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史的现代书写_评张大春_聆听父亲_

中

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家族史的现代书写

——评张大春《聆听父亲》

○王云芳

摘　　要：张大春的《聆听父亲》是以散文笔触写就的“现代”家族史。它从现代个体的角度切入家族记忆，秉承鲜明的怀疑精神，反思原乡儒家文化传统的优劣；在沿袭传统儒家审美观念的同时进行了跨文体的形式实验。从而拓展了华语文学中家族史的书写空间，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异域传播提供了一个典例。关键词：家族史　　现代意识　　儒家文化　　张大春　　《聆听父亲》张大春，１９５７年生于台北，祖籍山东济南，是台湾新世代作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兼具多种笔墨，创作中怪招迭出、内容和形式均不断创新，被谑称为台湾文坛的一方“霸主”。①他虽因后设小说、魔幻写实小说的创作获得台湾文坛各种奖项，但在政治、科幻、武侠、现代侦探、历史传奇等通俗文学方面的表现同样不俗。这样从容自如地出入各种文类空间，彰显出作家丰厚多元的文化底蕴以及善于兼收并蓄的个体创造能力。

《聆听父亲》是一部基本以散文笔触写就的家族史，它是张大春念父深恩的产物。全书以父亲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将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家族兴衰成败的激流与个人命运悲欢离合的浪花巧妙地交融在一起，描摹出祖辈们为生存而辗转挣扎的生命轨迹。

一般移民作家撰写的家族史中，祖辈们建功立业的经历往往被适当地艺术夸张并赋予相当浓重的传奇色彩，以激起后来者对祖辈们热切地认同与缅想。典型的如台湾著名军中作家朱西宁的《华太平家传》。同为山东作家的朱西宁为祖辈们塑像：“我父”是心灵手巧又踏实肯干、“我爷爷”则是通今博古而又一片古道热肠。爷儿俩不仅在异乡站稳了脚跟、创下诺大一片家业，还造福乡里、为百姓们交口称赞。朱西宁一面在家族史的勾勒中缅怀祖辈们的荣耀，一边为自身孤寂的灵魂构筑安放之所。《聆听父亲》中张大春却并未着笔于祖辈的丰功伟绩，他选择了现代式的、更为贴近日常人生的角度。从高祖父开始，祖辈们就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一次次改变自身的人生信仰。看似全无痕迹的背叛过程，其间压抑了多少个体生命的隐忍与伤痛？正是本着对个体生命的体贴态度、胸怀设身处地宽容弱者的同情，才能在弱势的个体身上发现那些触动人心的微妙情感。比如张大春记述其“大大爷”（济南方言，大伯父的意思）的一生。据说他生下来注定就是“下头没有打扣子的铜钱串，有一文花一文”的命。早年酷爱京剧，为捧角儿“说几句”所花的银元，家里人都不敢去计算。对于这样一个常人眼中的“败家子”，张大春既没有为其隐恶，亦未从道德的角度嗤之以鼻，而是怀念他为这个家带来的笑声与欢乐，体贴他后来试图反抗自己的宿命、离家找出路的孤独与勇敢。深入历史深处，重回历史情境，张大春从注重个体情感的现代角度出发，仔细品味祖辈们在时代变迁中所面对的种种无可奈何，对之寄寓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同情。由此，从“大我”的角度讲，祖辈们在国族进化、社会竞争中节节败退的人生经验也许无可炫耀，但在“小我”的层面，他们为走出自己命运而隐忍、挣扎的努力何尝不是其个体生命中的闪光点，又何尝不具备书之后世的价值？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永恒时间的参照下，即使是英雄也将化为乌有，这使人类的生存天然地具备

某种悲壮的意味。我们往往听惯了英雄豪迈苍凉的悲歌，却忘却了在那大时代的笼罩之下，在那些正史之外，更多的其实是蝼蚁一般平凡的生命。英雄的故事过于戏剧化了，这人生舞台上经常上演的毋宁说是平凡人的悲喜。《聆听父亲》虽表现出后继者对家族史的追问、折射出炮火连天中大时代的变迁，更注重的却是对个体生命的追问、体贴与同情。史家所谓“鉴往事，知来者”，张大春试图借助浅显易懂的回忆录形式，从人类存在的哲学层面上提出人类本体性的问题：人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个体生命的庄严意义由何得之？这种自觉的哲学层面的追求使其文本能够超越狭小的个人情感范畴，上升到人类本体的高度，由此呈现出一种开阔纵深的境界。

无意于为大时代构筑正史，《聆听父亲》中对脆弱个体的关注是张大春现代视野的一个层面；与之唇齿相依则是其对原乡文化传统的现代审视。某种程度上，祖辈们个体的苦难遭际，代表的正是原乡文化传统尤其是占主流的儒家文化传统，在应对不断变动的大时代过程所必然经历的曲折与挣扎。

《聆听父亲》中有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传家之宝”。所谓“传家之宝”当然有妥善保存留诸后世的涵义在内。有意思的是张家门儿里的“传家之宝”悄然转变的过程：

高祖父时，持家之宝莫过于两幅对联描述的：“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曾祖父时，家族的中心信仰有了些许调整：“天经地义的读书为善不能更改，可是套句乡里的土话，叫‘二姑娘的轿子——朝后摆一摆（缓一缓）吧’，它的优先性降低了。”②曾祖父并未继承家风，而是成了估衣铺的掌柜；祖父时，举业之事更是“道阻且长”，祖父原打算读新式学堂，既能守住矜持，又得着了实惠，且完全吻合张家门儿的读书为善之传统。无奈新式学堂迟迟未立，祖父最后只得顶着学堂的文凭，实则以经营盐店维持生计；父亲这一辈，更没有什么读书种子。战争一来，勉强维持的家族没多久也就风吹云散，各奔东西。

张大春耐心地叙述张家门儿“传家之宝”的沿袭，实在是因为这“传家之宝”意义非凡，它蕴涵着其原乡文化传统的主流——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如忠厚为善的思想、重视读书的观念等等。近代中国民主现代化的进程，与之伴随的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蜕变更新，尽管这其中不乏无可奈何中挣扎的痕迹。从高祖父到父亲数代以来，“传家之宝”表面上仍是天经地义的家规，内里却逐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家之宝”的潜在变化正是儒家文化在近代化中国处境的最好写照，它是一步一步被迫从现代中国的各种建制中退了出来。

难得的是，张大春对原乡儒家文化传统的审视，并不是肤浅地将之视为过时的古董而弃之不顾，而是深入其内，仔细剖析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故事中隐含的传统思维。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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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的只言片语中有一则“王生烧书”的故事：秉性刚正的王生虽然穷困潦倒，看到有人贩卖《金瓶梅》，他一怒之下穷尽银囊，将这些书买了来准备烧掉。不意却有塞翁失马之福，从书中拣到一张别人准备贿赂用的千两银票，于是赴京赶考皆大欢喜。记录了这个故事后，张大春续道：

“王某是一个不肯迷失的人；他永远有一个看来确定不移的、果真不错的答案——一个真理。怀抱这个真理，他没有迷失的机会，因而也不给别人迷失的机会。这是他为什么会抢夺别人的‘淫书淫画’的原因。我们的老祖先在传递真理的时候通常也杜绝了子孙迷失的机会。他们有些时候更会像王某那样，把子孙的‘淫书淫画’抢来烧掉；于是，子孙还没来得及了解真理，就先学会了抢书和烧书。如果在抢着和烧着的那一刻，他们感到愉悦，甚至得到了好处，就更加不去回想原来那个真理的问题了。”③

应该说，张大春针对的并不仅仅是儒家文化传统本身的优劣，更是我们在承袭传统文化过程中的潜在思维——或者不分优劣、不管是否合时宜地一股脑儿坚守，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放弃。大多时候，我们只是盲目地听从某种意识权威的论断，却从来没有仔细地辨别过文化传统本身的优劣，所缺乏的正是一种建立于主体思考之上的现代反思意识。孔子曾说：“吾一日而三省吾身”。这是就个人内在修养而言，所“省”者乃是自己是否遵从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而非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本身，这种“省”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反倒成了人们习惯性遵从思想的帮凶。文革当中大陆的“破四旧”运动其实与所破者运用的正是同一种思维方式，只是所“省”的对象变成了是否遵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所以，张大春对自己未来的孩子说：

“迷失，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项功课；它的用意是：即使答案永不出现，我仍然要换一个方式继续追问下去。同样的，我也希望你在得到一个看来确凿不移、果真就是答案的东西的时候，容有片刻的迷失。”④

“迷失”状态并非心灵的漂泊、无所皈依，而是隐藏着一种可贵的怀疑意识，一种不为外力轻易迷惑的独立思考精神。这种现代意识既是张大春接受原乡儒家文化传统的原视野，也是原乡儒家文化传统的某些部分在张大春创作中重新获得生命力的源泉，它所折射的，正是其理性的承袭者对其儒家文化传统进行现代转换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聆听父亲》流露出来的审美观念——“温柔敦厚”的文化品格。“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体现的正是儒家文化的审美标准和审美情趣，即所谓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指文艺作品应该在情感上不过分，恰到好处而至于雅正。《聆听父亲》中，张大春用一种看似不带情感的基调记述祖家和父亲的过往，仿佛那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试举一例：

“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夜光均匀地撒泻在他的脸上，是月光：只有月光才能用如此清柔且不稍停伫的速度在一个悲哀的躯体上游走，滤除情感和时间，有如抚慰一块石头。老头儿果然睡得像石头，连鼻息也深不可测。要不是每隔几秒钟会有一条腿猛可痉挛那么一下子，他可以说就是个死人了。那是脊椎神经受伤的病人经常显现的症状：一条腿忽然活跃了起来，带着连主人也控制不了的力气，朝什么方向踢上一踢，有股倨傲不逊的劲儿，仿佛是在亢声质问着：‘谁说我有病？’每隔几分钟，它就‘谁说我有病’一下子。掩映而过的月光完全没有理会这条腿顽强得近乎可笑的意志，便移往更神秘的角落里去了。”⑤

张大春描写守护重病父亲的情景，着力描写的却是父亲

因病不受控制的腿，它仿佛具有了自己的意志般桀骜不逊，一次次徒劳地证明着自己的活力。然而，这活力却只能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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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托出父亲石头般的病体和作者回天乏力的无奈心境。以乐景写哀，益增其哀。张大春正是用那条腿的可笑意志反衬出其内心的沉重与伤痛之情。鲁迅说过，感情炽热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会将诗美杀掉。讲求含蓄、余意不尽，不过分表露自己的情感，正是传统儒家审美观的要求。张大春亦曾直接表述自己对这种审美观的赞赏。他的六大爷曾经有一段追忆大哥的文字，张大春如此评论道：

“我非常喜欢我六大爷的这段文字，从中可以感觉的出：在写着这些时，他很悠闲、很轻松。没有这悠闲轻松，很难以一种不怨不怒的平静去面对家族中受尽宠爱的纨绔班头。也惟有不怨不怒，才能真正体贴他大哥离家找出路的孤独。”⑥

用一种平静悠闲的心情来面对人世的苦难与沧桑，方能品出其中苦乐酸甜诸般滋味；诉诸一种理性节制流淌出来的文字，也才具备更淡雅悠长的底蕴。顽童张大春有时候难免放荡不羁，但这篇怀念亲人的散文家史，却十足体现了其原乡儒家传统文化的审美观。这也许是源自父亲秉承的儒家家风的潜移默化。从小，张大春的父亲就非常重视他的文学教育。不仅为他口述多种古典名著，还时时指点他习字作文。《聆听父亲》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写了一篇长达五页的《念师恩》——当然是为情造文的成分多。他（指父亲）看了，指着其中一句“我倚着斑驳的阑干，遥望蔚蓝的天空，泪水……”道：“你倒说说看，‘蔚蓝’是怎么样蓝法儿啊？”我答不上来，他又说：“最近老不下雨，天很久不蓝了吧？”⑦

文章中“蔚蓝”一词，不仅是描述上的不确切，更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⑧原本是就个人修养而言，强调君子的内质和外在文饰的统一，引申到艺术领域则是说，实质胜过文采辞藻就会显得粗野；文采辞藻胜过实质，则会显得浮夸，所以必须将形式之美与内容之善结合起来。父亲随手指出，显然是试图让张大春改掉为文时随意浮夸的毛病，原乡儒家文化的审美观念也就在这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无形地输入了张大春的审美血液。

《聆听父亲》总体上采用了散文的笔法，某些方面却又融合了小说文类的因子：张大春叙述过程中所设定的聆听者乃是自己未曾出生的孩子，许多章节的书写从儿童视角出发，重新想象历史现场的细节，充溢着孩子似的天真情怀……种种迹象使得《聆听父亲》某些方面颇像一部想象力丰沛的小说文本。这种跨文本的形式实验无疑超越了纯粹散文或小说的文体规范，使得《聆听父亲》既融入了深邃的现代思考，又展现出鲜活生动的感性层面。

华语文学中，家族史的书写可谓不胜枚举，然而，张大春的《聆听父亲》显然具备脱颖而出的潜质：他对儒家文化传统的现代反思、审美方式上的含蓄蕴藉以及形式层面的文体创新等等，不仅仅拓展了家族史书写的历史深度与情感张力，更为儒家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异域传播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例。由此，《聆听父亲》的存在价值不仅仅是文学实验层面的，更具备了深远的文化传播意义。

注释：

①张惠媛．我在小说史中的位置在哪里？——张大春［Ｊ］．台港文学选刊，１９９８，（９）．

②③④⑤⑥⑦张大春．聆听父亲［Ｍ］．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６２，６４，６１，７－８，１６７，２２０．

⑧钱穆．论语新解［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１５５．

（王云芳，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