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模式与选择
城市化模式与选择
介绍：今天最后一位讲演人赵燕菁，这位大腕儿不需要做太多的介绍，当年在中国院（按：或指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的时候，有“规划界的年轻理论家”之称。在地方多年，目前（按：2012年）在厦门市担任规划局局长，同时也是规划学会的理事，主持着规划协会很多重要刊物的编辑工作。下面我们以热烈掌声有请赵燕菁局长来做报告”城市化模式与选择”。
正文：
我们厦门下班的时间是5点半，所以这个时候还上来讲话，很有点负罪感（一笑）。既然已经来了，我想还是把任务要完成。
今天刚才几位专家讲了，让我收获非常大，包括盛洪教授讲的。盛洪是我专门给shi nan（按：不确定是谁，可能是“石楠”——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推荐的。因为盛洪在制度经济学，在我们国家走在最前沿的。这经济学家，就跟我们搞城市规划一样，说谁排第一第二非常难的，但是盛洪教授，他是在这个行业里头（按：制度经济学）走在非常前面。所以，我想我们要能听一听他的意见，好对于我们启发。请盛洪教授来，大体上就能知道经济学界对制度的一些看法和判断。 不过大家放心，我不是因为观点和盛洪教授一样，所以请他过来帮我助阵。恰恰相反，我和盛洪教授观点是大不一样。我第一次在钓鱼台，上一次和他在一起开会，就干了一仗，最近的一次，是在几个月以前，我和盛洪教授又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不过，在那个会上，我演绎的还是少数派，今天的观点呢，可能大家很快就要体会到我们这个主题“包容和多样性”。我想大家观点有些不一样，大家忍者饥饿来听我的发言~~~由于时间关系，现在我抓紧。 这个题目，我稍微有点改。大体上也是讲城市化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题目讲的太细，我想能不能重新思考一下城市化若干理论问题。我刚大学毕业以后，到中国城市规划院，大概198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科技处接了一个小城镇（规划），主要是研究城镇化，后来我最早参加的课题也是城镇化，这研究快30年了。当时我记得城镇化是个很小众的课题，当时琢磨着能把城镇化塞到中央文件里头，要费很多脑子；现在我觉得不用，非常高兴能够熬到有这么一天，我们城市化研究终于出头了，从配角到了主角。所以，的确，中国的城市化在世界是非常壮观的，从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现在一提到扩大内需、抵御风险、产业升级，全把希望寄托在城市化身上。所以在这之前，我在厦门，一个小小偏远的地方，光是中央来调查调研城市化的课题组就来了好几个，而且都是省部级领导带队。我本人也参加过建设部、还有包括zhou 院士的这些（城市化调研课题），都是非常宏大的“城市化”主题。我这个人在规划行业里头，算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投机分子，我就是琢磨着中央关心什么，咱们就得研究什么，需求决定供给；研究很深远的历史问题，二十年、五十年以后才能觉得你重要的，我就懒得去研究了。我研究明年的、十八大以后我们能不能做点事情。非常遗憾，我觉得人家要开始用我们了，我们恰恰感觉到我们城市规划的理论非常贫乏；甚至城市规划怎么给中央出主意，（现在的主意）和十年前没太大差别。我想，我们城市化马上要派上用场了，好不容易城市化从配角变成主角了，怎么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今年的主要题目。
城市化的题目千差万别，本来是想弄十大题目，后来一想，今天时间不够了，干脆左砍又砍，剩5个。个人的判断，城市化要想做的好，或者要想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是回避不了，而且是底层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到底什么是城市化、什么是城市”？刚才盛洪教授讲，我就知道我和他观点不一样了。城市的定义，决定了城市化的研究能走多远。另外一个呢，城市化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大家现在说的，好像也都对，但是我觉得不是很解决问题。另外一个，刚才盛教授也讲了，制度非常重要，怎么设计这个这个制度？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最后呢，是空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城市化、城镇群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比较常规的一个题目如果今天时间不够了，后面的（一个题目）会省略掉。
首先我想讲一个“城市的本质”问题。 什么是城市，刚才盛洪教授讲了，城市就是由一群人，由于贸易、由于各种市场交易的原因，所以聚到一起。所以盛洪教授讲的是由市场导致城市（的形成）。我想这个是没错的，大的方向是没错。
但是，市场并不必然形成城市，可以看到很多流动的集市、包括很多茶马互市，最后没有形成城市。所以，城市到底是什么，传统的理论，大概有这么几个解释。 城市就是人口密集，人口密的地方就是城市，人口稀的地方就不是城市，所以，我们现在统计的标准基本都是按密度来的，但是这个是非常不可靠的，我在好几个地方演讲都说了这个事。人口密度中国和美国差得很远，美国几千人就算城市了、中国几千人连镇都算不上，村都可能几千人。所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城市化没法儿比较。另外一个呢，是不是说农业转成工业了，我们就变城市了？这好像还有点靠谱；另外一个呢，是不是农业的土地转为工业用地或者其他？还是农村的居民转为城市的居民了？看上去好像都很接近，但是我觉得这个定义做完了以后不是很好用，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可能和盛教授有点不太一样——从城市制度的角度来讲，城市是个什么地方？这界限划在哪儿？如果这个地方能够定义好，我们后面很多研究——待会儿我会提到——势如破足，全都解决，否则我们定义完了后不知道这定义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怎么用。
我的定义呢，就是：城市呢，是生产和消费公共产品的场所。有公共产品了，就是城市；没有公共产品了，就不是城市。最早的城市——刚盛教授提到——防卫，有人修了个城墙，把大家圈到城市里头了，这就提供了一种公共服务，这公共服务就是“安全”，别的人（比如）土匪就不能来抢你了，但是要给城墙里政府交税，形成了一种交易关系：生产与消费。所以，这些人如果没有公共产品，他们堆在一起，再大，也是农村；人口再多，也只是一个流动的集市。这些人只要没有公共服务在里头，就跟军队似得，把一个军队拉去打一次仗完了，它那个地方也不会变成城市。所以人口怎么密集，它也不会变成城市，除非在这个地方，我们提供公共服务。这定义好不好，大家可以讨论，但是我觉得它好用。理论不就是工具么？便于我们城市面临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定义的）好处就是，第一个，解决了城市起源的问题。现在，人家那个克鲁格曼——就是典型的一个——经常嘲笑我们，说你们这帮搞城市的人到现在为止没有说清楚城市的起源是什么。还真是如此，我当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导师给我出这个题目以后，我们没人说，我们所有的城市模型，都是假设一开始有一个中心地，然后城市的体系应该怎么形成，没有人告诉你，最早的那个中心地是怎么形成的。当然，克鲁格曼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自称解决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文章，得诺贝尔奖的，我看他还是没解决，他是做了一些数学游戏在里面，实际上比我们高明不了多少。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城市（按：实意为“地方”）有没有公共产品，我们马上可以判断一个城市（按：实意为“地方”）到底是农村还是城市。当然你也可以说，广义的来讲，农村也有公共服务，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连农村也保护。所以，在我的眼睛里头，城市压根儿就是一个从低级的公共服务向高级的公共服务的过渡过程。你不能说从百分之多少的公共服务开始，它算城市；他可能是百分之一的城市和百分之百的城市之间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呢，我觉得（这定义的好处）是很容易解决城乡分界的问题了。现在为什们说我们要搞城市化，农村如果它全提供了城市的公共服务，立马一夜之间变城市了。大家出过国的都很清楚，其实国外的很多农村，包括我在英国住的那个农村，公共服务比城里还好，是富人住的地方，你管它叫农村啊？虽然人口密度低，但是它是货真价实的城市。当然，付出的代价，交的税也远比城市高。所以，城乡的分界，你只要看它有没有公共服务，我就判断它，我不管是一千人还是一万人。一万人没有公共服务，也是村庄；一千人，有公共服务了，那就变成城市。
另外，我觉得可以回答大家提到的“城市化质量问题”，说到“伪城市化”、“半城市化”，实际上说来说去就是城市里的这些人没有享受到完整的城镇服务。但是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居民当做百分之百的城市人口，我们现在的诸位也都是半城市化，只不过那些流动人口比我们更半城市化，所以我们也不是真正的城市化，我们要达到美国那样才算城市化。当然我是觉得公共服务是个不断提升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个定义以后，城市化质量问题就迎刃而解。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可以比较城市化了。纽约的一百万人和北京的一百万人，那就是不能比了；城里的一百万人和刚才jia 院长说的一百万农民住的城里，也是不可比的。差在什么地方，就是享受的公共服务不一样，这就是城市化比较的问题。否则，我们说北京的城市化比美国的要高，是不是说北京的发展水平比美国的还高？只要比较城市化的水平，也就是公共服务的质量。说不定我们现在城里的人，还不如美国的农村城市化水平高。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城市的政策决策问题。刚才盛教授长篇大论讲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这个定义存在的话，如果政府就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这么一个企业的话，政府和市场就是一回事儿。你生产杯子我生产道路，你生产汽车，我生产地铁，大家生产的东西不一样，一样要卖出去。所以，你是企业我是企业，如果我政府也是企业的话，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市场的对立面了，计划经济也是市场经营模式的一种，只不过这种经营模式是一种比较差的企业，它最后输给另
外的企业了，所以我们不干计计划经济了，所以世界上有多少企业完蛋呢，那是因为它经营不善，选择了错误的模式。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根本都是学术界虚构的。 然后，拓展。假设这个定义也能够再继续的延伸的话，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为什么不往小了——当然也有变小的，这我也知道，很多城市、**（工矿？）城市，干着干着就死了。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刚才盛洪教授讲了好多原因——其中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提到了~~我觉得还不是人口交易的频率，说因为在农村的人认识的人少，交易的外溢（？）的效果、网络的效益差，然后去了城里后认识的人多，所以网络交易的效果明显。的确有这个明显，但是在实际中——刚才我还跟bin （一声） yi （四声）也讨论了这个事儿——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城市人口、北京城市人口从五百万变成一千万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人有没有增加一倍？实际上我们交往还是那么些人，所以到了一定程度后，人口交往的密度、交易的对象大体上是固定的，当然有外溢（？）的效应，但我觉得并不明显。城市规模为什么越来越大？你修一条路，一个车走和一百个车走，它的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修一个车走的路，所有的成本加在一个车上，你修一条路一百辆车，一百辆车付百分之一。所以越大的城市，我们支付的成本就会越低，这就是典型的规模效应。但是大家可以说，一万人的广场我塞五十万人行不行，这个就是政府最愿意看的，最好道路上密密麻麻全都是车。我付出同样公共服务，比如说国防的开支是一样的，我保护十万人和保护一百万人，大家交的税一样的话，规模越大，可支付的成本越强（按：实际意思为“成本分摊力越强”或“政府获利越大”）。所以，（城市规模）为什么越来越大，就是因为城市的本能，它越大，平均成本越低；但是它不会无限的扩大，拐点在什么地方，后面我还要谈。我觉得拐点不是（因为）到了一点不经济了，而是因为和它竞争的度对象，人家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你要照样欺负你的老百姓，让他享受这种服务的话，人家用脚投票，你就会在城市竞争中失败。我想，这是个更重要的原因。 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用地指标会越分越细。随着城市的规模扩大，它不会无限的扩大，为什么？因为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它会多样化，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住到一个城市里去了。所以经济学，他为什么不能够接受报酬递增，报酬递增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住到一个城市里头，因为它规模越大，越经济嘛。但是，现实中，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会有一个竞争者提供新的产品、多样化的产品。就跟一个工厂生产鞋，必须一百双鞋才能达到规模化效应，只有150人的时候，这150人都穿一样的鞋，但是当达到两百人，马上会有第二个人生产给另外一百个人，这时候，鞋子的种类会增加，衣服的种类会增加。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城市的公共服务越多，用地指标会越分越细。所以，我们在城市规划里的城市用地指标，应该是变化的。在城市化比较低的城市、小城市，用地的分类应该非常粗；到了大城市，才会分得很细。医院，大城市还分专科医院，专科医院还有私人的公立的什么的；学校还有高中小学，现在农村可能就一个学校全搞定了，到了城市分中学小学，中学完了各种高中才会细分。所以规模越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会分得越细。所以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城市的密度会越来越高。原来老说你们城市规划控制不住人口，后来有次跟我们市长讲，我说我怎么控制人口？因为你一修道路就要征地，征地，征地的地方原来住着人呐，你让（他们）去哪儿？肯定是把（原来）住的人搁到旁边这块地上，。修个医院、修个学校，都是把原来的居民搬走，就算是一个人口不增加，它（按：指城市）的密度也会提升。为什么？因为你会拿越来越多的土地去做公共服务。所以像厦门，真正的居住用地，比如农村，它可能是百分之百，都是居住用地，但是到了厦门，到了城市核心区的部分，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土地是做居住，剩下的全是商业办公道路管线这些。配套服务的越多，享受的公共服务越多，（居住用地）占得比例越少。假设人口是固定的，常数的话，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又）全落在百分之二十二的土地上。我想这就是为什城市（密度）会越来越高。既然控制不住城市的密度，我们也别瞎琢磨。 另外，地价为什么会越来越贵。刚才盛老师讲得很好，供给和需求。但是我是觉得城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一个城市，当提供了公共服务以后，它的价值会叠加到旁边的土地上去。所以你看这城市的地价是怎么增长上去的。不是政府拍卖拍上去的，为什么？因为政府拍卖的钱（被）拿去修地铁，所以沿线的（土地）价格一定会上升，不上升就没天理了，为什么？你住的地方方便，需要的人多啊。在旁边修一个好的学校，马上旁边的学区房全部涨价。如果把公园搁在你家门口，你的地价一定会涨。所以现在土地价格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化的一个正相关的过程。我们现在想控制那个什么土地价值，是和市场作对。
刚才我们讲城市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城市化问题，城市化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城市化动力，我们觉得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解决的答案，我觉得不好用。我们城市出现，比城市化的历史长多了。好几千年前，我们都刨出了一个城市（按：实意为：我们刨出了一个好几千年前的城市），但是为什么城市最近
才进入城市化的进程？传统的理论，推力拉力，包括克鲁格曼的模型，基本上也是建立在推力拉力基础上。工业化出现后，人可以不依赖空间了，农民种地必须要分散居住，所以城市化出现不了。工业化是一个动力，要不就是农业的积累，因为有了剩余了，所以可以城市化、市场化。我觉得这些原因，都对。土地和劳动力可以迁移、可以交易，可以出卖自己的土地、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我觉得这些原因可能都对。但是历史上这些原因，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我们工业化的时候，宋朝的时候，上万人的采矿场都出现了；农业积累的剩余，中国很多王朝覆灭的时候，仓库里全是剩余的粮食，钱堆得腐烂了都，积累了很多财富了。劳动力大家交易，在中国历史上很多阶段都是出现过的。为什么没有出现这些情况（按：指城市化）。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城市化的伴生现象，让它解释城市化的原因是有点勉强的。所以，我个人的观点——供大家讨论哈——城市化压根儿就不是工业化的结果，不是说“有了工业化了，哎，我们进城里了，当工人了，不当农民了，就~“。它根本不是，它根本就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因为城市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生产汽车是工业，生产道路也是工业；生产杯子是工业，生产房子不也是工业。所以，城市的所有建设，假设变成公共服务，当做是产品来理解的话，它就是工业化。所以，工业化在这个时候突然启动，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城市化在这个时候能够启动，两者的原因是一样的，而不是它们之间互为因果。不能说生产汽车导致了火车的出现，或者生产火车导致了蜡烛的出现，它们之间没什么影响，都是各生产各的东西。最主要的一个分水岭，叫我看，就是城市化之前的城市和城市化之后的城市最大的差别，有两点：就是它积累的模式和交易的成本。
第一个，积累的模式。在城市化之前，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刚才盛老师讲了——是货币的发明，我觉得这是最伟大的发明，但是，更伟大的一个发明，是金融的发明。所以，大家可以看，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所有工业化的建设包括城市化的建设，都是靠以前的财富积累。我们长城能建多长，就看我们明朝能搜刮来多少剩余产品；金字塔能建多大，就看埃及法老能控制的地有多大。但是现代经济、现代的工业化往往需要很大的固定成本的投入，要很长时间来回收。这技术，是在近代的金融出现以后，金融和传统的积累最大的一个差别是，金融能把未来的收益贴现到今天，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以前看到有个笑话：中国一个老太太在天堂碰到一个美国的老太太，说“我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凑够钱了，买了一套房子，得，我死了”；美国老太太也是这么说“我房子住了五六十年了，终于把贷款还了，我也死了”，她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差别差在什么地方，都是物业房子，差别是人家住了五十年，你是到底五十年后死了，白建了。所以，我想中国城市化之前的城市和城市化之后的城市差别，就在这个。因为有了金融技术的创新，我们能把未来贴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昆明为什么发展这么快，都是仇和（按：仇和，昆明市委书记）欠的债啊。用昆民积累下来的钱，怎么去修地铁啊，怎么去修大楼，怎么去修道路管线，不可能。但是，修好了以后，这些带来的税收、带来的经济增长，就能够把钱还了。所以，必须有一个制度，我觉得这个是城市化重要的制度创新。中国的城市化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和工业化并不是同步的，工业化百分之六七十了，城市化才百分之十几，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剩余的积累全部拿去工业（化）了，城市化就歇了。但是我们从城市化开始，不是从改革开放、农民土地自由承包开始，我们是从90年开始土地可以有偿使用，土地有偿使用，然后可以抵押、可以贷款、可以融资，然后到了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所有的人都可以投资城市，所有买房子的人都在投资城市、都是城市的股东，所以，城市的需求大大扩大。然后到了04年的时候，招拍挂，政府的钱就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这个主要是创新，没有这个之前，城市不可能有高速的发展。 第二个，制度创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就是交易成本。中国能这么做，那么外国能不能这么做？那么中国发展起来，印度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化的过程，一定是这种土地变成那种土地的用途，这期间，有一个产权转换的关系。以前农民，他要是不是生产道路的人，他不是生产管线的人，政府要把地从他手里征过来——除非他正好也是这个人（按：指建道路管线的人），比如，这个农场主也想搞个工业小区的开发，但这种机率非常小。所以，各种土地产权能不能从这些人手里转到另些人手里，不是天经地义的。大家可以到印度看，印度的城市化为什么这么慢，印度的征地拆迁比我们激烈多了，为什么？私有土地。我以前举了个例子，*****政府，共产党执政，执政了三十多年，想学中国，说咱也搞一个经济特区。学经济特区，开发区第一件事儿就是征地，没过两年（执政党）就下台了。你以为民主那么好玩儿，立刻把共产党推翻。在这种制度之下，中国的制度，大家一直在说它不好，但是恰恰是这种制度，极大的降低了从这种（土地）产权转移到另一种土地产权的性质（的交易费用）。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所有发达国家，在当时的时候，哪一个不是通过这种叫现在看来比较没人权啦什么的这些手段获得的土地。你看这些国家，包括东亚的国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是民主国家，不是独裁就是美军占领了，要不就是侵略了、殖民了，都是这时候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制度，很多人骂共产党、骂土改、骂国有制、骂什么~~我经常和他们经济学家开会，他们在骂。不管你骂不骂，实际的效果——盛洪
老师讲的剥夺农民也好抢夺农民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城市化发展起来了，否则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呢。 好，假设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怎么解释中国城市化的动力。第一，我们就看中国的城市化的启动，就是从我们土地开始融资开始。为什么？我们没有西方国家的制度，我们只能从土地融资，现在所有人都诟病中国土地的财政，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没有土地财政，咱们现在根本不可能坐在这里开会。另外一个，交易成本。大家天天骂中国的现在征地剥夺农民也好、强拆血拆也好，总而言之，“中国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这个制度，极大降低了土地从农业产权制度转移到城市产权制度的交易成本。一旦这个好处消失掉，城市化的速度一定会显著地降低。我想这是怎么解释中国城市化的启动。 另外，怎么解释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全世界都搞城市化，怎么你中国就这么快。中国的城市化制度，待会我会更详细地讲我们这个模式。最大化收益和最低成本，我们投一条路，我们能把这些钱都收回来，因为两边地（按：指待修道路两边的地）我全给征了，用最高价卖出来。其他城市，印度修一条路，两边的好处都归了农民，它收不回来钱。所以，当投入一个公共产品的时候，如果利润越高，你再投公共产品的动力就会越强。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政府有利润、政府的税收、政府的财富增加了是坏事。这个行业里头政府要是贴钱的，政府这个组织就不会存在。另外一个呢，中国最小化了融资成本。我们土地融资，和西方国家的通过债券市场融资，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是）我们融资的风险很小。所以大家老说中国的地方政府会不会有债务危机？中国地方政府有什么债务危机啊？！都卖出了，中国的地方政府把地卖给开发商，如果开发商地价跌下来，地方政府不会退钱给你的。所以实际上，中国所有买房的人、买地的人，是入股了一个城市。股票跌了，有没看到把股票退回去？没有，活该。但是你赚钱~~~这时间，在提醒我时间。所以，制度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后面我就简单过一下吧。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设计~~~要是时间到了，要不就干脆结束了也可以，大家自由结束，因为我最后想给大家尽快讲一下这个~~另外，基本问题就是制度设计的工具。
我们为什么不会设计一个好的制度，问题就出在经济学理论上。
我和盛洪老师观点又不太一样了，盛洪老师刚才用模型全部是经济学的标准模型——完全竞争，无数的消费者无数的生产者决定价格，均衡的价格刚好是最优的供给和最优的需求刚好一致，这个时候的价格刚好是均衡的价格。公共产品的定价，他（盛洪）讲：公共产品的定价，市政府一定会垄断，因为不会有人提供第二条道路，没人和它竞争。你要垄断就不经济，所以政府应该越来越小越好。他们（盛洪等经济学从业者）解释公共产品的理论，从头到尾看不到制度有什么用，两手一摊就解决了，市场会找到均衡，因为没人能找到，无数个人对无数个人，所以用不着设计制度。制度经济学为什么在经济学里站不住脚，（因为）它没根。价格分析，人家的那个分析非常清楚，价格理论，新古典理论，但是制度经济学只能是从边缘来攻击（？）新古典理论。第一个，它（盛洪秉承的制度经济学）无法解释政府的市场决策，所以在他看来，市场运行的好好的，政府越小越好。但是，现在不光是中国，全世界的政府都越变越大。西方国家，从亚当斯密开始，就说要小政府，二战以后，私立格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他分析说所有国家，政府经济占所有经济（比例）全部是在上升的，从百分之十，后来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几四十几，基本上国家控股了，谁还有国家的经济规模大。咱们搞城市规划的，不能听经济学家怎么讲的，是要看他们美国人怎么做的。所以，我想并不是政府越小越好。关键是政府提供的这个产品，比私人提供的好、提供得快。所以，它就会规模越变越大，就跟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是一模一样。
另外，它（盛洪秉承的制度经济学）没办法解释公共产品定价。刚才我说“公共产品没办法竞争、没办法定价，只有政府一个人生产，所以他们就编出一个东西来说：政府一定要有一个“民主”来约束它，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西方国家民主的一个来源“。我想哈，这个工具它不好用，根本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所以我想一定要从根基上和它划清界限。 我想提出一个经济学的定价理论，这个理论好用，不管它有多高级，但它好用。在这个理论来看，当供给和消费刚好平衡的时候，是不稳定的均衡，哪有那么凑巧，你生产一个杯子，正好市场也需要这个杯子，当然有这么一个点，这个点是不稳定的均衡，很快就会过去，就像刀锋上的平衡，把两把刀锋对在一起，可能站住一瞬间，但不会永久站在那个地方。市场定价，现实中是怎么定的，当供不应求的时候，消费者竞争，决定价格。比如房子供不应求，房子拍卖，大家谁出的钱多，谁把房子拿走，大家不要埋怨政府把房价推上去了，是大家抢上去的。供大于求的时候，生产者竞争，如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你也提供我也提供，政府之间为什么会竞争，张五常讲了，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就靠政府间竞争。你想招的商也是我想招的商，所以你给什么条件，我打听好了，他给你多少我就比他低多少，这就是政府间的竞争。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两种相同产品之间，会竞争的，你这个城市的区位在广州，我这个城市的区位在深圳，看上去它俩没可比性，但相似的产品间有竞争的，就跟我们买鞋，可以买**的，也可以买LV 的，都可以，它们之间是由差异的，差异之间也会竞争。有了这个理论以后，我们就可以解释，垄断是可以竞争的，假设一个城市就是一个政府控制，它所有的公共产品都是由一个单一的供给者来供给的时候，一样是可以竞争的，为什么？昆明要想剥夺老百姓，把价格提得高高的，旁边的城市，人广西不，所以投资都跑广西去了。所以政府一定要拼命压低价，你看政府招商的时候，地价是越压越低，它愿意啊它高兴啊？它当然希望地价越高越好，但是你的地价高别人就跑了么，就这么简单的事。所以你看，越富的城市，地价就越低，现在零地价算什么呀。像厦门引进一个项目，引进一个项目，所有都给人家，还给人家十五个亿，把房子建起来让人家来经营，赚的钱咱们俩人分，这样干哒。你可以问下三星是怎么去的西安呐，补了一百五十多亿啊，我不知道是人民币还是美元。所以这些都是贴钱，拿什么东西贴的？为什么要贴，因为它有竞争，肯定有人说我贴个九十亿，三星说有人贴我一百五十亿。公共产品在竞争的过程中是可以定价的。
还有一个，大家可以考虑，就是公共产品提供了以后，你能不能把钱收回来。我有一个假设——当然这个是没有实证的一个假设，当修一条路的时候，两边的土地一定会升值，升值以后，你能不能拿到，这是两说的呢。不同的制度，你分的比例不一样，沙特阿拉伯地下埋的石油，中石油去投资，两人要博弈，酋长分多少，还是中石油分多少，两个人要互相竞争的。中石油肯定说你要不（同意），我就去阿联酋；沙特说你要不去，我就去找美国，最后看谁输，最后来定这个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它是守衡的。前两天盛洪教授传给我一篇文章，推荐给大家看，它叫“租税同源”，实际上租金税收一回事，都是政府收益的来源方法。如果租金高了，税收就低；如果税收低了，租金就高。香港税收它是最低的，但是你知道香港的租金有多高？所以不要以为是省了这儿省了那儿，给公共设施提供来的好处，不是从这个地方冒出来就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冒出去。政府最怕的是什么，是免费搭车，我修了一条路，两边的路都不是我的，然后旁边的人挺高兴，也升值了，土地市场的价值没损失，然后旁边农民转手把地给卖了。这种情况下，公共产品没办法提供。为什么我们要把旁边农民的地征了以后才去修一条路，绝对不能使修了一条路以后才去征地。公共产品，如果是相反的次序，就会免费搭车。 另外一个，在这个制度下，我们就可以分得出来，什么是好的城市化制度。我这里讲的好的城市化制度，首先大家要排除道德因素，这要是一讨论，多元的标准就没办法讨论了。好的城市化，就跟好的政府——假设是一个企业——一样，一定是利润最大化。如果搞了个城市天天赔钱，这个政府肯定完蛋了，最后什么公共服务它都提供不了。如果赚钱，它就会投得越多，（投得）越多，这个城市就越大。所以一个政府能不能降低土地的供给成本~~~所以中国的政府为什么成功，中国政府就跟老百姓说，你们不是想卖土地么，只能卖给我。美国不一样，美国为什么卖给政府啊，比尔盖茨愿出钱，卖给他也可以啊。中国的不行，比尔盖茨不许买，只许卖给我（按：指政府）。这样的话，我们就剥夺了他们之间竞争的权利，你们两个只能是给我，所以我可以压低成本。但是我卖的时候又不一样，我设计了个制度，让消费者竞争，你们开发商不都想要这块地么，你们拼，谁出钱高，（谁得）。所以这两个制度加起来后，利润就最大化。所以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有钱，地方政府为什么这么赚钱，这就是我们制度设计的成功。大家千万不要说什么坏事，什么剥夺农民了这些，那是道德上的问题，今天我们不讨论。但是从制度上来讲，还应该是（利润）最大化。生产者的竞争，所以政府有了这么大的好处，你（按：指政府）可以让生产者卖的时候按消费者竞争，买的时候让生产者竞争，然后你赚了好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如果有了这个制度的话，必须让生产者之间、城市之间竞争。所以一定要让城市里的人有权抛弃你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北京不好，我去厦门了；空气污染你不肯治理，那撤了，这才行。投资也是如此，如果你不给我，我到另一个城市投资。所以只要这些人在城市之间流动。我在厦门政府工作这么多年，没有一个是敢黑着开发商的，为什么？拔脚就走了，“你不要像黑我，隔壁那人想送我地，我都犹豫要不要呢”，所以厦门说“行行行，你赶快来，要什么条件”。所以让政府之间竞争，可以迫使政府改进效率，改善服务。你这个城市的老百姓生活得如果不是那个城市的老百姓好，市长的压力会非常大的，这个压力之大，一点也不亚于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如另外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 另外一个，第三个，怎么叫好的城市化？就是你设计的这个制度，收费的办法消耗的成本很低。你不能说我为了收这个税，最后花的钱比税收来的还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的税收制度，是非常聪明的制度，我们在做的诸位都没交税，你到美国去全得交税，美国税是千家万户地收，成本多高。每个人，都得给你记账，都得给你算，然后你还逃。中国全是找企业、找机构收。我们中国的直接税占到了总税收的百分之六，大部分都是企业交的。那个百分之六说不定国家哪天把我免了，因为在城市经济上、国家经济上没有太大的重要性。现在这个制度，包括财政部，都说这个制度不好、我们要学美国，学人家那个税收财政。大家知道美国是怎么收税的，你要是不交税是给你送监狱去的，这不
是一点也不好玩儿。另外，免费搭车、租值漏失，就是你修一条路后，城中村怎么会发展起来，城中村就是租值漏到它那个地方去了。我旁边修了一条路，你城中村也没交钱也没交什么就白享受了，所以城中村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租给那些人，但是它的区位，又是在公共服务全部配套好了的区中间。所以，实际价值是多少个亿，它只挣这么多钱，钱都跑哪去了，都跑地主手上去了，他不在这住了，全租给别人。他租给别人的钱，不是他的钱，大家千万别以为那是他的钱、是农民天经地义该得的。那为什么郊区的农民不把房子（以同样的价格）租出去？那租金多少个亿啊，全都这帮农民得了，得的是政府修了基础设施带来的好处，租值是守恒的，转移给这帮人了。城中村太多了，这城市也干不下去。 第四个问题，中国城市化的模式。中国城市化模式，我觉得这个，为什么非常重要。现在中国我们是处在一个选择的关键时刻，我为什么天天（因）土地财政和人家打架，这个和我们城市规划是密切相关的。现在的这些人，天天批判我们中国的城市土地制度，我不是说它好很好没问题了，但是你不能说把它放弃了，全部转过去，因为我们现在转过去的条件不存在。 对中国的土地制度，第一个批评：我们的征收制度是垄断的，为什么不能让土地入市。前两天国土资源部一个部长就开会，说我们在研究，农地能不能让它入市怎么怎么滴还说；我说你一入市整个制度就完蛋了。所有开发商都可以直接买地了，还要你干什么。开发商买完地以后，会拿你的地修公园儿么？他肯定不会，还是你修啊，你的地从哪来啊，修完公园儿以后，钱从谁那收啊，钱都被开发商赚走了。所以，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没有财产税，任何土地收益的增值，在外国体现在财产税上面，因为资产会升值，中国没有。
另外一个（批评）：中国征地拆迁权，是侵权，只有公共利益才被允许。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什么叫公共利益，现在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美国人都说不清楚，我们怎么说得清楚？大家看看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辉瑞集团要建一个药厂，当地老百姓反对，说不能征地，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公共利益，是盈利的，辉瑞赚多少钱你知道，最高法院的判例是，辉瑞是对的，为什么，它（为）当地提供就业，提供税收，它是公共利益。那你说辉瑞都是公共利益，还有什么不是公共利益啊。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区分，修路是公共利益，盖房子是不能征地的话，谁去建污水厂啊，谁去建地下铁啊，根本不可能的事，尤其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卖每一块地，房地产，全部是公共利益，因为这个钱，没找大家收税啊，用这个钱给大家搞公共服务，当然都是公共利益啊。所以，在这种机制之下，在这种模式之下，我们这种判断（按：指如上的批评）都是有问题的。
另外，（还有的批评是）土地财政是寅吃卯粮，要向税收财政转变。这个问题说对了一半，但并不全面。如果这个是正确的话，我们中国的城市不可能发展到今天，因为早就不可持续。这个对模式的判断，第一，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高速地发展，全世界没有我们中国发展速度高。大家在中国天天骂政府、政府这个错那个错，可是外国人不着看，你到外国去看，非常震惊，说中国政府怎么玩的，把这事儿搞的这么（牛），上次台湾的，专门到我们厦门来调查，说你们怎么征地的，我们说你们学不了，别TMD 瞎问了。这个怎么学得了，韩国都学不了，我们“抢”来的（地下哄笑），在他（按：指台湾）的标准下就是抢来的么。我不管是不是“抢”的，这次比较难听，但是中国城市化是不是快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二十年前进入城市规划这个行业的时候，能够想象中国现在敢和日本人叫板，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十年前，我们还是日本的四分之一GDP 。这种发展的速度，外面看着非常害怕的，但是我们自己天天检讨，恨不得明天变成日本才好。
另外，（还有的批评是）我们中国没民主，天天被人骂；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为什么我们发展这么快啊，既然快，我们要民主干什么。如果发展快一年两年~~~~可它不是一年两年啊。必定在我们理论上有一个盲区，根本没办法看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西方的国家，独裁的时候发展得也不慢呐，现在德国的速度也没希特勒时候发展得快；日本，美国占领军的时候，连民主都没有发展最快；我想台湾，都是蒋介石的时候发展比现在快。咱们不扯太远，那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什么？城市化为什么我们选这条路，别人不能选这条路，因为起点是不一样的，市场经济的国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所有制基础上，但是凡事发达的国家，能够进入现代化，第一件事是完整的税制；我们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人家那种完整的税制。所以，熊彼特讲一句话，所有现代国家，就是税收国家。我提供公共服务，你必须要交（税）出来；不能说国防，我不愿意享受，我不交（税）了，那不行，不交就抓紧去。你不能说你不喜欢这医院，我这小年轻，那也得交。所以公共财产，在西方国家，就是针对你的个人财产。可是我们中国怎么学西方？改革开放的时候，哪有什么私有财产，怎么交（税）、怎么（向）个人收钱？我们工资全都被你们（按：指政府）扣了，一个月只发几十块钱怎么交税？我的房子都是公家的、都是单位的，没法儿交税，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迫使中国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土地融资的政策。大概，我们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就是从1984以后、1990年中国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开始，之前，厦门和深圳都
开始有土地出让的事件，但是大规模的、全国开展（是从1990年以后）。大家可以看看，中国城市化的曲线，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到现在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但是，如果把这个制度给消灭了，过几天十八大开完了以后说“农民不公平，我们干脆让农民土地入市”，我就把话撂在这里，中国的城市化一定是一落千丈，说不定比印度还慢，因为我们现在连税收都没有，土地要再不能融资，怎么发展？你现在告诉我，有什么东西能替代它，不能直接就把它取消掉了。这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特点。
再一个，中国城市（模式）的评估。
好的城市模式，第一，利润最大化，西方国家，哪有我们收钱收得这么“狠”，所以你看西方的有一个算一个，所有的主权国家、发达国家，除了德国，其他全是负债，负债累累。给老百姓补贴这个补贴那个，政府有这些钱了么，补给老百姓？这些发达的国家里面，只有美国一个有资格玩儿这个游戏，因为它的钱是全世界的钱，咱们谁也玩不起，因为还不起这个债。所以，像欧洲，欠债就得关门儿，才会有动乱。现在大家骂政府钱太多，我听了受用；如果哪天骂政府没钱了，咱们大家可就要着急了，那时候我带头移民美国。政府没钱了以后，怎么提供公共服务？小区里面不交物业费，第二天立刻变垃圾场了。所以，政府有钱，不是坏事儿。 第二，生产者竞争。中国非常充分，你到美国、到欧洲、包括台湾，哪儿有像中国的市政府和市政府这么竞争的？你到城市工作以后就知道，区政府和区政府都玩儿命，互相算计啊。“税收注册在我们公司（按：指的是“我们区”？），房地产搁在他那儿，我跟你没完“。我天天在规划局，处理这些事情，你开发的一栋房子也要在我这儿注册，为什么？你税收要交给我。“咱们一个市的”，“别给我扯那个，什么一个市的，你税收给我么”？大家分的是非常清楚的。
另外，中国的租值，我们中国敛钱的方法，又快又省事儿，直接叫开发商把钱就敛过来了。我们去千家万户说“我要修这条路，你们房子升值了，是不是给我们交点银子啊”，根本不可能，老百姓一脚把你踹出去了，中国哪儿有这个传统啊，你爱修路不修路，没骂你就不错了，修路我们走不就是了，还跟我们要什么钱啊你，政权最后都没掉了。
问题呢，也不是说没有。
一个是，地主说征我的地这么点钱你卖那么多钱，所以他不满，刚才我说的经济学家，都是他们的代言人，TMD 替他们说话、跟政府作对。他们（按：指赵提到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弱势群体，是弱势群体呀，所以这个~~代言（赵一笑）。道德上，我承认他们比我强~~~
另外一个（问题），社会荣誉被分化，如果在这个制度之下，大家可以看，有房地产的和没有房地产的这些人~~~因为中国的再分配机制非常地不成熟，我们钱是怎么再分配的，这个钱比我们挣的工资要高很多，这个钱就是我们的不动产，所以这个社会里面，一半人有不动产，一半人没不动产，天天闹事儿的全是那些没房子的人，有房子的人谁也不吭声，最好房价天天上涨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买了房，政府就拿了钱，拿了钱就修路，修路房价就涨，然后修学校，房价越涨，等于是变相的二次分配，把钱都分给我们了，当然我们很高兴。但是没钱（房子）的这些人就变成赤贫了，所以唐骏说他要住酒店，还挺聪明的，那是小聪明，他亏大了。凡是在这十年没有买房子的、没有买不动产的，全TM 都亏了——不是亏了，就是少赚了。
但是我说的这个，不是一个好事儿，它制造了社会的一个分裂；但是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学界的主流观点：允许土地入市，老百姓也可以卖，为什么只许你政府卖？转向税收财政，没钱也可以啊，美国能抽税，我们为什么不能抽税？因为抽税，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边际税率已经很高了，政府还抽税，肯定有人反对；所以现在有经济学家说“我们退税”，但是要知道，中国个人税只有百分之六啊，你一退税，全部退到企业头上去了，企业会给你加工资吗；越退税，富人越富，我们根本没有退税的途径，这都是馊主意。幸亏我们没改，08年以后，我们看到西方的模式，就是我们经济学家建议我们去走的那条路，出事儿了，美国这么牛B 的国家，都出事儿了，你中国还能比他强呐？像欧洲，也出事儿了，日本也不好过啊，哪个好过？举一个例子。新加坡就不是标准的民主国家。要学咱学新加坡，千万（别学欧洲），但是西方不认为新加坡是标准的市场经济。
所以，我的观点——仅供参考——第一个，制度革命一定要慎行，千万不要搞什么革命，我和小jiang 院长一样，我会站到街垒的巴黎的朝工人开枪的那一拨，革命，千万不是好玩儿的事，中国的革命，你看为什么流氓上台，当时满怀激情的那帮人，最后全都死掉了——这不是我说的，是韩寒说的，千万别转播出去（台下哄笑）。搞革命，哪有我们的份儿啊，千万别参合他们的事儿，但是我们就要平稳地改革，这个制度是可以过渡到那个制度去的。这个时候，天天忽悠中央领导说“我们要制度转型，要转**道路”，说得好容易，对于我们来讲是身家性命的事儿。所以，我觉得，住宅制度
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要通过住宅制度二次土改，中国共产党当年把农民土地拿过来了，现在要还给人家；不是直接把地还给人家，而是我把你们这些后代、这些进城的农民都有房子，有房子以后，这些农民他就不会和你造反。你修路，他资产就升值；你修公园儿，他就高兴。他和你是同心同德的，他怎么会造反。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新加坡当时**那个时候，也是造反的人满街，动不动就上街点火，天天罢工游行啊这些。后来为什么（平静了）？因为国家给他们提供住宅了以后，他们入股了，这公司是有我的股份了，我为什么上街要砸它？所以住宅制度对于我们来讲，它的意义绝不当年共产党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当年的土地改革，是我们城市化用很低的成本前进，但是我们现在建成了这个制度以后，我们城市化了以后，要把钱和财富再还给老百姓，所以（政府和老百姓）不是经济利益算计的关系。 另外一个，我是觉得可以通过双轨制过渡。财产税不是最好的，土地财政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土地财政再建设新城上的效率，是没办法可比的，因为新城那里没人啊，你怎么找他抽税啊？所以我的意见，拥有了永久产权了以后，就要交财产税：当七十年到期了以后，兄弟，你的股份利息吃够了，你那个时候要开始交财产税了。未来的城市，今后的（房地产产权）我们就可以三十年了、四十年，不要七十年，这样话，可以尽快地开始从土地财政转到税收财政。城市化，不是一个制度，而是从一个制度转向另一个制度。我不是在这儿反对民主，民主一定是当你有了财产以后才有民主，所以我们中国民主最发达的在什么地方？在小区里头，我们选物业委员会的时候，为什么民主，因为我交物业费了，钱怎么花我要知道。我想城市今后一定会走向民主，但是千万不能直接去干这个事儿。人说“现在民主挺好了”，你没财产呢，你搞什么民主？
另外一个，与其减税，不如增加集体消费。税既然退不给老百姓，就拿着钱把老百姓公共的消费——比如说劳保啊社保啊医保啊什么学校啊老师的工资——补上去。 最后一个，空间布局的问题。这是我们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现在空间的传统理论，基本都是基于空间距离啊这些的，经济地理已经讲了很多了。基于空间形成等级序列，然后地理的、资源的禀赋，这三条决定我们怎么规划一个城镇区。但我是觉得，目前来看，这些解释都偏弱，很难指导实践。我们现在做的空间整体规划，大部分都是在解释现状，解释它为什么变成这样，难要人说它以后要变成什么样。这样的理论，我们要它没什么用，所以我想，好的城市理论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隆起了为什么那个空间塌陷了”，所以盛教授讲，为什么义乌这个鬼地儿塌陷下去了，资源都到这个地方。你要解释这个，现在我们的理论根本解释不了，如果我做城镇体系规划，义乌这个地方，应该取消了，发展它干嘛啊，离杭州这么远，没港口、没河流、不靠铁路，应该取消了，结果它发展起来以后，铁路也修过去了，高速公路也修过了，塌陷了。说谁是因谁是果？现在我们的空间理论，我是觉得不好玩儿，不能解释，没用！所以我最近在会刊上发表一些文章，那文章观点哈，大家不要太在意。但是呢，我是觉得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什么理论，就是要一个基于竞争的空间理论，如果厦门和泉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理论一定要反映我们俩之间的利益的竞争。你要做广州规划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深圳的利益；你要做深圳规划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广州的利益。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是很丢人的的事儿，好像我们一谈呢，搞城市规划的，你也谈利益。我觉得这是我们规划方法的分水岭，以前**在的时候，我们俩一起聊。**说“赵燕菁，你哪知道什么新的范式，范式是什么”，过了这十年，我现在越来越想这范式。因为这范式，差别就是大家的基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从做广州站的规划开始，我就是基于竞争。我觉得中国的城市规划师，应该继承的传统，就是诸葛亮隆中对的传统，这个才是空间的战略规划，所以刘备，就给他提拔了，当领导。我们现在规划局天天出的这个主意，领导不喜欢，我们怎么提拔？没用的东西（按：指的是出的主意，非指人），为什么我们不能被提拔，这帮经济学家跑到发改委当领导，因为人家干的事比你有用，说穿了就这回事儿。详细的今天不想谈了，因为这个框架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得有人先提出来，这次同济有个什么年会，我想在那边去做，怎么做城市的空间战略规划。 最后，有几句话我想在这里、也是个比较适合的场合来说。我们现在经历的城市化，一定要有历史感。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中国和世界上最壮观的人类活动，从历史上看，我们没有经历过。对刚才讲的这些理论，如果错了，比如城市模式，我们错了，我们选择了另一个城市模式，这是没有回头路的，所以将会影响数亿计的人未来的生存状态。城市规划像下围棋，不是象棋，象棋下了一个子儿，哎，再走过，还可以把这个棋子儿拿走；围棋是没悔的，下那就死了，不能说移一移，咱换一个。城市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几天下去的这个棋子儿定在这个地方了，再也没有后悔了，如果错，它就错，以后的子孙后代，几十年上百年会“享受”到我们的错误。这是我们非常重的一个负担，但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你问问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师，谁有我们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做这么大的事情。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把它变成我们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能不能成为我们伟大传统的再生之地，能不能在建设一个像北京这样一个
伟大的城市，在世界上利于不朽的城市，给世界上留下一个伟大的城市，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刚才所说的这五个基础理论的判断。我们做错了，再也没有回头路，而且，时间给我们的不是很多，十八大以后，人家就来问我们了，我们要怎么干了行不行？走错了，这城市化的速度、效率、水平都会下降，最后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错的。我们现在赶上的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城市规划师是比别的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师、甚至比别的行业，比他们经济学家，都还要幸运。这个城市落到我们手里头，你到了规划局你才知道，我们居然有这么大的权力来决定城市变成什么样，大家一定要珍惜我们的位置、珍惜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不仅要留下伟大的城市，而且我希望在座的诸位，能够出现我们城市规划界的莫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