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波罗的海三国

走进波罗的海三国 波罗的海国家的历史遗产里，固然有过民族、文化的对抗，当地民族对俄罗斯压迫几个世纪来的宿怨，但也同样可以体验到理性和坦然。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地处东北欧地区，西濒波罗的海，北临芬兰湾，东邻俄罗斯，西南方向则同波兰和二战前德国的东普鲁士(今属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毗连。对欧洲大陆以外的人们来说，这一带可算偏居一隅，少有在意的。若论起苏联的解体来，却又与之紧密相系，率先跌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由此启动，自立陶宛开始，拉、爱紧随其后，接着才扩及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而终至一发不可收拾之势。

前不久去欧洲旅行，趁便走了趟波罗的海沿岸，三天游三国，增广见识之余，也勾起了我30多年前的一段旧忆。

一

那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在校念书的时候，我曾在本系学生刊物《青年史学》上刊发过一篇长文，讨论1940年苏联合并波罗的海三国的问题。此前未见国内有文章涉及二战史初期的这一课题，那时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加之学术环境比较宽松，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使人敢于思考，乐于探究。七八十年代之际，中苏关系依然对峙，对苏批判的色彩浓烈，《历史研究》杂志还首度翻译刊载了马克思针对老沙皇的《十八世纪俄国外交史内幕》一文，借着老祖宗之口来鞭挞苏联。当时凡是批评苏联倾向的文字，不论政治、历史、文学艺术门类的，多半都较易刊发。我念的学校历史系的二战史研究十分活跃，老师讲得好，学生也爱听，那时我的兴趣主要就在二战前的国际关系史方面。从全国学术动态看，对二战前夕和初期的不少问题已经开始逐一涉及或有新的认识，像应对纳粹德国侵略政策的英法苏三国谈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密约问题，还有苏芬战争、苏联吞并比萨拉比亚等。但我感到，波罗的海三国被苏联借口作为抗德前进基地而遭吞并这一课题，仍未获足够的关注与研究。

由于对该问题仍不明就里，我就想自己看些材料，以厘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那时国门初开，对外交往尚有限，学校图书馆的有关中外文材料都不多，于是想到利用事发当年的报刊资料。我在课余就跑了几趟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专程查

阅1940年的《申报》等旧报纸。那里逐日刊载的消息颇为详尽，报道完整，而且大都取自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稿，像路透社、哈瓦斯社的。我通过这些历史材料，很快弄清了事件的大体线索。利用寒假，大概还有开学后的一段时间，最后在1981年5月写成了这篇文章，刊登在10月份出的一期上。

我们那份学生刊物虽为非正式出版物，但一直坚持编辑出版延续至今，30多年了，而且每期都寄给北图、上图及兄弟院校、研究机构。不记得是否经由这样的途径，还是我的主动投稿，这篇文章后来到了世界史所的一份刊物手里。为时不久，这家刊物的几位负责人恰巧来校找我们学生刊物编辑部开座谈会，其中一位姓姚的老编辑又点名找我。

他一脸认真地告诉我:“你的那篇关于波罗的海三国的文章，我们本来是准备刊用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最后没用，跟你打个招呼。”他没有解释是什么具体原因，因忙于要去开会，我也不便进一步追问，不过听说之后内心不禁一阵窃喜。毕竟那时还只是个在校大学生，似此全国性学术刊物差一点就刊载我的文章了，能不高兴吗?

多少年过去了，文章一直没有正式发表。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移世易，波罗的海三国又重归独立，只是二战初期苏联吞并三国的事，国内人少有重提。不过，如有机会能去那里实地看看，亲身感受一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对我来说还是求之不得的，这便成了我深藏心底、似乎难于了却的一份宿愿。

二

说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同苏联、同俄罗斯人(不论早先的沙俄还是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关系，恩恩怨怨总有一大堆的事，就连我们现今从波罗的海三国所遇导游的谈吐中，也都能清晰触摸到、感觉到，当地人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疑忌甚至怨愤。

且不论其他，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民族同俄罗斯人在族源、语言、宗教和历史文化传统方面，也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他们从邈远的古代起，就世居这块土地，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关于其历史活动的最早记载，来自公元初年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他提到波罗的海东岸的居民埃斯提人，据说是立陶宛人(一说爱沙尼亚人)的祖先，也提到了当地的海岸盛产琥珀。罗马时代纵贯欧洲

大陆的那条出名的“琥珀之路”，就是由波罗的海通往地中海沿岸的。我们今天在波罗的海国家，尤其立陶宛，还曾参观过当地的琥珀博物馆。

以民族背景而论，立陶宛、拉脱维亚人颇近，属波罗的人，语言为印欧语系波罗的语族，是一种颇为独特的语言，目前世界上也就仅此二例。爱沙尼亚人则属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的民族，同居于芬兰湾之北的芬兰人有亲缘关系。与之相比，俄罗斯人的语言、宗教就完全不同了，俄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宗教上接受的是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崇奉东正教。立陶宛人皈依天主教，受波兰之濡染;爱沙尼亚人信奉基督新教的路德宗，拉脱维亚人亦多为新教徒，也有部分天主教徒。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异，立、拉、爱三国的文字，都是采用拉丁字母作为基础的，不同于俄语的斯拉夫字母。波罗的海三国文明的起步尽管颇迟，但12、13世纪之后，接触最多的主要还是来自西方的影响，诸如贸易、航海、城市的建立、宗教的传布和拉丁字母的接纳，里加、塔林这样的城市，还参加了以德国为核心的汉萨同盟的商业活动。立陶宛人差不多可作为欧洲大陆最后皈依基督教的民族之一，但迎头相遇的毕竟已是天主教影响。

从历史际遇来看，中世纪至近代一段，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似更密切，立陶宛另成一家;进入现代后，则三家逐渐趋同，利益、共性也多。耐人寻味的是，波罗的海沿岸民族同当时尚逐鹿于东欧内陆大平原上的俄罗斯人，反而交往有限，俄罗斯人那时控制的土地，除芬兰湾尽头一隅外，几乎没有同海相连的。造成这种阻隔的原因，或许是缘于广袤的森林、沼泽和荒原等自然地理条件。

13世纪初，以德意志人为主的宝剑骑士团侵入波罗的海东岸，德意志的商人、传教士也接踵而来，当时这一带被称为立沃尼亚。1201年，立沃尼亚主教阿尔伯特在道加瓦河口始建里加要塞。1219年开始，丹麦国王瓦尔德马二世出征今爱沙尼亚一带，在芬兰湾南岸建立列维里(即今塔林)要塞。所以，今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城市本身，就是由当初来自德国和丹麦的势力创建的，其城市的天际线，一支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教堂的塔尖，都带有显而易见的西方建筑美学意蕴，并不同于我们曾同样领略过的俄罗斯城市的文化风貌。

这一时期，瑞典人也开始入据波罗的海东岸的北部，德意志的宝剑骑士团改组为立沃尼亚骑士团。1240、1242年，瑞典和德意志在其东面一带同俄国发生了猛烈冲突，分别在涅瓦河与楚德湖被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击败。不过，此时俄国的势力范围尚不足以深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即使16世纪沙皇伊凡四世发起立沃尼亚战争(1558—1583)，最终在欧洲列强的干预下也仅落一得而复失、悻悻退兵的结局。

立陶宛的崛起，是当时波罗的海沿岸的一桩大事，颇令人瞩目。约1240年前后，立陶宛人诸部落在大公明多夫格统领下实现统一，形成雄踞一方的立陶宛大公国。14世纪中叶格迪米纳斯大公当政，立陶宛日趋隆兴，疆域最大曾南抵黑海之滨。14世纪末，雅盖洛任大公时，国势极盛。1385年，雅盖洛娶波兰公主雅德维加为妻，双方签订《克列沃联合条约》，次年雅盖洛兼任波兰国王，两国合并。波兰与立陶宛的联合，使之成为当时中东欧的一大强邦，1410年在格伦瓦尔德大破德意志人的条顿骑士团，是役遂成波兰千古传颂的伟大史诗。1569年，立陶宛与波兰在卢布林再订新的盟约，史称“卢布林联合”，正式建立波兰-立陶宛王国。在文化上，立陶宛受波兰推动，也获得很大进步。1579年，东欧地区最早的大学之一维尔纽斯大学创立。这也是前苏联境内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我们在维尔纽斯也曾路过那里，立陶宛由此跻身于欧洲文明国度之列。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政治地图发生根本性改变，一直要到17、18世纪。立沃尼亚骑士团解散后，北部地区相继出现过库尔兰公国、泽姆加尔公国，曾为波兰-立陶宛的附庸国。但随着18世纪上半叶俄国-瑞典北方战争(1700—1721)局势的逆转，俄国对立沃尼亚大部分的占据，库尔兰遂为俄罗斯帝国所臣服。彼得大帝通过1721年的《尼施塔特条约》，夺占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芬兰湾沿岸，永久性地取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1772、1793、1795年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之后，立陶宛大公国的领土便成为俄国版图的一部分。

可见，沙皇俄国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占领，是到了18世纪末才最终实现的，波罗的海沿岸并非俄国固有的领土，而是沙皇专制政权军事外交政策的猎获物。

三

对这些具有鲜明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不甘忍受沙俄的长期殖民统治，谋求独立自主，是理所当然的。当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风暴将罗曼诺夫王朝的皇冠卷落在地时，帝国版图内很多被压迫民族纷纷宣布脱离俄国独立。不光波兰、芬兰等国，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迅即起而挣脱锁链。1917年9月，立陶宛人在维尔纽斯率先决定成立国民议会(塔里巴)，要求脱离俄国独立。同年10月，拉脱维亚人也组成其国民议会。11月，爱沙尼亚人利用彼得格勒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机宣布独立。由于当时尚处大战期间，波罗的海沿岸还存在不少德国占领军，又有苏俄红军与白卫军，多重势力交错进退。波罗的海民族主义力量利用这一权力更迭、转移的复杂局面，借助德国和协约国的支持，同苏俄政权展开较量，也排除了其他干涉势力。

在西方的史学体系和立、拉、爱本国史中，将此分别称作三场“独立战争”，笔者在塔林曾亲身走访过爱沙尼亚人民纪念其独立战争的独立广场。

1918年2月，立陶宛正式宣布独立后，德国予以承认，并将苏俄人员逐出。同年11月大战结束，德国战败退出后，苏俄复卷土重来，1919年1月占领其都维尔纽斯。波兰支持立陶宛将苏俄势力赶出维尔纽斯的行动，引发了随后的苏波战争。1920年7月苏立停战订立《莫斯科条约》，立陶宛的独立地位才获苏俄确认。拉脱维亚的独立战争略晚，始于1919年1月苏俄的入侵和对里加的占领。同年3月，拉脱维亚人与驻此的德军合力，迫使苏俄从里加撤军。1920年8月，苏拉签订《里加和约》，苏联承认拉脱维亚的独立主权。爱沙尼亚宣布独立后，苏俄也随即派兵入境。1917年12月德军占领爱沙尼亚。尽管通过苏德《布列斯特和约》，迫使苏俄承诺放弃立、拉、爱三国，但1918年末德国退出战争、条约废除之后，苏俄又再次侵入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人进行了顽强抗击，后在英国舰队支援下，在1919年1月逐出苏俄军。1920年2月，苏爱订立《塔尔图和约》，正式承认爱沙尼亚独立。

一次大战和俄国革命，不啻为波罗的海沿岸民族提供了一次重大选择的历史机遇，经过几年的反复震荡、博弈，终于还是赢得独立，分别成立了各自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并在国际上获得确认。列宁曾将苏爱《塔尔图和约》称作是在西方对苏俄筑起的一堵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墙上打开的“一扇通欧洲的窗户”。这番话虽不乏当时特定历史环境的制约，苏俄同有关各方实力对比、消长的现实考量，但就三国而言，终究还是作出了政治承认的姿态，日后也迅速建立起相应的外交关系。应该说，整个二三十年代波罗的海沿岸的政治格局，大体还是稳定、正常的，三国对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和人心骤变，仍离不开20年后斯大林赤裸裸的吞并之举。

四

30年代末，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希特勒挥舞条顿剑正四处进逼。各大国为确保自身利益，纷纷寻求盟友，以便组织起足以抗衡敌对势力的安全体系。波罗的海三小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使之既受德国一再的恣意敲诈，也成为苏联试图组建的以其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系拉拢的对象，这种“夹缝里求生存”的处境，使其竭力在苏德两强之间保持中立，而又往往慌忙难以得兼。

1939年8月23日，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后来披露的密约规定，波罗的海三国已被希特勒私相授受，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1日德军突袭波兰，大战爆发之后，苏军亦趁机开入波兰，进占当年苏波战争时丢失的西

乌克兰、西白俄罗斯。随后，苏联以外交照会逼迫爱、拉、立，与之相继订立“互助条约”，允许苏联入境驻兵。在战端已开，紧锣密鼓形势的催逼下，波罗的海三小国除违心接受军事“保护”的现实，投怀送抱之外，确也别无良策。苏军进驻波罗的海沿岸，为构筑应对希特勒的战线跨出一大步，实际上也确实给翌年随之而来的合并埋下了伏笔。

1940年5、6月间，德国继侵占丹麦、挪威后，急起猛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横扫西欧。苏联深为局势所忧，仍通过波罗的海三国政府来间接控制这块战略要地，已显得碍手碍脚，于是决定加快直接吞并的步伐。

5月25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立陶宛驻苏公使，以几名驻立苏联军人失踪为由，提出强烈抗议，暗示将采取其他步骤。6月14日，巴黎陷落当日，莫洛托夫召见正在莫斯科访问的立陶宛外长，要求逮捕其内政部长、政治警察署长等“反苏祸首”，立即组成亲苏政府，保证苏军能在该国领土上“自由通行”，并限定次日答复。6月16日，苏方也同时向拉、爱两国提出类似内容的最后通牒。三国政府被迫宣布接受，随即内阁亦告辞职。与此同时，大批苏军和坦克源源不断开入三国首都及其他要冲地带。此次约有50万苏军涌入，加上原已驻扎的20万部队，数额惊人，远超三国原有军队的总和。

根据90年代西方媒体的一则报道，6月14日在爱沙尼亚沿海曾发生一起芬兰民航机遭苏军战斗机拦击事件，芬兰飞机迫降海面后，又遭及时赶来的苏联潜艇机枪的射击。苏军人员登机夺获乘客中一名法国外交信使的两只公文皮包，最后仍将机组和乘客全部9人枪杀而去。此事的发生，恰在6月16日苏军进兵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前两天。据说，早在案发前五天的6月9日，苏联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就接获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的命令，要他自6月12日起做好拿下波罗的海诸国的战斗准备，并可出动战斗机拦截拉、爱与芬兰、瑞典之间的飞行联络。

6月16日立陶宛总统斯梅托纳逃亡国外，总理梅尔基斯代行总统职位，拟由立军总司令组阁，被苏方一口回拒。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随后飞抵维尔纽斯，就时局和新政府事宜进行紧急磋商。在苏方干预下，次日成立了立陶宛的亲苏新内阁。6月20、21日，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同样背景的新政府成立。不久，拉、爱总统乌尔曼尼斯、帕茨被捕，押赴苏联，几年后死于流放地。7月14、15日，波罗的海三国举行大选，三国“人民阵线”同时大获全胜。17日，苏军开入后一直常驻三国首都的苏联政府代表日丹诺夫、维辛斯基和狄康索诺夫在塔林会晤。7月21、22日，三国立法机关分别通过了各自重建苏维埃政权，要求加入苏联的决议。8月初，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接纳三国为加盟共和国。

无独有偶的是，这一期间苏联还以同样手法炮制出了另外两个孪生兄弟，这就是:同年3月，苏联通过苏芬战争从芬兰手中强行割占大片领土而组建起来的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56年后降格为自治共和国);6月，逼迫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这样，1940年短短的几个月内，斯大林借助军事外交手段，使苏联骤然净添了5个加盟共和国。其中的波罗的海三国，原本就是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且为全苏所有加盟共和国中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

尽管苏联由此构筑起“东方战线”，实际上却未发挥多少功效，阻滞德军侵略的目的并没有达成。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不宣而战，旬日之间攻取苏联西部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迅速沦陷，直至1944年苏军反攻，才又重新夺回。

德国占领期间，一些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将德国人视作摆脱苏维埃桎梏、恢复民族国家的“解放者”，同占领军合作。历史的另一侧面，我们过去往往知之甚少。其实，这种复杂局面的形成不难理解。战前斯大林的对外强权政治和民族沙文主义作派，伤害了一些周边邻邦，把他们实际上推至希特勒一方，成为其盟友，像芬兰、罗马尼亚等。而苏联在国内施行的强制农业集体化、大俄罗斯主义和政治清洗一类政策，更招致各族民众许多人的反感，这也是造成战时苏联大量发生亲德“附敌”事件的重要原因。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等11个少数民族被集体流送西伯利亚和中亚的惩罚之举，早已为世人熟知，而类似的冤冤相报悲剧在一部分乌克兰人及波罗的海民族中同样也不鲜见。这里既有由来已久的波罗的海诸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疑惧，更有强行吞并后苏联政策偏差所酿就的严重对立。这样的民族矛盾现象，不是黑白立见，一句“俄奸”或“苏奸”的骂词所能概括的。当时三国的年轻人中，既有参加苏联红军的，也有站在苏维埃政权对立面，协助德军作战的。爱沙尼亚人迄今仍不讳言，当初他们很多人的亲德反俄。从1940年并入苏联初期起，至苏德战争爆发的不满一年内，波罗的海三国就已经开始了苏联当局主导的政治清算运动，许多被视作“敌对分子”或可疑对象的人遭到拘捕、流放和处决，仅拉脱维亚一国就有3.4万人。战前即起的紧张态势，无疑给随之而来的战时关系投下了阴影。

波罗的海地区虽非苏德战争的主战场，却依然承受了极其惨重的破坏和牺牲，死亡人口包括了敌对双方的虐杀、对本地犹太人的屠戮，还有苏军反攻后的对苏作战阵亡者。譬如爱沙尼亚人中就有由退伍老兵组成的“森林兄弟”游击队，抵抗苏军直至1950年代初期。整个二战期间，爱沙尼亚的伤亡人数估计约占其全部人口的25%，战争和占领期间死亡的即有9万人，对这个仅有1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已近10%。立陶宛较大，人口300万，但二战总体损失竟有78万人。拉脱维亚的死亡人数也在20万以上，占其200万总人口的1/10。苏联吞并和战争期间，拉脱维亚各地还有大约12万至30多万民众曾被迫逃往德国、瑞典。1944年苏军重返波罗的海三

国后，相继发生了本地人组织游击队武装抗击苏联政权的事，立陶宛就有约10万人加入，估计有3万人被杀。逮捕、放逐西伯利亚和偏远地域劳改营的，就更多了。战后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普遍开展农业集体化、苏维埃化政策，在原本西方化程度颇深的波罗的海地区推行这样的激进政策，势必会进一步加剧同这些民族群众的矛盾。仅1949年春，就有4.3万拉脱维亚人被驱至西伯利亚。据估计，从1940年吞并至1953年斯大林死后镇压政策终止，整个波罗的海三国被流放的大概有20多万人。对三个全部人口相加不过600万的小国来说，流放人数的比例也堪为世所罕见的了。

从战前被苏联吞并，到战时、战后的辗转反复，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由此收获的只是一份沉重而苦涩的记忆。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老城市政厅斜对面看到一幢造型奇特、似用黑铁包裹的建筑，名为“占领时期博物馆”。为什么叫占领时期呢?被苏联兼并后，直至帝国瓦解重获独立的50年间，不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占领时期”吗?虽因时间关系，我未及入内参观，但可全然想见，这里存藏的决不是拉脱维亚百姓甜蜜的回想。

波罗的海地区三国的现状，我们今天有幸亲见亲历了，社会祥和，秩序井然，生活安定，人民幸福。这比当年为斯大林和希特勒所左右，在夹缝中左右逢源，不知要好了多少。

波罗的海国家的历史遗产里，固然有过民族、文化的对抗，当地民族对俄罗斯压迫几个世纪来的宿怨，但也同样可以体验到理性和坦然。在塔林图姆皮山下的一处墙上，我曾无意间发现一块金属纪念铭牌，镌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首位总统叶利钦的浮雕头像。从文字来看，原来是感谢叶利钦在任期间使爱沙尼亚以和平方式重新赢得了独立，纪念牌是由普通爱沙尼亚人捐款而建的。我们从这里看见的，不再是怨恨，而是宽容、通达、友善和落落大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