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革命不易,改良更难

可是到了辛亥年，慈禧已死，清王朝的人心也已经完全丧失了。不管哪个党派，不管哪个利益集团，都觉得清廷不行了。就像在1948年前后，蒋介石、包括他的高级军官都感觉不行了，军心已经涣散了。辛亥时更是如此，所以，一场武昌起义就摧枯拉朽一般地打垮了清王朝。

我不赞成“历史超稳定结构”学说，它认为所有都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必然的。不对，没有那么多历史必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什么一定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历史。特别是在军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

在我看来，只有经济是必然的，发展也是必然的。当然，经济也有倒退的时候。有种观点认为，玛雅文化的消失，可能是因为它的宗教信仰或者经济原因而灭亡的。也有这个可能性。经济倒退，不如几十年前，历史上有这个情况。

整体来说，还是思想的变化更大一些，政治、军事的变化应该是最多的。所以，一部中国历史、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帝王将相史，有些人很不平，主张应该是平民老百姓的历史。其实不对，为什么？因为在政治史上，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对历史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于那种把什么都推到文化上的说法，我极不赞成。文化人人有责，但政治是政治家的责任，搞出一个坏政府，甚至导致天下大乱，政治家有最大的责任。

在改革中要保证政府的稳定

1908年慈禧死掉了，然后清廷搞皇室内阁，这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她在世时重用汉人。你看，她多么信任李鸿章，重用张之洞，谈判都是让李鸿章出马。慈禧太后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引起保路风潮。

所谓“铁路国有化”，其实就是“国进民退”。它导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湖北兵力被调进四川，武昌起义时湖北兵力空虚，这是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一个最高领导人的能力、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慈禧晚死十年，中国完全有可能走上宪政道路。因为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废科举，斩断了一切士大夫的传统道路，等于斩断了皇权制度的基础。她能够做出这等大事，还有什么不可设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齐啊。

只要保证慈禧的利益，可以慢慢来，她搞开明专制也可以。在和革命党论战时，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是有道理的。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政府的稳定。慈禧死后，一帮子蠢材搞“皇族内阁”，马上让革命党钻了空子，搞坏了。如果慈禧在世，不会推出“皇族内阁”，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三五十年，三五十年等于一瞬间，机会很容易就错失掉了。

如果慈禧搞开明专制，即使她死了，她的继任者权威递减，慢慢地权力就可以让出来。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皇室提出，只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不搬出紫禁城，其他的都给你们。根本没有动什么武器，一个王朝就瓦解了。

为什么我宁愿支持“开明专制”？因为一个要垮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强。无政府是最可怕的，因为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情。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任何地方军阀、任何个体都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就会重新陷入野蛮杀戮的“丛林状态”。

进一步说，一个恶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最坏的是无政府。无政府是什么？就是任何人可以杀任何人。清政府垮台以后，尤其是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不就是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了吗？

辛亥革命开启了以后的几十年革命，不断地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性事件，然后形成了很强的历史惯性。不要以为清政府是一个力量非常小的体制，它在人们心中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观念差异之大，各种利益的冲突、各种情况的不均衡，等等，要重新建立一种统一的公认的权威、体制，谈何容易！清政府被打倒以后，人们就无所适从了。辛亥革命开始不久，就开始滥杀人了，谁军权在握，想杀人就杀人。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内大革命，然后是毛泽东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前后搞了六七十年。有大量资料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加速现代化，而是相反。

辛亥革命延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它从反面证明了，改良比革命要好。我对一生坚持维新改良的康有为评价很高。革命党当时骂康有为保守，连他的学生梁启超都开始倾向革命了，只有康有为依旧坚持改良思想。谁也没有想到，光绪和慈禧一天死掉了。如果不是这样，慈禧死后，光绪亲政，康有为就很有希望了。所以光绪之死，是对康有为的最大打击。

现在对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评价很高，对康有为的评价很不够，很不公平。历史会越来越清楚。几十年以后，对康有为这样的历史人物还会有新的评价。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

总之，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但是，我也要强调一下，也不是说革命没有带来一点好处。革命至少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泽东的革命也好，至少强化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坏的事情，主要是代价太大了。

如果不革命，社会本身也许更好。法国大革命多少年，结果让英国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英国政权稳定，建立了比法国更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发展更平稳。但是因为没有经过革命，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很强。

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中国现在还是贯彻得比日本要好。这是拜革命之赐。在中国，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比较广泛地被大家接受，认为这是对的。从前，梅兰芳等戏剧名流，即使名声再大也是“下九流”。1949年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变了，成为人民艺术家。你看在印度，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人生来就应该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是贱民，低人一等。所以说，革命也是有好处的，不可一笔抹杀。

我反对把革命神圣化，也反对完全否定革命。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由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我们要理智地、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历史，也不能因为历史而无视现实的问题。对具体历史事件要具体认识，整体来看。非常明显，现在一些人对现实的情绪左右了他们对历史的看法。

革命不是孙中山一个人干的，辛亥革命是很多人一起掀动起来的。所以我讲，有革命党、有革命思想是必然，因为清末政治腐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连梁启超也讲革命，梁启超是为了推动改良而讲革命。革命成功是偶然的，但有革命党是必然，孙中山就是革命党先驱。

台湾说孙中山是“国父”，大陆称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真正客观评价这个人，要过200年以后才能做到。孙中山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还是很了不起的。他说过，第一是爱革命，第二就是爱女人，第三是爱书。他的确为革命奔走奋斗，愈挫愈奋。

辛亥革命时也有救亡和启蒙的问题。当时，革命党认为清政府出卖汉人，已经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要救中国必须把清政府推翻。这就是救亡。陈天华的《猛回头》呼唤的就是救亡，压倒了邹容《革命军》的启蒙。结果，名义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并无意义，各方面比过去还糟。袁世凯不也想做皇帝吗？因此“五四”才大讲启蒙，但后来又被救亡所压倒了。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政治制度。如果能够落实成为制度就好了，那就有宪政了。为什么没有落实成为制度呢？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所以张謇说过，革命成功了，革命党就没有了。思想是留下了，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花朵。

革命思想有它的伦理学价值。就是说，坏的东西一定要推翻。社会总是需要一种批判的力量。任何一个好的社会，激进的批判力量作为思想表达，都是应该允许的。

要告别辛亥革命

20世纪里，中国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革命，而且革命成为一个神圣的口号，革命就是好的。在以前，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定是最坏的。革命被神圣化了。其实，革命不是那么神圣的。我们现在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

我本身是革命的参加者，我有资格“告别革命”。上世纪40年代我在湖南参加学生运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底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当年我参加革命是发自内心的，是自己选择的。我的基本理论都是自觉选定，不是别人灌输的。我是比较顽固的。我有很多观点，现在还是认为不需要改变。

尽管被人骂，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但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被一些人骂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国和一些大学者争论，他们批评我是“经济决定论”。因为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面，把经济发展摆在第一条。我认为，其他是软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的影响，谁也改变不了我。

当然，对革命的认识，我的确改变了。当年我崇拜的是激情和理想，抱着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新中国的信念。真正对革命的动摇是在“文革”期间，“文革”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为什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于是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广州说过：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当时有报纸登出来了。到1995年正式提出“告别革命”，并不是偶然出来的，不是随便讲这么一句。

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锐的斗争

梁启超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中国太难改变了，就像鲁迅讲的，“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你声称要把屋子拆了，最后人家才同意你开个窗户。

我是承认有阶级斗争的，而且主张一定的阶级斗争，但是不主张推翻政权，不主张什么阶级革命。我讲过，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锐的斗争。当然，改革也很难。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下，许多方面在倒退。当然，退到一定的时候，又会继续向前走。

有好多朋友反对我的“告别革命”的观点。关键在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取代执政党。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发展，和现行体制很有关系。不管怎么样评论改革开放这30年，再抱怨，整个社会都得到好处，这是不能否认的。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取得这样成绩，可不简单，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能否认。

有些学者呼吁进行新的启蒙。现在我不赞成再搞一次启蒙运动，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只要上面不要管得那么死，就行了。管那么死干什么？

有些人就怕不稳定。担心改革早晚要改到自己头上。其实，要看时间，也不会马上革到他们头上来。现在还能管得住，没有必要控制得那么死，少量地开一点口子总是可以的吧。我想，即使放开，也不是说一下子放开，完全可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在一定范围之内放开某几个刊物或者报纸，慢慢做。

有人说，革命容易，改良却难。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改变执政者，让他们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就应该大声疾呼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发展。我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影响和推动，使得官员不得不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同时，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尽力而为。如果这样，还是很有希望的。

作者李泽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本文由本刊记者马国川根据采访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