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诗歌发展的脉络
论唐朝诗歌发展的脉络
摘要：唐代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光辉灿烂的鼎盛期，文苑诗林群英荟萃，名篇浩如烟海，体制繁复完备，风格多姿多彩，题材博大深厚，前所未有。诗歌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我国古典诗歌之冠冕。唐人传承和创新的精神十分饱满，全面发展汉魏六朝出现的各种诗体，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题、绝句，靡不备矣，尤将五、七言古今体诗的创作推向了巅峰，诗歌至唐朝，菁华极盛，体制大备。
关键词：唐朝；诗歌发展
正文：
初唐诗歌
隋及初唐文学上承复杂多变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下与声名大振的盛唐文学相接，是一个跨越朝代的特殊的文学发展阶段。唐代建国伊始，统治集团接受了杨隋速亡的严重教训，把巩固王朝政权作为一切政策措施的出发点，不可避免地催发了文学的变化。唐太宗是此际文坛的核心，虞世南、魏徵等宫廷文人则是他的羽翼，他们的文学主张和作品产生了很大导向作用。
虞世南的诗歌创作可视为隋唐之际诗风渐变的实例。其《从军行》二首清代沈德潜评为：“犹存陈隋体格而追琢精警，渐开唐风”。但是虞世南的诗歌仍保留着南朝文士追求华美典雅的积习。魏徵创作成就高于虞世南，他的《述怀》借典故抒发胸襟抱负，表达了以身许国的壮志，言情激越。他的文章以谏疏为主，竭力为当朝政治服务。如《谏
太宗十思疏》，强调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十渐不克终疏》，指出“贞观”的善政未能善始善终。
而归隐田园的王绩却跳出宫廷牢笼，自弹心曲，为贞观诗坛培植了一簇引人注目的奇葩。他的诗歌内容大都为蛰居乡里的隐逸之姿，写得朴素真切、颇具田园风味的诗。他的突出贡献就是以平淡疏野的诗文风格自拔于宫廷文学之外，在南北文风的融合日趋深化中，他比贞观诸家走得更远。
从高宗永徽元年至睿宗延和元年的六十余年，唐代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空前激烈，帝位几易其主，年号频频更换。政治上强有力的人物武则天自立国号为周，这段历史称为高宗武周年代。此时的文坛景象已非贞观旧貌，一批年轻的诗人崛起于宫廷之外，他们不满宫廷诗风，努力培育新硕果。不过宫廷的文坛中心地位仍未改变。在频繁的游宴活动中“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侍从文人“惟以文华取幸”。宫廷诗的创作很快繁荣起来，表现技法上形成了对偶的规范化，律诗的定型化。高宗朝显赫一时的上官仪，武周时走红的“文章四友”，备受武则天恩宠的沈佺期，宋之问，则是宫廷诗人群里的佼佼者。
上官仪的诗现存二十首，内容局限于宫廷生活，单调乏味。“绮错婉媚”是“上官体”的最主要特征，讲求对仗精工，辞藻华丽，色调音韵。但是刻意求工，雕琢成癖的匠气淹没了他的才华种。上官仪总结前人经验，把六朝以来诗歌对仗方法归纳为所谓“六对”“八对”的程式，在初唐宫廷诗的发展进程中，它起到了从贞观到武周的过渡
作用。
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崔融合称“文章四友”，均以律诗见长，其中杜审言诗才最高。其应制奉和之作较少，写了一些不假雕饰、形象鲜明而颇有生活实感的诗篇。如《登襄阳城》、《渡湘江》等描写山川景物、表达羁旅宦情的诗便是明证。在诗艺上，他对近体律，绝研练功夫深厚，擅长五律，其《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为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
沈佺期、宋之问是与“四友”先后在武周、中宗颇有文名的两位宫廷诗人。两者诗歌多是宫廷应制之作，外表华艳而内容空洞，常以美化封建统治者为旨归。另有表达官场失意或闲适旅游兴味的诗，也无甚可取之旨。但他们被贬流放期间，人生处境的落差所触发的真情实感，借助娴熟的诗艺酿就了神貌兼得、情韵俱佳的作品。
高宗朝“初唐四杰”是新兴的一代诗人，年辈不一，诗歌创作各具特色，“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四杰的作品反映了唐王朝上升时期的社会心理、时代意识和审美情趣，他们对唐诗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第一，积极拓展诗歌创作题材以及诗的表现领域。第二，诗情诗境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饱满乐观的情绪，昂扬进取的精神洋溢于诗歌中。第三，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艺术经验，竭力探求适合表达情志的诗歌形式。卢、骆的贡献在于发展歌行体，王、杨的功绩在于建设五律，促其定型。
从唐王朝建立到睿宗景云中约九十年左右时间，是盛唐诗歌的准备期，在对六朝诗歌的继承和革新中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夯实了基
础。陈子昂踵武四杰，肩负起开启一代诗风的历史重任，活跃文坛之上，力倡革新理论，扫荡浮靡余习，为唐诗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陈子昂从根本上抛弃了宫体，继承《诗经》、《楚辞》等托物寄意的比兴手法，如幽兰、修竹、翡翠、白鸥，乃至神话中的青鸟、玄凤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诗人情操和理想的化身。初唐近百年文章还是以骈俪为主，陈子昂的文集里对策、奏议一改当时骈俪繁衍字体，破骈为散，去浮尚实。
盛唐诗歌
公元八世纪的前五十多年，是唐王朝的鼎盛期，也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光彩夺目的黄金时代。盛唐前期较有影响的诗人，概略来说：资深位显的张说、张九龄；职低诗少的王翰、王之涣；诗名远扬却终生未仕的孟浩然。较能体现张说风格的是议政、论事之文，除大量应制诗外，有不少朴实凄婉、浑厚老成的诗篇，其中抒情写景之作常为人称道。《邺都引》凭吊古都，虽有初唐诗人咏同类题材所流露的昔盛今衰之慨，但颂扬曹操文才武略，寄托自己的雄心壮志倒是歌行中的新意，而悲壮的辞情更似盛唐七古风韵。张九龄的应制和酬答赠送之作很多。最有文学价值的诗章，是他在荆州所写的《感遇诗》十二首,均为兴托讽谏之作，对促进初唐诗风向盛唐深入转化有着一定的效力。一言以蔽之，盛唐前期的二张，扩大了陈子昂的文学成果，特别是在创作实践上进一步证实其诗歌革新理论的深远意义，有力地提升了诗歌的艺术个性。
开元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富庶，给文人们提供了悠闲安适生活的
物质条件，佛、道二教的流行又为文人寄情山水造成了一种宽松的从艺氛围。在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领域里，孟浩然、储光羲、常建三位诗人雄踞一席之地。孟浩然的诗歌，大部分是描绘自然风光的山水诗。这类作品或于漫游行役中摄录山川景物，或于送别、怀友之际即景兴会。如《彭蠡湖中望庐山》、《早发渔浦潭》。孟浩然田园诗数量少于他的山水之作，但能于传统中展露新颜。如《过故人庄》中醇厚朴实的风俗人情，恬静优美的田园风光，馨香浓郁的乡土气息，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与陶渊明相比，那种追求人生真谛的精神，愤慨世道污浊的情绪，在孟诗中全然隐去。描写田家生活的闲情雅趣则是孟诗的基调，但不能因其思想单薄而忽视他的艺术创新。
孟浩然及王维的创作实践突破了“诗言志”的理念，为诗歌发展增添了新质，提升了诗歌的美学意义。王维的思想大约以张九龄被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怀有政治抱负，锐意进取，幽愤诗和边塞诗较为出色，表达了乐观浪漫、渴望建功立业、不甘消沉的士子之气。他的幽愤诗多是将心中的不平之气化为激愤的诗篇，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如《济上四贤咏》尖锐讽刺权贵的骄纵跋扈，对遭遇坎坷的才士表示深切的愤惋。王维的边塞诗一般认为写于早期的有《少年行》、《燕支行》，描写英武将士跃马横戈、驰骋沙场的战斗豪情。
后期，王维隐居，身为官吏却全身远祸于林下，写出了表示坚持自由高洁人生信念，充满空静绝俗审美理想的山水田园诗。如《渭川田家》写环境的宁静，村景的优美，乡农的安详引起作者欣羡之意。
盛唐之际，唐王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在经济文化方面和边地
少数民族政权及外国邻域的交往日趋频繁。边事增多，战争也频频爆发。高适、岑参等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创作了体现盛唐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的边塞诗。这部分作品可以概括为：第一，歌颂边庭将士保国御虏、奋发杀敌的英雄气概和战斗豪情。第二，像组诗《蓟门行五首》其一，为孤苦伶仃的边塞老兵代言，倾诉了他们的痛苦和不幸。其二，对戍边战士惨遭压榨的生活处境表示深切同情。其三，在讽刺边将奢侈专横的同时，表达了对长期征战不得返的戍卒的关切。第三，提出消弭边患，民族和睦的理想。《九曲词三首》其二、其三描绘了边地百姓和平安定的生活景象。第四，如《营州歌》、《部落曲》似姊妹篇，描写了遍地少数民族的风情习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岑参是天宝诗坛创作边塞诗的另一位卓越诗人，与高适相比，两家诗风慷慨悲壮是一致的，岑参诗缺少深沉的现实感而多了一些浪漫气息，他的峭丽飘逸与高适的浑厚质实也有明显的差异。两家都以七言歌行见长，岑参还善将近体诗的韵调、格律运用到歌行中，并吸收民歌刚健活泼、清新浏亮等特点，并打破长诗双句用韵的格式，参差错落，给人一种突兀、峭拔之感。
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与屈原、杜甫并称的伟大诗人，他主要生活在唐王朝由全盛转向衰落的玄宗、肃宗两朝，他的思想直接受到初、盛唐时期流行的儒、道、侠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可谓是民族传统文化精神铸成的一块合金，因而他的诗歌开创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第一，李白诗歌关心国计民生，自觉描写社会现实生活，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对唐王朝存在的各种严重政治问题与社会弊端都有
一定程度的反映和批判。（1）诗人较早地揭露了盛唐时期统治集团的昏庸与腐败。如在《乌栖曲》中以吴王夫差荒淫耽色而招亡国之祸为史鉴，向玄宗后期荒淫误政敲了警钟，寓意深远。（2）李白诗歌犹如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反映了重大的时局变化。如《留别于十一兄》记录了对安禄山发动叛变阴谋的警惕，而《远别离》提醒玄宗不可姑息纵容贼臣、姑息养奸，倘若大权旁落，则下场可悲。（3）李白直接写普通劳动人民生活体材的作品，表现的思想内容却给人别开生面之感。如《丁都护歌》中纤夫的艰辛与悲苦，组诗《秋浦歌》其十四描绘冶炼工人的劳动场面，其十六叙述田舍翁夫妻夜以继日的渔猎情景。表现妇女生活和命运是古代诗歌的传统题材，但是李白的诗却突破宫怨、闺怨的范围，在更广阔的生活背景下为妇女们写心画像。如《子夜吴歌》其三、其四描写月下捣衣、彻夜絮袍的思妇，她们没有对辛苦和孤独的怨恨，而对和平生活的企盼成为她们的精神支柱。
第二，张扬个性，展示自我，表现了蔑视权贵的叛逆性格，以及自负独立、不肯屈己下人的抗争精神，为诗风开辟了前无古人的境界。
（1）如《梁甫吟》诗中表示自己迟早会像吕尚、俪食那样得遇明主，施展政治长才。《梦天母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表现了他在王侯权门和荣华富贵面前不丧失独立人格。（2）李白描写山水诗不拘一格，千姿百态。如《蜀道难》纯凭想像描绘出蜀道奇险峻危的山川，是诗人积郁满怀和人生艰难之感，借自然界的山高路险，喷薄而出。
在我国古代灿若繁星的诗人中，杜甫以其杰出而独特的贡献，博得了“诗史”和“诗圣”的美誉。一部杜诗，题材内容宏阔厚重，风
格沉郁顿挫，展现出非凡的拓新精神，简述为以下几点：其一，感时念乱的忧患意识，心怀天下的爱国情结。如《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以诗歌的形式向穷兵黩武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其二，揭露统治者罪恶的批判精神，反映百姓苦难的爱民情怀。如《咏怀五百字》中大段描绘玄宗君臣在骊山行宫的荒淫生活，转而反振一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人写统治者穷奢极侈和人民饥寒交迫，深层之一旨意是强调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危机严重威胁了国家的命运。其三，反映战乱的社会悲剧，表达复杂的战争观点，是杜甫拓展诗歌内容的又一重要方面。在《彭衙行》里能看到诗人举家逃难而牢记终生的感受，《悲陈陶》则是战乱屠杀生灵罪行的纪实。著名的“三吏”“三别”展示了战乱把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
中唐诗歌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势陵夷，中央权威遭到严重削弱，经历了从安定到灾难迭生的沧桑巨变，在乱世中成长的文人，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艰难坎坷的人生，追怀盛世的辉煌，感慨乱世的黯淡，再也无法激起前辈那样昂扬浪漫的情怀，饱经忧患的歌喉吟唱着忧郁、哀怨并时带激愤的音调。“大历十才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十才子诗歌内容以酬赠送别、感伤身世、隐逸思归为主，存在着贫乏狭窄、唯美伤感的倾向。诗人只是在诗中倾诉不知所从的迷惘和感伤情感，弱化了现实而强化了现实的感伤。其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是省净精约，具体表现为意象的精巧，诗体的工整，语言的炼。大历诗风的出现标志着盛唐文学向中唐转变。
当十才子在北方京城周旋于权贵之间，迎送往来，刘长卿、韦应物或由于仕宦、或由于贬谪，在江南一带风景间排遣仕途失意，壮志难酬的哀怨，他们创作的山水行旅诗，使盛唐王、孟山水田园诗的清音再次回响在中唐江南的青山绿水间。由于时代精神的变迁，刘长卿诗作中即使关切国运，忧虑民生的诗篇，也常常是哀叹嗟伤之情多，济危拯溺之志少，缺乏杜诗那种慷慨激昂的气骨精神。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写幽州兵乱后屋舍皆空，人民俱尽的残破景象，悲景悲调。刘长卿尤其擅长写山川风景，且情不虚景，情景皆可，景总含情，其山水旅行诗“最得骚人之兴，专主情景”。刘长卿诗体物情深，工于铸意；清夷闲旷，饶有怨思。
韦应物的诗歌创作明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作具有较为广阔的现实内容。如《温泉行》、《白沙亭逢吴叟歌》，怀恋盛世，讽刺荒纵。《经函谷关》歌颂英烈，追源祸端。韦应物后期创作的大量山水田园诗，最能体现他的诗歌艺术风格和成就。如《寄全椒山中道士》写清秋寂寞，风雨怀人，于简淡中见深挚之情。与大历诗人相同，他在诗中字句的锤炼上也倾注了心力。如“乔木生夏凉，流云吐华月”，“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可谓字字如画，句句如歌。
安史之乱后，下层人民遭受着战乱与苛政的双重折磨，生存艰难，这使得那些关注现实的诗人受到极大的刺激。他们效法杜甫，自觉地用诗歌讽喻时政，反映民生疾苦，表达自己强烈的同情心。元结、顾况的拟古诗，以内容真实深切，形式古雅质直为特点，将儒家诗教精神与写实传统相结合，为随后而起的元、白新乐府诗歌创作开拓了一
条新路。元结的诗歌创作是其文学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诗歌多采五言古诗形式，反映现实，干预时政。元结后期创作走出了前期单纯拟古，缺乏个性的模式，戛然独造，形成了独抒真情，急切危苦的个性风格。顾况的文学主张与元结相近，推重风雅，要求诗歌反映现实。他喜作古体诗，尤擅歌行，其代表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从形式到内容均模拟《诗经》。其古体乐府诗也极有特色，《行路难》三首、《悲歌》六首，感慨世路艰险，抒发胸中不平。或长短错落，或一气流落，感情沉郁愤懑。
继元结、顾况等拟古诗人之后，贞元、元和之际，以白居易、元稹为首，包括张籍、王建、李绅等一批诗人，继承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手法，以光大儒家传统诗教说为己任，直面痛苦人生，揭露社会弊端，共同创作了大量“新乐府”诗，形成了一个以尚俗、崇实、务尽为特色的诗派。
作为元白诗派的代表人物，白居易的独特贡献在于，在全面总结自《诗经》以来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把正统儒家诗歌理论与当时社会改革思潮想结合，再次将功利主义的传统诗教说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建立起独具中唐时代特色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并在新乐府诗歌创作中努力加以实践。白居易诗论的要点主要为以下四个方面：（1）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他鲜明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讽喻美刺的创作内容。（3）崇实尚俗的创作追求，诗歌应“系于意，不系于文”（4）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情义为内容，言声为形式。
白居易的讽喻诗主要内容为如下四方面：（一）揭露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深切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如《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述老翁内心之苦。（二）抨击豪门贵族的骄奢淫逸，批判中唐社会的各种弊政。(三)抒发渴望收复失地的爱国主义思想，谴责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在《西凉伎》中，他借老兵之口发出浩叹：“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四）关注妇女命运，同情她们的不行遭遇。如“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元稹和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元稹的乐府诗反映现实面相当广泛。有哀叹民生疾苦的，如《阴山道》、《织妇词》等。元稹乐府诗中还有批判荒淫，抨击奸佞的，如《上阳白发人》、《胡旋女》等。其悼亡诗字字真挚，声与泪俱，是古今悼亡诗的杰作。其中《遣悲怀》为悼念亡妻韦丛之作，寄托着对亡妻的沉重悼念和无尽思念。
贞元、元和诗坛，众派争流，人才辈出，与元白诗派的浅近通俗相对，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则以奇崛险怪另开新局。同时，李贺的奇诡，刘禹锡的豪劲，柳宗元的清峻，也都自成一家，共同组成了此时文坛的灿烂景观。
韩愈对中唐诗歌的贡献在于，以充溢的才气，雄健的笔力，突破传统美学的藩篱，力矫大历清丽纤弱之风，在李白的雄奇豪放和杜甫的沉郁奇险的基础上，融入个人性情，出之以奇僻拙拗之语，开出千古未有之面目。韩愈之诗反传统。求新奇，独自树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怪奇险恶的艺术境界，着力追求一种以丑为美的艺术
效果。在他的笔下，美丽的女子变成了“木石生怪变，狐狸骋妖患”的木怪狐精；酣睡的男子成了“有如阿鼻尸，长唤忍众罪”的地狱变相。二是以文写诗的写作手法，韩愈的诗歌有散文化的倾向。首先，是诗中多记叙铺陈。如《陆浑山火》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句式，形容铺排山火蔓延、群兽逃窜情形，完全是赋体手法。其次，诗中好发议论。第三，是将散文句法引入诗中，有意打破诗的传统节奏和圆润和谐之美，遣词用字力求生僻。当然，韩愈的刻意求奇求奇，有时矫枉过正，部分诗歌散化过分，怪诞有余，不堪卒读。
在元和诗坛上，年轻的李贺，以自己独特的视角、非凡的智慧、天才的想象，笔补造化，独树一帜。其诗歌艺术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丰富奇特的想象。如《管街鼓》思绪忽上忽下，忽古忽今，飘忽不定，完全摆脱了对客观事物的描述，也摆脱了时空的束缚。
（2）诡丽幽冷的意境。在他的诗中，“死、很、愁、泣、寒、涩”等写恨传恨，表现凄苦迷惘心境的词处处可见。（3）是精妙绝伦的比喻。他笔下太阳是“炎炎红镜东方开”；月亮是“江上团团贴寒玉”。（4）是奇峭冷艳的语言。如李贺诗中喜用“刮、割、断、焚、斩、截”等动词表示大幅度的动作。
中唐诗坛上，刘禹锡和柳宗元也以各具个性风格的诗篇而闻名，“子厚骨耸，梦得气雄，元和之二豪也。”刘禹锡的政治讽刺诗观点鲜明，锋芒毕露。如《重游玄都关》，借玄都关内景色的今昔巨变，嘲弄政敌昙花一现，表现了对迫害者的蔑视。他的咏史怀古诗以其众多的杰作给予晚唐五代诗坛以深远影响。这类诗作。大多借古喻今，
托古寄怀，寓意深刻，犀利警拔，如《蜀先主庙》，此诗咏刘禅不能效法先主贤德，终于荒淫亡国的史实，嗟叹盛世不返，贤主难遇的现实。
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其诗歌深受《离骚》精神的影响，深厚的显示内容中激荡着强烈的情感。其抒情诗，大多抒写流窜边荒的苦闷和去国怀乡的哀怨。他的山水诗与其他山水游记一样，在寻幽探胜、模范山水中深蕴着骚人逐臣的忧愤和悲叹。柳宗元还善于在山水诗中用清绝超拔的意境，寄托自己清高孤绝的品性。如《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寒江独钓的渔翁，正是诗人超尘绝俗清高形象的绝好写照。
晚唐诗歌
文宗大和之后，唐帝国日趋没落，藩镇桀骜，宦官猖獗，朋党相争，外患频繁，封建政权的腐朽性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甘露之变”后，宦官操纵着皇帝的生杀废立，外朝大臣俯首听命。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的秾艳感伤，许浑，张祜等人清迥苍凉，五一不笼罩着衰败时代的阴影。杜牧和李商隐是晚唐前期诗坛上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文学史上常常把他们与李白、杜甫相并提，称之为“小李杜”。
杜牧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感怀时事，抒发忧国忧民之情以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其咏史怀古诗，通过对历史片断的回忆，对照古今迁替，揭示兴亡的规律。他的写景诗，语言清丽，白描手法描摹自然之美，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以及俊爽豪迈的心情。
李商隐是晚唐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在文学思想上，他与杜牧一
样，对传统文学观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他的咏物、用咏史之作，交融着作者的心灵和人格。《蝉》中，诗人以蝉自喻：居高而饮露，喻自己清高而自持；有恨而费声，喻坎坷而不遇。他的政治诗内容深刻，情感悲愤。“甘露之变”后，朝野震慑，人人自危，李商隐却在事变后用诗笔真实地记录了这次动乱，《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均为这方面的名篇。使李商隐在中国文学史上卓然名家的是他的爱情诗。有婚前的倾心爱慕“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有初婚喜悦的“雾夕咏芙蕖，何郎得意初。”；有抒写婚后离别情意的《夜雨寄北》。李商隐诗的风格主要为：（一）结体森密，旨趣遥深，从不作平直之语。（二）用典使事，精工灵活。如《安定城楼》一诗连用四典：贾谊垂涕，王粲远游，范蠡泛舟五湖，庄子嘲笑惠施，自然贴切地把自己遭遇挫折但壮志不坠的复杂情怀表晓得婉曲而深刻。（三）语言凝练，对仗工稳。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一联，对仗极为工稳，而且给人以珠圆玉润的感受。
晚唐诗坛，除杜牧、李商隐两位名家外，其余如温庭筠、许浑等人，也以独具特色的创作，在当时产生了影响。温庭筠擅长乐府和七言古诗，他学习吴歌西曲和梁陈宫体诗的表现手法，又借鉴李贺诗奇诡艳丽的特色，形成了意象富丽的一家之风。他的咏史诗大多借对南朝君主荒淫亡国的咏叹，讽刺时君昏聩，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温庭筠的乐府艳情诗，擅长通过景物的铺叙和细腻的情态刻画，表现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如《湘宫人歌》抒写被幽闭宫女愁苦寂寞的怨情。他的近体诗大多感怀、写景之作，主要有两种风格类型：沉郁苍凉者
如《苏武庙》、《五丈原》，清丽秀润者如《春日野行》。许浑擅长近体诗，其七律在当时颇负盛名。他的律诗圆稳工整，属对精切，用字清新，标志着唐代律诗的纯熟。不足的是立意布局，缺少变化；写景赋物，句多雷同。
咸通元年，懿宗继位后，任用奸相，纳贿树私，崇奉佛教，奢靡无度，贬逐忠良，其倒行逆施终于酿成严重的社会动乱。僖宗光启以后，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暂告平息，代之而起的又是宦官骄横，诸镇交乱，最终朱温篡逆而亡唐祚，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五代十国多政权并存的分裂割据局面。这一时期活跃于诗坛上的主要作家有皮陆诗派与韦庄、郑谷等人，聂夷中、曹邺、刘驾等古风诗人，他们的诗作偏重于对时事黑暗和民生疾苦的客观暴露。而罗隐、杜荀鹤、李山甫等格律诗人，以及五代西蜀、江南的一些诗人的诗作则转向对世道人情的无情嘲讽。于元白新乐府诗相比，他们的创作已经消泯了那种“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功利目的，更多地和个人身世感伤结合起来，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怨刺色彩。此期诗坛，鲜明地打上了衰亡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