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许世友上将与王必成中将的恩怨

转自：放歌增悦

许世友上将与王必成中将的恩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领中，能称为虎将的有许多人，比如：大将徐海东黄麻起义时被称为“徐老虎”；上将许世友出身少林寺，武艺高强，也是赫赫有名的虎将；中将中第38军军长梁兴初，第24军军长王必成，第1军军长贺炳炎，第23军军长陶勇，第12军军长王近山等，都是以虎将而著称。

这些虎将的虎劲主要是对敌人的，对白匪军、对日本鬼子、对国民党反动派、对美国鬼子，那是虎气十足，对自己人，就虎毒不咬兄弟了。不过，这些虎将在晚年，有时脾气上来控制不住，就会有咬自己兄弟的事情，比如，许世友在晚年就“咬”过王必成两次。

“文革”中反目

许世友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传奇将军。同样，王必成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传奇将军。他们俩人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正儿八经的老乡，两家相隔没有几里路。

1927年，许世友、王必成都参加了麻城地区的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许世友是农民赤卫队队长，王必成是农民赤卫队队员。后来，他们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从长征到陕北、到抗大，都没有分开过。在刀光剑影的战斗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战斗在胶东地区，王必成战斗在苏南、苏中地区，虽然不在一个地区并肩战斗，但相隔并不远，何况不久又激流归大海，汇入陈毅、粟裕的麾下，重新走到了一起，共同战斗在华东地区。许世友是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是第6纵队司令员，俩人都是华东野战军有名的战将，或联手、或单独，打了不少大仗和胜仗。

1955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同年，王必成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五年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从此，两位老乡、两位老战友，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个人感情深厚，工作配合默契。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使亲如兄弟的他们俩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文革”开始不久，许世友看不惯社会上的恶劣风气，向军委请假，到大别山深处休息养病，以后又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中南海保护起来。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委鲍先志等军区领导负责。

“造反派”纷纷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和主官许世友，多次冲击军区领导机关。王必成等人接见“造反派”，有时话讲得并不错，但被“造反派”改头换面，加以歪曲；面对捉摸不定、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有时也难免说几句错话。在大别山或中南海的许世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南京军区发生的诸多事情了如指掌，加上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结果对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态不满，并且断定：“王、林、鲍是军内的造反派，要造反夺权”。

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立即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名。曾任许世友的秘书、国防大学原政委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写道：

“在讲话中，许司令点了军区三位首长的名。”“被点名的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和鲍先志副政委，都是老红军，又都是建国后首批授衔的中将。许司令在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待军区‘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司令一看就火了，对我们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主官离位，王、林、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许司令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一句话上了纲，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有人来做许司令的工作，说他们确实是在造反派的压力下签的字。许司令说，战场上死都不怕，还怕压力！他们要找许司令谈一谈，想作些解释和自我批评，许司令就是不见，让杜政委、周副政委和他们谈，要他们到北京参加学习班。”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把王必成他们保护起来，住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一年多。1969年12月，王必成被分配到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调任济南军区副政委。许、王的“蜜月”不仅结束，而且两人因为误解而“结怨颇深”，几乎断绝了交往。

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还写道：

“王副司令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司令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司令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司令对他始终不肯原谅……”“这两个老战友后来都进了中顾委，在一个小组开会。许司令还总是翻老账，点名批评王司令。聂风智司令员从中做了不少缓和两人关系的工作，许司令答应不再讲了，可一到会上，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老战友一朝生隙，隔阂至死，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文革’对人际关系的破坏，又是一个可见一斑。”

李文卿继续写道：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巡视南方，一路上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性质，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毛主席在同许司令谈话时，除讲了上述内容外，还对许司令说：‘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再次发生冲突

1979年初，中国最高当局正在紧张地部署西南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王必成作为云南战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抱病到前沿察看地形，研究部署各项方案。临战之际，一切均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突然，昆明军区司令员换人。王必成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考虑到杨得志曾在越南抗美战争中担任过越南军事顾问，对越南地理和军队情况比较熟悉，邓小平火线换将，王必成坚决服从命令，忍悲含愤，慨然离滇赴鄂。临行前，他将一子一女送往前线参战。

一日，王必成夫人陈瑛说：“我们的媳妇也想上前线去。”他连声说：“好，好。”陈瑛又悄声说：“媳妇已怀孕两个多月了，怎么办？”他斩钉截铁地说：“让她去！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陈瑛凝视王必成，不禁热泪盈眶而出。交接后，王必成立即离开昆明军区，以免影响后任的工作。

此时离正式发起自卫反击作战的2月17日，仅仅相差9天。王必成作为一名戎马生涯数十年的著名战将，面临国内外数十亿人所注目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却被换出场外，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指挥最后一次重大战役的机会。据知情人透露，这一调动有自卫反击战的另一主要指挥者许世友参战的因素。因此，王必成不仅感到恼怒，而且感到了羞辱。

就这样，两人谁也不能谅解谁了。

相互发起攻击

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康月田写过一本《百战将星——王必成中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其中一段就说了这件事：

1980年初，年近七旬的王必成调军事科学院工作。后来，王必成身体不好，病情加重，中央军委关心他，于1981年12月批准他到南京休息治病。对南京，王必成有深沉的眷恋之情，从抗战时期他就在华东作战，建国后担任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这里有他战斗、工作的足迹，有众多的老战友，是他的第二故乡。1982年初，王必成刚进住南京普陀路1号，得到消息的老战友许世友便前来看望。

春节这一天，王必成约请《人民前线》的摄影记者，前往中山陵8号看望许世友。融合着春节的欢庆气氛，两位老战友的心情都很好，他们谈了许多，谈了许久。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摄影记者还为两位老战友拍摄了合影照片，气氛十分融洽。然而，令王必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文革”造成的同志之间误解的风波又起。

198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贯彻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上，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待。”一言既出，满座皆惊。大家一听，即明白这指的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委鲍先志。

王必成作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听了许世友的讲话，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的王必成，本想讲话反驳几句，一看时间已是下午4时多了，便写了个条子给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请他转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但因时间关系，为了顾全大局，保留个人意见，不作发言。

休会后，王必成越想越恼火，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找来几个在“文革”中被许世友整过的老同志，一起商量，准备在华东组杭州会议上向许世友“摊牌”，把他在“文革”中的种种错误彻底揭开来。事情传到了许世友的老部下、王必成等人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聂凤智耳朵里，他赶紧站出来阻拦。他先做通王必成等几个人的工作，劝说他们正确对待“老司令”，王必成等倒也同意了。

接着，聂凤智又去劝说许世友：“老司令，以后不要再讲王必成他们是造反派，这样讲不好。”谁知他一开口，就被“老司令”顶了回来：“怎么不让讲？他们是造反派，还不能讲？”

眼看正面劝解无效，聂凤智望着“老司令”固执的面孔，换了一种说法：“我们南京军区党委已经作过决定，为王、林、鲍所谓‘文革’中的问题平了反。你再说王、林、鲍是造反派，不就是责怪我们军区党委了吗？”

聂凤智绕了一个大圈子，把许世友“兜”住了。他没有说对，也没有说不对，一声不响。

5月份，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集会。王必成以主动的姿态，在会上发了个言，就“文革”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也谈了应记取的教训。

握手言和

1984年6月7日，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会议。王必成在会上发言，就南京军区“文革”中的几件事作了说明：“许世友同志……革命几十年我们都在一块。你在北京开会，每次总是我去看你。我从来没有反你，也没有在背后说过你一句不是的话，这都是可查的，你可以了解嘛！老战友了，过去的我不计较，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我们都要向前看”。

“你说我们三人要夺你的权，我想到你（印象）比较深的大约是三件事：第一，你从外地打来电话，叫调兵进驻司令部大院和指挥所，如果造反派冲就开枪。在家的常委，我都征求过意见，都不同意。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不准开枪。你还是坚持要调部队，我只好打电话请示总参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和当时的林办，秘书传达：不准调部队，更不准开枪。并将这个指示立即批转全军执行。现在看，没有调部队开枪，是对的……当初不听你的话是对的。希望你自己对这一段好好回忆一下，以便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第二，我的印象就是军区的平反五条。司令部先搞了个平反五条，我并不知道。1967年10月间的晚上，军区造反派在AB大楼西头斗了我一晚上……斗争我的焦点：军区下放的三团两队和机关的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回来了，要我承认下放他们是错误的。我说：下放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军区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收回。在今天看来，下放是错误的，他们回来是对的。快要天亮了，他们把司令部搞的那个五条拿来，我同意修改发到军区党委委员。这个责任在我。”

“第三，军区党委向中央写的那个检查报告。这次会议是由杜平同志主持的。……××、××等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发言中都说军区镇压了群众，积极主张在报告中写上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并要点你的名。当时常委一致不同意……如果有错误的话，军区党委集体承担，并没有点你的名。××、××到北京向你汇报，把这个报告完全黑白颠倒。结果你听了一面之词。”

“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年岁不多了，快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我们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要多交朋友，利于团结的话就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反之就不说，更不能做。”

“我今天提的几点意见供参考。我不强加于你，你可以保留，还可以反驳嘛！”

“1971年毛主席在南昌时，对你讲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许世友同志，你要打倒的三个人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啊！’”

王必成发言后，许世友问道：“还有没有意见？”并表示，“谈得很好！”随后，许世友和王必成两人走到一起，紧紧握手。

风波平息。自此，许世友再不提这件事。两个“乘马岗老乡”和好如初。一段历史公案也画上了句号。

　　许世友上将

　　王必成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