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译者言 | 数字时代的瓦尔登湖--[群体性孤独]译者后记

编者按

Editor's note

《群体性孤独》是被称为技术界“弗洛伊德”的雪莉·特克尔的名作，为重新思考当下多重技术关系中的个体自我提供了新的注脚。本次推荐其中文版译者周逵副教授所写的译后记，解读网络时代的喧嚣与寂寞，反思科技与人类的根本关系。原文同时发表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第一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群体性孤独

[美]雪莉·特克尔 著 周逵 刘菁荆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定价: 66.9元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开始教学科研工作的Sherry Turkle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独特的一刻：机器开始让人们重新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人类思维、记忆和理解力的含义。计算机激发人类进行自我反思。为了向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1986.4.14)，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1949年出版被后人奉为“女权运动”的“圣经”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致敬，Sherry Turkle将自己在1984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命名为《第二个自我》（The Second Self）。

在《第二个自我》这本书发表后的数十年中，人们与计算机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八十年代中的人机关系主要是指人与计算机一对一关系，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情况就已经不再如此。计算机成为了通往虚拟世界的门户，在那里人们可以过着与现实世界平行的生活。人们通过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发现了新的“空间感”。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代：人们不再拘泥于有限的那数十个朋友的社交圈子，而可以有数百个、甚至数千个朋友，从而开拓了前所未有的社交宽度。Sherry Turkle将研究结论写成了1995年的第二本书《屏幕中的生活》（Life on the Screen）。这本书从积极的视角对于网络身份探索进行了研究。但是，她在1984年时候的乐观态度已经受到了挑战。在访谈中，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在线生活要比他们嘲弄地称为“RL”（Real Life）的现实生活更舒心。比如，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Doug在三个不同的网络虚拟世界中拥有四个虚拟化身（avatar）。他总是在电脑上打开着这几个虚拟世界的窗口，以及他学校课业、电子邮件的页面、以及最爱的游戏界面。他很轻易地在不同的虚拟世界中穿越，他告诉我现实生活“只是多开的一个窗口而已”，并且他补充道，“甚至通常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Sherry开始忧心忡忡地提问：这将我们的未来引向何处？

Sherry Turkle 图片来源 wikipedia.org

我初识Sherry Turkle是在MIT举办的一次纪录片公映典礼上。这部纪录片是完全在网络多人在线虚拟现实社区《第二人生》（Second Life）用虚拟摄像机完成。在这个曾经的“现象级”的虚拟现实社区中，人们以Avatar为替身，从事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交乃至情爱等几乎全部的人类活动。尽管作为公映典礼讲座的主持人和点评人，Sherry Turkle对虚拟现实迷思充满了忧虑和怀疑。

而就在那年秋天，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正经历着微博元年带来的巨变：第一代IPad刚上市不久；宜黄血拆事件引发全民围观和愤慨；无数人用手机和相机记录下发生在上海的一起高层住宅火灾的情况，并在第一时间上传微博，人们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这栋楼烧成灰烬，却无能为力，痛苦触手可及。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西亚和北非，一场以“社交媒体革命”之名进行的社会变迁大幕即将拉开。在美国，被“妖魔化”地认为患有社交障碍（social awkward ）MIT的天才们居然建立了一个叫做“I saw you”（我见过你）的校内网站，专门服务于见到靓妹没勇气搭讪的书呆子，回卧室后发帖表白，然后等待奇迹的发生；也就在那一年的四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推特公司达成一项协议，收入从2006年以来所有的twitter信息，人们开始想象未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如何从这天文量级的数据库中进行考古挖掘。尽管也有学者提出“Net Delusion”的反思批判主义论调，但大多数人还是沉浸在进步主义的技术乌托邦想象中。而《群体性孤单》（Alone Together）恰恰以反潮流的姿态出现。

《群体性孤单》（Alone Together）一书将数字文化的趋势在过去十五年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了新的阐释，将焦点集中在年轻的电子土著（digital native）身上。这一代人的成长伴随着手机、智能电子玩具。如果说在《屏幕中的生活》一书的结尾，Sherry曾表达了自己对于模拟化生存所要付出代价的忧虑，那么在这本书中，这种忧虑更加严重。如今的我们缺乏安全感、却又渴望亲密关系，因此求助于科技以寻找一种既可以让我们处于某种人际关系中又可以自我保护的方法。我们发短信，我们和机器人交互。我们正见证人和技术关系第三次变革的转折点。我们屈服于新的挂念，又害怕与人交往的风险和失望。我们更依赖技术而非彼此。

在这个关于计算机中介传播的故事中，Sherry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通过电子邮件、BBS、因特网中继聊天（Internet Relay Chat）和美国在线（AOL）进行研究，并且加入了第一个虚拟社区和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在过去的十年中，网络形态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她也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无线通讯设备、短信、即时消息、社交网络、Twitter和大规模多人在线网络游戏，也包括由三维环境和虚拟化身组成的虚拟现实社区。她研究的兴趣在于技术的“内在历史”，将民族志研究者和临床医师的敏感性结合起来。

在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里，梭罗认为我们彼此以随机的方式的联系太多，社交链接让我们的生活太过拥挤，梭罗写道：“社交往往廉价。”他拉开了自己与他人、社会的距离。他发现了和自然、和简易物品之间的交流。而如今，我们一方面沉迷于社交时代拥挤的时代广场，同时却又徜徉在彼此的瓦尔登湖畔。我们一方面享受着无时无刻不与别人相连接、迫不及待地分享关于自己生活所有的琐碎细节；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修饰自己在网络中的表象，精心地计算着彼此的社交距离。我们都在一起喧闹，我们又同样在一起寂寞。关于数字时代和社交媒体有无数的书，但很少却像《群体性孤独》这本一样，直指并追问每一个人的内心。

传播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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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深度的理论质询信息时代的过去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