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恩来的言传身教

　　 60年代初，周恩来、邓颖超和乔冠华、龚澎等同志在一起 　　 　　1965年，我和外交学院研究生班的几位同学被提前抽调进外交部工作，就此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外交成了一生的事业。回忆起周恩来总理当年对年轻人的言传身教，至今倍感亲切，永久难忘…… 　　 　　周恩来营造的良好氛围 　　 　　 　　我们怀着兴奋和急迫的心情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接待我们的是一位青年干部，他一面办入部手续，一面与我们交谈：你们是经周恩来总理特批招收的外交学院研究生，是外交战线的新兵；外交部是周总理亲自主持掌管的国家重要部门，你们能到这里来工作十分光荣，也十分幸运；部里有许多老革命、老同志，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又有很高的业务水平和政策水平，你们要虚心向他们学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们可能要从一把剪刀、一瓶浆糊、贴贴剪报等具体事务做起，扎扎实实提高自己。 　　他所说的“周总理特批”指的是我们大学毕业时，外交学院起初没有招研究生的计划，应届本科毕业生都已投考各院校研究生，周恩来根据外交工作发展的需要特批外交学院可在已报考各院校研究生考生中招考。我就是报了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转报外交学院的。 　　我被分配在第二亚洲司越南处，简称二亚二处。二亚主管朝、韩、蒙和印度支那国家事务，国家不多，但都是周边邻国，是当时最忙的一个司。尤其我所在处主管的越南正在打仗，越南问题是当时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大家经常从早晨上班一直干到晚上九点以后才回家。 　　司里大约三分之一是全国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有的来自部队，是部队里文化较高的干部，有的曾是从事城市地下斗争的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几位早年在越南参加革命的华侨。他们中有的当了司、处领导，有的做着一般科员的工作。不管担任什么职务的，他们都以能到周恩来手下从事外交工作感到自豪！一种甘为外交作奉献的精神洋溢全司，激励着每一个人。 　　上班不久，姚广司长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话干脆利落，简明扼要。勉励我尽快适应外交部工作环境，完成从学生到干部的角色转变，做一个合格的外交人员。周恩来有十六字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他说：要做到这些要求说难也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主要看主观努力不努力，看能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从手里的每件工作做起。此后，这几个词成为入部后听到机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司里的工作气氛十分严谨。处里出手的文电稿往往因不同原因被司里打回来，各处都把争取本处出手文电稿到司里一次通过作为努力目标，因此大家对领导的修改和意见总是反复琢磨，认真领会，集思广益。 此外，处理各种文稿必须缮写清楚，整齐干净。司领导修改过后，主办人员要立即抄清，有一次，我看稿上修改不多，就问是否可以不抄了？处领导说：不行，这是周总理当部长时定下的要求。你看看历史档案就知道，过去的上呈文稿都是写的工笔楷书呢！ 　　老同志熟知周恩来的一些名言警句，例如“外交无小事”，“不卑不亢”，“平等待人”，“礼尚往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提倡民族自尊”，以及“外交干部是文装的解放军”等等。大家都以此作为工作的规范和座右铭。 　　我入部时周恩来虽已不兼外交部长，但他在外交部培育的优良作风已形成传统，使我们年轻人自然地受到濡染和熏陶。 　　 　　要求每天送一份大事记 　　 　　 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国际上各种势力加紧活动，军事、政治、外交等各种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形势瞬息万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密切跟踪形势，随时掌握情况，并且要求主管处每天给他送一份当天越南问题大事记，晚上七时前必须送到。 　　 　　记大事记是形势调研的基础性工作，处里从事调研的同志个个都记并有专人负责，这项任务本来不是件难事。可是送给总理看的，不能将平时记的素材送去了事呀！因此每天下班前后几个同志忙着“紧张冲刺”：先由一位同志拿出初稿，其他同志补充材料，接着由一位同志进行文字斟酌和润色，经处领导审定后立即送去印刷和校对，然后经部办公厅送周恩来办公室。为了使大事记反映当天发生最新情况，常常己定了稿，甚至已送去印刷，又追回来补充更改。有时眼看已快到七点了还有新消息来，忙得人人都急如星火。此外，为了能让周恩来看得一目了然，大家不断改进编写方法，使之形式上是份大事记，实际上是一份简明扼要的形势报告。 　　周恩来对越南问题每日大事记很重视，每天及时阅看，对有的材料还划上杠杠，做上记号。记得一次周恩来同一位外国领导人谈话时，为了说明一个问题，要用在大事记上看到过的一个材料，但记不清是哪家通讯社发的消息，就让在场人员打电话到处里查核该日大事记，处里很快作了答复。周恩来让处里送每日大事记既是掌握情况的需要，也是促进调研的一种措施。由于每天整理当天发生的新情况，使我们掌握的材料和对形势发展的看法保持条理化、系统化。 　　 　　写声明要有感情和针对性 　　 　　当时我国经常在越南问题上发表声明且都是书面声明。这一方面是出于外交斗争的需要，通过发表官方声明揭露美国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残暴性，呼应国际反战舆论，促进世界和美国国内人民的反战运动；另一方面也是应越南的要求。越南几乎每次发表领导人的告全国同胞书、政府声明、外交部声明等，都要求我国支持，当时外交部还未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发表书面声明成了表态的主要形式。 　　周恩来对声明的要求很高，他认为声明要简短有力，要有份量。他以抗美援朝时他代表政府发表的声明为例：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起初国际上有些人对“不能置之不理”只当说说而已，及至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才感觉到份量。 　　起草声明稿是当时处里最富挑战性的工作之一，经常是几个同志一起切磋讨论，集体起草。初稿拟出后还要经过各级领导审改。尽管这样，送到周恩来处往往难以一次通过，在稿子上作些局部修改后通过算是顺利的，退回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我们正是通过一次次的修改、批示和批评意见，体会起草外交声明的要领的。 　　由于当时在越南问题上发表声明太多，而且大多是谴责美国侵略行动、支持越南的立场，内容雷同，用词常常似曾相识。周恩来多次强调发表声明一定要有针对性，不能“老一套”，首先要有新思想，才会有新语言。 　　记得1966年1月，美军在越南南方推行“焦土政策”，炸毁村庄，烧毁房屋，破坏庄稼，强迫居民迁到“定居营”，企图以此消灭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周恩来看了上呈的谴责美国这一野蛮侵略行径的声明稿，感到力度不够，指出，美国军队的做法如同当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搞“三光政策”，惨无人道。你们应该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来写，怀着对侵略者无比的愤怒和对越南人民深切同情来写，把中国人民的立场义正词严地表达出来。周恩来的指示不仅站得高，有历史的深度，语言也很具感染力。按照他的指示精神改写后，声明立刻显出了份量。参与文件的起草使我感受到了外交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 　　 　　雷厉风行 　　 　　周恩来十分重视外交行动的时效性。有一次，越南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扩大侵略战争的行动，我国支持越南的声明在事态发生后几天才发表，周恩来认为我国声明发表的时间太晚，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查找行动迟缓的原因。后来查明主要是为了等待其他有关重要国家的反应。此事虽然事出有因，但使大家进一步绷紧了“时机”这根弦。

　　1966年3月，美国指使南朝鲜朴正熙当局向越南南方增派2万军队，蓄意扩大侵略战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分别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外交部发声明表态支持，尽早广播、见报。事有凑巧，当天正发生邢台地震，北京震感强烈，各单位都忙于预防余震，有点慌乱。为了抢时间，我和李世淳大使（当时任副处长）就拿起纸笔，走到长安街，在路面较宽的人行道边走边议边起草，并按要求及时完成了任务。 　　有一次，美国连续轰炸袭击越南首都河内和第二大城市海防，周恩来在会见越南驻华大使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华代表后，指示陪同会见的司、处领导立即组织管越南的同志讨论：面对当前形势，在外交上我们该采取什么步骤？做出什么反应？当晚，越南处的同志都已回家，闻讯后又迅即赶到办公室开会，大家听说是周恩来指示让讨论，情绪很高，会一直开到深夜。大家认为，美国轰炸河内海防是严重的战争升级行动，而当时美国有人主张进一步扩大战争，他们正在试探国内外反应，试探中国援越抗美的决心，因此我们必须做出强烈反应。大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并起草成报告，很快呈领导审批并报周恩来和中央。周恩来很快批示同意，只在外交行动的步骤上做了更有节奏的安排：先发表政府声明，然后由陈毅外长、周恩来总理分别发表讲话，等到越南发表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后，刘少奇主席立即发表声明，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胡志明主席的“告全国同胞书”。紧接着出现了首都百万群众天安门广场集会和游行的盛大场面。我亲眼目睹了从形势分析到外交行动的过程，并感受到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周恩来那种群策群力、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我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要一丝不苟地掌握情况 　　 　　周恩来经常召集部、司、处主管领导和青年同志一起谈工作，有时还请有关部委的人员出席。他在会上提出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让有关人员汇报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并部署相关工作；有时进行专题讨论。周恩来这样做既抓了工作，又解剖了麻雀，为干部做了示范。我曾有幸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议，每次都受益匪浅。 　　有一次，周恩来在听取援越工作汇报后，询问了许多问题。例如目前越南气候特点，水陆交通状况，公路干线怎样，支线有几条，具体方位及离港口有多远，码头多深，我国物资运送到越南北方后如何转运到越南南方等。当谈到转运方式之一是从沿海水上漂流到越南南方时，周恩来又详细询问装粮的塑料袋如何能漂浮流动，是否会变质，途中损失多少，越南南方能接到多少，美国军队是否能发现，他们堵截物资运输的做法，等等。被问的同志都十分紧张，幸好有几位同志到过实地，情况较熟，回答得较清楚，周恩来很满意，当即予以表扬。当问到最近一批我国援助物资什么时候发出，从哪里发出，现在到了哪里时，几位应询同志都回答得不够确切，周恩来认为他们监管得不够仔细，当场提出批评。 　　记得有一次，有的同志认为越南方面提出的援助物资单子过大、过急，对他们的运输能力和接受能力表示怀疑。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请各有关部门发表意见。大家的发言都集中到越南“胡志明小道”上。当时外电经常报道“胡志明小道”如何崎岖、险峻、狭窄，越南军民只能靠肩挑背扛运送物资，以及美国飞机不时轰炸阻截这条运输线等等；而越南方面表示运输能力不成问题，只要中方提供，立即就可运到前线军民手里。周恩来表示，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应该到实地看看运输线的情况，以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不久，以方毅为首的中国学习考察团到越南考察访问，他们克服困难深入到“胡志明小道”沿线，实地了解这条神秘的运输通道，并向中央和国务院做了报告。方毅的报告充分肯定了越南军民克服困难的精神和逐步将“胡志明小道”建成相当通畅的北南通道的情况，支持了可以加快提供援助物资的意见。周恩来认为方毅的报告是客观的，说了公道话，称赞他办了一件好事。 　　 　　一次某非洲国家局势出现动荡，周恩来立即召集主管部、司、处的同志开会，同时还让各司搞调研的青年同志列席。周恩来认真听取有关同志汇报后就与大家进行讨论。讨论中询问了许多问题，例如该国的经济状况，交通是否便利，首都通往外地的公路状况怎样，铁路有几条，国际航线有几条，经停哪些地方，机场与市内交通情况，进出口主要货物是什么，市场供应情况怎样等等。有位刚从驻该国使馆回国的同志情况较熟，回答得较清楚。周恩来听了很高兴，赞扬他情况掌握得较扎实。周恩来在最后讲话中一再强调做好调查研究是掌握形势和正确决策的基础，调查研究是不是全面深入，关系到对形势的判断和行动的抉择。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我体会到调研是外交工作的基本功，必须扎实苦练，不能有半点马虎。 　　 　　因势利导 　　 　　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事务关系更加密切，再加上外交部机构改革，原来分管3国事务的3个处合并为一个印度支那处，这使我们工作视野更加开阔。 　　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访问苏联后到我国访问。参加这次接待工作是我学习外交的难得机会。 　　3月19日，我们接待人员在钓鱼台国宾馆突然得到消息，说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已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宣布西哈努克亲王己被推翻废黜。瞬间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接待工作怎么办？大家议论纷纷。很快接待组负责人曹克强大使（当时任亚洲司副司长）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仍按原计划以国家元首的礼遇接待，只在活动日程上作些小调整，即当晚的欢迎宴会以技术原因延后举行。这一决策看似平常，后证明是调动印度支那形势发展的关键性的重大步骤。 　　西哈努克下飞机后，周恩来和我国多名领导人上前和他亲切拥抱，群众欢迎场面隆重热烈，使西哈努克大受感动。因为柬埔寨政变发生于3月18日，他正在莫斯科，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与他多次见面却未告知真情，直到他登机前才告诉他。北京机场中方的接待礼遇使他出乎意料。在从机场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西哈努克激动地向周恩来表达了对中国如此隆重热烈欢迎他的由衷感谢。周恩来当即表示西哈努克亲王是中国的朋友，我们只承认西哈努克亲王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决不承认朗诺集团，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和柬埔寨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立场。 　　西哈努克一行到宾馆后，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把国内发生政变一事告知了随行访华人员，其中许多女眷立刻哭成一片。西哈努克心绪受到干扰，有些烦躁不安。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向接待人员郑重交待：柬埔寨虽然发生政变，西哈努克亲王仍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每个接待者无论负责什么工作，都要从内心真诚地做好每项接待工作。尊重他们，为他们服好务，不能流露任何异样情绪。另一方面，周恩来及时与西哈努克举行正式会谈，转达毛泽东主席对他的欢迎，并且代表毛泽东、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正义立场；及时举行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的欢迎宴会。周恩来还经常到宾馆来看望他，有时和邓大姐一道看望西哈努克和夫人，送束鲜花，或送一些西哈努克夫妇喜欢吃的菜点，采用各种方式接触交谈，稳定他们的情绪。 　　周恩来十分关注国际上对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各种反应，想方设法排除可能干扰西哈努克斗争决心的因素。一天，周恩来到了宾馆，直接走进了我们接待组办公室，当时我和邱力行大使（时任处长）在场，我们感到有点紧张和不知所措。他问了问客人的情况，指示说，现在柬埔寨右派势力和国际上有些国家正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活动，企图动摇西哈努克斗争的决心。我们一方面要做好西哈努克的工作，同时要注意外界的动向；还要做好他夫人和周围人员的工作，不要让外界某些势力有机可乘。我们立刻向有关领导报告了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并且做了工作部署。

　　不久，一则外电称，按照西哈努克的经历，他将在外国长期过流亡生活，可能在法国或某个国家隐居，当“寓公”云云。西哈努克看后十分生气。周恩来在会见西哈努克指出，这则报道反映了金边政变集团和西方某些人的意图，看来他们是希望亲王住到法国某所公寓里当“寓公”呐！西哈努克听后立即向周恩来表示，他决不愿意长期在国外流亡做“寓公”，他要返回柬埔寨，同高棉一切爱国者联合起来，同朗诺集团及其主子美国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由于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和亲自做工作，客人们情绪逐渐稳定。西哈努克在几天内起草了斗争文告和大量函电，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西哈努克关于组成包括各派力量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成立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主张，得到柬埔寨各派爱国力量和人士的响应，一场抗美救国斗争在柬埔寨迅猛展开。 　　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全力支持西哈努克关于举行印度支那3国领导人会议、共商印度支那3国合作开展抗美救国斗争事宜的设想；促成了1970年4月24至2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以及越南南方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举行的高级会议，促进了印度支那3国的团结和相互支援，挫败了美国从扩大印支战争中寻找出路的图谋。 　　我在接待组工作了大约3个月，亲眼目睹西哈努克遭受政变打击后如何重振精神奋起斗争的情景，柬埔寨各派政治力量如何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西哈努克周围组成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并开展广泛斗争的情况，以及印度支那3国如何相互策应结成抗美统一战线、使印度支那地区形势出现新局面的信息；同时，也亲身体验了我国是如何发挥印度支那人民正义斗争“坚强后盾”的作用的，以及周恩来是如何将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付诸实践、见到实效的。这是我参加的一堂极其深刻而生动的外交理论和实践课。 　　 　　毅然出访战火中的邻邦 　　 　　1971年3月5日至8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在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行动未完全停止、国内工作十分紧张繁忙之际，周恩来毅然出访正在同侵略者浴血奋战的邻邦，这是我国在当时形势下采取的重大的外交行动。 　　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同代表团出访。专机飞临中越边境时高空中遇到强力风暴，飞机颠簸厉害，机长向周恩来报告了有关情况。几分钟后，飞机稍见平稳。周恩来立即从主舱走向驾驶室，同机长和机组同志们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和感谢。此情此景，使所有随访人员深受感动，机舱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大家对人民总理尊重劳动、诚恳待人的品格的由衷敬意。 　　抵河内时正下大雨，从机场到迎宾馆沿街两旁全是淋着雨等候周恩来到来的越南群众，人们挥动旗帜、鲜花，呼喊口号，雨水挡不住内心的激动。河内是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但到处都显示出正在经历战争考验。街道两边人行道上放着一个个水泥大排水筒，这是应对美机空袭的简易防空洞。墙上画着许多坚持抗美救国战争的宣传画和横幅口号。街道建筑老旧，有的年久失修，有的遭到破坏。人们衣着简单……周恩来目睹这一切，感同身受，在多处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高度赞扬越南人民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的兄弟情谊。 　　周恩来访越期间同越南党政领导人进行多次会见和会谈，出席了河内市群众欢迎集会，参观了“三八”纺织厂。为了向世界表达两国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的内容都是双方共同立场，内容和文字都经双方斟酌同意，因此商谈过程较费功夫。3月7日，双方来回交换了几稿，越方最后一稿交来时已是3月8日凌晨三四点了，我们等周恩来起床后即将越方稿子送给他过目。他对此很不高兴，当即批评亚洲司负责同志：你们延误了4个小时，为什么不在当时叫醒我？他边用早餐边仔细审阅，又提出了几处需同越方商榷的文字。经过双方努力，联合公报在访问结束前由两国总理签字。 　　 　　由于越南的战争环境，为了保证代表团的安全和访问的顺利进行，周恩来的访问在新闻报道上采取了特殊的做法，即等代表团一行回国后于3月9日才开始发表周总理3月5日抵河内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的消息。随访的新华社记者在河内时均及时发消息，记得头一天记者写出第一条关于周恩来抵越南访问的消息后曾与随访的外交部亚洲司、礼宾司负责人商议随行人员名单怎样排，按照当时一般礼宾做法，可以报导到副部长级以上，也可以报导到副司长以上，两位负责同志为慎重起见报告了陪同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韩念龙认为这次访问较特殊，还是应该请示一下总理。周恩来听了汇报，当即表示：应该把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全体人员的名字都列上，显示中国代表团的阵容之强大嘛！周恩来的指示充分体现了礼宾、新闻工作的艺术性，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示。就因为这样，许多认识的人知道我随总理访问了越南。 　　周恩来此访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密切的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次赴越是我外交生涯中唯一一次访问处在战争环境中的国家，一次值得引以自豪的经历。 　　 　　科学预见成真 　　 　　1968年4月起，越南和美国进行谈判，边打边谈的局面持续了近5年。我国在宣传上揭露美国“和谈”的欺骗本质的同时，支持越南又打又谈。 　　越南提出希望中国介绍过去同美国谈判的经验，我国立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周恩来指示乔冠华副部长召集了参加过朝鲜和平谈判、日内瓦会议等有关同志进行回顾座谈，总结同美国谈判的经验教训和体会，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后向越南谈判代表团做了认真的介绍。我作为越南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一座谈，听到了许多丰富的外交史和外交谈判的知识，这些都是难以得到的“真经”。对我来说，等于上了一门政治外交谈判的课程。乔冠华在预备会上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时说：总理强调最主要的一条，是关于谈判的结果基本反映战场上的态势，谈判桌上不可能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以及我国国内战争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个真理。这堂课在我脑海里打下非常深刻的烙印。 　　同年11月，尼克松在美国深陷侵越战争泥沼的背景下当选总统。周恩来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指出：尼克松当选总统以后，从世界战略态势分析，承认世界上存在五大力量中心，这就是美、苏、中、日、欧；他认识到美国到处伸手已力不从心，应该确定自己的重点，尽量避免在各地直接卷入，要采取收缩的方针。毛主席从尼克松的演说中不仅看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动向，而且看出尼克松必然决定从越南撤出的意向，当然，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撤军也得找台阶，不通过谈判哪能“体面撤出”呀！给点面子让他走，这就叫送瘟神嘛！周恩来一席话使我们受到极大启发：看越南问题不能将眼光局限于越南，只有登高才能望远！ 　　越美巴黎会谈进行得十分艰难。黎德寿和基辛格的秘密会晤一度中断了8个月。在越美又打又谈过程中，周恩来毫不松懈地抓紧我国的援助工作，同时密切关注谈判进程，谈过不少精辟的看法。由于越南和印度支那人民在战场上越战越强，在谈判中更加灵活，黎德寿和基辛格的会谈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到1972年11月基本达成了协议。 　　当时，我们认为会谈总算达成了协议，松了一口气。周恩来在一次工作会上指出，不能光看谈判桌上的情况，还要看看谈判桌外的反应，黎德寿和基辛格虽然达成基本协议，阮文绍是什么态度还不明朗，越美是否能签署协议还待观察。事态的发展很快证实了周恩来见解的正确。在最后阶段阮文绍强烈反对由美国同北越两家签协议，对协议草案未规定北越撤军等坚决不能接受，于是越美之间又进行紧张的谈判和战场较量。美国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的狂轰滥炸和港口布雷封锁，同时对阮文绍施加了巨大的压力。1973年初，双方再次突破僵局，同意协议搞两个文本，一个由越美两方签署，另一个由包括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和阮文绍政府的四方签署。越南和平协定终于在同年1月27日正式签字并生效。 　　按照越美巴黎协定，协定签字各方同意邀请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国等12国对巴黎协定的执行提供国际保证，我国由姬鹏飞外长率团出席巴黎关于越南和平协定的国际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同赴巴黎，亲眼看到了这一结束战争的历史性场面。周恩来对我国出席国际会议非常重视，指出尽管我们是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支持者，但在这次会上只是协定的保证国的一员，主角是越美双方，他们是和平协定的签署方。我们的态度就是希望协定得到认真执行。姬鹏飞在巴黎会议上坚决贯彻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按照巴黎协定，美国在规定期限内从越南南方撤出了军队。南越伪政权很快分崩离析，越南于1975年实现了统一。 　　巴黎协定的签署和巴黎国际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和美国侵略政策的失败。越南和平的获得是越南人民浴血抗战的结果，也是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反战的结果；中国作为越南的后方提供了全力的支援，而周恩来在其中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虽然我仅仅在参加工作的有限时间里受到周恩来言传身教，但这种教诲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一辈子享用不尽的。如果说我在外交战线上做过一些工作，取得过一些进步，其中都包含着周恩来对我的阳光雨露般的滋润和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