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战争的思索

关

于

抗

日

战

争

的

思

索

关于抗日战争的思索

【内容摘要】走过时间的沧桑，穿过空间的辽阔，我们随着卢沟桥石狮的讲述，来到了六十多年前的中国，看到了那场悲壮激越、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反法西斯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人民与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并肩作战，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中国战场上，经历了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抗战英雄的事迹必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而在战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抗日战争精神，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民族危机 全民抗战 中流砥柱

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随后，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泄漏放射物质。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正受灾害困扰的日本，中国等邻国更是在第一时间，给予日本人道主义救援，提供了大量的物资。然而，日本却在新审定的教科书中，进一步宣称对“同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列岛）的主权。这不能不让我们警惕日本的狼子野心。从近两年的钓鱼岛事件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日本的右翼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就有可能重蹈覆辙，因此，我们有理由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进行分析，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时时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一、 日本为什么会发动侵华战争

首先，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右翼势力进一步扩张，进一步控制本国的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搞侵略扩张。而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7.9级的关东大地震，进一步使日本的右翼势力大感日本国土之狭小，国土自然灾害频发，想要开拓生存空间的想法愈加强烈，而大而孱弱的中国，则成为他们的目标。

其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它看到了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而日本的军国势力更是认为，中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

家，中国的传统是重文轻武，中国的统治者采用愚民政策，以致长期贫困，不可与西化的日本相抗衡，再者，中国已有被满、蒙征服的先例，因此，日本必能打败中国，为此，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主张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最后，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经济危机不仅引发了大国之间新的矛盾，也引起了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具有浓郁军国主义传统的日本发动了既定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国民党政府却将其军队的主力用于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对日本实施妥协退让，进一步让日本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

二、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由局部侵华战争发展为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空前规模的全国抗战，这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军民在东北对日本武装侵略的抵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一枪。在这场战争中，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奋勇抗敌，终于打败了日本法西斯，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共同抵御外辱。

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提出了挽救民族危机的不同主张。在强敌面前，国难当头之际，团结御敌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使得全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团结抗日的号召。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就强烈呼吁“一切愿意抗日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和群众团体,广泛地联合起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国共两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两党在十年内战后携手抗日，为全面抗战提供了政治保证，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而这次合作，得到了全国各抗日阶级、阶层的热烈拥护，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使抗日战争在军事上成为持久战，并形成了由国民政府担当主要作战任务的正面和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及新四军担当作战主力的敌后两个战场。在政治层面上，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各民主

党派、社会各阶层都统一在民族统战的大旗下。太行山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指反法西斯，壮烈牺牲；狼牙山顶，五壮士舍身跳崖；晋察冀边区，雨来智取鬼子„„

在全民族奋起抗击侵略者的同时，少数民族也同汉族一样，不管是下层还是上层，都纷纷拿起武器，积极投入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斗争之中。在台湾，高山族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在东北，满族、朝鲜族儿女踊跃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在河北，马本斋领导的抗日回民支队，更是多立战功，杀敌数万。抗日游击队中的各民族战士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在白山黑水之间、林海雪原之中、黄土高原之上、南国的密林深处，同日寇 拼死搏斗，牵制日军兵力，扰乱敌人后方，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有力地配合了内地的抗日斗争，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38年5月，毛泽东正式发表了《论持久战》，在军事上既从战略上对抗日战争作宏观的战略分析，提出了战略决策，用以指导整个抗日战争，又从微观上提出有效打击敌人的战术，从而在抗战中实际上担当了指导全国人民抗战的政治纲领和军事纲领的作用。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必胜的信心。中国共产党坚信，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而国民党实施片面的抗战路线，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在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消极抗战，国难加剧。中国共产党在仅有十八万武装力量的同时，以民族利益为重，忍受极大的牺牲，勇敢地肩负起抗日主战场的重任，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使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第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首先，从战争的性质来看，日本法西斯发动战争，侵略中国，野蛮屠杀中国人民，其行为是不合道义的，其弱肉强食的行径也必然会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的抵抗，也固然会受到世界上热爱和

平的人民的谴责。中国作为受害国，对日本进行打击是正义的，中国的得道多助与日本的失道寡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正义的战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援助，这成为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有利条件；战争的正义性又是持久抗战的前提，抗日战争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日军野蛮侵略行径教育了人民，使人民自愿积极主动地参加战争，并为战争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因此，日本的侵略面临的将是整个中华民族用血肉凝成的钢铁长城。

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样得到了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广大国际友人积极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白求恩、柯棣华等无不是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国际友人。在中国反法西斯力量及世界各地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围剿下，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是日本弱肉强食行径的报应，也是其失道寡助的必然结果。

三、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战，最终以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这一胜利，结束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遭失败，备受屈辱的历 史，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命运的历史转折点，改变亿万人民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命运的契机，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了日本在台湾的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同时，也为中华各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注入了新鲜的内容。

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战争也锻炼与教育了人民，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抗战胜利后，只用了四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便领导人民夺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抗日战争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必要条件。这一胜利，创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光辉典范，鼓舞了殖民地半殖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

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少数民族热爱中华民族和祖国母亲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光荣成员的认同感、自豪感，提高了他们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另外，抗日战争的胜利，一扫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精神积弊和悲观

阴霾，使得我们重新找到了自信，使得中华民族获得了足够的信心去重新缔造一个崭新的国家。

四、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我们的启示。

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产生、凝聚、形成的以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抗日战争精神，是当代我们仍然需发扬的，把这种精神体现和落实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工作之中，体现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

抗战胜利60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无论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险考验，不论是汶川大地震，还是舟曲特大泥石流，我们党始终是全国人民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新世纪新阶段，在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阶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让中华名族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黄林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抉择的理论与实践》.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第114页~第128页

[2]沙健孙，王晓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修订版，第140页~第167页

[3]唐德刚. 《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4~6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