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公社"的血酬定律
一年多以前，王立军是中国最有权力的公安局长，重庆警方也是中国显赫的省级公安系统，权力膨胀到了全面覆盖司法系统的地步，甚至政府为其站台背书。这样的“盛况”，除了“唱红打黑”体制的支持，看似也与头顶英模光环的王立军个人能力有关。以致王倒台至今，仍有人称许其“技术控”和“铁血强警”的魄力。 但剖开堂皇的外表，王立军乃至重庆警方曾拥有的权力并非那么血统高贵。恰恰相反，多方的事实显示（参见本期报道“王立军‘遗产’”），不受限制的警察权自我繁殖，建立在对社会“吸血式掠夺”的机制上，尤其是对民营企业的敲骨吸髓，此外也包括数额巨大的公共财政支出。 在“打黑护民”的背后，发挥作用的逻辑正是“血酬定律”。 “血酬定律”的原始定义是，绑票者向肉票索取相当于其性命价格的赎金，命价的高低取决于被绑票者赎买自己生命的意愿和能力。 在这里，绑票者行使的并非合法的征税权，而是非法的暴力，其中暗含的前提是：绑票者由于从事非法勾当而有亡命的风险，因此他们向被绑架者索取的不是通常的报酬，而是命价。 一旦暴力被洗白，获得合法授权，却又继续索取“血酬”，那么“血酬定律”就会变得更为可怕。在薄熙来、王立军治下，重庆警方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公权力。王立军动用这种权力索取“血酬”，在“打黑”“维稳”的名义下，警方不乏坐地劫财之举，而被合法“绑票”的民营企业以及众多被劳教人员毫无议价能力，甚至失去了赎买自己人身权与财产权的机会。 索取来的“血酬”，被王立军用于强化重庆的警察权，使其在人员、财力、基础设施布局和技术手段上不断做强，部分则推行警察福利，趋向形成一个“警察王国”。 这样的“王国”一旦建成，就可能通过类似“文革”的“专案组”体制覆盖司法系统，通过取代政法委职能侵蚀政府，借助遍布全市的交巡警平台、密布的50万只摄像头和先进的刑侦手段控制社会，且以“打黑保平安”“英模文化”获得垄断性的道义资源，对社会形成强大的管治力量。 这样的“蓝图”，不可谓不宏伟。但正因如此，它需要的供血量极其巨大，挤占了政府的财政能力，此外尚须不断向社会抽取“血酬”。 为了不受限制地获得“血酬”，合法社会具有的限制权力的边界被一一突破： 办案程序形同虚设，公民、企业资产在侦查阶段即被扣押甚至执行，且执行权延续到法院判决之后；现金被划入公安局账户，国企则接受专案组托管“涉黑”企业；法院、检察院成为背书者，人员遭受监控；即使是最初想参与分一杯羹的企业，最后也未必能全身而退；公安机关露骨地获取利益的同时，不断自我赋予权力，打破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警察王国”还向市场扩张。借助国企托管控制“涉黑资产”之余，王立军并不满足，还想通过经营公安医院，垄断与警察权有关的医疗收入，甚至突破国务院条例，将原已市场化的保安行业强行纳入警察权的直属部分，兼收控制社会和获取利润之效，并欲以上市获得资本扩张，建立“警察公社”。这种逾越其行政权力而更深介入社会经济事务的行为，是不断滥用的“自许权力”。 “警察公社”和“专案组体制”一样，是王立军对“文革”政治遗产的借用。“公社”是政权、经济、生活完全一体化的高度集中体制，王立军对这个词的使用，透露了他心目中“警察王国”的真正模式。在“公社”里，垄断的警察权包办（绑架）社会和市场，以合法的暴力坐收“血酬”。 由于受到一定的现实制约，在“血酬”之外，警察权的掠财也采取了通过基金会“派捐”以及官商权钱交易的方式。各界对警察英烈基金和警察出国基金的巨额捐赠，不乏缴纳保护费以免除合法伤害者。各式掮客商人也得以在官商利益输送的传统模式中分一杯羹。 事实证明，王立军的“警察王国”构想是行不通的。公安机关自我赋权的过程，终于导致体制失范、法权失衡，和授权者薄熙来本人发生冲突，最终导致薄王体制破产。王立军叛逃寻求庇护，自身沦为绝对权力的牺牲品。 这样的轨迹，是越位的权力膨胀的必然逻辑，更为今后血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