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文艺思想的现代阐释

第27卷 第6期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ol.27 No.6 2006年6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un.2006

柏拉图文艺思想的现代阐释

周琳玉

（佛山科技学院 文学与艺术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摘 要：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包括如下三个方面：摹仿说，效用说和灵感说。这三个方面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具有启迪作用，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灵感；摹仿；现代阐释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6）06-0029-03

柏拉图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现存的约有40余篇。 他的著作绝大多数以对话体的形式写成，主要发言人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苏的观点大体代表了柏拉图的观点。这些著作广泛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教育、文艺和美学等各个领域。在《大希庇阿斯篇》、《伊安篇》、《会饮篇》、《斐德诺篇》、《理想国篇》、《法律篇》、《斐多篇》、《普罗塔哥拉斯篇》、《高吉阿斯篇》、《斐利布斯篇》等篇章中，柏拉图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美学思想，并创立了以摹仿说、效用说、灵感说为中心的艺术理论。

造的，只能是对现实事物从某一个角度所做的“外形的摹仿”，[1]P72更不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更不真实。因此，他断言“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1]P76显然，柏拉图瞧不起摹仿者，把他们看成是制造假象、迷惑众人的诈骗者，是无法认识真理的浅薄无知的低劣者。在《斐德诺篇》里，柏拉图把诗人或“摹仿的艺术家”放在社会中第六流的地位，次于政治家，事业家，体育运动员和祭士，而同工人，农民接近。[2]P45柏拉图认为，诗人或一切“摹仿的艺术家”，对于所摹仿的事物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真知识。因为“他如果对于所摹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摹仿它们，而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人纪念，他会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而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1]P73也正因为如此，柏拉图说，荷马等悲剧作家虽在戏剧中描绘了最伟大崇高的悲剧人生，但他们既不能替国家建立一个较好的政府，也不能调节社会已经恶化的思想观念；相反，他们还调动激发人们的情欲，宣泄人性中下流低劣的部分，满足人们的哀怜癖和感伤癖，这并没有给人真知识，却“有伤风化”，败坏伦理，于理想社会无益，必须将他们驱逐出理想国。

柏拉图认为艺术只能摹仿现实世界的外形，不能摹仿现实世界的本质，只能在感性形式下对物质世界进行摹仿，不可能向人们提供有关理念的真知识，因而也就达不到真理。他说“图画只是外形的摹仿”，[1]P72这个看法取消了艺术真实地反映、揭示事物本质的可能性，完全否定了艺术的认识作用。这种观点是建立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和贵族阶级的立场上的。在他的视野里，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而要认识理念世界，只能通过抽象的思维活动，而不能通过感性的艺术形式。

柏拉图还认为摹仿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儿童、青年和妇女在理智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所具有的。艺术本身就是摹仿，当然十分切合人们摹仿的心理需求。他极端地指出：艺术只着眼于人性中低劣的感性部分，因此势必扼杀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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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艺术本质论——“摹仿说”

艺术摹仿自然，在古希腊早期的美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性质，而柏拉图却把这个观点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理念之上，使艺术对自然的摹仿变成了艺术对理念的摹仿。在柏拉图看来，艺术是由摹仿现实世界而来的，而现实世界又是摹仿理论世界而来的。现实世界本身不是真实体，它只是理论世界的“摹本”或“影子”，因此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也只能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了。在《理想国》卷十里，柏拉图以床为例阐明了他的理论。他认为床有三种：第一种是神制造的床“本然的床”，是“床之所以为床”的那个理论，也就是床的真实体；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床，是床的理念的摹本；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床，是摹仿工匠的作品，它对于第一种床即“理念的床”来说，是“摹仿的摹仿”，同神造的“本然的床”“隔着三层”。[1]

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根源、本质、规律，它是由神创造的，是永恒的普遍的，因而是真实的。现实事物是人（如工匠）按照理念制造的，受种种条件的限制，人只能造出一个个的床，所以不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是不真实的。艺术是由艺术家创造的，是按照现实中的个别事物制

收稿日期：2006－02－22

作者简介：周琳玉（1966－），女，湖南湘潭人，佛山科技学院讲师。

理性，使人陷于动物性的自然冲动之中。喜剧和悲剧都是建立在不健康的感情冲动基础上的，他们或是滋养人们的“感伤癖”，使其陶醉在极端自私的快感中，或是浇灌人们的诙谐欲念，使其自尊和礼仪丢失殆尽并养成小丑的习惯。所以他认为：艺术是心灵的毒素。

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虽然基本上否定了艺术特殊的认识作用、审美教育功用和娱乐功能，但他又不是完全否定一切艺术，只是不满意摹仿艺术表现世俗生活和情感。他推崇音乐在对武士的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因为音乐能培养理想国中优美、和谐、高贵的人格，有利于政治的教化。此外，柏拉图也并未否定认艺术比哲学更富有感染力。他虽然在文章中嘲笑荷马只配歌颂英雄，而并未指挥过一次胜利的战争，但他却承认自己从小就培养了对荷马的热爱。由此看来，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敌视和鄙视艺术，并非出于无知，而是由于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信条的需要。他不是门外谈诗，而是想对艺术进行改造，创立一种新的适合于他的理想国理念的艺术。这正是后面将要介绍的艺术“效用说”。 柏拉图的艺术“摹仿说”把抽象的精神理念作为文艺的根源，对艺术真实的理解也终究是唯心主义的。他不理解艺术是时代和全体公众的产物，不理解艺术不仅是摹仿同时也是创造。他的“摹仿说”真理与谬误并存，对后世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亚里士多德剥离柏拉图的“摹仿说”唯心主义的外衣，将“摹仿”定位到唯物主义的立场；文艺复兴时期，但丁、拉斐尔、卡斯特尔维屈罗、达芬奇将“摹仿说”发展成为“镜子说”等。

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1]P62这说明，柏拉图已经十分深刻地看到了文艺特有的从情感上熏陶感染、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基于文艺具有这种独特的感染作用，柏拉图才如此重视文艺教育，从而提出“效用说”的观点。这也证明了他是一位具有很深的文化素养的美学家。 柏拉图深刻地觉察到了文艺领域存在的问题，考察了当时流行的文艺作品。他认为，这些文艺作品，包括荷马史诗在内，最大的毛病就是“说谎”，主要表现在歪曲地描写了英雄和神，把他们描写得同普通人一样，互相争吵、贪图享受、欺骗和残杀、奸淫掳掠、贪生怕死等，柏拉图认为这些都不是神和英雄所为。在他眼里，神是尽善尽美的，文艺作品把神描写得全是缺点，写成是悲苦和灾祸的原因，这是不允许的。他还考察了当时文艺作品的社会心理作用，认为当时是诗歌和一切的“摹仿的艺术”都逢迎了“人性中低劣的部分”，[1]P84即情欲。表现在悲剧通过人物“哀述一番”来激起听众同情的哀怜癖”，喜剧则是投合人类“本性中的诙谐的欲念”，以至“于无意中染上小丑的习气。”[1]P86柏拉图认为，文艺如果迎合人的情欲，放纵人的一切欲念，使人失去理智的控制，就在人的心理、性格上破坏了“正义”。 有鉴于此，柏拉图主张对文艺采取严格的措施。他认为应该强迫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只描写善的东西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写神只能写“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因”，[1]P28写人则应符合正义的道理（即安分守己）不准他们“摹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如果犯禁，也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行业”，[1]P62不准“说谎”的诗和诗人以及迎合“情欲”的诗和诗人闯入理想国的国境，应把这类诗和诗人“驱逐出理想国”。[1]P87他还主张文艺作品是否适宜演出，要由“长官们判定”。[1]P318应提出的是，柏拉图在其晚年，对文艺的禁令变得和缓，他允许对神和英雄的颂诗，承认一定的悲剧。

在西方美学史上，柏拉图可算是一位最早明确提出以政治效用作为衡量文艺标准的人，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后世卢梭和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点。柏拉图十分重视文艺对国家对人生的积极作用，力图消除文艺对国家对人生的消极影响，这从文艺社会学角度来看是十分合理的。但是，他的“效用说”的具体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教育奴隶主贵族的继承人团结一致维护贵族统治的反动秩序，他的所谓对国家对人生有益实际也不过是把文艺作为实现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一种工具，因而文艺成为了他狭隘政治观的传声筒，成为政治和道德的奴仆。此外，他不知道文艺根植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有广泛描写真善美、假丑恶的权利，而把文艺视为少数人所有，将文艺纳入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政治轨道，这必将束缚文艺的发展，使文艺失去它丰富的美学意义。因此可以说，他的“效用说”是极具有功利性和阶级性的。

二 艺术功能论——“效用说”

对文艺进行大肆攻击，并非因为柏拉图不懂文艺，相反，柏拉图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他深刻地了解文艺，对文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角度去要求文艺，提出了著名的“效用说”。

柏拉图很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用，对文艺提出“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1]P88的美学要求。认为诗不仅是娱乐的，更应该是对国家和人生都有益的。文艺应使“理想国”中哲学家、武士、农工商劳动者三个等级，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武士、农工商劳动者都要听命于哲学家。人的灵魂和性格相应于“理想国”的三个等级，也应分为理智、意志、情欲三个等级，文艺应使人的意志、情欲受到理智的差遣、支配。文艺要有益于培养哲学家，培养人的理智。也就是说，文艺应有益于培养“理想国”的统治人才，使各个等级安分守己，以达到“理想国”的“正义”。

柏拉图之所以如此重视文艺的社会效用是因为他认识到文艺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他在《理想国》中认为文艺教育的特点是“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他们就拿来浸润心灵。”[1]P62他把文艺的这种“浸润心灵”的作用称作是“诗的魔力”，认为如果青年们“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秀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30

三 艺术源泉论——“灵感说”

“灵感说”并不始于柏拉图，在他之前的德谟克利特等人即认为诗歌创作来自灵感，但柏拉图却是第一位将其理论

化、系统化的人，他的“灵感说”揭示了文艺创作中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

古希腊智者派过分强调技艺，柏拉图针对这一观点提出艺术家创作不是凭技艺知识，而是凭诗神凭附的无规律无目的的“灵感”，它是一种先天的禀赋；诗人依神的启发才可能具有创作能力进入创作过程。他说，荷马不懂得制鞋的技术却能描写鞋匠，不懂军事知识却能描写战争等等，所以他在《伊安篇》中说：“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是在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记忆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1]P8

柏拉图认为杰出的诗歌作品与其说是人的作品，还不如看成是神的一种诏谕，一个伟大的诗人也像一个占卜者和预言家一样，都是神的代言人。诗神通过诗人传达理念的美，创造艺术；诗人从诗神那里吸取美，并凭借神力得到灵感，创造艺术，又借艺术把美传给听众。由此看出，诗歌的感染作用归根到底来自诗神。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只是灵感的传递者，他从诗神那里获得灵感而创作，又通过艺术使灵感发生感染作用。诗人是神和一般人的中介，艺术是诗神把灵感通向一般人的桥梁。诗人是没有个性和创造性的。 诗人的“灵感”，柏拉图称之为诗人的“迷狂”，也称为“第三种迷狂”，是由诗神凭附、感发诗人的心灵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1]P118在柏拉图看来，惟其如痴如醉的迷狂，才能使诗人的动作、表情和语言不为本人所能言传，也不为他人所能理解，而此时所写的诗才是最有魔力的诗。即使是一个最没有才华的诗人，只要获得神的感发，让他进入灵魂迷狂状态中，就能写出最卓绝崇高的诗行。因此，柏拉图认为，诗神所赋灵感是诗人创造艺术的源泉和动力。

柏拉图的“灵感说”的基本思想是神秘的反理性主义。他视线不是去关注丰富生动、多姿多彩的人寰，而是射向那飘渺无垠、神秘莫测的“彼岸世界”。他贬低了现实生活中人的伟大的创造力量，认为文艺创作是一种超人力量的行为，这与他的“理念论”同样是十分荒谬的。事实上，作为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文学艺术，是一定的客观现实生活在人的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离开了人的实践活

动，就根本不可能创造出文艺作品来。诚然，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灵感现象在文艺创作中的存在，然而灵感的产生，往往是以艺术家一定的实践积累和创作经验为基础和依据的。事实上，诗人、艺术家离开了生活实践，只凭魔力给予灵感去创造，只不过是空谈而已。

柏拉图虽然看到了艺术创作中的非自觉性，但他把艺术灵感强调到了极端，认为艺术灵感是依附于神力而达到的一种迷狂状态。把这种建立在神灵不朽的神学基础之上的灵感作为艺术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就必然会轻视艺术技巧，否定生活实践，否定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必然会将艺术创作和欣赏引向反理性的神秘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对美和艺术的欣赏与创作都是同样有害的。

尽管如此，我们也还看到，柏拉图的“灵感说”是有其社会和阶级根源的。柏拉图出生于古希腊奴隶主贵族阶级，他的全部学说都是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柏拉图的心目中，伟大诗人的桂冠只配戴在统治者以及那些和神打交道的“先知先觉者”的头上，而不能戴在单靠技艺和实践创作的“下等人”和“卑贱人”头上（工匠，农民），这是与其鄙视劳动人民的反动立场分不开的。另外，当时代表民主派势力的智者派学者们都推崇技艺，柏拉图出于和政敌斗争的需要，反其道而行之，竭力予以诋毁，因而必然千万百计否定技艺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

在柏拉图“灵感说”这条老根上，天长地久，蔓生出众多的支系，后世不同时代的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美学家、艺术家身上，都可以窥见它的影子。如中世纪新柏拉图派美学家普罗提诺“灵魂出神”理论，康德的“天才”论，叔本华、尼采的“疯狂”理论，克罗齐和柏格森的“直觉说”等。

参考文献：

[1] [希] 柏拉图. 文艺对话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上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5.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Plato’s Literary Thoughts

ZHOU Lin-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Foshan University, Foshan 528000, China)

Abstract: Plato’s thoughts consist of three aspects: the theory of imitation, the theory of effectiveness and the theory of inspiration. These theories are an inspir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a guida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Plato；inspiration; imitation; modern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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