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自由
如何定义自由？不如换一个话题，自由的范围在哪里？自由似乎从来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超过限度时它成为了放纵，当低于限度的时候它成为了束缚。至于这个度在哪里其实正是关于自由定义的最终话题，也是人类对于自由主题探讨的始终出发点。当我们自己的言语不足以说明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援引一些过去的伟大的人曾经说过的话，以便使得我们更加有力量（这是野兽良民的最后一句话，我草草地翻译了一下）。而对于自由这个话题，我们获得的更多素材其实就是来自与这些伟大的先贤们的话语，还记得华莱士在断头台上所高喊的最后一句话么？Freedom！！其实他便是在寻求一个美好的自由境界——反抗种族压迫。当外族入侵并且侵占了我们的既得利益的时候，我们会站出来一自由的名义去反抗。此时的自由便是民族层面上的。如果一个阶级压迫了另外一个阶级，受到压迫的阶级就会奋起反抗，期望可以推翻另一阶级对他们的压迫。此时的自由便是阶级意义上的。文化上也存在这自由的区别，但并不是指文化间存在相互压迫或者支配关系，而是说文化习惯当中自由的差异，例如在一种文化中同性恋是没有受到歧视的，而另外一种文化中同性恋是受到歧视的，那么在此种文化下，同性恋是不受限制的，彼种文化下，同性恋是受到限制的。于是我们发现过去所有对于的自由的界定其实都是在一种形态下对于范例的列举，而不是逻辑学上标准的定义方式，或者说过去只是以概念的外延来束称概念。这样的自由定义是不合理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定义，造成了文明中自由的差异，以及不同程度的争斗。而这种争斗最大的影响者其实便是传播。因此埃里克弗洛姆《逃避自由》一书可能不是关于传播学的文献，但他对于语话者对于自由界定的影响的研究其实正是对于传播影响的一种研究视角。而且纵观传播学的发展史其实本身就是一部学科交叉史，因此援引外来文献对于传播的研究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前面我已经说明了一种文明中的界定者（话语者）对于自由感受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埃里克在他的书里面例举了两种文化环境下对于自由的满足感的不同表现。由于自由的感受其实是一种界定，因此如果越少对于自由界定或者越是强调一种低限度的自由，那么对于自由的满足感反而会不断地增加，而相反一个社会对于自由愈是不满足那么反而说明这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更加高，正是因为这一社会的高度自由属性使得社会本身能够产生对于自由的不断界定，由这不断地界定和多种思想对于自由不等界定，使得这个社会的自由标准被不断推翻。而这个推翻的过程的作用正是另外一种对于自由的宣讲。而这种不断地自由宣讲将不断地影响自由的状况。我上述所言的其实是由埃里克所提供的事实资料中获得的结论，真正埃里克所做的工作其实是将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状况下，人们对于自由的高度满足的状况以及其成因。同样的还包括在纳粹时期，人们对于自由满足感的无视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对于自由满足的表现。与现代社会相比，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特征就是缺乏个人自由。封建社会早期，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是固定的。一个人在社会地位上几乎没机会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从地理位置；来将，他几乎不可能从一个镇迁到另一个镇，甚至连随己所好吃穿的权利都没有。工匠的产品不需限价售卖，弄名必须到指定的城镇市场买卖。行会会员不得向非分行会的会员泄露任何生产技术的秘密，还必须与会友分享便宜的原材料。个人、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都受制于种种规则和义务，概莫能外。中世纪的最为显著特征是经济活动服从与人的需求，人际关系直接而恒定，而最伟大的是超越国家的天主教会信仰，以及中世纪人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一种影响便是尽管中世纪的人在现代意义上是不自由的。不过他既不孤单，也不孤独。由于自降生起人便在社会世界有了一个确定的、不可变更而又无需质疑生命的意义。人与其社会角色是一致的，他是农民，是工匠，是骑士，而非偶尔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的个人。社会等级便是一种自然等级，也是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明确部分。那是几乎没有什么竞争。人的经济地位是生而决定的，它是生计的保证，后者又限制于传统。同样，经济地位要求社会上层的上等人承担经济责任。但在个人的社会限定范围内，他实际上在劳动和情感生活方面有许多展示自己的自由。最然那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即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自由选择是非常抽象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有诸多具体的个人主义。由此虽然当时的自由程度是低的，但是由于社会的相对固定而使得，这个社会中没有必要去宣讲自由，自由和等级都成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人们也无心去改变他，因为没有相对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去发动变动，同时也是由于生活已经可以满足对于当时生命诉求的一切来源和资料，因此在追求自由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附加获得的要素了。由此中世纪在某些批判者眼中是不自由的，但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以一种文明状态的各类境况研究必须通过一种当时文明状态的视角来观察，而不是以一种他者的视角去，否则现时的
价值判断标准则可能影响到所有的判断，而以为较之现在中世纪的的自由是落后的就认为中世纪的生民们对于自由的满足感是低于现在的。同样的我们也不可以把这种对于自由的满足看作是愚昧无知的表现的，因为作为一个智力上等同的个体，我们无权去议论他者选择的生活方式有何不妥之处，就如同我们现在普遍可以认同地对于周围他者文明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去看待，对于过去的文明形态我们也必须是以一种认知的态度去看待而要避免文明的妄自尊大。这样的行为对于文明的借鉴和吸收其实没有益处的。再看纳粹时期的，（事先需要说明一些问题，就是我并不赞同埃里克对于纳粹只能用心理学病态来解释的说法，虽然他这样的说法尤其社会价值，但其实正是一种文明霸权的体现）纳粹时期，纳粹分子通过一种对于民族文明的宣讲而获得了强大的力量。希特勒将自己的工党进行了粉饰，使得人们误以为那就是德意志的代表。而人们在狂热的德意志精神的带领下，将一种民族的极大化提到了最高点而成为了当时的德国的主题，这样的主题使得人们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民族上了，因此对于自由的诉求其实也慢慢地降低到了泛化的程度上。这种泛化，由当时的视角来看，其实是一种自由的变相满足，对于依附此一种文明下的生民来说，这样的自由其实是可以代表了他们的全部自由的。
对于这两个实例，我们可能需要寻找传播的足迹。而我的着眼点在与基督教思想、日耳曼浪漫主义（法西斯其实正是极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基督教思想中消灭了个人意志，将个人意志分在属于人的一部分，而要求人们去最求属于神的更多的存在，并且获得神的救赎。一种狂信主义色彩使得人们获得的了生命的意义，由此寻找自由便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或者说没有了实用价值。同样的狂信色彩其实也存在与纳粹主义当中，由于纳粹的极力推介，使得人们沉迷于一种充满光环的群体无意识中——过去的人总是喜欢用群体无意识来形容这个状态，但我以为这种无意识中其实存在了一种强大的意识，一种渴望得到依附和肯定的人类本性的体现。由此，不同文明的推介传播就影响到了对于自由的不断认识。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说：“他自由了，但也意味着：他是孤独的，他被隔离了，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苦伶仃地活着，孤零零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就像一个人被抛入一个漫无边际和危险的世界一样。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虑感。”
在自由的那一刻，他们发觉自身分明掉进了地狱，虽然拥有充足的水和粮食，但是却不断被政府的军队攻击，所有的行星自治区都将他们视为恐怖分子，他们将走向哪里，他们将为什么而战斗。他们觉得四处都是危险，这种危险不仅仅来自利维亚斯的外面，更来自利维亚斯的内部，来自身边的那些人，这种相互不信任的趋势随着形式的严酷而越发明显。
生存的意义，当人类是动物时，我们和自然界浑然一体，没有自我意识，所以我们不会去思考；当我们安稳地处于社会秩序之内，强大的文明也湮没了自我，社会将人驯化，我们在社会内感觉安全和幸福，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思考；只有当社会的秩序不再能完全的束缚自己，我们拥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我们才会去思考，我们活着，为了什么。利维亚斯里的每一个人，都试图在寻找生存的意义，一开始他们期待是被获救，但是当他们被同盟军攻击以后，他们才发觉他们再也回不去了。为什么而生存？To be or not to be ，it’s a question.
莉巴依的民主制度软弱而缺乏约束性，在这个小社会里人们的散漫、无政府状态引发了很多人的不满，更引起了野心家的觊觎。于是手持武器的艾雅兹·布鲁和他的手下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实践了独夫毛所谓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
不可否认，民主政治的确有很多的弊端，但是在我看来莉巴依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失败更大的程度在于程序上的不民主和莉巴依团体的精英统治倾向，当然这也与莉巴依的领导者尤伊莉个人的性格能力分不开。尤伊莉属于常见的女神类形象，美丽、聪明、善良。尤伊莉的个人魅力不足以引导在此危难之际的利维亚斯，她试图拯救每一个人，希望每一个人都会满意，但她没有能力平衡和控制各方面的利益，很多时候她
无法拒绝别人的要求，丧失了自我的决断，却被迫去承担那些责任，也就逐渐沦为其他人的傀儡，这也为后来大家推翻布鲁后推举她作为临时领袖埋下伏笔。
有一点需要注意：为什么受过良好现代教育的、在民主自由环境下熏陶出来的人们会服从于布鲁的独裁暴力统治——在布鲁统治期间是利维亚斯治安环境最好的时候——而没有选择利用民主的程序去改良民主制度。
为什么我们要抗拒一个民主政权，逃避自由，而匍匐在暴力强权的脚下。为什么在布鲁政权被推翻后，利维亚斯的人们却开始怀念独裁时代的稳定。人类是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喜欢被奴役的动物，我们是否害怕自由而向往独裁。
人生而孤独，所以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我们经常会感到焦虑和无助，我们需要寻求安全感。弗洛姆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消除这种无助和焦虑：一种方法是“服从”，即放弃个人的独立性，服从于某种权威，既“逃避自由机制”；还有另一种方法是在不否定个人的情况下，创造性地与人类及自然自发地建立关系，去爱、去创造性地工作，是一种“自我实现”。很明显，后者的难度很大，于是我们创造了“符号”，符号包括某个强大的政权、某个伟大的主义、某种宗教、某种道德传统、某个民族、某个文化乃至于某个明星的拥趸群体，当我们慢慢地融入到这些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符号中，我们和那些强有力的符号融为一体，我们将那些符号的力量视为自身的力量，将那些符号的胜利视作自身的胜利，我们向这些符号中献上了自我，而获得了安全感，我们不再孤立，我们甚至于认为因此而不朽。
自由必定会伴随着孤独和焦虑，当自由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于是人们纷纷投向独裁，我们面对着抽在我们身上的鞭子狂舞，疯狂地为之呐喊，在那一刻，自我消失了，我们返回到了最原始的野兽一样的状态——于是我们回到了失去的伊甸园，我们得到了永生。这些符号进而影响甚至操控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异化我们的性格，人类创造了符号并以为那些是我们的工具，讽刺的是最后我们却成为我们所创造的事物的工具，这仿佛科幻小说里的描述，却真实存在，唯一不同的是征服人类的并非冰冷的机器人或者电脑，而是被称之为文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