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读后感

梁漱溟（1893-1988）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梁漱溟的童年始终是在欢快自由的氛围中度过的，其父虽任职清廷，但他的发蒙教育却是当时最开放的中西小学堂，进入中学后，其倔强、顽强的个性日渐形成。中学毕业后，他到当时的《民国报》当记者，痛恨私有财产，相信社会主义，对现存的一切都坚持强烈的批判精神。在 此前后，他也经历了早年人生的三大危机，即从如何救治社会流弊、如何安立人生，到最后如何“住世”的问题；其结果则是从谋求自杀到最后形成坚持一生的“茹素”习惯。而在这几个阶段中，梁漱溟都始终坚持着切己的思考与真实的践行精神。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其研究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关注，随即被聘为北京大学专讲印度哲学的特约讲师，由此进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按照梁漱溟的个性，他讲印度哲学就是要“替释迦说个明白”，但由于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因而“趋新”、“趋西”以及“全盘反传统”是当时的主流思潮；而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也都聚首于北大，这就不能不使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也不能不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不过，由于其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倔强性格，因而这种压力非但没有压垮他反而激发了他强烈的逆反心理与抗衡意识。所以，他转而将自己“替释迦说个明白”的初衷及时调整为“替孔子说个明白”。于是，就有了与胡适的对台戏，也就有了专门抗衡于西化之说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讲演。关于其讲演的心态，他在该书出版时的《自序》中有非常具体的说明：“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显然，这一

剖白既是梁漱溟放弃佛家而“做孔家生活的缘故”，同时也是其发起“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系列讲演的具体因由。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虽然是一部应急之作，但以梁漱溟的个性及其重视切己与践行的学风，其书中所持倡的绝非一般所谓的抗俗、矫激主张，而是充满着对中西印三方文化的切己思考与真切的体认。在该书中，他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他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达。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梁漱溟关于中、西、印文化三路向的说法虽然只是一种直觉，但在当时却起到了“震撼”的作用，尤其是他对中、西、印不同文化路向的分析与说明，一下子避开了“全盘反传统”的锋芒，“使中国知识界感到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而对于一贯坚持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来说，这种不同路向的分析与说明却起到了唤醒的作用――唤醒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民族特色的注意。所以，熊十力以“中流砥柱”来赞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牟宗三也赞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一部“深造自得之作”；而美国学者艾恺则认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不仅“引起了东西文化的争论，并为1923年的科玄论战准备了前提”（《最后一个儒家》第79页）。

此书原系梁漱溟为抗衡当时西化之说而开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系列讲演稿。本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达。作者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

在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梁漱溟与刘咸火斤是分别处于中心和边缘的两位学者。两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家世生平和思想资源,而且即使是两人相近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也因为进化史观与道家史观的歧异而呈现出反传统与传统的不同取向。刘咸火斤的中西文化思想一方面深受梁漱溟具有范式意义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一思想是对梁书的创造性诠释,并对梁漱溟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影响。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的第一部系统的、自成一家之言的论著。书中提出了人类生活样式的三种路向。并以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为代表，对西、中、印三方的哲学作了比较，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不是历史阶段的差异。而是其生活路向和人生态度不同。西方的哲学已走向末路．而中国的文化将要复兴，将要成为世界的文化．人类将要走中国所代表的路向。但由于梁漱溟以佛家的唯识论为其理论工具。把意欲作为文化的根源．企图以此来解释人类生活和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而忽视其他的原因。因此不免又有主观、简单、模糊之弊．以致未能使其整个文化和哲学观点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上。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整体，他们从两个相悖的源头出发（地域部落和血缘部落，这个放在后面说），形成了两种相悖的文化。东方文明想要西化就不能偏于一隅而需全盘改动，这样一来，传统的东方文明——包括他的艺术也会随之死去。这个曾经的噩梦如今已变成残酷的现实。羽帆搞了一个现代诗的沙龙，我在那曾和朋友说过：现代诗，也就是西化过的中文诗，写的好像大多是种意识流，这或许与个人主义有关。中国传统诗表达的东西似乎是道（或说自然），我说不清，但一定与现代诗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之间是没有多少延续性的。传统文化的中断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东西方文化差别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梁首先阐明了一个很经典的论断：欧人征服自然，而东方人提倡与自然相融合。至于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说法各异，许多人试图从地理的角度去解释。他们说希腊土地硗瘠食物不丰，形成了人们与

自然抗争的文化。但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自然条件也未必优越。它是所有古文明中唯一产生于温带的文明，加之又处黄河流域，水患连年，但很显然中国人并没有选择希腊那条路线。再者，征服自然本就是一切文明的通性，东西方在征服自然上只是程度之差。并且，希腊的古科学——人们后来发现，他是非功利的，是种纯粹的学术，与人类生活并不太相关（甚至由此有人说：科学之发生源于求知而不源于应用）。虽然这种说法还存在着那么多争议，但我们不妨以此为基点，来考虑一个新的问题：

假使西方化不与我们接触，那么东方文明继续走下去，他有可能产生飞机轮船，产生自由民主，产生共和或立宪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东方不是在和西方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由于走得慢追不上人家。而是东方和西方走的根本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以东方人的态度从来不是要走一条积极，创造的路。中国人是提倡安分，知足，寡欲的。是从不提倡物质享受的。中国人构想的大同世界推崇的是一种社会的和谐，而非时代的进步。所以东方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就是无论境况如何人们都可以忍耐安受，都可以与这个世界相融合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最稳定的，金字塔型的等级社会，长幼尊卑是一切的基础，他们怎么能从这样的现实中脱离出来得到自由平等，得到人性的解放呢。他们那么崇尚自然，怎么会想到开矿山，挖隧道，怎么会有火车飞机呢（看看清朝刚兴洋务那会儿遇到的舆论压力，你就会知道这种西方产品与东方文化有多么格格不入。自由一词初译至中国，竟然找不到相对应的词语。一切洋玩意只会产生于西洋的土壤）。东方是在走一条横向的路，西方在走一条纵向的路，二者连最基本的发展目标都不一样。战争的成败，物质文明的高低并不能成为判断两种文明成功与否的标志。西方古代的确产生了类似于东方的君主专制政体，但它在本质上与东方千差万别，这根本不能成为判断西方走向高级社会的理由。

让我们再回到开篇的那个话题，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上的。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就已说过这样的传统社会早在鸦片战争时就已经开始瓦解，到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传统艺术失去了他的土壤，只剩一副皮囊。可我多想拖着这身人皮走下去。”——藓侵阶

梁漱溟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受叔本华意志论的影响，梁氏认为由于人们的意欲不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因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他

说的三种生活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

第一种是生活本来的路向，表现为奋斗的态度，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勇于改造世界；

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满足，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第三种是最违背生活本性的道路，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走这种道路的人们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而他们往往采取的是对种种欲望的禁欲。

对应这三种路向在我们人类文化中各有其代表，代表第一种路向的是西方文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波折的事实，古希腊罗马时代可以说是走的“第一路向”，到中世纪一千多年则转入“第三条路向”，西方自希腊人走第一条路，在科学、哲学、美学、文艺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接着罗马顺此路向往下走，在政治、法律方面又都有所成就，然而这些思想却流为利己、肉欲的思想，风俗大敝，“简直淫欲、骄奢、残忍、纷乱的不成样子”，于是借来希伯来的宗教--基督教来收拾挽救。“这自然于补偏救弊上也有很好的效果，虽然不能使那个文明进益发展，却是维系保持之功实在也是很大。”然而，宗教主导一切带来的流弊也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出来，哲学、文艺、美术、成为宗教的奴隶，科学遭到摒弃，教权极盛，教会横行，导致了中古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于是产生，“文艺复兴”借着研究古希腊的文艺，重新提倡古希腊的思想和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宗教改革”与希腊潮流相表里，两股潮流使得西方文化回复的第一路向上来，“差不多后来的耶稣教性质逐渐变化，简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帮手，无复第三路向之意味。”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主流上是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的三大特异彩色是：征服自然之异采、科学方法的异采和德莫克拉西的异采（德谟克拉西代表了对种种权威实力的抗奋斗争）。而中国文化对应的是第二路向，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也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没有征服自然的欲望，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科学来，有的只是和自然和谐相处，持这种态度的中国人，对于自然，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而走入玄学直观的道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象中国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转向后，即是所谓的“第三路向”。

相比而言，西方化以意欲向前的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来自: Liz 最近在看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頗為認同梁先生對東西方文化的認知，雖經數十載，仍然對現在的情形有借鑒和觀照的作用。梁先生把世界文化發展的方向歸結為三大路向，東西方文明分別符合三大路向的發展趨勢和歷程 。我認為，對現在我們如何看待東西方文化差異，仍然有著不可輕忽的作用和值得我們思索的地方。

梁漱溟先生認為，西方文化即是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所產生的塞恩斯和德謨克拉西兩大異彩的文化，而中國文化是意欲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則是意欲反身向后為其根本精神的。這三種文化精神代表的是三大路向，而西方文化屬于第一路向，中國文化屬于第二路向，印度文化屬于第三路向。從西

方歷史來看，西方文化的起源是希臘文明，而希臘文明是建立在具有開拓精神的文化趨向上，神話意識和原始的城邦文化對西方社會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然而，這種影響對于文化的發展是積極的。這種趨勢一直發展到羅馬帝國時代，而之后，希伯來文明傳入西方，而這種以基督教精神為核心的價值觀，對于人們的精神壓迫和禁欲主義、神學取代科學的中古黑暗時代直到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以后才被逐漸打破。文藝復興精神就是以人文關懷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指引人們追求光明和自由。西方文化從此開始了新的篇章，塞恩斯和德謨克拉西的精神開始引導著人們向個性解放、思想自由的路徑上，向著更加光明和民主自由，以及科技、工業、藝術、人文的方向發展„„歷史證明，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雖是曲折的，但他們勇于革新和追求個性解放的內心聲音，是他們的文明得以延續和發展的趨動力。

相較之下，中國文化是以中庸之道、陰陽調和折衷為其根本精神的一種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仁義禮教、孝悌人倫、三墳五典、河洛圖書、中庸調和、仁德教化等等，都是中庸之道的體現。而這種文化是產生不出塞恩斯和德謨克拉西的，更不可能有弗雷德（freedom）的产生。而五千年的儒家思想禁锢，以及汉武帝推行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學術的縝密控制，還有程朱理學對于人性的扭曲，致使中國不可能出現文藝復興的光芒。印度文化則是反身向后為其根本精神的，這也是他們宗教發達的緣故，而中國輸入印度的佛教后，對自身的束�'和思想的僵化，起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這并不是佛教文化本身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中對于宗教麻醉現實人生的一種文化偏向導致的精神分裂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經歷了外憂內患的西方列強后殖民時代的壓迫和五四運動的文化洗禮之后，中國接受西方文化的進步趨向，使得現當代的中國文化也有了第一路向的西方文明的部分精神。然而，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力之深遠，加之意識形態的緣故，使得當代中國在第一路向和第二路向之間徘徊停滯，這才是現在我們值得痛心疾首、憂心困擾的地方。

我們可以從梁先生的書籍和思想趨向上看到，梁先生并不是食古不化的所謂“最后的儒家”，正是因為他看清了三大路向的文化趨勢，才更加敏銳的看到西方文化的優勢。也正是塞恩斯和德謨克拉西、弗雷德這三個巨人，把西方帶入了現代文明。我們現在借鑒西方文明來發展我們現有的文化，不是要“全盤西化”，而是用西方文化的精髓來整理國故，使之適應中國的現實。至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何時能徹底消除，我看也不用，中國需要Democracy、Freedom、Constitutionalism、Science的西方文化精華的徹底輸入和灌溉，才能使我們的文化永放異彩，屹立于寰宇而為世人所認識、接受„„来自: 离尘索居

对梁漱溟最初的了解应该是通过考研复习，但是也只停留在关于农村教育的一些主张而已，考试过后才听同学说梁漱溟在中国是受到批判的，所以考研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出关于他的教育思想的题目的，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复习时也确实没有对这个人物给予过多关注。这次之所以看这本书先是因为张华老师在课上把它列为推荐阅读书目之一，认为他对中西文化方面很有研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还被拿来与赵汀阳同时列出，赵汀阳在当今中国哲学、文化领域的地位自不必说，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个题目本身也挺吸引我。另外安排在这个时候读

这本书，也算是与前面的阅读有些关系的，无论是了解自然科学的范式转换还是思考教育学的科学性，中西的文化关系是不可回避的，比如中国自然科学向来的不先进，通过美国教育研究的历史思考中国教育研究的现状等等。第三个原因是上次准备教学论课程小组讨论的主题“批判思维与教学”时，也涉及到中西文化比较与批判思维的问题，看到一篇跨文化研究，觉得批判思维的培养、民主精神的养成在中国实在不是随便模仿一下美国的做法就可以的，因为两者的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批判与民主的可能性有多大。总之多方面原因促成了这本书的阅读，由于梁先生对印度的佛教研究颇深，而我对于宗教的认识又一直停留在表面，从未也没有兴趣去深究，所以书中许多关于宗教的部分读起来有些费劲。而从梁先生的讲演到现在已经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就算是他的见解再有超脱当下的远见，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也未必仍然合适了。

这本书成稿之时正是中西文化正面交锋之际，用梁先生的话讲，正是不得不解决的时候。而梁先生认为当时关于中西文化的观点有三方面的错误：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放到将来去解决；在没有透彻了解东西文化的情况下盲目主张二者的融合；认为这个问题太大无从研究。梁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但如何解决应该在充分了解东西文化的基础上讨论。

文化分为三种路向：意欲向前、调和持中、意欲向后。生活分为三个方面：物质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和精神的生活。人生有三种层次的问题：可满足的对物质世界的需求、能否满足不一定的对他人的要求、绝对不能满足的要求（要求没有生老病死等）。

西方化的核心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而这两者的根源都是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西方的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文化，那时的文化就是第一个路向的，但却是无意识地或说是未经批判地走了这条路，后来的中世纪对现世的漠视和欲望的禁止可以看作是第三路向的，而随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则是重新回到第一路向上来。这时的回归是经过了不同道路的尝试后做出的选择，并至此沿着这一路向走了下来成为今日之西方文化。它着力解决并成效显著的就是对第一种需求的满足，自然科学的发达就是对自然掌控的集中体现，而表现在民主精神方面就是一直向前对自由的追求。这里梁先生也讲到民主的含义：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即在处理个人事务时人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而别人不得干涉，在处理公众事务时人人都有参与权来保证有权力的人只拥有有限的权力。但西方的经济变迁，表面华丽，内里痛苦。（后面会讲到这种经济的变革需求）

中国的文化，梁先生认为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是走得不及西方快，而是根本就在不同的路向上，中国的知识术多学少，非理性的精神很发达，玄学很发达。与科学不同，玄学把事物看作是流动不居的。所以在物质需求即自然科学发展方面，中国落后于西方，但是中国人是有一点便满足一点，幸福感胜于西方。在社会生活方面，中国民众无法想象没有一个帝王的情形，所以导致“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 ，既没有个性的伸展也没有社会性的发达。中国的哲学走的是调和持中的路，遇事持忍让态度，绝无反抗的意识，所以社会制度能够几千年没有根本转变，所以不能想象没有帝王的生活。但是中国人的尊卑五常虽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遵从之意，但都是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之上，所以“感情”的成分又较西方重些。至于中国是怎么走到这么个路向上来的，梁先生认为我们的先哲（黄帝、周公、孔子之辈）太天才以至于无人出其右，这些天才一上来就把中国文化定位在了第二条路向上，“所谓孔子太周到妥贴的，不是别

的，就是他那调和的精神；从这精神出来的东西是最能长久不倒的，却由此就耽误了中国人。”

印度的文化 在梁先生看来基本就是佛教文化，而佛教文化走的就是第三路向。从佛教的创始和发展可以看出，它的产生是源于生活中不能解决的生老病死、花开花落之事，解决的办法就是意欲向后的厌现世、求出世。

比较三方文化，梁先生得出结论：西洋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

根据文化的比较与分析，梁先生认为文化的发展会有以下的变迁：

1，事实（经济、文化）的变迁：由消费本位到生产本位的经济发展导致了生产过剩而大家反倒享用不到的情形，现在需要把个人本位的、生产本位的经济重新归到社会本位的、消费本位的经济，即社会主义。

2，见解（科学）的变迁：心理学由只关注有意识的一面到关注无意识的一面；由关注竞争的一面到关注互助的一面。

3，态度（哲学）的变迁：由向外的视线转为向内的视线。由运用理智、着眼外界物质的西洋文化到运用直觉、着眼内在的中国文化，再到运用现量（感觉）、着眼将在无生本体 的印度文化。

总之，梁先生认为西洋的文化之所以呈现发达之势是因为适应了当前的问题（人生第一层次的物质问题），而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早熟的文化，在第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进入了第二、第三路向。重新回头去走第一路向自不可能，而硬要把西洋文化下发展而来的科学、民主应用于中国文化情景之下更是无法奏效。所以要采取第一路向的态度奋勇向前，但要把它融入第二种态度里。“我意不过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来自: 自由体

读人论著，过去常忽视两点。一是忽略作者思想的前后变化。二是忽略了书中观点产生的由来和过程。《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书后附有梁公《我对人类心理认识前后转变不同》一文，此文不读，便无此想法。

首先是作者思想的变化。《东西方》一书是梁公讲座后的论稿，与《印度哲学概论》同是正值年轻时的作品。若在当时观之，有一憾处是不晓得作者思想的形成，更不知其未来的转向，只好做静态观察。而今日读来，则可以在动态中了解他的学术。读他人的著作应该也是如此。过去所注重的是某个问题有哪些人作了什么研究，出了哪些论著。只知道一本或几本书便代表了某人的观点，对老书尤其如此，从而忘记了任何论著的产生都是作者研究的结果，他们必然同所有研究者一样在进行不断的思考。哪怕写出一篇小文章后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更不必说急急地给厚积薄发之作盖棺定论了。人之思想无时不在活动，谁能知晓其未来走向？就如梁公过去致力于佛家和印度哲学的研究，后期转至孔儒一派。做学问当将心比心，以态揣态。

其次是书中观点的动态过程。一般我可以做到关注学者观点的上承下续，这是从宏观角度对待。但若至细微处，却不易重视细小的观点和论辩从何而来，而此又是关系到学者思考起承转合的关键之处，其背后包含了诸多信息，比如作者研究时所做的阅读，想法产生的前因后果，对理论观点具体的引用、吸收和批判，又是用在哪个他思考的问题上，同样的书和论点为何此作者会从中产生异于他人的观点。如此思考，犹如自己进入其研究思考的境界，必然不会被动地泛泛而读或者断章取义了。

读梁公书不多，不作仓促评论，只此读书方法值得当下实践。来自: mogoo

一

“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往好里走的。”

1918年11月7日，北京崇文门外花市胡同一宅院，一对父子，问答。 此后三天，无边落木，微明灯火，一位老人，一本《警告世人书》。 三天后，这位父亲走向了积水潭的冰冷湖水。人们叫他“梁疯子”。 九年以后，王观堂自沉于京郊昆明湖„„

二

这位儿子，22岁，还没有接触儒学。

这个瘦小、倔强、敏感、孤傲的青年，是后来“新儒家”的开创人物。他叫梁漱溟。

他读到：“打开论语一看，满篇都是‘乐’字；打开佛经来看，满篇都是‘苦’字„„”

任公当年疾呼“„„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无庸悔者也；其争名于朝，争利于世，无是非，无善恶，无操守，无廉耻，亦无庸悔者也„„”梁启超写在这个春天。（任公《做官与谋生》） 六年后，在蔡元培的办公室里，梁漱溟询问“对孔子究竟持何种态度？”得到蔡的谨慎回答后，他大声宣言：“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其他的事！”

接着他讲授印度哲学。

三

“必将死义，以救末俗”——父亲梁济的《警告后人书》留下“系殉清朝而死”字样。

独秀认为人心之不古，传统之沦丧，为其精神。

胡博士认为中国人必须要会“欢迎新思想”。

诗人徐志摩查其“实现渺小个体的超越”。

陶孟和也大声发问„„

在梁的笔下，“公尤好与儿辈共语，恣之言，一无禁。”

四

四度访梁，据于门外，两次去信，片言未回；废科举，倡共和，反传统，兴主义；煞费苦心改编的京剧又被认为是“梨园败笔”„„两千年的政体变局，对一个怀才干、有抱负、爱民族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却又是不能左右时代潮流的的辛酸小人物，这让他蜗居破落市井，成为“遗老”，还换得个“这个梁疯子”的无情揶揄，是历史可悲的一面。

梁济的身上，有着近乎屈原、龚自珍的气息。如果说，龚自珍还能再酗酒、赌博中打发残余生活的话，那么，生性严谨的梁济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唯有一死，才能获得生的尊严。他在用自己的身躯祭奠这延续千年、然而逐渐沦丧的精神家园。 五

“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这个世界并不好，至少现在肯定有问题。记得季羡林先生说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所以产生矛盾，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致。他指出，世界是由四种文化核心，即东方文化、欧美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组成的。

民初的惨淡景象，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康有为为领袖的旧派人物，鼓吹复古；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则鼓吹全盘西化。如果说，前者抱残守缺、更不能解决迫在眉睫的救亡问题，因此失之“不及”的话，那么，后者拔苗助长，同样无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它失之“太过”。

换言之，无论“复古”还是“西化”，都是情绪和态度上的产物，是“非此即彼”的简单设定„„正因此，1918年春夏，杜亚泉、钱智修等人在《东方杂志》上抛出了“文化调和论”。

六

在江流淤塞、思想混乱的当下，中国何方呢？

杜亚泉等人提出了“因革说”，既保留、发扬中国文化积极、美好的要素，并汲取西方的健康要素，以实现新陈代谢、东西调和。

西化，事实上以社会达尔文为基础，即认为中国文化过时、落后而西方文化先进、新鲜。

但事实上，东西文化是两种平行的、相互独立的文化体系。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使西方之陋暴露无遗。因此，无论竞争、科技、个人主义、还是“物竞天择”思想，无一不是双刃剑！

七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梁漱溟则以西方、中国、印度为三大文化圈。他直指三大文化圈的核心精神，认为前者是“向前看”，次者为“持中”，而后者是“向后转”。

所谓“向前看”，指的是在“自然——人”的关系中，以征服自然为取向，而在人际关系中，则以伸展个性为取向。他认为，这两者既是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又是近代西方历史的关键：文艺发展后，前者发展为科学，后者结晶为民主，这才有了近代西方。

而对中国文化的叙述，则呈现出万物滋长、天地秒化的景象。注重当下、护持心灵，既是持中。持中就是中庸——度、和、诚的微妙结合，本质是“仁”。也就是说，当下的、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生活，以及人格的滋养，正是儒学的目的。儒学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指引，而非规范、限制；正因此，中国从易经到论语都讲“天（自然）——人”关系及人际关系中的“和”的取向。

如果人生过程为目的，是孔门儒学的核心的话，那么，“反人生”、追求“永恒之死”则是一佛学为代表的印度精神之核心。较之于浩瀚烟海之佛经，易经多以“生”为至美，而佛陀则以“生”为妄动。在“生、老、病、死”的轮回中，“生”乃世间万苦之根源。这就是“向后转”。

这些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述核心。

八

梁济、康有为、陈焕章、王国维，他们都忘记了。

孔子也生活在“先王之道”沦丧的末世，“礼崩乐坏”，他就要创立儒学——取万世不易之道，克己复礼！

新儒家。守望的还是人本身。

其核心并非社会的、宏大叙事的，而是具体的、人生的。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时代教育》（119期）

西方文化，向前的．

中国文化，知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