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准确地理解共同富裕理论

作者：钟健能

特区理论与实践 1999年05期

　　共同富裕理论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目前，共同富裕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与共同富裕相联系的个人收入悬殊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

　　一、社会主义制度使共同富裕具备了从理想转变为现实的可能

　　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原本平等的人们从此有了贫与富，也就有了贵与贱的差别。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剥削制度下，这种差别逐渐扩大。封建社会承袭了奴隶社会的贫富差别，并使它继续扩大；而资本主义使贫富差距更加扩大，造成了两极分化，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消灭差别、追求平等的愿望与日俱增，均贫富、等贵贱成为美好的追求和向往，从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帮》到中国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提出过这种美好的憧憬。事实上，社会形态的每一次更迭，不论其与人们的预想有多么大的差别，都无疑是人们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千百年来人们追求共同富裕的艰辛努力，从此将走上由理想转为现实的道路。

　　我们党带领人民所走的，由社会主义所开辟的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非笔直的坦途。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在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们忽视了达到目的的途径，而片面去追求结果，限制差别，强求一律，导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几十年过去了，虽然两极分化不存在，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经过不懈的探索与实践，终于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二、共同富裕是一个多层次的科学理论

　　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是一个多层次的科学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涵义：

　　一是共同富裕首先意味着消灭贫穷，没有贫富两极分化。它是人民共同的富裕，而不仅仅是少数个人或阶层的富裕，是“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162页。）

　　二是共同富裕不等于同等富裕，不是平均分配个人收入或个人消费品，不是每个劳动者占有等量的财富。不是齐步走、齐步到终点式的富裕，而是一个有先有后、一浪接着一浪的，有时差和顺序的程度有别的富裕。

　　三是共同富裕是一个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富裕，是人民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统一，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总之，共同富裕是以物质的共同富裕为基础的，但决不仅仅是物质的共同富裕。

　　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部分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从现实看，主要是它存在着几个能带动人们共同富裕的效应：先富的示范效应、先富的帮带效应、先富的经济效应。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贫富的鸿沟并没有填平，两极分化仍然严重。这些年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出现了以收入过分悬殊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社会分配不公。人们往往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搞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怎样看这个问题呢？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一般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就共性而言，一是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你死我活的竞争，但高度的竞争是普遍存在的。高度的竞争将优胜劣汰，使优者收入成倍增加，而劣者收入不增加甚至减少，促使贫富差距的拉大。二是市场经济是分化的经济。市场经济给人们提供不同的致富机会，于是，使人们的收入不断分化。这两点，为贫富差距的拉大提供了现实的扩张机制。可见，市场经济本身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相反还有可能扩大贫富差别，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出现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

　　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市场经济将防止两极分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 页。）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的基础作用要求人们共同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不允许少数人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就有了保证。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既承认人们在收入上的差别，又防止这种差别发展成为两极分化。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实行对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其中也包括对人们收入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作用在于防止两极分化，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由此可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向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两个方面发展的可能都存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将市场经济本身引发贫富差距的因素控制到最低限度，而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性中的防止两极分化的作用发挥充分。

　　四、共同富裕与贫富差距

　　社会主义不是强制消除差别，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反对平均主义，并允许非按劳分配形式一定程度存在。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拉开差距，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规定，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大多数劳动者的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讲共同富裕就意味着要不断控制差距，让贫富差距适度化。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20年来，伴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社会成员收入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富者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穷者人穷志短，自惭形秽，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此，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有的认为这是执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政策所导致的。

　　要弄清中国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首先必须搞清楚两极分化的内涵。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人类社会历史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两极分化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是指整个社会中形成了界限分明而又对立的两极——极富有人口与极贫穷人口，并由此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明显对立的不同阶层或阶级及其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冲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关于确定“极”的人数比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五等分化，即拿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最低收入家庭对比，关于贫富两极差距程度的度量问题，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是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的数值0.5以上表示差距悬殊，0.6被定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从我国基尼系数和五等分法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贫富差距确有拉大的趋势，但没有出现两极分化。这种贫富差距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伴生现象，是先富与后富的区别，并不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降低一部分人的收入为代价的，只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一部分人富裕的程度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因此。在本质上它与中国人民的致富实践活动是同向的而不是逆向的。

　　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绝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成的什么恶果，因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裕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恰恰相反，是我们在贯彻执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时，不全面、不准确，要么忽视了先富的根本目的；要么在允许提倡以什么样的途径和手段先富起来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认识模糊，头脑不够清醒；要么对于先富起来的个人如何加以引导，缺乏有力的办法。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造成社会成员收入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有工作缺乏经验、政策不到位、体制不健全、市场不规范的原因。新体制向旧体制的转变，意味着人的行为域的扩展。随着社会转型而出现的一些新的行为域，要作出新的规范、准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来的，这就导致了规范真空和制度漏洞的出现。如在价格、利率、税率、汇率等方面普遍存在着双轨制。一些人便钻空子，打政策的擦边球，甚至乘机偷税漏税、走私贩私、以权谋私、大搞假冒伪劣，以牟取暴利，很快暴富起来。如果说通过个人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获得的过高收入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冲击还是人们所能接受的话，那么这种“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给人们心理造成的冲击已经接近或突破所能承受的极限。

　　我们说中国社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贫富差距拉大。分化的因素和危险确实存在。江泽民同志曾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指出：“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防止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而偏离、危害共同富裕的目标。如何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一是制度保证。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这是保障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二是税收调节。要制定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以此为杠杆，调节高收入。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三是法制规范。一方面必须健全惩治各种犯罪的法律，使反腐败斗争和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斗争有法律依据可循。另一方面，要严格执法，对非法致富者予以坚决的打击。四是扶贫济困。扶贫济困的制度表现，就是社会保障体系。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政策，使生产经营失败的劳动者能获得必要的生活保障。扶贫济困还有两个重要手段，其一是扶贫政策。在扶贫攻坚阶段，要进一步强化各项政策措施，以最大的努力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其二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要大力倡导全社会对贫困者、危困者的扶持和救助，首先富裕的地区和个人更有这个责任，要在社会公益事业和扶贫济困上起先富者的作用。

作者介绍：钟健能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读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