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人格与政治道德

　　我跟胡耀邦同志没有私人过从，甚至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但什么时候想起他，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之感。

　　让一个只远远地看见他的人，对他感到亲切，在他逝世后二十六七年，越发感到他仿佛仍在身边一样亲切――这对于一个世俗所谓“大人物”，我以为并不容易。

　　那么这种亲切之感从何而来？

　　从1949年往后数，我只在1955年到1957年这两三年跟他有过某种交集，但也是间接的，不过那一段生活经历对我个人影响深远，是忘不了的。

　　1955年9月，团中央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由胡耀邦主持。我被提名参加。在一种荣誉感的激励下，写了献给大会的《青春进行曲》。一开头就呼应了当年夏天响应团中央胡耀邦号召开往黑龙江萝北的第一支“青年垦荒队”：“不是一阵风/刮跑了/荒原的宿草，/是我们/在黑土上/耕开深深的犁沟”；又写到“这不是/山岘上的云雾/返照的幻影，/是一座青年城，/我们亲手所兴建”的愿景。耀邦要求我们“做伟大祖国的忠实儿女”，也正是我衷心的志愿；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酝酿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耀邦也认为团员们应该努力成为共产主义者。1956年，我就写了那首“当我十四岁的时候/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并且誓要让“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我感到了跟耀邦的默契，好像我们之间的心真是相通了似的。这首歌由老音乐家李焕之同志谱曲传唱一时。耀邦该也听过吧。

　　到这时为止，好像一切还都是风和日丽。再往后事情就逐渐复杂起来了。

　　写“辣椒”式讽刺诗的后果严重

　　1956年，《中国青年报》在扩版时开辟了一个讽刺的版面，题名“辣椒”，虽与前两年中央一级党报去苏联学习“先进经验”有关，却也是经耀邦拍板的，符合那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随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和学术工作方针，对各项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形势。一时思潮中，“独立思考”和“干预生活”之声大震。我应“辣椒”编者舒展之约，一年中在那里发表了三首讽刺诗。与此同时，我还配合团的思想教育工作中提出的，不要把青年们思想活泼、爱提问题当作个人主义缺点，写了一首“团委书记心肠好，老怕我们走路会跌倒”。这些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也被指斥为“右派言论”。几十年后冷静回顾，当时借鉴苏联报刊上的讽刺形式，有一种长篇专访式的“特写”，揭阴暗面，点名批判；由于苏联体制下党报被授予自上而下的批评权，几乎不容置辩，难免流于武断。我们有时不免是教条地学其皮毛，我就不大讲究批评的艺术，讽刺时简单直露，忽视效果。授大批判者以柄，该由自己负责，不能诿过于《中青报》编者。何况“他们”若想抓你，你没写讽刺诗，照样可以从别处找碴儿。 邵燕祥

　　说实在话，因为“辣椒”版定位在批评讽刺，我们才一门心思求辛辣，但真的并无意于“拆墙”“扒锅”。就在1956年年末，也正是“辣椒”的主编舒展传达编委吴一铿的意图，把我和另一位编辑沈仁康叫到一起，当场赶写一大组歌颂建设成就、鼓舞建设热情的诗，配上画，组成1957年元旦的一块版，即如期见报的《1957，好！》，据说读者反响不错。可惜过了半年多在反右派高潮中，连延安来的吴一铿大姐亦未能幸免，光是她领导下的“辣椒”，已足构陷入罪，遑论其他！后来听说总编辑钟沛璋以下全报社划的右派远远超过“百分之五”的控制数字！

　　还在刚过年时，舒展就告诉我，元旦那一天《中青报》的社论是在耀邦直接创意下写出的。迎接1957年，社论历数了1917年、1927年、1937年、1947年这几个历史上与中国命运攸关的“逢七之年”，文章写得富于文采，突破了“应景文章”的八股套路。这不仅是个文风问题，还透露了耀邦启发大家多读书、了解历史，并从历史看未来的想法。尽管当时人们读历史，也离不开受限多多的书目，但一旦养成读书的习惯，迟早是会生成对照之心，怀疑之念，以至追问之志，也就逐步接近真相和真理了吧。由此我也知道耀邦从小爱读书，读书，继之以思考和写作，成为他毕生的习惯性需要。渴求知识，追求真理，这是他区别于许多身居高位颐指气使的“死官僚”的根本点之一。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

　　在那个动荡多事的1956年，还有两件由思想文化及于政治的往事难忘。

　　苏联有一位女作家，戈・尼古拉耶娃，曾以长篇小说《收获》，跟丁玲等一起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并受到中国读者关注。后来她又写了《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故事》：新毕业的女生娜斯嘉来到工作岗位，跟原来官僚化的秩序、保守怠惰的作风格格不入，她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以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起来斗争。1956年年初由草婴译为中文后，我们的团中央号召全体团员向娜斯嘉学习，在发行三百万份的《中国青年》杂志分两期转载全文。这部小说是“干预生活”之作，在苏联适应了赫鲁晓夫新政为改变斯大林时期农业长期落后面貌，而力求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基层领导的政治要求。我想耀邦则是以他政治家的眼光，认为正可借助于这一典型人物形象，来激发我国团员和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官僚主义的勇气。事实上“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潮和尼古拉耶娃小说的影响，在当时我国文学界也得到热烈的响应。产生了后来被批判为“毒草”的，如《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作品。“干预生活”在苏联本来是属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内的思潮和口号，到中国的政治运动中，转身沦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其实是历史的误会，其中或亦包含着官僚保守势力无意的误读、有意的曲解。但历史地看，当时耀邦和团中央对“干预生活”的娜斯嘉的支持和提倡，指向反对腐蚀党和政府肌体的官僚主义，是具有前瞻意义的政治行为。只是由于一年后国内政治风云莫测，不仅诸多敢于独立思考，写了“干预生活”作品的中青年作家成了右派，许多天真的“学习娜斯嘉”的青年人同样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是耀邦始料不及的，也是他虽痛心却无可救助无法挽回的事。因为中国在更大范围深陷“左”倾悲剧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