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

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部分，它比语音、词汇变化都慢。语言的稳固性主要是由语法的稳固性所决定的。但语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只是处于缓慢的演变之中。现代语言的语法结构是千百年发展过程逐步演变的结果。 一 组合规则的发展 主要表现在语序的变化。以汉语为例，从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语序上曾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化。如在上古汉语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和人称代词在否定句中作宾语，它们的位置都在动词前： ①吾谁欺？欺天乎？（《论语. 子罕》） ②我无尔诈, 尔无我虞。（《左传. 宣公十五年》） 自汉以后，这种前置的代词宾语才逐渐移到动词后面来，跟“动－宾”的基本格式取得一致。如： ③莫知我夫。（《史论. 孔子世家》） ④出户独徘徊，愁丝当告谁？（《明月何皎皎》） 这种宾语前置现象现还保留在一些合成词的结构中，如自救、自杀、自信、自夸等。 汉语偏正结构在定型之前，很可能有过“正偏”“偏正”并存的阶段，根据是现代汉语中有一种“小名+大名”的偏正式复合词，如“松树”、“桃花”、“上海市”等，但在上古汉语中却有一种与之相反的语序，即“大名+小名”的类型，如甲骨卜辞中的“丘商”，《左传》中的“丘舆”、“城濮”等。 五四之后，出现的欧化句式，有前正后偏的现象。 二 聚合规则的发展 主要表现为形态的改变，语法范畴的消长和词类的发展。 1 形态的改变，语法范畴的消长 原始印欧语形态极为丰富，据拟测，名词有三个性、三个数、八个格的变化。因而有性数格的语法范畴。而现在的英语，名词“性”的范畴已消失，“数”的范畴只有单复数的对立，双数已经消失；“格”只有表生物的名词还存在属格的形式“-s”，其它名词和形容词都没有格的变化了。俄语的形态变化虽然比较完整，但比起古俄语来又大为逊色，如现在俄语中双数消失了，格也只有6个。 2 词类的发展 汉语缺少形态，它的变化跟西欧语言的发展有着不同的趋势。如词类的发展；偏正语序的变更。但总的来说，汉语缺少形态，语序特别重要，欧化句式只是在汉语句法结构许可的范围内作了一些调整，并未涉及结构规则本质的变化。古今汉语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汉语句法功能较确定，词类界限比古汉语清楚： ① 古汉语的名词、形容词、数词可以做动词用，如“佗脉之”,“范增数目项王”；“衣以温肤”；“六王毕，四海一”。 ② 古汉语数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或动词，做定语或状语。如“齐人三鼓”，先秦两 汉的“一羊二牛三马”用法逐步消失。量词发达是现代汉语语法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又是外国人学习的难点。“一口猪”“一头牛”，为什么不能说“一口牛”？不学又无法表数。如“火柴”的量词，量词的修辞效果：“一弯新月”“一叶扁舟” ③ 出现了一些构词词缀，如前缀“阿”“老”等，后缀“子”“头”“者”等，构词词缀的产生和发展，使汉语构词增加了一种新的派生词构词法（附加法）。近代以来，为了吸收西方的科技成果，翻译西方用派生法构成的术语，汉语中又陆续增加了好些能产的构词词缀，如“-化”“-性”等。 语法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的变化可以引起另一方面的变化，如组合规则的改变可促使聚合规则的发展，表示汉语完成体的“了”，在汉魏是表“终了”“了结”的意思，是实词。在南北朝时本来存在着“动词+宾语+完成动词”的结构，如“看书尽”（《世说新语》）从南北朝到唐朝这个结构的框子没有变，“了”在这个框子里的运用逐渐占优势，逐渐代替了“尽”“毕”等其他表示完成的动词，形成了“动词+宾语+了”的固定格式。从中唐到宋代，它又随着结果补语移前的类推，由句末挪到动词和宾语之间，进一步引起结构格局的变化，至元代能和“了”字结合的动词种类和范围不断扩大，“了”已完全虚化。有人统计《西厢记》，“了”用作实词的有32例，用作虚词的共320例。组合规则的变化促进了聚合规则的变化和发展。同样，聚合规则的变化也能引起组合规则的变化和发展。 三 演变的方法 1 类推 也叫“类化”，即用某一种形式把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不同形式统一起来的过程。如在古英语中，“eye(眼睛)”的复数形式是“eyen”，“cow(母牛)”的复数形式是“kine”，由于绝大多数名词的复数形式是加词尾“-s”“es”，在类推作用下，eye 、cow 的复数也就分别变为eyes 和cows 了。 前面讲到汉语代词宾语从前置变为后置，其实也是类推的结果。在古汉语中，“动-宾”组合格式占优势，而“宾-动”的出现是有条件的，由于“动-宾”的类推作用，现在宾语一般放

在动词后面了。 类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它可以使一些不规则的形式规则化。如英语动词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存在着许多不规则的变化，由于类推的作用，有些被拉入规则的行列，或出现规则和不规则并存的局面。当然，类推与不规则形式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谁胜谁负，还要看力量的对比。 2 异化 即原来用同一种手段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后来为了互相区别而改用不同的手段。在汉语发展史上，曾运用改变声调的办法来区别同一个词的不同语法意义。如“妻”，“妇与夫齐者也”，名词，平声。“以女妻人”，动词，去声。“好”，“美也”，形容词，上声。“爱好”，动词，去声。现代汉语已不再用这种方法来区分不同的词性了，但运用异化的法则仍不乏其例。如汉语“和、跟、同、与”，原来都既是连词，又是介词，有时容易引起歧义。现在书面语已有了分工：“和、与”专做连词用，“跟、同”专做介词用。如“我国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汉语的发展史 汉魏以后，由于反切的应用，学者们渐渐意识到汉语的语音构成中有声调这一因素不过把中古汉语声调正确地归为四类，是到了齐、粱的时候才完成的。当时由于四声初发现，了解的人还很少。梁武帝（萧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还问什么是四声，就是一个证明。直到陆法言《切韵》一书出来，把比较重要的汉字的声调全部确定之后，四声的知识才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 中古汉语有四个声调，因为史有明文，而《切韵》一书又为我们提供了完整而确切的资料，所以是十分可靠的。至于上古汉语有没有声调，如果有的话，有几个声调，由于文献不足，比较难以确定。自清初以来几百年间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上古声调不太固定；有人认为上古声调的类别比中古的要少，比如有平、上、入而无去，或有平、上、去而无入，等等；有人认为上古声调和中古声调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字上有差别。在这些意见k 中, 我们觉得最后一种意见根据比较充分，因为它和上古韵文的押韵情况基本相符。 从《诗经》和《楚辞》的押韵情况看，在中古属于某一声调的字老是在一块儿押韵，而不搀杂中古其它声调字。这在那些用韵较多的长诗章里，犹为明显。比如有连押七字乃至十字而不改调的： 《诗经. 公刘. 一章》押：康疆仓粮囊光张扬行 《诗经. 七月. 五章》押：股羽野宇户下鼠户子处 《楚辞. 九辨》押：带介慨迈秽败昧 《诗经.(bì) 宫. 九章》押：柏度尺(xì) 硕奕作若 第一例全押中古平声，第二例全押中古上声，第三例全押中古去声，第四例全押中古入声。上古声调如果不是和中古的相同，似乎不可能出现这类押韵现象。另外，《诗经》里有些诗每章一韵，而一韵一个声调。比如《召南. （biào ）有梅》： 一章 押：七吉（入声） 二章 押：三今（平声） 三章 押：(jì) 谓（去声） 这也清楚地表明上古有和中古相同的四个调类。 至于每个声调里的字上古和中古有个别的不同，也可以从《诗经》的押韵里得到证明。比如“庆”字中古在去声一类，可是在《诗经》押韵里它出现七次全部和平声字相押，说明在上古属于平声一类；“享”字中古在上声一类，可是在《诗经》押韵里它出现六次，全都和平声字相押，说明它在上古也属于平声一类；等等。 可见从上古韵文的押韵情况来看，说上古和中古一样，也有四个声调，只是在个别字的归类上与中古有所不同，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二）从中古的四声到现代汉语的四声 平分阴阳 中古的平声调，现代汉语分化成两个调，即阴平和阳平。这种分化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凡中古的清声母平声字，现代多读阴平，即第一声，比如“公”中古声母是g ，现代读gōng，“多”中古声母是d ，现代读duō，凡中古次浊声母（指m,n,ng,l 等声母）和全浊声母平声字，现代读阳平，即第二声，比如“明”中古声母是m ，现代读míng ，“驼”中古声声母是d ，现代读tuó. 平声分化成阴阳两调在现代方言里非常普遍，说明这一音变的发生一定不会太晚。日本和尚安然在他所著的《悉（tán ）藏》（公元880年）一书里曾经提到日本所借的汉字音平声读起来“有轻有重”，显然那时平声已有分化为阴阳两调的方言。和安然差不多同时的段安节（公元894－898）在他的《乐府杂录》一书里有“平声羽，上声角，去声宫，入声商，上平声调为zǐ”的说法。段安节把平声分为“平声”和“上平声调”，又拿它们分配于不同的乐

调，也说明当时他的话里平声已经分化为两调。 宋代也有关于平声分化的记录。比如南宋的张炎，在他的《词源》一书中，谈到他父亲填词十分讲究音律的时候，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他父亲作《惜春花早起》一词，其中有一句是“琐窗深”，唱起来声音不和谐，把“深”字改为“幽”字仍然不和谐，又把“幽”字改为“明”字，这才觉得和谐了。“深”、“幽”、两个字都是阴平调，“明”字是阳平调。“深”、“幽”不和谐，而“明”和谐，显然是因为声调不同的原故。可见在张炎那时的话里，平声也是两个调。 《中原音韵》是第一部把平声字分为阴阳两调的韵书。阴阳的名称就事周德清创造的。他的这种做法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平分阴阳在他那个时候的方言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 浊上变去 中古的上声字，凡事属于全浊声母的，在现代汉语里都变成去声。比如“杜”和“赌”中古都是上声字，可是“杜”的声母是浊音d" ，现代就变成了去声。而“赌”的声母是清音d, 现代就没有变，仍然读上声。 浊上变去开始的也很早，到了唐代末年，已经不止一个方言有这种现象。那时，有个李涪在他所作的《刊误》一书中，批评《切韵》把一些去声字错误地归为上声字。他举了很多他读着是去声而《切韵》归入上声的例子，比如“舅、辨、皓”等等。而这些字正好都是全浊声母的字，比如“舅”的声母是d" ，“辨”的声母是b",“皓”的声母是h", 等等。可见在李涪那时的语言里，浊上都已经变成去声。他因为不了解《切韵》的语音是古音，他的语音是音变的结果，因而他站在自己语音的立场上去批评《切韵》，认为《切韵》把这些字的声调归错了，那当然是不对的。 在和李涪差不多同时的敦煌俗文学抄本中，浊上的字大量地和去声字互为错别字，比如：仕 错 成 事 被 错 成 备 “仕、被”都是中古浊声母上声字，“事、备”都是中古浊声母去声字。“仕、事”的声母是z" ，“被、备”的声母是b" 。“仕、事”同音，，“被、备”同音，说明当时西北方言浊声母上声已经变成去声。 浊上变去估计到南宋就已遍及全国大多数方言，因为南宋以下，各种反映当时语音情况的材料，都显示了浊上变去的事实。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入声变入阴、阳、上、去四声 中古的入声在现代汉语里分别变入阴阳上去四声。变化的情况大致如下： 全浊声母字－－阳平 蝶 直 次浊声母字－－去声 力 密 清声母字 －－阴平 督 阳平 烛 上声 笃 去声 粟 除了中古清声母字的变化看不出明显的条件以外，全浊和次浊声母字的字变化都很有规律。 入声的丢失是在入声韵尾丢失以后。在十五世纪中叶嘉定人章黼著《韵学集成》一书，在这本书里仍然有入声。不过在有些入声字后面往往注明“中原雅音”读什崐么，比如“觳”是入声字，但附注说：“中原雅音音„古‟”；“哭”字也是入声崐字，但附注说：中原雅音音„苦‟”，等等。“中原雅音”是一部韵书的名称。这部书既然叫做《中原雅音》，当然是反映北方通行语音的著作。它把入声字“觳、哭”等分别读同上声字“古、苦”等，说明当时或早些时候北方已有很多失去入声的方言。 至于北京话入声的失去比这可能要晚些，直到十七世纪初年，才在徐考的《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一书里有所反映。在这本书的韵表中把中古的全浊入声归为阳平，次浊入声归为去声，清入归为阴阳上去四声。虽然作者对他归为去声的清入声是否失去，表示了模棱的态度，但至少当时北京话入声的大多数已经并入其它三声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到了清初，我们从顺治帝“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的话里，才获得了北京话入声完全失去的明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