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正厅级干部裸捐 称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留钱

老干部陈光保压根没听过“裸捐”这个新鲜词儿，不过，这正是他眼下在干的事儿。

这位离休的正厅级官员办起了农场，并把农场的收益用来捐资助学，为此他甚至卖掉了城里唯一一套房子。他不打算给子女留下一分钱，还教育“来看望老领导”的官员们，要做好官不做坏官，因为教育不光是在学校念书，还包括为官和为人——

今年8月底，他从“保伯农场”的收益里拿出105.2万元，用于奖励家乡409位优秀学子。捐完之后他才发现，连9月份买肥料的钱都不够了。

“可以贷款嘛。”陈光保对管账的人说，“等卖了香蕉就有钱还银行了。”

管账的人早已习惯这种不计代价的捐赠方式。去年，农场收益微薄，这位被人们尊称为“保伯”的老党员，为了凑足100万元奖学金，硬是把市区里唯一的一套三居室卖了，“只卖了26万元”。

不止一个人在背后说陈光保是“傻瓜”——一个老游击队员，在海康县(今广东省雷州市)当了30年的县长、县委书记，官至湛江市政协主席。类似这样的正厅级干部离休，多半都在广州、深圳养老，儿孙们承欢膝下。

可这位“保伯”，却带着老伴和一帮农民，跑到雷州半岛最干旱的荒山野岭，开荒种地办农场。头10年，农场年年亏损。眼看这两年才刚有点儿收益，他又开始捐资助教了。

“保伯”不大理会那些非议。给学子们发奖那天，他端坐在轮椅上，穿着雪白的衬衫，胸前别着碗口大的红花，亲手把红包塞在每个学生手里。高考超过一本线奖励2000元，状元奖励5000元。

“保伯”在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也挺新鲜，没有秘书代写的套话空话。其中有一条说，“保伯农场”从明年起将正式改名为“重教助学基金会农场”，其收益和捐赠，将委托雷州市政府的同志监督。

坐在农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这位79岁的老人谈论起死亡，平淡得就好像在说下午可能有一场雷阵雨。他的妻子前两年去世了，他说，将来两人的骨灰要一同撒入雷州的母亲河里，不占用国家一寸土地。最重要的是，他“不会给5个子女留一分钱”。

对于这个决定，“保伯”在那次大会讲话中连续问了几个反问句：旧社会我家三代长工，祖父和父亲都没有留下财产，我为什么要留？海康历史上自唐至清出了6位清官，其中清代丁宗洛在山东任知县时，把祖业100多亩田地都变卖了救济农民。6位先贤都没留下财产，我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还要留钱？

在场的人回忆，后来“保伯”突然眼望着远方，一字一顿地讲：“当年打游击，死了那么多的战友。人家20岁就牺牲了，我现在有命活到80岁，5个孩子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都有了好的归宿。我再捞财产，就太对不起烈士了。”

一番古今中外、家国天下的感慨之后，台下的政府官员、老师学生们总算听明白，“保伯是真下决心要把财产都留给教育事业了。”

没能在学校里好好读书，是陈光保毕生的遗憾。

他9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可“地主不讲道理”，牛得瘟病死了，硬说是因为放牛娃命不好。被撵回家后，陈光保只能捡猪屎卖钱。那时村里办了一个私塾，老师上课，他就背着粪筐在外面听。老师中午吃饭，他就蹲在旁边看着。

“你想读书吗？”老师问。

“您教书我都在外面听，《三字经》已经念了好多。”陈光保回答，“不过家里真的没钱。”

老师最终免去了6斗稻谷的学费，还送给他一本《三字经》和一本《千字文》。陈光保至今还记得，当他把书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的眼泪一直流。后来他也考过中学，分数是够了，还是没钱念，最终，16岁的陈光保参加了游击队。

“现在回想起来，读书太重要啦。”陈光保掰着手指头算道，自己的5个孩子在恢复高考后都考上了大学，现在有的在国企，有的在银行，有的是大学教授。再往下数，两个孙子，一个读了硕士研究生，一个去国外留学。单从这个小家庭来说，“读书终结了三代长工的家史。”

不过，据他的老下属吴堂胜回忆，“保伯”可不是现在才开始重视教育。早在他担任海康县县长、县委书记的时候，逢会议就要谈教育。他一直在强调，雷州能不能发展，就看教育了。上世纪80年代，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治穷先治愚》的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

“保伯”从桌案上抽出当年的那篇论述教育的文章，同时又拿出一份中央办公厅最近寄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你看，总书记和总理都发表讲话了。”“保伯”很得意地把相隔近30年的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比较，“这说明我思想是对头的啊。”

陈光保这辈子一直以“敢为天下先”著称，但那个年代仍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他给长子起名陈永远，长女起名陈忠于，5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

1977年，他治下的潭葛生产大队，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作为县领导，陈光保不但不制止这个曾被毛主席否决的生产方式，反而暗中支持，后来甚至在公社会议上公开支持。

省领导把他找去，怒斥这是“倒退”。“让潭葛这个‘乞丐村’的农民有饭吃有衣服穿怎么是倒退呢？”陈光保不能理解，“我要联合广东14个县委书记去北京找邓小平评理。”

后来，省领导说，“陈光保就不要到北京啦。这样吧，穷队可以包，富队不要包。”

结果，陈光保回到县里宣布：“穷队富队都要包！”

30年后，《广东党史》中承认，潭葛是“广东包产到户第一村”。从包产到户的时间上来看，它比安徽的小岗村早了整整一年。

这就是他对官员的理解，“教育不光是在学校念书，还包括为官和为人”。他甚至从县财政出资500万元，先后送800名年轻干部在高校培训。据说，广东省委现任的两位副秘书长、一位政协副主席、一位人大办主任，都是得益于此。

尽管地处偏远，保伯农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访客。访客分为两拨人。一拨是深受知遇之恩的官员来看老领导的，还有一拨是附近的农民有困难，有“冤情”，来找“保伯”诉苦的。

于是，“保伯”的衬衫左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沓百元的钞票，有困难的，就200元、300元地给。这原本都是儿孙们孝敬他的。

这个退休干部深受周围农民们的爱戴。当有人偷电线，“保伯”一个电话，调和村就来了200多人包围了窃贼；发生了火灾，贤洋村立即来了几十人救火；有一年糖厂要停榨，保伯的甘蔗还没收完，潭葛村就来了300多人帮着砍甘蔗，两天内收完……

而有时候，“保伯”就成了传声筒，从农民这里听到看到的，就传达给官员：

比方说，过去官员下乡住在农民家，现在“不下乡了”。一个60多岁的农民到县里反映情况，找不到领导，一到省里、北京，就被送回来。

比方说，过去到雷州来视察的上级领导都是住招待所，喝酒就喝几毛钱一斤的海康米酒。现在就连一个小科长，都“动不动就住酒店，喝洋酒……”

比方说，过去官员讲求实事求是，现在好多“弄虚作假”。

“我们已经严重脱离群众了。”说到这里，这位老干部长叹了一口气，眼中犹带泪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翻了多年，显得破破烂烂的党章，上面诸如“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之类的字下方，都用红笔画了出来。

“保伯”心有所感，用当地特有的雷州歌的形式，创作了一本316页的《好官坏官歌》，里面唱“坏官二十害”，“坏官臭万年”。坏官名录那部分更是从建国初的刘青山、张子善，一直唱到新近的王华元、陈绍基。

“官员来了，我就送一本，然后唱给他们听。”保伯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要做好官，不要做坏官”。

很多时候，保伯不能理解当下的世道人心，就像很多人不能理解，他这样做，“究竟是图什么？”

“您出书立说做好事，是为了青史留名吗？”有人直言不讳地问陈光保。事实上，的确有人把“保伯”和雷州历史上的三位清官合称“三公一伯”，相关出版物也在筹划中。

在“保伯”看来，自己尚不能与先贤并列，不过，让老人高兴的是，自己捐资助学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已经逐渐显现。

今年，雷州市附城镇麻演村黄源胜三兄弟都考上了大学，但因家穷，无法承受一年几万元的开销，三人面临“抓阄上大学”的窘境。

陈光保知道后，资助他们兄弟三人1万元。随后，雷州市政府资助4.5万元，各社会人士捐资4万多元，三兄弟读大学的费用基本得到解决。

最近，“保伯”召开了一次讨论捐资助学的家庭会议，子女都表态，会尊重他的意见。他的长子陈永远已经改名陈强，女儿陈忠于也改做陈忠瑜。

“我们这一代人表达感情不会这么直白。”陈忠瑜说，“但不能否认，爸爸那一代人的精神真是很了不起。”

当然，如果是“保伯”认准的事，恐怕是没有人能左右得了。在家里，他是严父的形象，在工作中，他也是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翻看陈光保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片，这位身高1.8米的大汉总是一脸严肃的表情。

唯一例外的，是在参观农场的路上。

“你看，今年的香蕉长得多好。”这个退休高官指着车窗外已经挂果的香蕉林，咧着嘴嘿嘿地笑，“12月份我又可以卖甘蔗，明年就不用为筹钱发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