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宣传的民生化思考
在给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打电话之前,吴昌傲老人刚刚经历了一段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第一时间》2009年3月22日报道)。
这个斗争源自老吴一次无意中的发现。在打电话的一个小时前,老吴在巢湖边上不小心挖出了一个墓(考古人员后来判定为宋墓),墓里面还有些瓶瓶罐罐的东西。老吴当时就很矛盾,因为他34岁的儿子患重病在家已经快一年了,这个因为无钱看病随时会从生命出局的年轻人,一年来让老吴心力交瘁。
老吴最后还是给这个电视新闻栏目打了电话。因为他的想法很简单,“《第一时间》上说,发现古墓不要乱动”。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老吴可能并不知道,其实他对古墓的价值评判就来自《第一时间》的日常报道,这些报道对老吴的影响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据不完全统计,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开播7年多来,共播出考古报道达260条,也就是说,这个栏目平均一个星期就有一条考古方面的报道。这么多报道,其宣传教育效果到底有多大,我们无法计算,但有一个细节可以拎出来:我们在翻看它多年来有关考古报道的时候发现,稿件标题的变化很明显,从最初的《发现古墓不要乱动》到后来大量类似于《发现古墓村民保护》这样标题的出现,其中变化不言而喻。
可以说,电视民生新闻栏目是文物保护宣传的重要阵地。因为这是由电视民生新闻栏目的受众定位决定的。电视民生新闻的受众对象主要是城市和农村的基层百姓。而从发现古墓葬的概率来看,其实概率最高的也正是这些基层百姓。查阅这个栏目五年多来的报道,很容易就能看出,除了当初文物普查时由考古人员发现、定名的(如蚌埠双墩一号墓、六安双墩一号汉墓)以外,其它的古墓葬基本上都是由老百姓最先发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华夏大地古墓葬无处不在。单从《第一时间》报道的来看,有的古墓就“大大咧咧”的躺在农田里;有的在郊区建筑工地里时不时的就会出现;而有的则“大隐隐于市”,就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老百姓往往在刨地、打井、挖地基、修路的时候,无意中就惊动了“古人”。
要是“惊动了”怎么办?虽然我们国家早在1982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但这对老百姓来说,知道的又有几个?相比而言,古墓里的文物诱惑大啊。在一些人看来,它们就像是一笔飞来的横财,不拿白不拿。而事实上也正如此,2005年12月7日,在合肥到武汉的铁路工地上,工人们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但没想到却引来村民们对文物的一通哄抢。哄抢的结果自然是民警出动,追缴文物,处理哄抢者。
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他们在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的途径很具有局限性。从传播学角度看,途径一般只有两种,一是纯粹的人际传播,点对点;另外一个就是通过传统的大众传播(这里主要是指电视传播)。因此,从文物保护的宣传对象看,电视新闻节目相比报纸和网络,在受众面上具有先天的优势。
既然有这个优势,那我们应该怎么利用,以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虽然传播学理论研究早已论证了一个观点:大众传播可以影响公众对现实问题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思考,思考应该通过什么样的传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响人、教育人。目前理论界评判传播效果的最佳状态是从传播对象的行为层面考虑的,即认知、心理和态度所发生的变化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
文物保护宣传,抑或具体到电视新闻的考古报道,其实专业性都很强。而我们面对的主要宣传对象又都是基层的百姓,知识鸿沟以及兴趣上的障碍都很明显。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答案就是将文物保护的宣传民生化,在贴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老吴,老吴的事情在电视上播出后,打动了很多人。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就有好心人赶到他家,鼓励的同时还给予了资金上的帮助。而像老吴这样在发现古墓后积极保护、立即上报的,在现实中很普遍,而且还有人比老吴更热心呢。2005年4月,安徽寿县村民金传友,在挖当家塘的时候发现了几座古墓。金传友迅速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文物管理部门,还有一个就是给安徽电视台的《第一时间》。就这样,他还不放心,当晚愣是在古墓边守了一夜,等来了记者和考古人员后,他才放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2004年在合肥,一群建筑工人在发现古墓后,大家轮流看守,还对其他工友封锁消息。因为保护得好,他们还受到了文物部门的表扬。
无可厚非,这些人都是保护文物的先进典型。一个个人一个个场景通过电视镜头的变化,构成了一个个生动的文物保护宣传个例。现实生活的实践证明,达到最佳传播效果的途径就是通过讲故事,而“讲故事”正是民生新闻最常见也是最擅长的报道方式。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