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惠杰老师的文章

流行文化中英雄情结的结构演绎

季惠杰

(北华大学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13)

[摘要]作为中华民族的全局，英雄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励志劝勉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凸现，从影视小说中观众与英雄的鸳梦重温到普通人可以通过戏仿成为英雄，从战争政治军事的独有领域到万千职业中的千万平台，英雄逐渐走下神坛，逐渐张显人之本色，英雄文化也日益凸现人的文化特质，这是中国文明的进步。 〔关镇词]叙事策略;原型;幕力美学;斗争美学;操作

①英雄是时事文化与观念合谋设定的典范的人生形式。于精英而言，这种典型范式能够使自己超乎寻常的特质得以表现，在集权统治和自己的理想之间找到一个最恰当的通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哲学，进可攻，退可守。于世界而言，这种典范形式能够为政治幻境添加一点真实的叙述因素。//早期英雄的用武之地在政治军事领域，当时对英雄的道德标准要求很高。英雄情结的叙事策略呈现为:少年梦想、磨难、成功的原型结构。因此关于英雄的质素，也多锁定励志道德范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英雄情结最为妥贴的表现。更有赴汤蹈火、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奋不顾身、兢兢业业、废寝忘食、悬梁刺股、碧血丹心等成语的谊染，英雄文化刻印在中国人的心坎上，成为民族精神的源泉，暴力美学征服历史也征服了人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遂成为历史的大直家，因主流文化的校正，人们对他们身上的弱点常常忽略不计，甚至当作后来英雄以资借鉴的因素。为家为国家国同一的特殊文化遮蔽了他们的强盗本性。他们所支撑的一片家园地肥水美掩盖了曾经的血腥屠杀。历史教会人记忆，现实教会人遗忘。英雄的光辉结果一次次巩固人民关于英雄的记忆与判断，不管暴力与否，不管人性与否。但也有学者对此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王学泰与李新宇两位专家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提出了批判，“根据《三国演义》代表的传统见解，能杀人就是英雄，‘像

砍瓜切菜一般’，越残攀就越是英雄。长期在这样一种审美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人们就会美丑不分，善恶不辨。我们如果不能改变一下这样的‘心’，就很难真正进人现代，也很难争取到像人一样的生活。”[1]//这种精神源泉完美地浇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那注定是一个平民英雄辈出的年代。其叙事策略是:苦难、反抗、组织、艳阳天。英雄局限在战争领域，而且都有贫农的出生证明。潘冬子的身世代表了所有地主阶级压迫下工农群众的命运，毛泽东只是让他们认同了不反抗就不能活的真理，于是千千万万个“潘冬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斗争美学让潘冬子们与生俱来地仇视“胡汉三”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彻底打破王侯将相的出身差异，“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2J(刚0)描绘出英雄的美妙幻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t31‘刚)凸现的是的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一切都仿佛易如反掌。这样的胸襟，鼓噪起全中国人民的英雄情结，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元欲”。在民间涌现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们，“含着眼泪绣红旗”的江姐许云峰们，“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以及后来的“人民的公仆焦裕碌们，身残志坚的张海迪们，以及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们，就连一名普普通通的警卫员也会头顶“为人民服务”的光环而永垂不朽。这些屈指可数的英雄就是时代的精英，榜样的力量就这样滋养着中国精神，历久绵长。构成中华文化的有形可鉴的可触可感的历史。//不夸张地

说，印、70年代的人是作着英雄美梦长大的。但能够创造英雄的天时与地利都不复存在，激烈的枪声与激动人心的成功之后，英雄不期然地进人难产期。曾经触手可及的英雄现实变成高不可攀的审美幻境。然而，纵有天地之隔，也阻挡不了人民关于英雄梦的追寻，于是英雄与凡人之间就水到渠成地生出了一个审美世界。男性把自己想象成高大威猛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而女性则把自己想象成“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的消失了性别的女英雄。尽管娘子军们用最唯美的芭奋形式制造一种幻景，但我们看到的是她们的铁骨而非柔肠。据统计，《欧阳海》当年刊行三千万册，仅次于《毛泽东选集》的发行量。谁能否认英雄情结恰恰是当年成千上万青年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深层精神动因呢?噩梦醒来是早晨。走出文化大革命，惊醒了的人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英雄。茫然无所措时，港台影视剧以及小说让我们再一次与英雄鸳梦重温。80年代，黑白电视还刚刚进人寻常家庭，印象最深的是两部达到万人空巷的电视剧—《霍元甲》和《上海滩》。电视剧极大突出了影视的表现功能，两个英雄形象鲜活于一代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霍元甲承续了中华民族自强的英雄主义精髓，其叙事曾略表述为:苦难、自强、坚忍、高尚。电视剧塑造了一个集尚武精神和精武正气于一体的民族英雄霍元甲。一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更是气贯长虹地激活中国人的满腔爱国热忱。它连同后来的《陈真》中的主题歌《大号是中华》成为当时中国精神的奏鸣曲，排山倒海，想不

爱国都不行。而《上海滩》为我们展示的则是另类“英雄”许文强。其叙事策略为:苦难、自强、打拼、成功。许文强由一个穷学生到黑道袅雄的演变突破了内地英雄作品的题材禁忌。他勇敢果断、他舍生取义、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本色成为当代青年效仿的楷模。许文强是立体的，他突破了以往英雄的单面性，他有着矛盾的性格，有着细腻的情感，有让人心潮澎湃的爱情。20年弹指，也许我们记不清许文强的风流潇洒，也忘记了冯程程的俊俏优伤，但只要耳边响起那熟悉的旋律，就觉得胸口一热，一瞬间，所有的记忆都苏醒过来，只因为我们拥有英雄情结。

金庸的武侠世界英雄云集，乔峰便是其中之一。他纵横江湖，来去匆匆。他处变不惊，瞬间掌控局势。他有深厚的感情，又不被感情所累;他做事鲜明，又不拘小节;他豪迈而

不失细心;仁爱而非纠缠不清，他忠于国家民族、仁爱弱小，表现出常人无法企及的领袖权威。金庸就用他的武侠英雄，征服了一颗颗或软或硬的中国心。

作着英雄梦的中国人民眨眼就转到了80、90年代，商品经济荡涤着一切，英雄情结也未能幸免。这是一个梦开始的年代，也是一个梦破碎的时代。与此前的英雄情结的巩固性角色互换相比，戏仿挑战着主流英雄文化。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写的是几个年轻人要专门开设一家圆梦公司，帮助人民实现梦想。圆梦公司“塑造”英雄的叙事策略是:梦想、付费、人为操作、“成为英雄”。我们看到，祟高的革命英雄英勇斗争的场景，此时已经异化为一种满足个人心理需求的消费行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要花钱谁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小说中的几个场景颇为“经典”。一个瘦小的厨子来到“圆梦公司”，道出了自己的梦想。

“我从小吧，就特羡慕革命烈士，江姐呵，赵一受呵，当然还有洪常清。打心眼里敬佩他们，你不知道我肴《红岩》、《红色娘子军》时哭成什么样，特别是他们就义时，那音乐，那火光，回回我都热血沸腾，至今刑场上的阵阵枪声还回荡在我的心头”

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当英雄。圆梦公司满足了他的请求。接着又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这个人自述说以前专「1寻衅闹事，因打架还被关进过局子，现在已经改邪归正了，

但骨子里就有的霸王行经所暗含的统帅意识还常常鼓噪着自己，于是他来到“圆梦公司”:

“我想当将军。统帅大军，冲锋陷阵，驰骋疆场，直到把敌人全部歼灭”。事情的结局果然圆满。在这里英雄所具有的光环消失了，英雄的价值在反讽的语境中被消解殆尽。抛弃了英雄信仰的中国人，活得前所未有的“轻松”，矛盾的心态在积极地调整，虚幻的理想逐渐让位于脚踏实地的生活，英雄对于每个人不再只是空幻的符号。死亡不再是英雄的起点和终点，兜了一个大圈子，我们回到原点。//《时代周刊》上有这样一句话:神圣时代，人们总想靠近中心;世俗时代，人们却有意边缘化。而这既是一个神圣的时代，又是一个世俗的时代，人们与英雄且近且远。关于英雄的质素规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没有数量的英雄，只有质量的人物;没有硬性的拔高，只有业绩额度的攀升;没有临死前的豪言壮语，只有鲜活生命的脚踏实地;没有木呐内敛的一味谦逊，只有才能谋略的大胆张显，主流文化甚至用风云人物来取代英雄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给了英雄如此众多的展现能力的平台，改革开放催生出以往想都不敢想的行业，在这些行当中，人们同样发现了今天活着的“英雄”。从天上到人间，从抽象的符号到具体的人，英雄完成了“蜕变”。一个深刻的事实使评定英雄的手段发生了深刻变革。与以往的平民百姓只有仰头被动地等待学习英雄事迹不同，如今评定英雄的投票权掌握在无数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手中。“同意请按键”成为当今一个时蜷的用语。这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我们暂且看看CCTV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的标准，这就是当今英雄叙事的策略:为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获得重大荣誉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各行各业具有杰出贡献或重大表现，国家级重大项目主要贡献者;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事迹;以个人的力量，为社会公平正义、人类生存环境作出突出贡献;个人的经历或行为，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社会价值观取向及时代精神;个人在生活、家庭、情感上的表现特别感人，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于是张朝阳，李嘉诚，龙永图、王选，吴敬琏，孙云晓，邓亚萍，张瑞敏，杨立伟，部丽华，钟南山，杨岚，徐本禹，李金华、刘翔、聂海胜、费俊龙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凭借自己独特的素质改变着中国的命运，他们都在为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还是老人家说的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今考文献:

〔1〕初志英.质疑《三国演义)[J].南方周末，2006一05一13.

【2]李文亮.沁园春·长沙

.

毛泽东诗词讲解与艺术论fM〕.长春:时代 文艺出版社，1992

.

「3]李文亮

.

七律·长征

.

毛泽东诗词讲解与艺术论[M].长春:时代文 艺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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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流行文化关键词之和谐指向

季惠杰

(北华大学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33)

摘 要:2005年以来,中国流行文化的关键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从泛政治到泛

经济

再到泛文化。其中很多关键词中包含着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向。

关键词:流行文化;关键词;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 (2007) 06-0088-03

收稿日期:2007-10-27

作者简介:季惠杰(1966—),女,吉林省吉林市人,北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

马尔库塞在他的著作《审美之维》中有这样一段话:文化以各种形式揭示出理想

性的东西:希望、欲求、灵性。文化的天地在给人日常劳作的悲观之中,展示出一

幅乐观的情境;美、快感、和谐、美德、宽恕、真理、正义。在这些功能中,文化

具有一种批判的性质,在它对理想或更美好的生活的肯定里,隐含着对现实社会

的批判,因为现实社会在完善人的文化所承诺的理想方面,往往是无精打采的。

[1]当今中国流行文化中林林总总的关键词就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未来的理想存在

状态的憧憬,这些憧憬中必然包含着文化对现实的批判与背离。2005年以来,中国

流行文化的关键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标识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像。

一、对基石的前瞻性关爱———农业、农村、农民的理想化存在 新农村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

标,并把它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2月,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目标作为中央1号文件正式发布。文件用20个字描述了新农村的未来图

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一时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口号连同它所激发出的美丽景象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词。有些专家甚至把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设想成可以具体操作的内容,比如,让农民的年人均收入超

过5000元„„每村至少有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专家、学者站在城市的视域居

高临下地规划他们想象中的新农村。其实,农民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知,他

们对新农村的设想非常单纯和朴素。后来有些学者把农民们白开水一样的大实

话总结成:期待政府在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上有更多的财政投入,改变农业

和农村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中的不利地位。建设新农村,隐含着对旧农村的批

判性继承,蕴蓄着对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的关注。这是国家政策的全新作为,政策

给予农民的关怀才是有保障的关怀。对农民来说,政策的和谐指向是对他们最大

的抚慰,农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全体农民的和谐就是中国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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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守望都市———你在城市还好吗 焦虑 大学生焦虑找不到工作,白领们焦虑没完没了的加班,农民工焦虑回家过年的车票,收入差距拉大的焦虑,对法律不健全的焦虑,对公共安全和社会快速变迁的焦虑„„一句话,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14日的统计: 52. 1%的人会因为家庭的事情而焦虑, 49. 5%的人“因为一段时间的生活状态而焦虑”, 42. 4%的人因自己的人生态度、生活追求而焦虑, 35. 2%的人因自身的心理状态而焦虑。焦虑的发现和探究是以人为本的理性思考,是人文关怀的体现。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曾经带给人类不同程度的焦虑,当年的巴尔扎克借《人间喜剧》表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焦虑,托尔斯泰利用《安娜·卡列尼娜》书写自己对俄国命运的焦虑。今天,贫富的悬殊差别、生存的迥异境遇、公信力与他信力不同程度的丧失等等,都是形成人们焦虑的“双歧因子”。这不是普天之下阳光灿烂的虚假歌颂,那样的歌颂中,没有“人”的存在。这是环绕着人的阳光、阴影、洞穴、隧道的真实存在。很多专家和学者在积极地寻找办法探究缓解和消除社会普遍的焦虑心理状态,认为只有从制度上入手才能找到根本的办法。清醒的认知给了我们走出瞒和骗的巨大勇气,这是中国政治的勇气与自信,是清醒政治的和谐指向,这种清醒将带领我们浇铸和谐社会的基础。//“奴” “奴”在流行文化中出现的比率很高,比如“房奴”、“车奴”等。“奴”是对人们的现实境遇的描摹。比如,人们认为“房奴”是指那些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以贷款的方式提前购

买并进驻到条件较为精良的“高尚”住宅的那些人。买了房子以后,身心皆受房子所累,他们在享受优美住房的心理慰藉的同时,生活质量却急转直下,仿佛被房子套牢,不敢轻易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有时间好好享受生活。“房奴”正在把人们买房时的美丽初衷撕扯得遍体鳞伤。在今天,房子离人们的消费越来越远,房子正背离它的审美价值,成为人的“异化”符号。和谐社会的要旨就是最大限度解放人,帮助人回归到自由自然的本性。“奴”的大量存在对其构成隐含的颠覆性挑战。这些关键词的作用是警醒当事人及当今政府,关注这些挣扎着的普通百姓,上海、深圳正在试行的廉租房制度就是对

“奴文化”挑战的回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和谐的生活一定不是挣扎的生活。

三、拍案不惊奇———今天我们有话说颠覆 颠覆建立在怀疑基础上,怀疑是思考的开始,一个善于思考的民族才是有活力有希望的民族。思考同样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颖州的孩子》、《三峡好人》颠覆了人们对大片的审美期待,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最终战胜了商业强势。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电影实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它们有力地印证了英国文学批评家克莱夫·贝尔的那句话:艺术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有意味的形式,而有意味的形式必须是内蓄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人类审美情感的”。[2]同样,喜剧电影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6年的《疯狂的石头》在一定程度上宣泄了中国人的焦虑与焦躁心态,批判的是柏拉图所说的人的“灵魂的低级部分”。“灵魂的低级促使人垂涎

于聚敛和占有、买进和卖出;它诱导人去称道和赞赏的东西只有财富及其占有者。人们从电影中更多地看到了自己可怕的众生相,人在异化的道路走得越远离和谐的状态就越远,这部喜剧电影应该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80后” 这个概念是由少年作家恭小兵提出的,本是对1980-1989年出书的年轻作家的称呼,后来被各个领域广泛运用,借指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这是一个特殊的有争议的人群。有人说他们放肆、自我、缺乏责任、随意、热情、没有思想;也有人说他们时尚、敏锐、率性、富于创新,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年纪轻轻就成为业内新贵。在“80前”的眼里,他们非名牌不穿,非肯德基、麦当劳不吃,非网络小说不看,非宝马、奔驰不坐;当他们在界定自我的时候,并不在乎他人的评价。在公众话语体系中,这些词汇就像标签一样,标定着“80后”的特质。对“80后”的关注(批评或褒奖)源于“80前”们突然发现“80后”与自己完全不同的·获得成功的方式。“天道酬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样的训诫仿佛都派不上用场,“乳臭未干”与“廉颇老矣”形成戏剧性的交锋。虽多不解、费解、难解,生活还是给“80后”们提供不同的平台,笔墨官司吵不出当代的“曹雪芹”,一个多元和谐的社会注定是一个包容不同活法的世界。和谐的人、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建构和谐生活的人资源。我们今天的包容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这是一切因素中最为重要的。

去蔽 简单地说去蔽就是去除遮蔽。澄清事实、揭露阴谋、调查结果、水落石出、跟踪追索

这些关键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闻媒介的生产过程中。惩恶扬善、追踪事实的根源,勇敢地面对曾经的新闻,中国媒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它既是一种安慰,又是一种教育,更是一种监督。官煤勾结埋下了矿难频仍的隐患,点这个死穴,是中国新闻媒介向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迈出的最大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一步。

博客 有人说,中国正在进入“博客时代”,这话一点都不为过。有机构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博客将达到一个亿。大概是博客这种不设门槛的草根性、匿名型、自由性、开放性、不追究责任性的特点受到全中国的有说话欲望的国民的喜爱,这种言说权的开解,使原来沉没的众“羔羊”翻卷手指,一场规模浩大的庶民联欢节每天热闹非凡。纯粹自由的时空,绝对自由的言说,或者宣泄焦躁的情绪,或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众民主意识的自觉和公共精神的复苏,将构成极为稳定的基础,它将最终指向活泼和谐的未来社会。//作为美好的理想,和谐开放的社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的要义中应该有诸如制度、文化、经济、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和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当时以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的不满而幻化出的理想境界。光阴荏苒,知识分子恰似啼血杜鹃,但理想中的和谐终未来到。可见,和谐社会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和谐的建立,需要我们摒弃本性中的一些劣根性,这是极其艰难的。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盲动、多一些高级灵魂的兴奋少一些低级灵魂的垂涎,一句话,先要自身的和谐,才能建立社会的和谐。但愿这些关键词能够引领人们达到理想的彼岸而不是幻像的彼岸。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7.

[2]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37.

[3 ]张悦.南方周末[N]. 2006-12-21 (01).

建国后知识分子形象之精神

走向

季惠杰

(北华大学师范人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33)摘 要:建国后的系列知识分子形象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精神走向:一是在1949至1978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中昂扬乐观地走入精神“乌托邦”;二是在1978至1989年的生命“第二春”中无私无畏地奉献;三是在90年代后由悲壮的坚守到主动的放弃。知识分子经历了向大众的自我认同、道德认同、情感认同、物质认同之历程。

关键词:早春天气;归属;精神康复;坚守与放弃中图分类号:I206.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 (2003) 02-0019-04 收稿日期:2003-06-28作者简介:季惠杰(1965—),女,吉林大安人,北华大学师范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1949年,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漫漫长夜的结束,建国的隆隆礼炮,疯狂荡涤着一切,也荡涤着来到阳光下的知识分子。实用理性和政治激情,英雄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以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的支配[1],使得此期的知识分子疏于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知识分子有一种被新的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权利系统接纳的“归属感”,知识分子终于找到“家”了。这个时期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天气”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我们可以在后续的作品中得以见识。他们大都是天真纯洁无私的“花样少年”———热烈、昂扬、勤勉,杨蔷云[2]们来不及思考就孩子般地认为天是蓝的,地是绿的,人是美的。理想的现实化与现实的理想化使他们迅速走入精神“乌托邦”。“我们再是奴隶,再不是任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我们再不用悲叹,再不用流泪,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铸造我们的未来,一切失去的,我们都要夺回来!一切还没有的,我们都要创造,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什么。多加一分钟的班,世界革命就能提前一分钟取得胜利,纽约的贫民窟就会早一分钟照上太阳。”[2]“对于他们来说,能有一张平静的书

桌读一点书,能够不受干扰地开一个夜车研究一点学问,这一天就过得非常充实。尽管没有地方给他们发津贴,她和他天天都工作到深夜,把一天变成两天,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精力。”[3]而此时,在大洋彼岸,无数颗年轻的心也在为一个新生的共和国而波澜起伏,于是“归国”成为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最佳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爱国意味着存大爱而舍小爱,大爱即“共性”,小爱即“个性”。为大爱,王运丰[4]舍弃了爱他的妻子,为大爱,程渊如[4]不要孩子“没有孩子,,就没有牵连嘛”,“要了孩子,等于给命运之神以人质,不能全力以赴地搞事业”,这是程渊如的逻辑。这种逻辑被作家巧妙地镶嵌在知识分子高尚人格的刻画中在建国之初努力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设想下,知识分子必须要严格地剔除其与生俱来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于是灵魂的改造成为宿命。在自己被转为正式党员的激动时刻,钟亦诚[2]要用十年(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完全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温情主义),做到布尔什维克化。建立起的是无产阶级的“共性”,改造掉的是“资产阶级”的个性,于是陆文婷一连16年甘做住院医生;“厂长同志,你们厂哪个部门最吃紧?”“铸造,不过铸造车间最脏,最累„„”“我来主管铸造车间。”这是王运丰的选择。“上东北?” “我去”,“搞地质?”“我来!”“支持鸡西师资?”“我去”,这是程渊如为数不多的话语之精华。端:一端是自己也不甚清晰的表面上充实得不能再充实的精神世界,一端是贫乏得不能再贫乏的作为常人的有爱在内的物质世界。知识分子的人格由此

形成,精神乌托邦使他们视物质财富为粪土。//1956年,一个特殊的声音改变了文坛的“大合唱”状况,它就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的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与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关注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更切实的理解。”[1]如果不从反“官僚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篇小说,我们就会把视点放在“启蒙”意识和“文人”意识上。“王蒙是典型的‘少共知识分子’出身,左翼文化是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但王蒙在这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对现实有着敏锐感觉,并能深入思考的人。这种冲突在王蒙的笔下表现为他有意选择的两个意象———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学生’(青年),这个意象虽有写的一面,但更有象征意义。”[5]“在这篇小说里,保留着‘学生’气质的人,无论是林震还是赵文都陷入一种困惑中,因为他们看到的现实生活和‘他在小学时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5]王蒙在解释他的创作目的时说:“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但不管是“引蛇出洞”也好,偶然为之也好,最后王蒙还是没有逃脱右派的厄运。

至此,知识分子从价值观念到情感方式完全认同低位文化。60年代,知识分子被改造达到了极限,他们甚至失去了“奉献”的资格。大字报取代了科学研究,反革命,黑帮,特务,牛棚,厕所,田间,改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如王运丰一样带着“德国特务”的罪名在蔚县的山路上一步一停地挑煤,重复西西拂斯的人生苦役的知识分子不胜枚举。先天的孱弱使得知识分子低下高傲的头颅。他们对“右派”身份的认同一如对“资产阶级”身份的认同。党治国[4]在“成了‘极右’后,三天没有吃饭,他么会是右派呢?不过,党是不会错的。绝对。那么,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实在无法相通。只好先接受这个结论„„是自己错了,再慢慢去想。”“我是魔鬼?”“我是毒虫?”韦弥[4]在“我是谁”的惊号中彻底迷失自我。如何找回自我?答案只有一个———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接受劳动改造。在与泥土的亲密接触中在与最普通的农民的融合中,知识分子继续荡涤着令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反动、肮脏、卑下丑恶的灵魂。在失语、失意、精神失常甚至自杀的生存境中,他们仍能痴心不改地对祖国怀着深沉的热爱。灵与肉的冲突,体现为对祖国的精神挚爱与对一己物质追求的尖锐冲突,知识分子与之抗争的是来自外界客观境况的制约,而非内在精神的自我矛盾与厮缠。二1978———1989年,中国当代文学走入复苏阶段。在解释此期的文学创作背景时陈思和说,当时思想领域内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稍后不久在政治上确立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标志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

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中国真正进入了和平经济建时代,思想解放路线和改革开放路线相辅相成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向现代化目标发展的历史进程。”[1]“第四次文代会提出党对文学‘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承认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 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地繁荣文学艺术事业。”[1]整整十年,一大批知识分子或从梦魇中醒来,或从被监禁、被流放的地方归来。第二次客观意义上的“解放”给所有的知识分子带来的是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来不及舔拭伤口,他们发出的第一声呼喊是:给我工作。他们是那样地渴求被认同,骚动不安的心灵在投入新一轮生活结构之后,渐趋安宁和平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将几十年历史真相昭示于人,整合出一部政治运动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传递出前所未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复杂信息,加强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的批判意义。”作品描绘了一幅幅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造成社会和人深刻异化的历史原因,赞美了不屈不挠的人性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执着信仰。“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传统心理在反思文学中都有体现。知识分子并没有把自身的命运当作反省的资源。当然,“精神上的自我消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精神的病态与肉体的病态有所不同,肉体上病人一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病状,而精神病人却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有病。特别是大面积发生疫情之后,虽然大家都不健康,但彼此彼此,一样病态,

也就失掉了参照,很容易把病态当作健康。”[6]他们所能做的只有奉献。“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想,不停地想”,更加强烈的使命感使得知识分子自觉地去追求和塑造更高尚、更完美的人格,以真理和正义的代言人自许,出演布道者的角色。然而,青春逝去,韶光难觅,知识分子在向“有限”索取“无限”时,其结果只能是透支,透支身体,支生命,越是透支,就越觉得力不从心,于是就愈发地透支,陆文婷的生命便走入这样一个怪圈之中。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帮助陆文婷亡羊补牢,而是眼含热泪歌颂这种透支,并希望以此激发和建构崇高的国人灵魂。知识分子形象成了一个个面色苍白,青筋暴露,戴着厚厚的眼镜的只知“奉献”的符号。 三 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由于市场经济体系开始确立,商业浪潮迅速掀起,社会形态开始实现真正的转换。这一时期社会人文环境对知识分子人格姿态构成最大影响的是日渐兴盛的物质主义潮流。而这股潮流之所以会构成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就在于它几乎一夜之间让所有的人感到物质基础对于生存的重要性,物质财富的多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并进而直接成为人的价值评价标准。这就打破了既往以知识与精神境地作为价值判断的社会准则,重新确立了一个以物质财富作为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并为社会所普遍认可。在这样一种价值标准下,处于社会中心或自以为是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便一下子被抛向会的边缘。价值失落的深切痛苦,不仅来源于他们所尊奉的道德观念和人格姿态遭到社会现实的无情嘲讽,而且还来自于他们一向引

为骄傲的文化优势在商业社会面前竟成为生存劣势。当习惯了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被波涛汹涌的商潮抛到社会的边缘,甚至在边缘也需有一番挣扎才得以有容身之地时,他们的内心深处无疑要经历一场激烈的灵魂风暴。[7]而这场“灵魂风暴”来势如此迅猛,也恰好说明建国后知识分子信仰的先天不足。于是, 9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多呈现出人格分裂状态。就本身所恪守的人格姿态而言,知识分子不屑于涉足世俗,参与俗务。由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认同使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任何与世俗的牵连都会令其感到羞愧与耻辱。然而,生性清高的知识分子毕竟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不可能活在真空中,当“活着”或“活得好”抑或“活得有尊严”的危机一般逼到眼皮底下时,由于先天的不足,故而当社会价值体系发生悄然变化的时候,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便迅速动摇。《柏慧》中的“我”,《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等不甘处于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在意识到一味固守传统文化立场只能与社会更加疏离,永远处于边缘地位时,他们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着自身的人格姿态。这种调整或显现为对现实妥协和积极参与,或体现为角色认同的疏离和淡化,从而以一种新的价值认定和情感态度,成为商业会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族群。”[7]文学应当确立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取向。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要凭借着丰富的人性蕴涵、人性表现的主导形态和模式,确立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取向。它的性质和功能应当有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和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而从建国以后到9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却未能承担起这个重任,他们经由实践所取得的认知理性、科学精神、价值实现途径无非就是一次次被动的认同,甚至连尊严、清高、操守都一败涂地,这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20世纪中国启蒙的悲哀。胡适有一段话颇引人深思。他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可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可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可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称的梦想。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地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人。把自己铸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8]代表先进文化的文学,就是要提倡这种“科学精神”,也只有秉承种思想的人,才能塑造出如此先进的知识分子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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