，虽然主事者不承认，但现实却不容否认。 　　发展学术根本在于去行政化 　　从本质上看，行政主导的“人才计划”，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管理和行政评价，这将导致学术管理和评价严重行政化、功利化。不管宗旨多好，都无法逃脱这一“宿命”。长江学者计划以及此后的林林总总计划，都性质相同，出现变异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即便主事者再怎么宣布其取得丰硕成果，却无法改变这些计划加剧学术功利化、行政化的现实，这对我国学术的长远发展来说，有着致命的伤害。 　　对此，我国政府其实已有清醒的认识，在2010年6月颁布的《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要“按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完善人才管理运行机制。规范行政行为，推动人才管理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和规范人才评价、流动等环节中的行政审批和收费事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 　　现在的问题是，在现实中，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还在进一步发展，各级政府还热衷于搞人才计划。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类计划执行的监督，严惩其中的腐败行为。除了处罚当事人，还应该调查参与审查的机构和专家，是否“合谋造假”，并按照调查结果进行严肃处理。另一方面，要按照《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切实转变政府管理人才的传统做法，在对人才的评价中，引入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这是让学术回归常识、规范，这才是提高我国学术水平，恢复学术生态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