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的"人民史观"

字号：T|T2012-12-10 14:29:20   来源：社会观察2012.11 文※殷之光

我要评论(0)   点击：122

【核心提示】今天的保守主义者们对着霍布斯鲍姆的躯体不停地追问：你为什么不忏悔?这也许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开端，至少是那种霍布斯鲍姆所希望的“伟大的‘为什么’的问题”的再次回归。

“1913年的夏天，一位年轻的女士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所初中毕业。”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这样开始了他的著作《帝国的年代：1875-1914》，而这位年轻的女士便是他的母亲。对霍布斯鲍姆来说，宏大叙事的“历史”与看似渺小的私人记忆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距离。而这个以“革命的年代”开始，以“极端的年代”终结的现代欧洲史乃至世界史也恰由一个个看似无关渺小的个体所构成。

霍布斯鲍姆去世之后，媒体无不夸张地将其称为“最后一个共产党人”。霍布斯鲍姆临死仍未“忏悔”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最大的遗憾。但遗憾之余，目睹“最后一个共产党人”的离去，仿佛又将世界送回到1991年“历史终结”的那一刻。然而历史终结之后的历史又是怎样一副情形呢?在霍布斯鲍姆去世之后几天，一则发表在英国《每日邮报》( Daily Mail)上的评论仿佛又将我们带回到了冷战的时代。文章在标题中称霍布斯鲍姆为英国的叛徒、斯大林主义的辩护人。文章的作者是著名的保守主义者、托利党人安德鲁·威尔逊(A.N.Wilson)。

2010年，在为已故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托尼·朱迪《战后》( Postwar)一书写的评论中，霍布斯鲍姆这样评论这位与其政治立场全然相左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会流传百世，因为在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作者不再将自己看作是一位在法庭上的公诉人，而开始用心写作，寻找自己真实所知、所感、所想。”在历史研究愈加学院化、技术化的今天，这样的评价似乎是对史家所谓“客观、公正”的追求的一种悖反。然而，正是在这样一段评价里，霍布斯鲍姆展现出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追求的历史观与历史写作态度。。

对于霍布斯鲍姆这一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的历史学家来说，19世纪的英雄史观毫无疑问忽略了普通民众在历史中的存在。霍布斯鲍姆完全不认同这种缺少自我批判可能性的史观。然而，单纯的社会史研究也不能令人满意，这种社会史并不特别注意普通民众，而是对一系列琐碎肤浅的事件进行新闻记者式的描述。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历史不应当被简化成为人类政治活动或者经济活动的记录，而应当有一种动态的总体的形态，对于这种总体的研究则更应当被称为“社会的历史”( History ofsociety)。他引用法国历史学家库朗日( 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的一段话说： “历史不应当是各种各样过往事件的堆积，而应当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 Science of humansocieties)。

年鉴派历史学家们对于“长时段”、“总体”、“全球”历史的关注无疑符合霍布斯鲍姆对于“社会的历史”书写的期望。他也承认，“我与年鉴学派有许多共同点，而分歧却只有一点。他们认为历史从来不会变化，具有永恒的结构，而我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撰写“社会的历史”贡献自身力量，这种“社会的历史”并不是被分割而各自独立地从社会史中抽取出来的政权史、政治史和经济史，恰恰相反，它是有联系的整体社会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必须使历史探究一体化，目的是在那些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历史过程中寻找复杂性关系，在各种历史维度上，在任何特定社会或国际关系中，追寻政权是如何建立、怎样维持和如何运作等中心问题的答案。

不过，霍布斯鲍姆也同样无法完全认同年鉴学派强调的结构主义式的对于“长时段”自然环境历史的分析。在他看来，由于太过关注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等因素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期影响，这样的历史终究会成为“无人的历史”。因而有必要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特别是大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1952年，他与同僚们一起创刊了《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并就此开创了英国新社会史研究的潮流。正如几乎同时兴起的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一样，霍布斯鲍姆所提倡的新社会史研究将“文化”视为大众阶层政治实践的产物，也是大众民主政治的表现出口。历史的任务便是希望找到这种政治实践模式的发展脉络，这种历史书写本身便是20世纪政治实践的模式之一，也是霍布斯鲍姆历史书写的核心价值之一。人民不仅仅是历史叙述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其应当成为历史的关怀本身。在《过去与现在》所创造的新社会史研究潮流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自由主义史学家用理论讨论取代了弥漫冷战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抗，英国史学界一度形成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历史学家同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积极合作的繁荣局面。而这也正是“社会的历史”在20世纪中期的伟大政治实践。

1970年代，在欧洲史学界，针对年鉴学派先前倡导的总体史学观点开始出现了不同意见。类似于19世纪编年史式的、对于事件的单纯叙述开始重新浮现。史学家们更乐于陈述并堆砌材料，而非提供对于这些问题背后历史意义与脉络的理论分析。1979年-1980年，霍布斯鲍姆与劳伦斯·斯通( Lawrence Stone)针对在欧洲史学界通史叙述( narrative)潮流的复兴进行了一场讨论。霍布斯鲍姆和劳伦斯·斯通提出疑问：“那些询问‘为什么’的问题去哪里了?”先前在新社会史传统中所形成的对于人之历史的关切态度在新时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类似于技术史的编年叙述或是充斥着工具理性的道德判断。而这仿佛仍旧影响着霍布斯鲍姆去世之后的我们的世界。

理想的缺失与工具理性的兴盛同样体现在人们对于霍布斯鲍姆共产党员身份的持续诘问中。托尼·朱迪曾不无遗憾地说，倘若霍布斯鲍姆能够为他的共产主义信仰道歉，那么他将会是一个更伟大的历史学家。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他为霍布斯鲍姆写的悼文中也流露出了类似的态度。他觉得霍布斯鲍姆的“政治取向并未影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历史学家”。然而弗格森这一仿佛是为死者讳的评价却恰恰剥夺了霍布斯鲍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意义。在回忆录中，霍布斯鲍姆将共产主义信仰称为其生命特性与光芒的基础。

与那些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不同，霍布斯鲍姆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从少年时期便开始生长起来的政治关怀。这种政治关怀的核心绝非是那种非黑即白的工具理性，也非寻找正确出路的机会主义，而更应被看作是一个成长于20世纪上半叶动荡中的犹太知识分子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霍布斯鲍姆一直强调理想主义追求对其信仰的重要影响。他直言如果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很有可能会成为纳粹主义者。这与其儿时对于政治的兴趣和在德国生活的经验密切相关。在回忆录里，霍布斯鲍姆承认，作为政治实践，理想化的共产主义很可能必然会失败，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理想伴随了他将近一个世纪，他尽可以放弃、拒斥这种曾经的理想，但他却完全无法将这种理想从其生命中彻底擦除。这种理想构成了他的记忆也引导了他的一生。他强调，1917年十月革命是这种时代记忆的源泉，莫斯科永远是曾经鼓舞了他这代人的希望中心。这种与自己生命密切关联的历史记忆也恰恰呼应了霍布斯鲍姆一直以来的历史观念。

霍布斯鲍姆死了，但是他留下的问题却才刚刚开始。今天的保守主义者们对着霍布斯鲍姆的躯体不停地追问：你为什么不忏悔?这也许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开端，至少是那种霍布斯鲍姆所希望的“伟大的‘为什么’的问题”的再次回归。不过，我们也许还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今天希望霍布斯鲍姆忏悔?这自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追问，在这种追问里，我们个人的记忆与宏大的历史开始胶着。也许，正像霍布斯鲍姆自己在他的回忆录的结尾所说：“世界不会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便是为什么历史远未终结。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海疆在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