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集团与中国

作者：林利民邱桂荣吴洪英张运成孙茹

现代国际关系 2003年10期

　　第一次握手

　　林：对于埃维昂G8峰会，国际舆论有一个说法，认为会中南北体育场人对话是一个“亮点”，而中国首次与会，与G8正面接触，则是亮点中的亮点。有人用“第一次握手”来形象地说明中国参加G8埃维昂峰会。所以我建议我们的讨论就从中国与G8的“第一次握手”开场。

　　吴：要理解中国参加这次G8峰会的涵义，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中国与G8关系的历史。G8成立时，主要讨论经济问题，而中国当时致力于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自豪，外贸量也不大，基本上处于西方经济体系之外。这一时期，中国与G8可以说是“来左去右，各行其道，相互之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发生联系。

　　邱：中国与G8的关系中“各行其道”的时期很短暂，只有大约几年时间。总体上看，中国与G8的关系走过了一个从初期“各行其道”到互相关注、逐步了解、开始靠近和接触的过程。从时间上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G8的历史几乎同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G8转轨，已不限于关注世界经济问题，各种国际政治问题也纳入G8视野。这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上迅跑，以开放的眼光和心态看待国际事务，力争成为国际事务的参与者，而G8也越来越关注改革开放的中国。

　　孙：我同意关于中国与G8关系发展的“过程说”，提几点具体论据。一是1987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G8第13次峰会上，与会国一致认为“应当给予中国的经济改革以特别的关注”。这是G8正式表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二是1990年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G8第16次会议，决定以中国为G8生态、环境问题的联系国之一，支持向中国提供贷款解决环境、生态问题。三是1991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G8第17次会议对中国与“国际联盟”在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其它问题上的合作表示欢迎，并表示视中国为处理全球安全事务中负责任的联系对象国，期待解决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问题。

　　林：经过G8休斯敦会议和伦敦会议，中国与G8走出了“各行其道”时期，进入相互关注、开始靠拢和接触时期。

　　张：我也支持邱桂荣提出的“过程说”。如果说休斯敦会议和伦敦会议是G8与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阶段的话，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双方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波及全球，各国陷入恐慌，货币纷纷贬值。以解决世界经济问题为己任的G8面对危机，可以说是束手无策。而中国不惜自我牺牲，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抵挡危机进一步蔓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凸显中国不但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成长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G8对中国从此刮目相看。在中国不是G8正式成员国的情况下，该集团的一些成员国多次主动向中国通报G8峰会的情况。在1998年英国伯明翰举行的G8第24次会议上，G8充分肯定了中国在抗击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会后，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希拉克都对中国在抗击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吴：在伯明翰会议上G8已不只是关注中国，而且开始认识到需要中国。这以后，中国与其关系加快发展，国际上有关G8应吸纳中国为成员国的呼声渐涨。1999年，德国总理施罗德表示应该邀请中国加入G8。2000年冲绳峰会前，关于中国加入G8的问题被炒作起来。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向中国发出了入会邀请。正是从这时起，中国是否加入G8的问题成为国际舆论的热门话题。

　　张：但中国政府在2000年2月却表态称无意参加G8首脑会议及其相关活动。这有点出乎国际舆论的意料之外。在G8历史上，只有它拒绝别国加入的事，从没有过被拒绝的经历。所以，中国婉言谢绝其邀请也成为当时的国际热门话题。

　　林：我也同意“过程说”。关于中国与G8关系的发展史，我们先谈到这里止。下面我们回到主题，讨论一下“第一次握手”本身。G8为何邀请中国出席这次会议？中国为何调整了立场，愿意接受邀请？

　　张：我想从经济角度就G8为何邀请中国入会的问题谈谈看法。这首先与中国实力的增长密切相关。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发展很快，大国地位日益显现，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不容忽视。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让G8瞩目：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2年中国GDP达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孙：那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现行市场汇率计算，2002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241万亿美元，略高于G8中居第六位的意大利。这一数字与中央情报局的数字差距很大。我认为中情局是有意夸大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像20世纪70年代故意夸大苏联的实力一样。

　　张：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确实高估了中国的经济总量。但即使按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也超过意、加、俄等三个G8成员国，稳居世界第六。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有活力。2002年中国出口额达到3256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德、日、法的世界第五大出口国；同时接受外资5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投资吸收国。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日前推出的研究报告特别乐观地认为，到2050年，中国将跃居世界经济强国之首，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由目前的18%上升到24%。从经济层面说，中国实际上已经具有加入世界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实力。讨论世界经济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参与，将存在缺陷。在当前世界经济前景不明朗的困难情况下，尤其如此。我想，这是G8邀请中国入会的一个最直接、也最现实的原因。

　　吴：我赞成关于G8邀请中国与会的“经济说”。但政治原因也很重要，这是八国峰会需要通过吸纳中国入会，提升其重要性和代表性。八国峰会是一个论坛性组织，无常设机构。受这种机制的影响，会议虽有固定的时间和成员，且轮流由各成员国举办，但比较松散，缺乏联合国那样的约束力和规则，所以人们曾戏称其为“清谈馆”。同时应看到，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八国峰会的性质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其影响力日益增大。政治上，G8成员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占有四席；经济上，其成员国国内总产值占世界的70%；军事上，有六个北约成员国，四个核大国。但是，由于与中国这样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拥有世界上1/5人口的大国缺少接触和沟通，八国峰会要成为一个“大国论坛”是没有说服力的，它的代表性和有效性一直受到质疑。

　　邱：我认为还有一个政治原因：即八国峰会转型的需要。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八国峰会对世界事务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逐步加大。“9·11”后，基辛格强调，八国峰会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应发挥更大作用，“可以不仅仅讨论经济而且要更多地讨论政治问题”。这一观点基本代表了西方大国关于G8在新形势下重新定位的考虑。八国峰会要想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协调中心、全球治理中心，如果听不到中国的声音、没有中国参与其中，其转型即使不是无法实现，也会困难重重。

　　孙：G8也指望通过加强接触，了解中国对当今世界一系列问题的立场，将中国纳入国际政治、经济机制中，促使中国在安全、人权、军控、环境等诸多领域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2000年，布热津斯基发表《如何与中国共处》一文，即从促使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角度，提出了使中国加入G8的建议。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有一定的代表性。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复杂，G8一度因伊拉克问题陷入分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出来。

　　吴：我认为，中国的立场之所以与2000年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使中国与世界事务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难以分离。改革开放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化的中心，也必将使中国逐渐融入世界政治的框架中。中国也越来越认识到，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争端的解决及世界权利规则的运作都离不开西方的影响。中国要进一步参与国际新秩序，也需要向西方展示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姿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寻求彼此信任和理解。

　　张：从经济上看，中国也不会长期自外于G8。一个不争的事实是，G8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投资来源及先进装备与技术来源。2003年1-3月，中国与其成员国的贸易额达760亿美元，占外贸总额近一半；其中对其出口额约400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近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发展与G8的关系如不持积极态度，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

　　孙：中国首次参与G8峰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它揭开了中国与G8关系的新篇章，是中国走进西方大国论坛的开端。中国从回避到参与的态度转变，表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不断深入，外交更具自信，也是十六大报告中重视发展与发达国家关系这一政策思路的具体贯彻。

　　张：英国《泰晤士报》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参加G8首脑会议“会前会”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来说，一个自然的延续将会使其在这一论坛上获得一席之地”。这种说法可能为时尚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在于要不要加入，而是如何建立彼此间新型合作关系。胡锦涛主席此次出席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正是在为这种尝试作努力。此举既可以深化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也可以代表发展中国家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发表看法。

　　吴：这次中国与G8实现“直接对话”，既显示G8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逐渐看重，又表明中国对参与国际组织展示积极灵活的新外交姿态。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所言：此次G8举行的南北对话“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重要”，此次对话将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尽快恢复，有助于推动世界发展和国家间合作。

　　邱：但有一点也要指出，中国参加的是“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是八国首脑会议的“会前会”，这与参加八国首脑会议峰会还是有区别的，后者只限于G8八个成员国首脑参加。

　　角色转型

　　林：我非常赞成大家的观点。埃维昂峰会对中国与G8的关系有里程碑意义。但中国与G8还处在联系与对话阶段，虽然双方关系总的方向可以确定，但具体如何发展，不是很明朗，还有很多未知数。这既取决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变，也取决于G8如何变。下面我们不妨探讨一下与G8本身有关的一些问题，如G8的角色转型、其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及所面临的难题等等。

　　邱：讲到G8的转型，要先回顾一下G8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恶化，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经济危机把西方国家搞得焦头烂额。为了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危机与货币危机，协调经济政策，振兴西方经济，1975年11月，在法国的倡议下，法、美、日、英、意和西德，召开了第一次西方六个工业国家的峰会。1976年加拿大加盟，遂成为“七国集团”。1997年，俄罗斯加盟，七国集团才演变成今天的G8。

　　吴：G8的职能也在不断变化，从过去专司世界经济问题演进到如今统揽全球经济与政治问题。上世纪70-80年代，G8主要职能是协调解决西方及世界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被置于次要地位。进入90年代，七国集团演化成G8，开始加大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战略”。以后的多次峰会关注的焦点不外乎两个：一是世界经济与金融问题，二是世界人权、民主、宗教等政治问题。

　　张：90年代以来，该集团历次首脑会议都要涉及其他国家的内政问题，经济问题逐步放到了两届首脑会议期间举行的八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讨论。就目前来看，首脑会议的议程已经涉及到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

　　孙：但跨过新千年门槛后，G8有一个新变化，不但加大对政治问题的关注，且把国际安全问题纳入讨论范围。“9·11”后，G8将关注点扩大到反恐，越来越关注世界安全，诸如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控制导弹技术、地区冲突的预防等；同时也加大了对南方问题、贫困问题的关注。2002年G8卡纳纳斯基斯会议发表关于向非洲提供援助的《非洲行动计划》是一个亮点，也是G8关注南北问题和贫困问题的良好开端。

　　张：因为G8关注的问题涉及面越来越广，现在关于它的定性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富国俱乐部”、“发达国家俱乐部”、“大国俱乐部”、“西方国家俱乐部”、“民主国家俱乐部”等等。这些说法是新闻记者的语言，不是学者的语言，随意性很大。如果说是“富国俱乐部”和“发达国家俱乐部”的话，“富”和“发达”以什么为标准？俄罗斯富吗？发达吗？如果说是“大国俱乐部”，大国又是什么标准？加拿大比中国、印度大吗？如果说是“西方国家俱乐部”，澳大利亚、荷兰为什么不能参加？如果说是“民主国家俱乐部”，俄罗斯又明显有别于其他七国。所以，我觉得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西方大国俱乐部”，参加国无一例外，都是西方大国。

　　吴：名称只是一个符号，关键要看实质。照我看，八国首脑会议已经变成一种混合体，既不单纯是民主国家的论坛，也不单纯是最发达经济体的秘密会议。其双重功能模式因吸收俄罗斯而削弱，因为俄罗斯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均产值学是经济活力，都与发达不沾边，也不好说是民主国家。

　　孙：不管怎么定性，G8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G8GDP总量长期占全球的2/3以上，控制了全球80%的经济活动、70%的财富和99%的核武器，从而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张：从经济层面看，G8的主要影响是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火车头”和“列车长”作用。在债务重组等一些发展问题上，其作用很大。如减免穷国债务的计划就是G8倡议的。2002年7月G8冲绳峰会后，G8财长发表了关于减债与经济发展的报告，减免贝宁、玻利维亚等九国的债务总额达150亿美元。G8卡纳纳斯基斯会议减免了非洲22个最贫困国家的10亿美元债务。俄科学院美加所所长谢·罗戈夫认为，G8在经济上的作用要比联合国机构大得多。

　　吴：在安全层面，G8催生了许多国际机构。如1987年，G8提出了成立控制弹道导弹技术出口的机构。现在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机制有30多个成员。1989年，G8巴黎峰会上成立了“反洗钱国际金融行动小组”。该小组目前有近30个成员国，打击的是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资金流动。

　　孙：这实际上也是个催生国际机制问题。G8的默契和承诺推动着许多重要国际组织的运转。G8达成的共识和做出的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经与会各国在其它国际组织和场合予以积极推行，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同时，还如曾担任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顾问的雅克·阿塔利所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甚至联合国内批准采取的政策，正是在G8会议期间，特别是在筹备G8首脑会议期间形成的。”由此可见，G8的影响无处不在。

　　邱：G8作用还有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特点，就是为各国在特定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提供平台。美国积极关注改革国际金融体制、贸易自由化，但在减债方面发挥作用的根本不是美国而是英、法、加、德等。欧洲国家在全球环境议题上总是冲锋在前，日本和加拿大也与它们保持一致，但美国经济抵制环保倡议。欧洲国家在援助俄罗斯方面也比美国积极。当然八国也有共同关注的领域，如有组织犯罪、毒品和洗钱等。

　　孙：G8的机制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可分为好几个阶段。成员国会议从领导人之间不断延伸到部长间，目前一半以上的内阁成员定期会晤。这加强了G8内部的联系，使相互沟通、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吴：G8是个等级森严的组织。俄罗斯没有加入时，参加七国首脑会议的国家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美国，这是世界第一大国。第二类是法国和英国，它们的经济实力不如日本和德国，但它们是第二级的政治大国。第三类是日本和德国，它们是“经济巨人、政治矮子”，由于是战败国，政治地位一直不高。意大利和加拿大属于第四类，按GDP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衡量，当时差点被排除在外。后加入的俄国政治上只能算“半民主”、经济上只能算“半发达”、文化上只能算“半西方”，这三个“半”使俄列入第五类。

　　张：G8还带有强烈的排他色彩，西方优越感你看不见、摸不着，但你可以强烈感受到。表面上，G8是开放性组织。但从其原则可知，主要由美欧国家组成的G8多年来继续存在的基础，就是相同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G8首届首脑会议就曾明确指出，各成员国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在民主和自由方面有共同的信念和责任。要想加入该集团，经济实力是前提条件。但仅仅富裕是不够的，申请国必须是“民主和自由”体制。25年来，这一政治原则不仅没有淡化，而且还在明显加强。

　　邱：谈到G8转型时，可能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世界范围扩张影响，领导世界。G8成立之初，主要精力放在协调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防止经济危机上。发展至今，它的目标显然并不局限于仅在八国拥有号召力，而是日益定位在以内部磋商与合作的形式使成员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谋求全球领导地位。

　　孙：G8定期举行首脑及部长级会晤本身加强了西方大国间的沟通和政策协调。但另一方面，其在全球发挥作用的效能仍受到许多制约。各成员国之间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尚存差距，许多合作关系受到限制甚至失败。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政治议题越来越多地被塞进G8会议，这不仅与其自身能力很不相称，而且由于一味求全、重点不分，许多本应及时解决的经济问题因无暇顾及而放弃，丢掉了自己的强项和会议原有的特色。即使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大多是由于单个成员国的国家行为使然，非G8集体作用所致。

　　张：说到底，G8还不是一个机制健全的国际组织，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果G8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那只能是一厢情愿。不过，近年来一些成员国试图把它变成一个执行委员会或者与联合国安理会相类似的某种机构，加强G8的集体领导作用。这可能是G8的发展方向，值得关注。

　　G8·联合国·全球治理

　　林：前面大家重点讨论了G8转型问题，主要有三个要素：一是从单纯关注经济问题转向关注国际政治与安全问题；二是从单纯关注西方七国转向关注全球，谋求领导世界；三是从松散的会议转向机制化、法制化。G8的三大转型与西方国家冷战结束以来久盛不衰的全球治理理念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但是，全球治理一定要由G8主导吗？联合国处于什么位置？G8与联合国是什么关系？是对联合国的补充还是挑战、替代？难道全球治理不应由联合国主导吗？所以我建议我们讨论一下G8与联合国的关系及全球治理问题。

　　张：全球治理的概念主要流行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其要旨是在全球范围综合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美国耶鲁大学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刊物《耶鲁全球》近日载文指出，当前，恐怖主义、疫病和贸易都凭借边界开放、交通便利和全球通讯得以发展，因而形成全球化的“三幅面孔”，前两个是“全球化公敌”；后一个则是“全球化最重要动力”，三者之间的角逐日益加剧，未来全球化如何发展将越来越取决于大国合作与全球治理。

　　孙：伊拉克战争以来，世界面临新的挑战，各种矛盾进一步突出，南北矛盾、发展差距、跨国犯罪、走私贩毒、环境污染、自然灾害、资源紧张、疾疫流行、地区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强权政治等问题相互交织；联合国的作用尤其受到怀疑，世界出现新的政治分野；非典疫情的蔓延导致各国加强边界管制、贸易限制增多、投资趋缓，全球化进程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复杂多变期。凡此种种，使全球治理的呼声进一步增高。我理解，所谓全球治理就是要以全球为单位，一揽子综合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包括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国际安全问题等。

　　邱：全球化的立体化推进使国际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求各国不仅是从本国和本区域的观点看问题，还要从全球的观点看问题。长期以来，跨国企业主导并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会，并把由全球化衍生的各种风险转嫁到政治、国际组织与大众身上。此次“非典”疫情成了对相关国家政府能力的重大考验，各国政府承担了繁重的危机管理任务。特别是那些广泛参与全球事务的大国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在应对和控制危机方面纷纷加强了在本国、本地区乃至全球的协调能力。政府与国家安全因素的作用因此日益上升。

　　孙：一些专业性国际组织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也在增强，这可能是今后世界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趋势。联合国属下既无调查权、又没有执法权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对抗“非典”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它享有国际医学界认同的专业地位及公信力。在全球化大气候下，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WHO、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在美伊开战前肩负核查重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重视。世界卫生组织3月底发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份全球旅行警告，致使亚洲旅游业几乎全线崩溃。有舆论因此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影响力绝不下于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超级大国。

　　张：此次“非典”疫情广泛蔓延，表明国际社会对全球性灾难的认识和准备不足；也充分说明任何一国均难以单独妥善因应全球性危机，加强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更直接、更迫切的课题。但是，现有的全球规范与制度尚不能适应人类社会风险管理的严峻需要，国际舆论因而呼吁建立区域性的或类似WTO的全球性危机防范和管理机制，以应对单个国家无法单独面对的全球性危机，避免局部和全球失控。今后，机制建设将成为全球治理的首要目标。

　　吴：关于如何进行全球治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8研究小组”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政治学教授约翰·科顿在其主编的《引导全球秩序：21世纪G8治理的作用》一书中，明确提出G8将在21世纪的全球治理中发挥四大作用。首先，G8将作为全球最有权势、最富有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起领导和决定性作用之一。其次，G8成员的外扩、职能的延伸，将使其可取代联合国的某些功能，“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可能开始形成”。第三，G8由全球最富有的国家组成，对于协调全球经济发展、解决重大经济问题将起到联合国难以起到的作用。第四，G8每年一度的峰会由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领导人出席，就解决世界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问题作出具体的、权威性的决定，这种决策机制具有非同寻常的功效。当然，值得注意的是，G8的全球治理行动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决策机制十分不满，常常绕过联合国我行我素，先后于1999年、2003年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对G8领导人面对面、无否决权的协商机制较为青睐。

　　林：其实，这是联合国及G8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与角色及二者如何协调的问题。二者是否有主次之分？是否互为补充甚或势同水火、互不相容？我想请大家就这些问题发表些意见。

　　孙：我认为在未来的全球治理过程中，G8与联合国都会发挥作用，但作用不会相同，这源于这两个组织本身的性质、特点、构成等因素。从组织上讲，G8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组织，它没有类似于《联合国宪章》那样的组织法，没有常设的机构。准确地说，它只是一个成员国定期聚会、协商的“俱乐部”，是一个向世界阐述八国立场和观点的“国际论坛”。作为一种“国际协调机制”，它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全球民主协调机制”，被看作是“欧洲协调”的现代版本。从代表性讲，G8成员数量有限，它只是全球众多协商机构中的一个，其他类似的集团还有“10国集团”、“15国集团”、“20国集团”、“24国集团”以及“77国集团”等，并非任何主权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从合法性讲，G8所能约束的只有其成员国，不像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那样具有普遍约束性。由联合国担当全球治理的主要角色合情、合理、合法。如G8愿意作为配角，配合联合国解决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如安全问题、发展问题，将是非常理想的结合。

　　林：这可能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邱：还有个机制问题。一是决策机制。八国首脑会议具有非正式和弹性大的特点。首脑会议不投票，不表决，以非正式的形式讨论议题，遵循求同存异和协商一致原则，减少了不必要的争论，更容易达成协议。八国首脑直接会晤有助于培养互信，在俱乐部气氛中产生集体责任。G8决策机制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没有否决权。约翰·克顿认为，联合国的否决权“就像病毒，危害了安理会整个系统”，一票否决制使其很难有所作为。另一个是议事效率比较高。联合国成员众多，要达成协议很难，八国领导人则比较容易做成一件事。2001年八国首脑呼吁要对首脑会议进行改革，2002年就实现了。

　　孙：但是G8的协商机制也有缺点。如果成员国不能达成共识，G8便不能发挥作用。在冲绳峰会上，G8没有在贸易和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就不能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在巴以和伊拉克问题上，G8因成员国之间矛盾尖锐，也发挥不了作用。

　　吴：G8与联合国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如解决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等，二者可以在这些领域合作、互为补充，G8甚至可能在某个具体领域为联合国打工。但在一些更重要的领域，二者利益就难一致。如在伊拉克问题上，联合国就与G8主要成员的利益不一致，结果是美英自行其事，联合国的主张被抛到一边。

　　孙：从发展趋势看，G8有可能演变为与联合国平行的另一个“权力中心”。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G8在世界政治中的分量逐渐上升。G8的议题日益扩大，会议的参加方也在向外延伸，除八国首脑外，还有欧盟主席和欧盟轮值主席国首脑甚至联合国秘密长和非洲主要国家领导。G8会议虽然是政府行为，但目前也在向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和私人企业扩展。所以国际上有人认为G8正在演变成一个小型的“超级联合国”。

　　吴：G8千方百计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治理中心，这将侵占联合国的活动领域，挑战联合国的权威。1999年5月，G8外长率先通过了有关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总原则，为解决科索沃危机定基调，使联合国作用黯然失色。人们开始认识到，除联合国外，G8正在形成为另一个世界权力中心。

　　张：G8还经常就联合国的议程、改革等问题阐述立场、施加影响。G8的影响虽然还没有达到对联合国发号施令的程度，但在某些领域，已有“支配”联合国的迹象。如联合国“全球艾滋病基金”就是由G8负责管理。

　　孙：G8不少成员国都有轻视联合国、重视G8活动的倾向。这可能进一步加剧两个“权力中心”的形成。从1975年G8成立以来，成员国首脑每年均出席峰会，但他们并不是每年都去联合国。日、德、加、意四国都谋求把G8而不是联合国建设成全球治理中心。它们都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放弃拥有核武器，更关注“人的安全”和“预防冲突”，而不是安理会所着重关注的传统安全领域。加拿大放弃了对安理会改革的幻想，转而要求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它现在优先考虑在G8内讨论全球和平与安全议程。意大利也放弃了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来确立大国身份的想法；在冲绳首脑会议上否决了讨论安理会改革的提议。

　　张：日本也有类似倾向。尽管日本仍表示坚持多边主义，重视联合国作用，但其外交政策正从以联合国为中心建立国际新秩序转向以G8为中心。2000年，日本在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上要求把预防冲突放在重要地位，推动在G8会议上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德国也认识到安理会改革无法取得进展，比日本更早转向重视G8在解决全球事务上的作用。俄罗斯也从科索沃冲突中认识到联合国的局限性，它在继续重视联合国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其作为G8成员的身份，并接受G8其他成员对其车臣政策的批评。“9·11”后，俄罗斯首先提议召开G8反恐怖会议，显示它对G8的认同。

　　孙：美国因是G8“盟主”，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够利用就抛在一边。只有英国和法国都希望保持各自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不同的是，英国对自己在任何全球机构中发挥作用都充分信心。法国对影响国际机构的信心则远不如英国，它担心G8在预防冲突问题上与安理会平起平坐，因而在冲绳首脑会议上否决了成立一个预防冲突机构的建议，而代之以举行预防冲突高官会议的提议。

　　邱：G8与联合国的矛盾本质上是南北矛盾、少数发达国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矛盾的曲折反映，也反映未来的全球治理是否照顾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问题。还有，G8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如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就发生了分裂，美英与联合国对立，日本支持美英，但俄、德、法支持联合国。今后，与其说是G8会与联合国不和谐，还不如说美国会与联合国不断摩擦，美国不时抬头的单边主义与联合国的全球主义发生冲突将是未来全球治理的主要障碍。

　　“8与1”还是“8+1”

　　林：接下来，我建议大家讨论一下中国与G8关系的前景。由于中国参加埃维昂峰会，国际舆论正在把关注点转向中国是否以及何时加入G8的问题，即G8会否变为九国集团的问题。请大家就此发表高见。

　　孙：中国与G8的首次接触使中国加入G8的话题再次被炒热，但细究起来，“参与”的含义十分模糊。西方舆论在中国是成为正式成员、部分成员还是只是对话国等问题上语焉不详。我认为G8对中国参与的态度可分为三种。一是直接吸收，把G8变成九国集团。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没有中国加入，全球性的政治、安全问题单靠G8解决不了。二是中国只是G8扩大的众多候选国之一。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都持此观点，认为应吸收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三是中国参与八国峰会某些议题的讨论，但无成员国资格。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意向，这和法国邀请中国参与“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中给予中国的地位是一样的。

　　吴：我同意你的观点，G8成员国对于中国是否加入的立场也有很大差别，可以说是各有算盘，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美、英。两国对中国加入该集团态度冷淡，因为美英认为中国是与西方经济、政治体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另类”，是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将中国拒之门外，有利于限制中国的影响。二是德、日。两国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将中国拉入，可以换取中国支持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若能让G8取代联合国安理会则更是求之不得。三是法、俄。两国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们与中国在双边贸易、联合国、多极化等方面有共同利益，中国加入可增强反霸抗单极的呼声，该集团也由此可成为一个更合法、更完整、更有效的国际机构。

　　孙：参加G8并不容易，众多国家都想加入G8，但迄今为止，只有俄罗斯取得成功，但俄也可说是几经折腾。俄罗斯在1991年伦敦峰会上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有了接触。到1997年丹佛会议时俄才开始参加首脑会议的政治讨论，但不能参加经济讨论。到2006年G8在俄罗斯举行首脑会晤时，俄加入G8的进程才算完成。

　　张：虽然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受邀请与G8对话，但G8并无意邀请这些国家成为正式成员，如比利时、荷兰和印度等。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直接申请加入，包括比利时、荷兰、澳大利亚和西班牙都曾先后申请加入G8，但都没有成功。

　　邱：参与G8年会已成为比较平常的一件事。

　　吴：G8已成为大国地位的象征，印度尽管是发展中国家成员，但也把加入G8作为目标。印度总统卡拉姆称他的最大希望是有朝一日，印度总理将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八国首脑会议。但据我了解，G8目前尚没有接纳新成员的打算，尚未把接纳其他国家的问题提上议程。G8主要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话的方式来扩大影响。G8仍继续定位为发达的民主国家组织（俄罗斯被接纳是例外），它仍然是通过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扩大成员的方式，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其看法。

　　邱：我认为还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目前西方虽然认识到在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问题上需要中国，但从意识形态出发，质疑中国的入盟资格。就这一点看，中国加入G8和日本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样困难。从经济实力看，俄罗斯没有加入的资格，但俄罗斯加入了，因为俄罗斯符合该集团所宣称的自由、民主标准。这表明该集团似乎更强调政治标准。多伦多大学G8研究中心主任克顿就认为，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民主的印度而不是非民主的中国应是下一个候选国”。

　　林：我理解大家的意思是G8目前无意邀中国成为正式成员，中国加入G8的事尚未水到渠成。那么，从中国的角度，如何看加入G8这件事呢？

　　吴：这个问题是中国21世纪外交面临的新课题、新挑战和新考验。对此，应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得失。实际上，这并非新鲜话题。早在1993年美国学者斯迈泽就主张七国集团应邀请中国参加七国峰会，以便设计一套“能够处理人们预料到会发生潜在危机的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除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外，还有许多学者主张G8接纳中国。1998年美国学者伯格斯滕建议，应尽快促使中国参加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年会。1999年加拿大学者哈吉纳尔称，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以及各项经济指标都已超过俄罗斯，是成为七国集团一员的“合乎情理的候选国”。

　　孙：我认为中国应慎重处理与联合国及G8的关系，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地位日益重要。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中长期发展趋势仍为国际看好，中国仍是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的活跃因素。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并没有变。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与会的。从胡锦涛主席在南北领导人对话会议上提出的四点主张（包括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充实南北合作的实质内容）看，中国仍然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目前加入G8对中国不一定有利。

　　张：这么多年，中国置身于G8之外，不仅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没有中国的合作，世界上的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与世界各国全方位发展外交关系、和平共处并把自己定位在发展中国家，完全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这保障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始终认为，联合国及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这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因此，中国通过联合国发挥自己的作用名正言顺。

　　吴：中国目前加入G8，有利也有弊。一方面，若加强与世界最强大国家组成的“大国俱乐部”的联系，并最终加入进去，可以加快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提高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声望，打造除联合国以外的最重要的外交新平台，扩大中国对外交往的空间，增加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为重塑世界新秩序增添中国色彩。但另一方面，中国加入G8，虽能扩大活动舞台，但无疑会导致联合国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安理会将被架空，中国拥有的安理会“否决权”难以发挥最大效用，中国将成为G8的边缘地带，只拥有“出席权”而没有实质决断权，难以进入集团的核心圈，沦为“二等公民”。

　　孙：从俄罗斯的经历看，中国如现在加入G8，可能还不够“二等公民”。俄罗斯谋求加入G8遭遇过尴尬，经历了一个国格受损的过程。俄罗斯参加七国峰会时，不但在经济问题没有发言权，政治上也要受到七国的修理。1999年12月举行的G8外长会议主要讨论车臣问题，俄罗斯不得不派外长参加，洗耳恭听，有默认车臣问题不是俄罗斯内政问题之嫌。如果说在G8中美国是一等公民、英法是二等公民、德日是三等公民、意加是四等公民、俄罗斯是五等公民的话，新加入的中国可能是六等公民、是列兵。

　　张：我不认为中国加入G8，联合国作用就会被削弱。俄罗斯加入了G8，也没有不重视联合国。安理会是中国发挥作用的平台，但如果绕开安理会，中国的作用也得不到发挥。安理会的局限性更多是由《宪章》造成的。从扩大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来讲，中国应扩大与包括G8在内的国际机构的联系。

　　邱：尽管目前中国加入G8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从长远看，从解决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大视角看，中国应加强与G8的联系，为最终有一天可能必须加入G8时作准备。

　　吴：中国现阶段加入G8的时机虽然不成熟，但加强与G8的联系却可以做到。从客观上看，G8愿意与中国接触，某些成员已有意将中国纳入、并向中国多次发出与会的邀请。从主观上看，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是21世纪初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因此，搞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符合中国外交战略新思路，可以为中国实现“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发展战略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氛围。

　　孙：从政治、经济、外交视角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政治上，为推动多极化，中国需要与世界大国建立沟通渠道；为更好地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中国需要利用各种多边协调与合作，防止外界以意识形态为由孤立中国。经济上，G8是世界最发达、最举足轻重的板块，而中国则是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G8作为中国的主要经贸伙伴，越来越不敢轻视中国经济的实力、发展活力与发展前景，而中国对G8的资本、市场和技术有着相当程度的依赖。因此，密切两者关系不仅是中国继入世后又一顺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客观需要和重大举措，而且有利于双方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双赢”。外交上，中国国际环境已经变化，美国借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显示其无与伦比的超强实力，多极化进程步履艰难；俄罗斯加盟G8，使得G8这个“富国俱乐部”升迁为“大国俱乐部”，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力量，成为中国推行新世纪外交战略不得不直面的力量，也成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不得不考量的对象。

　　林：看来大家都认为目前中国加入G8的时机尚不成熟，也一致认为中国应加强与G8的联系。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与G8的关系应是“8与1”的关系，而不会是“8+1”的关系。我同意大家的观点。那么，中国应如何加强与G8的关系呢？

　　吴：我认为中国首先应有一种积极的态度。此次中国一改过去对G8“敬而远之”的态度，应邀参加南北对话，就表明中国正以积极灵活的方式处理与G8的关系。胡锦涛主席出席G8峰会的南北对话，旨在构建新的国际合作框架，营造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树立起坦诚、负责任的新一代领导人形象，以对外更开放、对国际事务更强烈的参与意识，来实现“外交推动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

　　孙：我认为积极、主动的态度虽然必不可少，但冷静的心态也很重要。尽管中国与G8开始了首次接触，但这也许是长期艰难过程的第一步，或者相当长时间内将仅仅局限于第一步。俄罗斯参加G8前后经历了长达近七年的过程。目前一些G8成员国—如美国，或多或少将中国视为与西方格格不入的“异类”，认为中国不会成为该集团中一笔“有价值的资产”。即使G8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也是出于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共同战略利益”考虑。因此，中国加入G8既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也取决于G8对中国看法的改变，更取决于美国将中国当做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的战略定位。中国加强与G8的关系决非一蹴而就，更不能一厢情愿。

　　邱：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国应以前瞻眼光谋划这一难题。尽管中国加入G8是一个长期过程，但也要看成是一个有很大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选择。因为没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的中国参加，G8就难以真正成为一个开放性、广泛性、有效性的国际权威组织，就难以真正主导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因此，从长远与发展的眼光看，G8需要中国的加入与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正如全球治理委员会曾指出的那样：G8若“将中国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正在崛起的大国排斥在外，将会缺乏合法性和有效性”。而中国若不参加这一世界上由顶尖国家、顶尖角色参加的顶级俱乐部，就难以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就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实现新世纪的外交战略目标并真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与影响。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有必要参加这个大国俱乐部。处理与G8的关系牵涉到主观与客观多种因素，是一个较长期的但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应早作谋划，预案在先。

　　吴：中国加入G8可能有两种模式，一是俄罗斯模式，即开始确定中国是联系对象国，进而由G8与中国对话，即“八加一”，最后中国正式加入；二是中国首先参加G8的某个协商机制，如20国集团金融对话论坛，或者参加G8环境部长年会、外长会晤；最后加入整个机制。

　　张：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曾委婉地拒绝过不少新兴发展中国家邀请加入其集团并与之结盟的建议。历史证明，这是中国正确的外交选择。现今，中国强调国际合作，但合作的底线是中国不能也不会做露己之短、补人之长的选择。此次中国与G8走近，中国政府有三点表态值得关注。第一，胡锦涛主席出席这次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参加G8的立场有所调整。第二，在法国总统希拉克倡议下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实际上是G8会议以外的会议。第三，中方重视G8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愿就重大国际问题与G8保持联络和对话。中国对G8的政策未变。

　　孙：从发展的眼光看，G8如真想解决关系到它们切身利益的全球经济、政治问题，就应顺应潮流，放下富国、大国架子，摈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歧视和经济歧视，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相互尊重、开诚布公、平等互利的对话与合作。G8对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如能有实质性的改进，那么，建立中国与G8间更紧密的对话与合作关系并非遥不可及。中国加入G8，“8与1”的关系发展成“8+1”的关系也会水到渠成。

　　林：今天大家就G8的发展变化、转型、全球治理、G8与联合国及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发表了不少有新意的见解，对我们认识G8、理解中国与G8的对话等大有助益。大家对G8的评价，对中国与G8关系前景的估计，也表现出了学者特有的客观、谨慎和实事求是态度。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作者介绍：［主持人］林利民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副研究员 ［对谈者］ 邱桂荣 世界政治室研究员 吴洪英 美洲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 张运成 世界经济室博士 孙茹 美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