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阿特拉斯也会死

　　查尔斯・阿特拉斯发誓：这个沙子的故事绝对真实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到布卢费尔兹码头来送我。我已登上了去纽约的船，他对我百般叮咛，并且把英国开司米外套借给我，因为他告诉我那地方很冷。他一直把我送到跳板上。我登上小船之后，他紧紧地把我的手握了很长时间。当我们乘坐的小船开向几乎是停在公海上的轮船时，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挥舞着帆布帽向我告别。他身材瘦弱，且是驼背。他脚蹬野战靴，身穿便服。我说得一点不错，的的确确是最后一次看到他，因为三天之后，在桑地诺分子突袭卡维萨斯港的战斗中，他被杀害了。他是那儿的警备队队长。 　　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是我的莫逆之交，他用一个摇柄电唱机，每天晚上在圣费尔南多军营里放上他的科蒂纳牌唱片教我说英语。也是由于他，我结识了美国香烟。但是，我特别由于一件事始终记得他，他帮我注册进入了查尔斯・阿特拉斯的函授班，为此后来他把我送到纽约去见查尔斯・阿特拉斯本人。 　　我正是在圣费尔南多认识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的。那是拉斯・塞戈维亚斯的一座小山镇，我在那儿当报务员，时间是1926年左右。他率领第一支海军巡逻队到了那儿，使命是让桑地诺从奇波特山上下来，桑地诺和他的人就盘踞在那座山上。我把哈特费尔德的口信传达给了桑地诺，也带回了桑地诺的回答。我认为我们的友谊就从他给我提供了一份圣费尔南多镇居民的名单开始。在那份名单上，我标出了所有我认为同起义者合作的嫌疑分子，或者说，在山上有亲属的人。第二天这些人便被两个人两个人地捆在一起逮捕了，然后被步行带到了奥科塔尔，那儿有美国人的地区军营。晚上，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哈特费尔德送了我一盒骆驼牌香烟，这种香烟尼加拉瓜人是不知道的。他还送了我一本有半裸体姑娘照片的杂志。在这样的一本杂志上我看到一则广告，这则广告改变了我的生活，把我变成了一个新人，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 　　 　　从一个体重44公斤的瘦弱者变成世界上发育最完美的人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因为体弱多病，可怜巴巴，吃了好多苦头。我记得15岁那年，有一次在望完弥撒之后，我跟我的未婚妻在圣费尔南多广场上散步，两个身材高大、健壮如牛的家伙从我们身旁经过，用讥讽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其中一个家伙倒回来，用脚把沙子踢到了我眼里。我的未婚妻埃特尔问我为什么让他这么干，我只能回答说：首先，他是一个大混蛋，其次，你没看到他用沙子把我的眼踢迷了吗? 　　我请求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帮助我参加杂志上登的函授班，他给我写了查尔斯・阿特拉斯纽约的地址：东区23街115号，要求寄图解说明书来。圣费尔南多小镇位于半山腰上，那儿是最残酷的战场，所以几乎在一年之后，我才收到了一个黄色的信封，里边有几张照片和一封由查尔斯・阿特拉斯亲笔签名的信：综合强化班，锻炼身体效果奇佳；只是您得告诉我，您希望身体哪部分的肌肉锻炼得如钢铁一般。您的身体肥胖而松弛吗?又瘦又弱?很容易疲劳而浑身乏力?您愿意落后一步让别人把最漂亮的姑娘、最好的职业都抢走吗?等等。您只要给我7天就行了，让我看看我能不能把您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健康的、充满自信和体魄健壮的人。 　　阿特拉斯先生在他的信中还说，函授班总共需要付30美元，这笔钱我手头没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可能弄到。这样我就只好去求助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他又给我提供了一份居民名单，我把上面的名字几乎全标了出来。这样钱就寄走了。又过了一年，综合强化班又开课，共有14课，42个锻炼项目。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开始给我当顾问，对我进行技术指导。每天的练习只有15分钟，强化练习是一套完全自然的方法，不需要任何的器械，所以不会伤及心脏或其他身体器官。不需要吃药，也不需要特别的营养或其他人为的装置。每天只用上几分钟休闲的时间就够了，实际上，那是一种消遣和娱乐。 　　不过，由于我休闲的时间相当宽裕，所以我投入练习的热情很高，而且坚持不懈。不是每天15分钟，而是每天3小时。晚上我跟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学英语。一个月之后，我的练习有了惊人的进步：脊背变宽了，腰变细了，双腿变得坚实有力，站得很稳了。差不多四年之前，那个大块头的家伙把沙子踢到我的眼里，现在我可是今非昔比，变成另一个人了。一天，埃特尔把杂志上一个神话中叫阿特拉斯的仙人的照片指给我看：你看，她说，是不是有点跟你一样。那时我知道我做对了，我会实现我的雄心壮志。四个月之后，我的英文有了足够的进步，可以写信给阿特拉斯先向他表示感谢，说一切都很好了。我要告诉他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新人，二头肌如钢铁一般坚硬；我可以做出像在尼加拉瓜首都马拿瓜那样的壮举。那一天，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把我带到马拿瓜去做一次力量表演，我只穿了一条虎皮短裤，把装满合唱队员的一节火车厢拉出200米远。蒙卡达总统、美国公使汉纳先生和驻尼加拉瓜海军司令弗里德曼上校亲自目睹了这一壮观场面。 　　这桩奇迹登了报。这就使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更容易张罗在离开圣费尔南多时我向他提出的要求：到美国去亲自见见查尔斯・阿特拉斯。哈特费尔德驻马拿瓜的上司向华盛顿提出了正式申请，此事拖了一年多才被批准。在当时的报纸上，更确切地说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消息报》上，我的照片跟一个叫福克斯的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照片一起登出来了。我认为那是两国第一次进行文化交流，后来这种交流就接连不断了。照片下的文字是这样说的：一次参观美国体育中心和会见田径运动知名人士的旅行。 　　就这样，经过一段平静的旅行，又在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港靠岸一次，我们继续向纽约航行。我们于1931年11月23日到达纽约。我应该承认，尽管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预先提醒过我，但是当轮船在码头靠岸时，我心中还是突然产生了一种痛苦的悲凉之感。通过读书、看照片和地图，我的脑海中已对纽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印象；印象是完整的，但却是静态的。而此时是动态的感觉，对死的事物和活的事物的感觉，它们让我从事实中清醒过来，促使我进入无涯际的想象。那是一个刺心的，可说是不可能的世界：看不见的火车、数不尽的令天空变得昏昏暗暗的烟囱、刺鼻的沥青味、黑乎乎的水、远方的令人撕心裂肺的汽笛、浓雾和从大地深处发出的混杂的声音。 　　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来接我，他很客气地为我办理了入关手续，把我送到了饭店。饭店是一座位于43街的砖结构大楼，说得更具体点，叫列克星敦饭店。那官员告诉我，第二天上午我可以去拜访阿特拉斯先生，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来饭店接我去查尔斯・阿特拉斯的办公室，在那儿将给我做必要的讲解。我们就在饭店告了别，因为当晚他得返回华盛顿。 　　纽约天气很冷，我赶快去了自己的房间，心情十分地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已到达了旅行的目的地，我的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我朝外面看了看，大雾之中无数的灯光在闪烁，摩天大楼的窗户灯火通明。查尔斯・阿特拉斯就在某个地方，我心中暗想，他就在这样的某个窗前。他在阅读或在用晚餐，也许在睡觉，也许在和某个人交谈。也说不定他在进行夜间练习，就是按着教科书上的23和24条练习：伸直脖颈和手腕。也许他正在微笑，他已两鬓染霜，但气色极佳，神情愉快。也许他在忙于回答那每天收到的千万封信，或者忙于处理准备往外寄发的一袋袋的教材。总之，他正在窗前忙乎。但是，我真的想到了一件事：我不可能想象他穿着衣服。在我的想象中，他总是只穿一条短裤，肌肉紧绷，而无法看到他身着外出的服装，或者戴着帽子。我走到手提箱旁取出一张照片，那是查尔斯・阿特拉斯寄给我准备结业时用的。他的那张照片两手枕在脑后，身体微微弯曲，胸肌轻松隆起，两腿并拢，肩膀一高一低。在我的脑海中，为这样一个身躯穿上衣服是困难的。我终于这样胡思乱想着入睡了。 　　清晨5点钟，我已经醒来。我按照教课书上的1条和2条做了练习(第一次在纽约做练习的心情倍感激动)。我想这时候查尔斯・阿特拉斯也在做他的练习。然后，我洗了个淋浴，又慢慢地穿衣服，为的是消磨时间。7点钟，我下到饭店前厅，等待按照约好的时间他们来接我。查尔斯・阿特拉斯没有明确的交代，我还是不习惯用早餐。 　　9点钟，查尔斯・阿特拉斯有限公司的职员来了。一辆黑色的轿车等在外面，车窗框上装饰着金色的线条，里边挂着灰色天鹅绒窗帘。一路上职员没有跟我讲一句话，司机也没有往后回过一次头。我们在街上行驶了半个小时，在一排排的摩天大楼间，见到的都是同样的砖结构的楼房，接连不断的窗户和昏沉沉的环境，仿佛天在落雨。终于，黑色的轿车在我渴望的纽约东区23街115号前停下了。那是一条悲凉阴郁的大街，满眼的仓库和批发商店。在查尔斯・阿特拉斯有限公司的另一边，我记得有一家伞厂和一条林阴道。林阴道上的树木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几乎要干枯了。楼房的窗户不是镶着玻璃；而是钉着木板。 　　为了到达查尔斯・阿特拉斯有限公司的正门，我们走了几道石台阶。石台阶的上边是一个小平台。平台上矗立着一尊与真人一般大的神话故事中仙人阿特拉斯的雕像，雕像扛着一个地球，其脚下的题词是：“Menssenaincorporesano”①。我们走进一个转门，转门的碰口条是用金刚石磨光的玻璃，门一转便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前厅的四壁上挂着查尔斯・阿特拉斯全部照片的复制品。这些照片我都见过，我一个一个地认出了它们，心情异常兴奋。在那些照片中，中间那张我最喜欢；在那张照片上，查尔斯・阿特拉斯脖子上套着马具，正在拖动十辆汽车，五彩纸屑如雨点般飘在空中，落在他的身上。那场景真是美极了。 　　这时，他们把我领进了查尔斯・阿特拉斯有限公司总经理小威廉姆斯・瑞达特先生的办公室。 　　不一会，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一张瘦削的脸，眼窝深陷到令人可怕的地步。他向我伸出那苍白而暴露出一道道青筋的手，然后坐到一张方形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小写字台后，接着点上了一盏罩灯，尽管说实话，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从窗户射进的光线足够了。 　　查尔斯・阿特拉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办公室甚是可怜。写字台上堆放着许许多多同样的信封，跟我第一次收到的一模一样。查尔斯・阿特拉斯的一张大照片占满了我对面的整面墙，在照片上他高傲地展示着自己的胸肌。说实话这张照片我没见过。瑞达特先生请我坐下，并且开始讲话，但他并不看我。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一块镇纸，双手交叉在胸前，从他的脸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说话时非常的吃力。我听他说的话完全是一个调儿，直到他停下来用手帕擦他嘴角上流下的口水，我才注意到由于我的神经紧张而没有注意到的事：说话时他的手在用力，脑袋变换着姿态，这正是强力屈体运动的第18条。我得承认，当时我激动得几乎流出眼泪。 　　“我十分热情地欢迎您，”瑞达特先生说，“我希望您在纽约城过得愉快。很遗憾我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用正确的西班牙语表达；我只能说一点点儿”――这句话他是用西班牙语讲的，并且用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比划着；同时他还哈哈大笑起来，仿佛说了一件很滑稽的事。这是他唯一的一次笑。 　　接着，瑞达特先生一边整理着领结，一边慈祥地、笑容可掬地望着我。 　　“我是查尔斯・阿特拉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接待您这位美国国务院官方邀请的贵宾，对我的公司来说是一种荣幸。我们尽一切努力让您在我们中间过得愉快。” 　　瑞达特先生又用手帕去擦他的嘴，然后继续讲话。这一次话讲得更长，所以让我有机会去观察那位把我引进办公室的老姑娘。她在调整朝街的百叶窗，将射进室内的强烈的阳光调整成赭色，这当即打乱了我对室内的视觉，眼前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或者说，好像在墙上挂着的那些照片上，查尔斯・阿特拉斯已经改变了姿势。 　　“我非常欣赏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认识查尔斯・阿特拉斯；我应该坦白地告诉您，这是我们公司历史上的第一例。”瑞达特先生继续说道，“像所有的公司一样，我们对公开传扬出去就会伤害我们自己利益的事情严格保密，因此我要求您发誓，下边我告诉您的事情您要绝对保密。” 　　瑞达特先生已经不那么紧张，说话的语调也平静下来。他把同样的忠告重复了几次。而对他这一忠告，我只是张口结舌，点头表示同意。 　　“您高声发誓吧!”他对我说。 　　“是的，我发誓，”我终于回答道。 　　尽管室内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到的只是暖气持续不断的发出的响声，但瑞达特先生在开口讲话之前，还是环顾了四周。 　　“查尔斯・阿特拉斯并不存在，”他从写字台上探过身来悄声对我说道，然后又坐回他的椅子上，死死地盯了我一眼，神情十分的严肃。“我知道这对您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这是事实。我们在上个世纪发明了这种产品，像任何工厂一样，查尔斯・阿特拉斯是一个商标，是一个牌子，它也像苏格兰童话里的乳胶盒中的鳕鱼人，像吉列牌刮脸刀刮过的脸。我们卖的就是这东西，这就是一切。” 　　在圣费尔南多，上罢英语课之后，在长时间的坐下聊天时，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多次地提醒我预防这种情况：你时时都应有所警惕，我像拳击运动员一样对这类事清清楚楚，你不要让人家抓在手心里，你应该提出要求，不要上当受骗。 　　“好吧，”我站起来对瑞达特先生说，“我想把这种情况通知华盛顿。” 　　“什么?”瑞达特先生喊道，他也站起身来。 　　“是的，我想把这种不愉快的事通知华盛顿，这太出乎我的意外(华盛顿这个词具有魔力，这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教导我的：遇到棘手的事时就用它，如果万一这个词不奏效，你就用另一个，那是百发百中、万无一失的：国务院)。 　　“我请求您相信我，我对您说的是实话，”瑞达特先生对我说，但是已不那么自信。 　　“我想打电报给国务院。” 　　“我没有对您撒谎……”他对我说，同时倒退到一扇非常窄小的门口，将门打开走了出去，又随即将它关上。此刻在黑乎乎的屋子里就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根据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的说法，我脚下的震动是由地铁引起的。 　　傍晚时分，瑞达特先生又进来了。他的出现对我是一种折磨，他在继续折磨我。此时我的内心中听到了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的警告。 　　“我永远不能相信查尔斯・阿特拉斯不存在，”还没等瑞达特先生讲话我就这样对他说，他垂头丧气地坐在了写字台前。 　　“好吧，好吧，”他做了个鄙夷不屑的手势连连说道，“公司同意您会见阿特拉斯先生。” 　　我顿时微笑起来，并用一种不同的方式点点头向他表示了感谢，因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多次嘱咐过我：一旦你战胜对方获得胜利，你就要表现得和蔼可亲，彬彬有礼。 　　见到我态度转缓，瑞达特又接着说： 　　“接见是没问题了，可是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您必须严格遵守我下边说出的条件。已经请示过国务院，它同意了您要签署的文件。您要保证，在见到阿特拉斯先生之后，就马上离开这个国家。为此已给您预订了今晚半夜启航的维蒙特号船票。此外，不管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在私下里，您都不能透露这次的访问情况，不能涉及任何与访问情况有关的事，也不能谈您本人的访问观感。只是在这种条件下，公司领导委员会才同意了您见查尔斯・阿特拉斯先生。” 　　老姑娘又进来了，她交给瑞达特先生一份文件，瑞达特先生把它放到了我的面前。 　　“好的，您签字吧!”他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 　　我没提任何异议，就在他手指指的地方签了字，因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嘱咐我：当你拿到自己要的东西后，除了你的死刑判决书以外，什么字都可以签。 　　瑞达特先生拿起我签过字的文件，将它小心地折叠起来放进了写字台中间的抽屉。在他结束这些动作之前，我感到有人架住了我的胳膊。我抬头一看，看到了两个身材魁梧、肌肉发达、一身黑装打扮的家伙。他们的头剃得光光的，眉毛修整得很好。显然，他们的身体也是受过强力屈身运动训练的。 　　“他们来陪您，您一切都要照他们的话做，”瑞达特先生又从那扇窄小的门里消失了，而且没有同我握手告别。 　　两个大汉一刻也没有放开我。他们把我拖到了过道，我们沿着过道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一直到达一些木台阶前。他们命令我先下去，到达最后一道台阶的时候，那儿一片漆黑。我感到一个大汉蹭了一下我的身体，他走到我的前边去叩我们面前的门，另一个人从里边把门打开了(估计这种事他们以前是常干的)。那时，我们站在了一个小水泥码头上，但是，由于我们像被包围在雾气之中，我无法确定那是什么地方。可我敢肯定的是在河边，因为很快他们就带我登上了一条拖船，那拖船航行得像乌龟爬似的慢慢吞吞。拖船上装满垃圾，垃圾一直堆到我们脚下。我们就在船头，一阵阵恶臭扑鼻而来。 　　我们从拖船下来时已是夜晚。我们沿着一条小巷继续前进，小巷里高高地堆着一箱箱的空瓶子。我们从一群群的小黑孩中间穿过，他们在高高挂在门上方的瓦斯路灯下玩打弹子游戏。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一座草已枯黄的广场。由于下过雪，广场上留下了坚硬的肮脏的冰块。在我们的对面，耸立着四五座黑咕隆咚的大楼。大楼的影子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后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楼的墙壁上有一些纵横交错的防火楼梯。远处的汽车川流不息，同时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那长鸣的汽笛声传得很远、很远，有时还可以看到火车喷出的团团浓烟飘荡在夜空。 　　我臂下增加的新压力使我明白我应该转身走向一侧，这样我们就进了我稍后才看出来的一座教堂的门廊。那教堂是一座黑色的建筑，散发着浓烈的潮湿硝石味的墙壁上装饰满了浮雕：天使、花朵和圣神。我的一个陪伴者点燃一支蜡烛去寻找门环准备叫门，那时我在一块铜牌子上看到了教堂的名字：阿比西尼安・巴布蒂斯特・彻奇。门环的敲击在寒风里发出一阵阴沉的响声，接着门打开了。开门的守卫者跟我的陪伴者属同一家族：高高的个子，健壮如牛，也是剃着光头。 　　我们穿过大殿，一直走到主祭坛，接着我被推向左边的一扇门。此时我感到十分的悲伤，也感到精疲力竭，几乎为造成那种局面、落到这步天地而后悔了，因为下边等待我的命运生死难卜。但此时我耳边又重新响起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鼓励我的声音：亲爱的小伙子，一旦选择了一条道路，就决不能再打退堂鼓。 　　一位身着浆洗得整整洁洁的白制服的老妇人在门口迎接了我，此时两个男人终于把我放开，然后他们分别站在门口的两边守卫着。 　　“不多不少给您半个小时的时间，”一个男人对我说。老妇人把我带进一条过道，她走在前边。过道里粉刷得一片洁白：天花板、墙壁、我们走过的一道道门，甚至地板上的磁砖都是白的。荧光灯则把这种冷清、纯洁、单一的漫漫无际的白光反射开去。 　　到了过道的尽头，老妇人慢慢地、吃力地走近一道门前；那道门恰恰把过道封死。那是一道双扇两碰口的门，其中一扇敞开着，但是由一道金属支架的屏风遮挡，而金属支架则包裹着一层麻布。老妇人颤颤巍巍地指给我应进的门之后就离去了。我忐忑不安地扣了三次门，但似乎没有人听到这可怕的敲门声。那门是木质的，好像已涂过无数遍的油漆，因为它的表面已起了泡，显然在年常日久中彩饰刷了一层又一层。 　　我又扣了一次门，捶着胸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决定如果再听不到人的回答就走了。就在这时，屏风后面出现了一位高个大块头的女护士。她一身雪白，酷似一个白化病患者。她的头发已变成白色而且开始变稀。她坦然地向我露出笑容，毫不费力地展示出她那一嘴完美无缺的大马牙。 　　“进去吧，”她说，“阿特拉斯先生在等您。” 　　室内同样是一片人造的白色，放射着同样冷清的灯光，灯光中飘荡着无数细小的尘埃。各种物品也全是白色的，有一些椅子、一辆小车，小车上装着药棉、纱布、药瓶、外科器械、导管、镀镍的仪器。墙壁上除了一张画之外没有任何装饰。那张画是一位年轻的美女，她那洁白如玉的身躯赤裸裸地躺在手术台上；一位老医生手里托着刚刚取出的这位姑娘的心脏。室内的地板上摆着一些痰盂，亚麻布遮挡着窗户，白日的阳光似从过滤器中透射进来。 　　在房间的尽头，有一张高高的床，那床的铰链被复杂的把手机关和弹簧卸掉了，床耸立在一块高地方。我毕恭毕敬地迈着缓步走到屋子的中央，一股剧烈的消毒剂味几乎把我熏得晕了过去。我停下来准备后退，去寻找一把白色的椅子，但是已走到床边的女护士打了个手势要我继续前进，而且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 　　床上躺着一个肌肉发达的巨大身躯，它静静的躺在那儿，仿佛是一个怪物，脑袋埋在枕头里看不见。当那女人俯下身去说了点什么时，那身躯痛苦地动了一下坐了起来，两个枕头掉到了地上。我想把枕头捡起来，女护士用手势再次阻止了我。 　　“欢迎您。”一个声音奇怪地回荡着，仿佛是通过一个老掉牙的喇叭说话。 　　我的喉咙一下哽住了，此刻我多么希望原来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来访。”他又说道，“请相信我，我非常欣赏您的来访。”此时回荡的已似噗噗的流水声，就仿佛那人要被大量浓稠的唾沫憋死了。那巨大的身躯不再说话，重新躺回了枕头上。 　　我的痛苦难以描述。我宁愿千万次地相信查尔斯・阿特拉斯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幻觉的故事，而不愿面对查尔斯・阿特拉斯就是这么个玩艺儿的现实。他在一个纱面具的后面跟我讲话，在他的颌骨那儿，我看到用螺丝拧着一个金属装置。 　　“我患了颌骨癌，”他又说道，“已经扩散到身体其他器官。95岁以前，我的身体像钢铁一样的强壮。我不吸烟。至于喝酒，也许在圣诞节和新年喝点香槟。平常患病也就是普通的伤风感冒。不久前医生还说如果我愿意还可以生儿女。当1843年……在芝加哥……我荣获了世界上发育最完美的男人的称号时……我记得……”他说，但声音已渐渐变成一连串可怜的喘息声，接下来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1843年我发现了强力屈身运动，并且在拿我做模特的一位女雕刻家的建议下办起函授班。那女雕刻家就是埃特尔・惠特尼小姐。” 　　那时，查尔斯・阿特拉斯举起他从被单中抽出来的粗大的胳膊，绷紧二头肌，将手置于脑后。毯子滑了下去，我有机会看到了他的躯体，除了一些白色的汗毛之外，他仍旧跟照片上一样。这一努力大概让他吃力不小，因为他低声哼唧了很长时间。女护士赶快过来帮助他，给他重新盖好，并且把他面部装置的螺丝拧紧。 　　“我同我母亲离开意大利的时候只有14岁，”他继续说道，“那时候我绝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办培训班发财。我1827年生于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我的名字叫安杰洛・西西利亚诺。我的父亲先一年来到纽约，我们在后边跟了来。有一天，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当着我未婚妻的面用脚把沙子踢到我的脸上。当时我们是在科尼艾兰旅游，我……” 　　“我也有同样的遭遇，正因如此……”我想把话说出来，但是我想他没有听到，他继续说下去，并不注意我的在场。 　　“……我开始锻炼身材，我的身体发育得非常棒。一天，我的未婚妻指着饭店高处耸立着一个叫阿特拉斯的神话中的仙人雕像说：你看，你跟这尊雕像一样。” 　　“听我说，”我对她说，“这尊雕像……可是，这尊雕像没用，他的声音就像吃力地冲开河床上的障碍物的混涨的河水一般。” 　　见我不说话，他又接下去说道： 　　“我仔细地研究了那尊雕像，心中暗想：嗯，像我这样的名字在这儿是不会受欢迎的，这儿有很多偏见。我干吗不也叫阿特拉斯?同时我也把安杰洛改成了查尔斯。后来荣誉来了。我记得那一天，我把一火车厢合唱队队员拖出200米……” 　　“天哪!”我叫了起来，“那就像……” 　　但是，那个细弱的、没完没了的声音继续讲下去： 　　“您看到过华盛顿国库大楼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①的雕像吗?那就是我。”他又举起胳膊，做了一个拉动什么重物的手势，那该是一节装满合唱队队员的火车厢。但是，大概此刻他的疼痛愈发剧烈了，因为他呻吟了许久，继而便躺在床上不动了。后来，他又接下去说，但我已经想走了。 　　“我记得卡拉布里亚，”他说，在床上动了一下。女护士想让他镇静下来，便走向摆着医疗器械和药品的桌子，准备调一点药水。“我记得卡拉布里亚，也记得我的母亲，她一边做饭一边唱歌，脸被灶中的烈火映得通红。”他又说道。之后又说了点什么我就听不懂了。在室内，他的声音似乎成倍的扩展，变成连绵不断的濒临死亡的回声。“母亲唱的歌……” 　　我对一切事物都失去了概念。突然，一阵连续不断的铃声使我在床边清醒过来。那铃声在整座大楼的走廊里反复回荡，然后又回到它在房间的起点，因为我看见女护士在操作床上方的一根带子，查尔斯・阿特拉斯赤身裸体，满身是血地仰面落到了地上，他颌骨处的装置已脱落了。 　　立刻，房间里充满了脚步声、说话声和晃动的黑影。我感到还是那些把我带来见查尔斯・阿特拉斯的力大无比的手臂把我从站着的地方拉开了。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看到女护士在大呼小叫：“上帝呀，他用的力气太大啦，他再也受不了啦。”许多男人迅速从房间里拿出一副担架，把那个身躯抬起来放在上边。 　　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在提笔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真难以相信查尔斯・阿特拉斯已不在人世，可他还无法让那些天天给他写信要教材的青年小伙子幻想破灭。那些小伙子为他那高大魁梧的身躯和充满自信的、笑容可掬的面孔所吸引。在这些小伙子们的印象中，他总是手中举着一种胜利纪念物或拖着一火车厢合唱队队员。那一百个欢天喜地、帽子上插满鲜花的姑娘挤在车窗前向人们致意，人行道上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的脸上露出怀疑的神情，一只手在人群中把查尔斯・阿特拉斯的帽子高高抛向空中。 　　那天晚上我就心怀悲伤和内疚地离开了纽约。我意识到我做错了一件事，至少我是知道了那场悲剧。回到尼加拉瓜时，战争已经结束，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哈特费尔德已经死了。我从事了各种职业：走钢丝演员、举重运动员和保镖。我的身体已不如从前，但是感谢强力屈身运动，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以生儿育女。 　　(特约编辑 戴际安) 　　 　　注： 　　① 查尔斯・阿特拉斯(Charles Atlas)， 1893年10月30日生于意大利， 1972年12月24日卒于美国。 原名安杰洛・西西利亚诺，是一位美籍意大利健美师和体育家。 　　① 拉丁文，意为“健康的思维存在于健康的躯体”。 　　①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或1757―1804)，美国首任财政部长，联邦党领袖，独立战争时期曾任华盛顿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