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商鞅变法的负面影响
第21卷第1期
.21 No.1Vol长春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ofChangChunTeachersCollege2002年3月Mar 2002
试论商鞅变法的负面影响
刘国祥
(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吉林长春 130021)
[摘 要]商鞅变法的成功对秦统一中国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是,这场变法也给秦及秦以后的中
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以愚民为手段的变法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创造性意识
的萎缩和窒息;以农耕为主,压制工商业发展的变法举措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民主意识的弱化;商鞅变
法奠定了中国自秦以后2000多年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模式。在现代的社会中,
只有充分认识到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弊端,才能从前人成功的光环中走出来,,
这有利于新世纪史学的研究。
[关键词]商鞅变法;创造性意识;民主意识;[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01-0028-04
当代中国学术界对,如郭沫若
[1]曾说,,并说商鞅是一位“重实际的政治家”;
[2]。不可否认,商鞅变法的成功为秦始皇
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同时也应看到这场变法给秦及秦以后的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商鞅变法产生的负面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本文试图谈谈这个问题,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以愚民为手段的变法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创造性意识的萎缩和窒息
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的成功与否将对当世及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变法要达到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是什么就成了变法的决策者和指导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首要问题。一般说来,开启民智、富国强兵是变法的最终目的,为达此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也必须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可商鞅变法却把二者割裂开来,通过以愚民为手段,以尊君富国强兵为目的形式来实行变法。
据《史记・商君列传》和《秦本纪》载:公元前359年,商鞅入秦并取信于秦孝公,在战胜了保守派的阻碍之后,开始了变法的准备工作。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主持变法,这是变法的第一阶段。10年后(前346年),商鞅在第一次变法的基础上颁布了第二道“变法令”。整个变法的时间是20年,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史书上说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
[3]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
关于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一)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土地私有制。(二)废除“世卿世禄”,制定二十等级军功爵。(三)建立君主集权的行政体制,全国设三十一县,县下设乡邑基层组织,居民实行什伍编制,实行连坐法。(四)奖励农耕,抑制、打击工商业的发展。(五)彰明法令,禁
[4]绝游说,禁毁《诗》《书》,打击儒家。(六)统一秦国的文字和度量衡。
可以说商鞅变法涉及的面确实很广,在这众多的变法条文中,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贯穿于变法的全过程,那就是:严刑峻法、强化君权,奖励耕战,以愚民众,最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托名商鞅所作的战国作品《商君书》也云:“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
[收稿日期]2001-03-10
[作者简介]刘国祥(1958- ),男,湖南湘乡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先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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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
[6][7]有辩,国有此十者,必削至亡”。“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法刑”。
[8][9]“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民弱国强,民强国弱。”“遗贤去知,治之数也”。
在《商君书》中,这种以“愚民”、“弱民”为手段以达富国强兵之目的的条文充斥全书,因此,把“富国”、“尊君”与“弱民”对立起来确是商鞅变法一大特色。在这种变法思想指导下,秦国全国上下成了一架运转井然有序的机器和步伐整齐、服色一致的演练场。这种用人为的办法把全国上下各种力量和因素集中于一个方向的举措,确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排山倒海般的巨大力量。秦昭王籍此,攻破了中原六国;秦始皇恃此,统一了中国。但物极必反,这种强制性的变法行为最终会给国家、民族带来迟滞其发展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丧失了使社会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力——个性的创造性潜能。
就拿秦国来说,在强化君权、富国强兵这种双重目的的驱使下,变法的指导者只有通过把老百姓驱赶到一条道上的强制性措施以积累财富的做法外,别无它途。但是,人性的丰富性、多样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如变法刚开始时,连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公子贾都不适应,然而人性的这种多样性和对变法的不适应性又是和变法的最终目的不相容的,因此,唯有“重典”才能保证法令的顺利执行,秦国当时的法令严到什么程度呢?带头违法的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一个被砍断了一条腿。甚至“扬灰于道者”(即把灰倒在路上)也要处以“黥刑”()[10],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以刑去刑”。
这样一来,,即“循规蹈矩”的“以耕战为务”的“顺民”和食君禄。老百姓如果变得十分听话时,、歌妓、说客、武士、儒生、商贾,在秦国也全部都绝迹了,因为这些人是社会上的“五蠹”,,”意思是秦国人都是没有信义、唯。
根据社会学的观点,一个民族的整体活力和创造力与这个民族的人员层次构成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化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这个民族的人员层次构成越复杂,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多元化程度越高,其创造能力也就越强,反之,这个民族的素质就会退化。纵观商鞅以愚民为手段的变法运动,尽管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最终的历史性负面影响却显而易见。因秦在统一天下后只有十几年就灭亡了,这种负面影响没有立刻凸显出来,可在秦以后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代封建统治者实施的窒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愚民政策”,遵循的就是“秦制”,而秦国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创立又皆起于商鞅变法。所以,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11]确为不易之论。
二、以农耕为主、压制工商业发展的变法举措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民主意识的弱化
春秋战国曾被王夫之一言以蔽之形容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12]因为这段历史时期除了战争多、制度变化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城市林立、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据清朝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都邑》所统计:当时中原各国共有商品经济因素比较活跃的城市是332座;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也列举了全国24个主要的商业城市,即长安、洛阳、临淄、蓟县、陶、睢阳、陈县、江陵、寿春、吴县、番禺、颖川、宛县等,并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为7大经济区,同时对这些地区的物产作了详细的介绍。
有了众多的城市和各地富有特色的物产以及当时没有太多清规戒律的社会环境,于是,一个特殊的崭新的阶层即商人阶层产生了。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走南闯北,流通物产,牟取暴利。荀子总结当时的情况道:“北净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纭、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
[13]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龟,农夫不靳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14]早在春秋初年,郑武公就与商人约定做生意:“尔无我叛,我毋强贾,毋或夺”。历史上盛传的弦
高犒军的故事,就是郑国商人弦高贩牛去东周做生意在路上发现了秦军的临时应变之计。地处东部的齐国早在太公时就有经商传统:“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计,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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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齐”。到了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连衽成帷,举袂
[16]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商品经济十分活跃,当时赵国首都邯郸更是歌楼舞馆遍地,
是商人吃喝玩乐的天堂,大商人吕不韦就是歌楼寻欢作乐时认识异人子楚而达成政治交易的。
一般说来,这样的社会环境及其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农民、商人有之,歌妓有之,说客有之,就是像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悲歌的壮士荆轲和刺杀韩国宰相的刺客聂政这样的人,以及如范蠡弃官经商和白圭“人弃我取”的屯积经商致富的事,在中原各国可谓司空见惯。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心情是宽松的、自由的,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得到了多方面的释放和发挥。在这种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的形势熏陶下,当时社会上的民主意识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之轻”,[17]有民主意识的国君首先考虑的是“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
[18]“天生民而树之君,利之也”。根据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商品经济带给社会的不仅是琳琅满目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人的创造性的最大发挥,作为这种创造意识的最好表现形式就是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增强。
奇怪的是,先秦时期活跃的商品经济因素在秦汉以后并没有作为社会发展主流持续下去,作为从秦汉一直到20世纪初的社会生产的主流是重复式的农耕模式,而重复的、分散的农耕生产则又是封建专制主义产生的天然沃壤。之所以会出现这种2000,是因为商,是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始终遵守不喻的信条,商鞅变法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击商贾。上载:“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要人们做的是“努
[19]力本业,,举以为收奴”。商贾是危害国家的“大蠹”,所
[20],以寡趣本务而趋未作”,不要商贾,压制商品经
济的发展,?商鞅这些法家认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攵,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
[21]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这些话即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听起来都毛骨悚然。
在这种重农轻商的思想的指导下,秦国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司马迁列举的当时全国24个大商业都市中,秦国一个也没有。可秦国地处关中膏腴之地,物产丰富,灭蜀后,巴蜀的丹沙、铜、铁、竹、木、锦缎等物产又都是中原的紧俏货。因此,仍有不少商人被厚利驱使冒杀头的危险,把这些东西贩到中原去。秦政府开始是阻止,后见阻不住,就以设“司市”(相当于工商管理和税收部门)的办法加强对商人的剥削。一则可以打击经商风气,二则国家可以得大利。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的需要,秦政府把那些罪犯的家属子女“没官为奴”,然后把这些人组织起来生产物品,供统治者享用。所以,秦国是有物品的生产却没有商人阶层,有商品流通却得不到国家法律的支持和保证。
这种重农抑商的变法举措被商鞅死后的历代秦国国君所继承,在此基础上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的这种政策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是本、商是末的传统思想,如要追本溯源则是商鞅变法的直接产物,是这种思想窒息了整个民族的民主意识的发展。
三、商鞅变法的成功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中国自秦以后2000多年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模式
把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商鞅变法联系起来,似乎是把不太相关的两件事扯在一起。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大得很,完全可以这样假定:如果不是秦国那场变法奠定了秦统一中国的基础,那中国社会发展这艘航船可能驶向另一个港湾。
商鞅变法的内容广泛,实施彻底,只有20年的时间就彻底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落后面貌。到商鞅变法的后期,秦国国力已经大增,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年),秦、魏西河一战,秦军斩俘魏军八万并俘魏将公子卯,因此一战,立刻改变了中原六国对秦国的鄙夷心理,连周天子也亲自封秦孝公为“伯”。秦惠文王即位后,凭借国力,改变了历代秦君封关、龟缩于关中的锁国政策,大胆向关东出击,到惠文王的小儿子秦昭王即位后,更是对中原六国大打出手,从公元前337年至公元前260年的70多年的时间内,秦国与六国发生大小战争上百次,[22]秦国的三世四君把中原六国攻得支离破碎,斩首百万,使中原六国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十分天下有其六。到了昭王的孙子秦王政时,六国已经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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奄一息了,因此,秦始皇能在十年内统一中国,完全是拣的大便宜。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要支撑上百年的统一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而秦国强大国力的获得完全来自于商鞅变法的成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据史载做了以下几件有关制度方面的大事:(一)改“王”为“帝”,创造了“皇帝”这个称谓,“诏”、“朕”、“制”等词成了只能是皇帝一人使用的专利品。(二)建立了“三公”、“九卿”这种中央政府官僚体制。(三)在全国普遍建立了郡、县行政机构和乡、里基层组织。(四)进一步确立了土地私有化的法令。(五)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全国的文字与度量衡。(六)焚书坑儒,
[23]“以愚黔首”。
在这些开天辟地的所谓改制中,除了“皇帝”一词是秦始皇首创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商鞅变法条文的延续和完善。
秦王朝覆灭后,西汉王朝在废墟上建立起来了。西汉开国皇帝刘邦除了在进军咸阳时因要收买人
[24]心而与民“约法三章”这种做法与“暴秦”有别外,他称帝后的治国理念和模式“皆从秦律”。因此,
西汉王朝在本质上是秦王朝的继续,而秦、汉二朝又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定型、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式的朝代,因汉王朝与秦王朝的关系是“肖制曹随”,所以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的各种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制度基本上是秦汉模式的再现。
比方说,在政治权力及组织结构上,以皇帝为首的“三公”、、县两级政权制这种社会政治组织结构一直延续到清末,。如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就加重中书内阁的权力份量,;唐代称宰相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首辅),清代叫“大学士、军机大臣”。
在经济上,,商;至于思想上则秦、汉稍异:秦始皇不准人们读书,,。然而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麻醉、毒化老百姓思想的功能与效果方面,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思想文化方面的麻醉、毒化功能,使秦汉以后的中国老百姓在几千年里变成了十分温顺的“良民”和“麻木的看客”。
[25]所以,“统一的、贯穿于封建社会两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则是秦汉时期形成的”。对
于这一点,20世纪初的著名史学家夏曾佑曾深刻总结道:“故中国之教,得孔子而立;中国之政,待始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待汉开武而后定……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
[27]义,不甚悬殊”,[26]而秦以后那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文化早已被思想家称为“乡学”、“乡愿”。
当代思想敏锐的学者更认为秦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是先秦时的“圣贤”培育出来的“一棵难噬的酸菜”,[28]这些先秦的“圣贤”当中就有商鞅。
综上所述,尽管商鞅变法对秦统一中国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可是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不可低估的。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前人成功的光环中走出来,冷静地反思历史文化,这样,也许更有利于新世纪的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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