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建文削藩
若建文帝没有削藩,大明将走向何方 ——浅谈“靖难之役”的历史必然性
内容提要:分封制是古代皇帝或国王分封诸侯的制度。翻开明史《 太祖本记》 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朱元璋实行封藩与大封功臣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洪武三年夏四月,封皇子核为秦王、钢晋王、棣燕王...直到洪武二十五年改封豫王桂为代王 、汉王模为肃王、卫王植为辽王。至此,朱元璋二十四子全部封王。[1]这样的做法对于发展地方经济、巩固边疆安宁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也为他的继任者建文帝埋下了无穷的隐患,必然成为了“靖难之役”的导火索。 关 键 词:建文帝;削藩;靖难之役;朱棣
一、建文帝为什么要削藩
要了解为什么削藩这个问题,我们还得首先了解一下从先秦到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的时间里一直存在一个制度,那就是分封诸侯、王公贵族的制度。这个制度起源于西周,在历代、历国都有他不同的形式。在为江山社稷的巩固起到了诸多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许多隐患。这里我们就先以西汉为代表来说明一下这种类似“双刃剑”的制度。
(一)西汉“郡国并行制”与“七国之乱”
汉承秦制,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有封国制的存在。 早在楚汉战争时间,刘邦为了分化项羽的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曾封韩信、英布等为王,这些人因为非刘姓,故称"异姓"。由于异姓王非刘邦嫡系,又雄踞一方,在封立后数年之中,他们相继被诛除殆尽。与此同时,刘邦又大封他的子弟为王,称为"同姓王",高于列侯。当时封立的"同姓王"共有9国,他们在封国内是国君,权力很大,其政权与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诸侯王还有一定的军权、财权等。史称"郡国并行制"。 文帝、景帝时,文帝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把齐国分成六个小王国,把淮南国分为三个小王国,以削弱其力量;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削减了几个诸侯王的封区,导致了以“清君侧”为借口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
叛乱平定后,景帝下令取消了诸侯王的治民权,又减缩诸侯王的统治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使之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基本上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公元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
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诸侯国的力量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开创了一代盛世。
(二)建文帝削藩的背景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大明王朝。俗话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王朝初建,国内政局仍不稳定:一方面退到漠北的北元势力的不断骚扰,,成为新王朝的巨大隐患;另一方面,是和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农民将领,开国后变成了拥有军政大权的世袭贵族,他们的向背对洪武政局的安危有着直接的影响。
为了减少矛盾的对立,他深知那些为建立新王朝而有汗马之劳的功臣,更是新政权的支柱。为了他自身与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了尽快地去完成统一事业,朱元璋不得不在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政治、经济权力的再分配,这就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时,朱元璋开始大手笔分封藩王,来进一步巩固“朱家”天下。
随着新政权的巩固,功臣们凭藉手中的权力,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渐渐形成了一股对抗皇权的力量。以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不仅欺凌平民,武断乡曲,隐瞒土地,逃避赋役,甚至公开破坏法令,成为封建政权的离心力量。并发展到“武臣恃臣骄态,得罪者渐重[2],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而诸勋臣亦不禁 ”[3]的地步。这等对抗行为于朱元璋所不可忍,于是有了大肆屠杀功臣的举动:早在太子朱标健在时就有了胡惟庸案,以“谋不轨”罪诛当时宰相胡惟庸九族,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等开国功臣。前后共诛杀三万余人;蓝玉案,是在朱标死后,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时开始的。此时朱元璋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幼小的皇太孙继位扫清道路了。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再一次杀戮功臣宿将,当时称之为“蓝党”。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经两个案件发生后,明朝元功宿将已屠戮殆尽。
与大肆屠戮功臣,扫除异姓势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藩王实力的不断上升。洪武三年大封诸子时,规定“唯列爵不治民分藩不锡土 与周、汉制稍异焉。”[4] 如果说朱元璋在行政权力上对诸王有所限制的话,但在军事权力上,却始终如一, 且日益强化 。诸王不但享有军事统率权,而且享有指挥权。洪武初年,诸王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有护卫指挥司,规定“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前后中五所, 所设干户二人,百户十人”“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千人”。洪武末年,诸王府三护卫所逐渐健全,统率的军队日益增多,掌握了相当大的军事统率权和指挥权。二十多个番王的薪俸也全由朝廷支付。由此产生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成为朱允炆不得不面对棘手问题。
朝中能征能战者日趋减少,藩王的实力却在日益膨胀。观古人、思当下,削弱藩王力量成为了解决问题的一剂良药。而藩王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的话,势必将对中央政权构成巨大的威胁。危机已经容不得刚登基的朱允炆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终于,他采纳了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削藩”动作。
二、建文帝“削藩“失败的原因
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朱允炆为除后患,采纳齐泰、黄子澄之议,以强硬手
段进行削藩,未及期年,削夺周、眠、齐、代、宁五王时,燕王见势不妙,以维护祖训,以“清君侧”的名义举起了“靖难”的旗帜。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棣攻克南京,火烧皇宫,建文帝不知所终。六月,朱棣在南京正式称帝,废除建文年号,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帝“削藩”最终以悲剧收场。 (一)内部因素
1、削藩政策制定上的失误,这就是他失败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他第一个失误就是不让朱棣他们进京吊唁朱元璋,而放虎归山,错过了削藩的最好机会;第二个失误在削藩的次序上。当时黄子澄和齐泰的意见发生了分歧,黄主张先削周王,周王是燕王胞弟,先除其羽翼,而齐泰则主张先削燕王,燕王是削藩成功与否的关键,只要燕王一但被削藩,其他诸王都好办!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齐泰的主张是对的,黄子澄的主张无异与打草惊蛇!可惜当时的建文帝采纳了黄的错误建议。先削周王,这就给燕王敲了警钟,为他的起兵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并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2、建文帝的性格
建文帝性格内向、仁慈、儒弱。他重文轻武。所以后人称建文一朝是“书生王朝”。朝上少有真正会带兵打仗的武将,这就是“靖难之役”爆发后,朱允炆的军队不是燕王军队对手的原因之一。在建文元年二月到四月之间,燕王朱棣曾经一度奉召入京师朝觐,而后安然返回北平,期间没有任何不利于燕王的举动发生。这也体现了建文帝性格上的仁慈,与帝王不相匹配的多余的仁慈。要撤藩,又要顾及叔侄颜面,狠不下心。
3、在“靖难之役”中的指挥决策不当
本来在朱元璋多次的屠杀功臣宿将的行动中就已经损失了不少能征善战之将才,加之建文帝性格的缺陷,更加不利于战局的主动。所以多次犯了当断不断的兵家大忌,给燕王喘息的机会。
(二)外部因素
1、朱棣的野心
第一,找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起兵理由:清君侧。也就是做到了“师出有名”。 第二,他的性格正好和建文帝相反,朱棣最像朱元璋,果断、刚毅、有远见,有雄才大略。这对于一场战争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在起兵前做了充分的战略物资的准备。
第四,人才的拥有和用人的得当。我们来看,在前方,有朱棣、朱高煦、朱高燧。他们都是身经百战,英勇无比。在后方大本营有世子朱高炽,也就是后来的仁宗洪熙帝的把手,免除了朱棣的后顾之忧。谋士的出谋划策,其中姚广孝对朱棣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他的不断“劝说”逐渐让朱棣下定了决心。后又不断为朱棣出谋划策,在“靖难之役”中又协助朱高炽多次击退了建文帝军队的进攻。
2、“削藩”引起藩王的不满情绪
由于撤藩,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感情绪。就算出于君臣之伦理限制,但还是为了利益还是不得不被逼反。比如宁王,就是由不满加胁迫(朱棣)最终
站上了敌对阵营上。
三、若建文帝没有削藩,大明将走向何方
关于建文帝削藩的原因,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有过提及,现实环境的险恶与急迫使得建文帝朱允炆最终选择了历史上帝王加强中央集权的惯用法宝——“削藩”,可是由于对自身实际能量的错误评估和对藩王实力的错误低估,这种硬碰硬的方式以失败告终。也创下了帝王削藩失败而招致政权垮台的闹剧。在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与“靖难之役”相关的一些背景因素,大胆想象一下,如果建文帝没有削藩,情形又会是怎样的:
设想一:建文帝不削藩,采取更加稳健一点的措施解决危机
建文帝削藩失败最重要一点就是整个行动政策制定的失误,尤其表现为急功近利。现实急迫性是摆在面前的,可是没必要一上来就与所有的藩王为敌,毕竟并不是每个藩王都想要谋反。燕王纵然强大,但若联合其他的藩王的力量这种合力也是不可小觑的。所以说完全可以争取到其他藩王的支持,一手软一手硬,集中优势力量彻底解除掉燕王这个威胁,不是没可能的。
若是建文帝在站稳脚跟,身边有那么一批如徐达、李善长之类的猛将又如刘基之类的谋臣以后,采取类似汉武帝颁行的“推恩令”,以一种柔性的手段、为这个削藩提供一点时间的期待的话,效果会更好。毕竟,在封建时代,谋逆之罪不是每个人都有胆量去犯的。如果能很好的解决地方藩镇的威胁,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那么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整个首都经济发展圈就将改变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面貌。形成一种以南方为核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设想二:建文帝不削藩,朱棣也会反
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提出这个观点有如下几个理由。
1、朱棣的个人能力
有远见、重人才,并且在长期与北元等边疆少数民族的斗争中磨练了其成熟的个性。撇开在“靖难之役”中所展现出的天才军事才能,在他登基成为永乐皇
《永乐大典》的修撰)都体现了帝以后做的一些事情中(兴建紫禁城,派郑和下西洋、
其具备君临天下的不凡能力。
2、个人野心
有能力的人最痛苦的就是得不到施展的空间。朱棣的篡位野心,早在明太祖时期已经暴露,遂将四儿子朱棣发配燕京做藩王。朱元璋这样做的意思很明确就摆明把自己儿子朱棣支得远远的,让他去和元朝残余势力和少数民族入关骚扰势力去耗。最好双方都耗死。耗得儿子朱棣永远顾及补上南京这方面。可是,事与愿违,作为雄踞一方的燕王,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斗争中,锻炼出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聚拢了一大批人才。北元早在建文四年就已经灭亡了,北方边境的相对稳定。此时的建文帝身边确实拿不出像样的军队、也没有多少治世之才。所以以朱棣的野心来说,他绝不会偏安一隅。他有与建文帝叫板的资本。这次的“削藩”不过是恰好给了他这样一个“历史机遇”。因为,朱棣这个烫手山芋建文帝迟早要面对的,而建文帝自身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周围环境使得他处在
一定的弱势,就算不“削藩”,朱棣迟早也会“揭竿而起"的!只是这个过程会漫长一点,所产生的影响会小于“靖难之役”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见“靖难之役”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朱棣的胜利基本结束了明初皇权问题的斗争,这件事也清晰地揭示出这样一个历史规律: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中,封建君主为强化皇权,往往要依靠一种势力作为支柱,而地主阶级权力欲的贪婪往往使这一支柱又成了皇权的对立面,成为皇权的威胁。“靖难之役”从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有鉴于此,朱棣又利用夺得的权力继续削藩,为明代皇权进一步加强奠定了基础,使有明一代,沿着洪武、永乐的定制,统治了近三百年。
参考文献:
[1] 朱立. 论“靖难之役”[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0年第3期
[2] [4]清..夏燮 明通鉴 [M]卷三
[3]明.董伦 明太祖实录 [M]卷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