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最早的道德经

存世最早的道德经

庞朴

中华文化中，与儒家思想并行互补的是道家。道家的始祖是老子，其圣经叫《老子》，也叫《道德经》。据说老子姓李名耳，老子是尊称，老先生的意思；亦说他姓老名聃，尊称为子。还说他当过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长，很有学问；孔子都曾特地登门求教过。现在我们能读到的《老子》，全篇总共只有五千来字，但其影响之大，超乎寻常想象。有人统计说，世上被译成多种不同文字的作品中，基督教《圣经》的语种最多，排第一；排在第二位的，便是《道德经》。此说的准确性如何，不得而知；另有一件十分准确的统计是：在古代中国，曾有三位皇帝署名出版过《御注道德经》，他们是：唐玄宗李隆基、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顺治。这一架势，也算够可以的了。

可是，严格说来，关於老子其人其书，我们的知识，实在并不十分可靠。而且不仅我们，当年司马迁写《史记》给老子立传的时候，就已经不那么可靠了。在短短五百字的老子传里，司马迁搬出来过三个名字，难以断定谁是正身：一个叫老子，与孔子有往还，“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一个叫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还有一位叫太史儋，曾於孔子死後129年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盖老子百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司马迁弄不清楚的问题，近代一些学者相信能够弄清楚；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他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人说，传世的《老子》五千言，不是问答体的语录，而是专门著述，故应出在《论语》《孟子》以後；因为起先尚无私人著书的习惯。有人从《老子》书中的某些用语，譬如“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证明它不像春秋人的手笔，只能晚出。由此出发，很自然便转向了对老子其人的怀疑。有人否定老子长於孔子，否定孔子问礼於老聃，认为那是道家为了抑儒制造出来的谣言。多数人则倾向於认为，应该把老子其人与《老子》其书分开：《老子》一书完成的时代虽晚；老子其人却生活在前，因为儒家书里也有孔子问礼的故事。至於《老子》成书晚到什么时候，则有说战国初、有说战国中、有说战国末的，更有说是秦汉之际乃至汉文帝时的，参差错落，莫衷一是。

1973年， 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大批帛书，其中两卷是《老子》，分别用带有隶书笔法的小篆和隶书抄成，被命名为“帛书老子甲本”和“帛书老子乙本”。帛书本是七八十年代所能见到的最早《老子》版本，和传世通行本的最大不同是，它没有分章，而通行本分为81章；另外，它虽和通行本一样，也分为两编，不过不叫“上”编和“下”编，而叫“德”编和“道”编，而且，它的“德”编相当於通行本的“下”编，“道”编相当於通行本的“上”编，在次序上，正好调了个个。

帛书老子的出土，推翻了《老子》成书秦後的假设。因为它那“德”编在前“道”编在後的顺序，正是《韩非子》解老、喻老所本的顺序；足见这种版本在韩非时代已经存在了。此外，在个别字句上，帛书本和通行本也偶见不同、互有高下，那是古籍流行中常有的现象，不足为怪。至於“德”编在前还是“道”编在前的问题，帛书出土的时候，曾被看成是头等大事，说是“德”编在前乃法家的传本，“道”编在前为道家的秘籍，以印证儒法斗争的意义等等，现在看来全是瞎掰。

帛书老子出土後整整二十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竹简老子。这是迄今可见的最早的《道德经》。简文抄写在三种不同长短的竹简上，整理者依次谓之甲本（长32.3厘米）、乙本（长30.6厘米）和丙本（长26.5厘米）。甲本现存竹简39枝，1090字；乙本现存竹简18枝，389字；丙本现存14枝，270字。总字数与帛书本或通行本相比，约占三分之一上下，说明它们都还不是足本。虽然如此，虽然它们加在一起也构不成为足本，但是它们的存在，已足以说明，《老子》之成书或初步成书，至晚也是战国中期的事，较之《孟子》《庄子》，都要年长得多。 按照今本的分章来看简本，计简本甲本为20章，乙本为8章，丙本为5章，其中乙丙两本各有1章与甲本相重；剔除重复，共得31章，为今本81章的三分之一弱。拿这31章去对照一下帛本和今本，便能发现，许多在帛本和今本中分属德、道编或下、上编的章节，在简本中却常排在一起，前後相随。以甲本为例，相当於上编的第30章，紧接在相当於下编的第40章之後；相当於下编的

第64章，其前为上编第15章，其後为上编第37章。这表明，简本并不曾像帛本或今本那样分编；至於分章，如果有的话，其章序也和後来的不同。

於是，我们就面临着一堆十分诱人的难题，它们是：现在的简长不同，是不是意味着分编？否则，为什么一部不大的书，要抄成三编简册？如果这是一种分编的话，划分的标准又是什么？或者换个角度来想：当时也许还没有定本的《老子》，这三册是来自不同渠道的後来汇成《老子》的原始资料？否则为什么总共只有五千来字的书，在三册中都还未能抄完？而用未完成的抄本来殉葬，岂非失礼？

已经有人在试图回答这些难题了。他们相信甲乙丙本各有主题，就是说，它们是一种有意的分编，其中，甲本侧重政治，乙本侧重修道，丙本侧重治国；它们是为了教学之用，而从五千字的《老子》足本中摘编出来的。也有人相信，郭店《老子》与今本《老子》不属一系，各有自己的源流。也有人相信，当时尚无足本，《老子》正在成形中。

我则相信，这些说法都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我暂时还难以接受和同意。我感兴趣的是简本《老子》所反映出来的儒道关系。

一般认为，儒道两家是对立的；道家对儒家持激烈批判态度。譬如今本《老子》中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

这便是一条典型的道家反儒宣言；它所要求弃绝的，正是儒家所力求奉行的。其中的圣和智，是儒家所倡导的理性主义；仁和义，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核心；巧和利，则是儒家所谓的“正德、利用、厚生”三德之一。现在道家却斥之为万恶之源，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已；两家的差距和对立，可以想见一斑。

可是谁也不会料到，正是这一段文字，在简本中，竟有着关键性的差异：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1]，民复孝慈。（简本甲）

简本中，“绝圣”变成了“弃辩”；这一变非同小可。我们知道，“圣”之一词，在儒家体系中，不仅代表着智慧和理性，而且更是其诸多道德范畴中的最上范畴。今本《老

子》倡言“绝圣”，本有从根本上否定儒家之意。而简本原非绝圣，而是“弃辩”，则显然不是冲着儒家去的。因为，弃辩和绝智，也是儒家的主张，是他们所反对的“巧言佞色”（《论语》）和“凿”（固执，见《孟子》）。至於“绝仁弃义”变成了“绝伪（为）弃虑”，认为民之丧失孝慈不是由於仁义，而是由於缺乏诚意，由於矫揉造作，那更与儒家观点毫无二致了。需要强调的是，简本与今本（以及帛本）的这一差别，应该不是抄写上的差错；因为其他章中也无公然反儒的词句。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简本《老子》时代，道家和儒家的不同，并不像後来那样厉害。道家之无情挞伐仁义，当是从《庄子》开始的，因为彼时“仁义”的名声，已经不太好了。

郭店楚简《老子》带给我们的这一信息，对於了解中华文明史，有着重要意义。

（原载于《寻根》1999年第3期，1999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