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向何处去?
资本主义系统的结构性“溢出”
晚近这一场因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彻底撕下了后冷战时代笼罩在“全球化”浪潮上的那一层粉红的玫瑰色。“全球化”曾经的欢呼者们所热情描绘的那一副“历史终结”后的世界大同图景(自由民主制加全球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给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带来预期的繁荣景象,相反,却使他们遭遇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大萧条”时代的那种来势凶猛的经济衰退和社会恐慌,并且地域范围上来得更“全球性”。
此次经济危机,从时间序列上看,是由美国国内抵押贷款违约和“法拍屋”急剧增加所触发的。然而我们的思考却有必要从时间和空间双重方向继续纵深,去探讨当下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肇因。小布什总统2008年9月在其白宫发言中声明:“一旦这一危机得到解决,我们将得腾出时间来更新我们的金融监管机构。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仍然主要受二十世纪过时的法律规管。”像这类当下时局的核心问题――是不是通过更新“金融业监管”等规范性措施,能够在今后真正杜绝这种能迅猛激起全球经济萧条与社会恐慌的大危机?――只有在弄清楚全球资本主义及其金融体系的结构与历史后,才能够加以回答。
所谓“次级贷款”,简单说来,即为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资金贷给欲购买住宅,但不符贷款标准的借款人;作为保险措施,如果借款人在偿还抵押贷款时拖欠,贷款人就可以依贷款里的实收款项依法占有房产所有权,通过法院将其在市场上公开拍卖。首先要指出的是,这种面向“次级”借款人的金融操作,最大程度保护的,仍是金融机构的安全,因为若借款人拖欠债务而不按约还钱,贷款人可以合法地直接侵吞其房产。试想一个低收入的普通家庭为实现“居者有其屋”,而通过向银行进行“次级贷款”购买到一处房产,然而一旦因个体性或社会性的经济问题而无法依约付款,那么这栋房子就会被“依法”收回,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社会上低收入阶层遭到进一步掠夺,他们那些数额少得可怜的存款则被完全剥光。
然而,任何看似完善、可以被普遍化的制度操作,都存在着显在或隐在的“溢出性”环节,存在着结构性的“例外”。这项本来对金融机构而言相当“安全”、在既有制度下被认定为“合法”的操作,却想不到以始料不及的迅猛方式遭遇到它的结构性“溢出”:当整个社会经济增长转为缓慢,乃至处于停滞的状态时(如互联网和股市泡沫破灭后的美国),增大的失业率导致许多借款人无法依条约按时还款,这就致使由金融机构依法占有而进行“法拍”的房屋大量增加。法拍和待售房屋库存的增加,则直接导致市场上住房价格下滑,从而进一步降低其他所有房产业主的抵押资产的净值。时至2008年9月,美国住房价格自2006年中期峰值以来平均下降了20%以上,这是有现代记录以来最快的房价下跌速度。这种房价大幅下降,导致许多借款人的住房净值为零或者变为负资产;换言之,他们的住房价值已低于其抵押贷款。于是,大量借款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自他们的抵押贷款“脱离”并放弃住房,这便大幅度加剧法拍屋的增多与房价的继续下滑。法拍屋价值的大幅跌损,以及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之价值的下滑,转而全面削弱了银行的净资产和财务状况。而此前银行已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出售抵押贷款的付款所有权来降低自身风险,并在房市繁荣下吸引来各大金融机构的投资,然而当房价大幅下降时,各金融机构持有的大量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便迅速丧失了其大部分的价值。金融市场上流行的各种信用衍生商品,原本是金融机构用来确保自身规避风险、免于倒闭的工具,然而却使得那些同按揭贷款没有直接关系的大型金融机构也被快速拖入“次贷危机”中。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在评论此次危机时所言:“金融创新的目的旨在重新分配并减少风险,而现在看来似乎主要是为了把风险从视野中隐藏。”金融体系环环紧扣(几乎所有银行都在金融市场中互相联结)。这种“规避风险”的结构,最终致使大量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的恶性循环中面临全面的财务崩溃,更遑论遭灾更深重的普通工薪阶层的借款人(一辈子的身家瞬间消失,甚至还陷入债务与信用危机中)。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经济危机,总是伴随着社会性的恐慌与动荡一起急剧蔓延。
经由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为达到利用其所掌握的盈余资本(储户的储蓄)获取高额赢利的目的,银行采取“次级贷款”这类安全且有较高收益的金融操作。然而,这类金融操作所根本依赖的预设是――经济会持续增长。一旦市场因达到饱和而整体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因为泡沫破碎而陷入低迷时,这类金融操作便遭遇到它的结构性“溢出”。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下,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不能停,一旦出现停滞,则很可能随之会出现大幅度的倒退与萧条,“财富”急剧缩水乃至彻底蒸发。故此,资本主义的制度核心,就是必须使自己保持迅猛发展,保持资本的赢利性积累。阿伦特早已指出:那种曾在几个世纪前造成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各种更深层次的积累的那种简单掠夺的原始罪恶,最终必须不断得以重复,否则积累的动力可能会突然停止。地理学家哈维在其2003年出版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专著中指出,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积累”的所有特征,在当代都仍然是强有力地存在着,甚至变本加厉。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1973年之后所形成的强大的金融化浪潮,完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投机性与掠夺性特征,通过各种金融操作以及金融衍生工具(著名的如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对冲基金),对大众乃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进行深度掠夺与资产剥夺;更不用提晚近以来一轮针对水、空气、森林、土地以及所有种类的公用事业的私有化浪潮对自然资源与社会公共资源所进行的大规模剥夺,乃至通过专利权的方式对人类物种本身(遗传物质、物种血浆等)所进行的生物性掠夺。由于劫掠性的“原始积累”事实上并非是“初期的”或“原始的”,而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所以哈维建议“原始积累”概念应该重新被阐述为一个去时间性的概念――“通过剥夺的积累”。
是以,通过诱使低收入阶层陷入高度透支消费之境而获利的“次级贷款”,只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通过金融操作进行社会掠夺的其中一种而已。此类新创的金融操作,以宽松的信贷方式、低额首付等等丰厚条件,诱使了大量普通老百姓进行负债融资性消费。并且政府因需要缓解互联网泡沫破灭所导致的经济低迷,以连续降息(1%的低利率保持超过两年之久)的方式把老百姓的钱驱赶到房地产市场进行消费或投资。很多“把钱花冒了”的美国人之所以如此透支性消费,就是因为与其把钱放在银行里贬值,不如投入房价持续上升的房地产市场,再加上新创的金融操作提供给低收入的购房者如此丰厚的贷款条件,轻松的头期款以及房价长期上涨的趋势让借款人相信偿还房贷抵押的艰苦只是暂时性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欺骗性与掠夺性,在这场次贷危机中,反映得清清楚楚。故此,由“次级贷款”之溢出所导致的次贷危机,并非老百姓们个个生活奢侈成性所致,而是他们在那特殊安排的金融环境下,陷入了政府参与在内的金融系统所编织出的一个“梦幻美景”中。当然,这一“美景编织”倒不一定是蓄意的,很多时候那些金融机构的操作人与政客本人都深信此美景为真(就如同当年编织“全球化”大同图景的思想家们一样深信此景为真)。
可见,伴随资本主义金融化,“通过剥夺的积累”的形态事实上也相应发生了一定改变。今天,极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已经远离生产性活动,而纯粹是被用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各种投机活动,以此获取更多的货币资金。这就是斯特兰奇所说的“赌场资本主义”――大部分的金融资本已同推进生产领域的投资无关,而只是进行单纯的投机行为。华尔街所专注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而是如何为它所掌握的所有盈余资本找到赢利性归宿。资本主义的金融化,根据阿伦特的分析,是这样产生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地理扩张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外涌总是跟在资本的外涌之后(如鸦片战争乃发生在大量的鸦片贸易之后),因此涌向外部的资本就面临着没有权力提供相应制度性保障的高风险,于是,大量资本家在海外转变为投机者(很少有人会不担心在某个遥远的国度投入大量资本进行基础性的生产建设,一旦该国政策变化或政权更替,所有的投资都将付诸东流),从而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体系转变为金融投机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之后所带来的金融化浪潮,使得“财富”的增长完全脱离实际社会中的“财产”。社会上的剩余资本以金融的形态流动,除了一部分仍然投入生产性的项目以取得收益,绝大部分进入金融市场的投机性操作。各种“资产证券化”、“风险证券化”的金融产品被开发出来,使得金融资本进一步“凌空蹈虚”、完全追寻各类高利润高风险的投资渠道。品种繁多的金融工具被不断新创出来,目的实质上只有一个――保证高利润的前提下分散风险。于是大量金融机构不断通过“分散”风险的操作而彼此“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叠屋架床的巨大体系。经济表面上往往呈现十分稳定的发展景象,然而这种由金融投机所拉动的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底下堆积着越来越巨大的泡沫。并且,尽管金融资本已经大幅度同社会中的实际生产脱钩,然而一旦金融机构连锁崩盘,金融系统整体性瘫痪,实体经济也势必会连同倒塌,灾难性的金融危机总是最后导致全局性的经济―社会大危机,乃至进一步的政治危机。
因此,在资本主义系统下,经济必须保持持续增长,甚至至少让人们相信它能继续保持增长。一旦这种增长或关于增长的信念不能保持,它便遭遇到它自身的结构性“溢出”,“财富”的气泡被迅速刺破,最终整个金融系统崩盘、实体经济遭受急剧摧残、社会陷入深度恐慌。最后只能靠国家权力的救援,然而在灾情过度泛滥而不能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这就可能随即导致国家破产(国库空虚、国债激增)或大开“印钞机”(货币币值出现急剧贬值)……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巨大的金融海啸下,社会动荡乃至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都有可能发生。
那么,何以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这个问题实质上可以转换为,是什么机制推动“全球金融一体化”?美国几年间房市高度繁荣,全球范围的盈余资本一下子都集中到了这一块(尤其是许多金融机构通过大量发行债务而投资进来);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那些大型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的股东遍布全世界,因此当危机涌发,全球的金融世界都受到巨大冲击,破产此起彼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22日公布的数据,目下这场金融危机已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在今天全球金融高度一体化的格局下,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金融系统的危机并不为过。这,使得我们的讨论转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上。
是什么机制,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这就需要对资本主义作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考察。如同古典自由主义的“合理―经济人”模型所致力于体现的那样,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总是希望能够将资本投资到可以产生最多利润的地方,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这种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行为,一旦碰到国内市场接近饱和乃至已经完全饱和、激烈竞争使得投资无法继续找到赢利性出口的状况(生产出来的商品大量滞销,除非亏本卖出去)时,便会产生出两种“补救”方式――时间上的推延,与地理上的扩张。用哈维的术语,即“时间性修复”与“空间性修复”,前者指在社会中一些基础领域进行长期的投资(如教育、科研研究),后者则是往别处寻找新的市场。正是资本的这种“空间修复”逻辑,是“全球化”浪潮的最根本的动力――资本总是在空间地理层面上向高利润、低成本的位置移动。在一个竞争激烈市场饱和的地区已无法取得盈利的剩余资本,在另一个相应市场还未开拓的地区,却可以继续取得高利润。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实质上乃是资本主义矩阵与生俱来的趋向。
缺乏赢利性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核心。当盈余资本找不到赢利性出口,经济便陷入停滞,并随之引起大规模失业、资本贬值……如前文所论,在资本主义系统环境下,经济必须持续增长,一旦出现停滞,很可能随后会引致大范围的经济衰退与萧条。历史性地来看,正是应付过度资本积累(大量盈余资本在国内找不到赢利性出口)的危机,产生了十九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地理扩张。正如阿伦特在分析帝国主义时所精辟指出的,“帝国主义扩张由一系列奇特的经济危机所引发,过度储蓄所导致的资本生产过剩和‘剩余’货币,在本国范围内再也无法找到生产性的投资场所。”这时就会出现负的经济增长率,并引发资本大幅贬值。一种应对方式是继续在国内寻找长期投资的项目,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刻,从而延后可能的经济危机(即哈维所说的“时间性修复”)。但这种方式一是治标不治本,危机只是被暂时押后,二是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下,长线投资在时间上稀释了利润的价值。那么,最优的选择就是以资本的“空间性修复”操作,来应对国内的经济衰退。这种溢出性的“空间修复”,使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不断进行地理扩张――通过打开新的地区之市场(从野蛮的殖民侵略或文明的外交“通商”),使自身国内的剩余商品得以输出,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高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八十年代以降通过制度改革而开放出它的巨大市场后,立即吸引来自西方各国乃至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等等地区大量金融资本的涌入。
是以,资本主义系统是一个自我溢出性的系统:其自身的稳定,关键性地建立在向“外部”的溢出。那么,倘若不再存在那样的“外部”呢?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便正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全球化”向何处去?
由于运输与通讯产业的长足发展,就资本的移动而言,从十九世纪到今天,一个主要的变化便是――空间在不断“收缩”。诸如路程阻力等等十九世纪时那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今天在那压缩了的“地球村”里,都早已变得相当边缘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展,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饱和,很多国家曾经是作为剩余资本的巨大吸收者而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随后自身也已逐渐转变为剩余资本的生产者。如日本在七十年代、韩国在八十年代、台湾在八十年代末,都开始从纯粹的接收者转变为纯粹的输出者。
因此,当下的格局是:在高度“全球化”的发展下,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正在逐渐地趋向整体性饱和。现在问题是,当一个地区的剩余资本不但在其内部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赢利性投资,并且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赢利性的投资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今天“全球化”问题的核心:空间性修复的潜力已逐渐趋向枯竭。晚近黄金与其他有色金属价格的上涨已经标识出――全世界的“钱”太多了。
如前文所分析的,当资本主义系统剩余资本的“溢出”不再能找到转移的出口时,换言之,即资本无法或无处转移时,那么资本就会在经济的衰退中直接贬值。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经济停滞紧接着就是大衰退,资本搁置紧随着就是大贬值。在此前的一些来势汹涌的经济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国际资本通过及时的资本外逃而把经济灾难留给当地地区,等当地政府大量注资使风暴平缓后,那些撤逃的外资才以国际剩余资本的形态重新进入,以最低价购入当地那些遭到贬值后的资产,从而大获其利。然而,当全球金融高度一体化后,投机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矩阵中已日趋陷入无处可逃之境。“次级贷款”这种初级的、面向普通老百姓的金融操作,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力量本应远远小于当年对金融系统发动蓄意冲击以牟取暴利的对冲基金的威力;然而,一旦美国国内积重难返的危机成形,竟一下子将这股崩盘性的冲击力从美国迅速传递到全球,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与社会恐慌,倘若资金流动性危机不解除,全球性衰退将成定局。故此,现在金融危机越来越不会再只是“某某地区的金融危机”,而是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属性。而全球范围的“过度积累”(即大量盈余资本找不到赢利性出口),势将带来一轮又一轮全球范围的经济―社会危机,致使信贷体系难以运转,资产流动性不复存在,从金融机构到实体企业纷纷被迫陷入破产,资产所有者或业主无法继续保持自己的财产,而只得被迫以极低价格转让给那些拥有流动资金的资本家……在一个高度成熟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中,大规模大范围的金融海啸是无从避免的:通过大量的资本贬值、无数人的倾家荡产,社会财富被深度毁坏,一些受灾相对较轻的资本家则趁机以极低的价格购入经过大幅贬值的资本资产,从而再次将其投入赢利性的资本循环之中。在至大无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只有全面的经济危机,才能使得剩余的资本找到赢利性的出路,才能带来之后的一轮经济增长(或者说“复苏”)。
根据金融业“专业人士”估计,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当下全面危机中的经济状况才会慢慢“复苏”。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此次危机能否“复苏”,而是“复苏”之后,是否能通过如小布什总统所说的更新“金融业监管”这些措施,从此杜绝这等能迅猛激起全球恐慌的大危机?尽管很多资深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专家对这些措施的规范性力量持有信心,然而,由于根本性地缺乏批判性视野,这些“专业人士”的话,又有多少可信呢?金融危机爆发后,诺奖得主斯宾塞表示,尽管在当下金融体系里已建立起了“系统风险”概念(这个金融学新概念指的便是整个系统出现失效或倒闭的风险,当先前并不相关的风险因转移而变得高度相关时,“系统风险”就升级),但实际上却仍然没有受到注意或者没人采取行动。“这意味着大多数参与者对其并没能意识到系统风险,直到为时已晚”。斯宾塞认为,“在未来所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是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动态,以作为对于金融不稳定之早期预警系统的分析基础”。他建议业界专业人士和学者们一起来投入衡量与测定系统风险的工作,以早日提供出一个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的基础性理论。然而,仅仅是对“金融不稳定”建立起一个“早期预警系统”,就足以避免金融危机了吗?什么是构成“金融不稳定”的真正肇因,不正面处理这一问题,便能够就此杜绝金融危机?另一位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如何防范下一波危机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纠正管理人员的奖励制度”、“建立一个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建立一个金融系统稳定委员会”、“施行其他提高金融系统安全和健康的制度”、用“更好的法令来保护消费者”、“更好的法令来规范竞争”,等等等。然而在文末,斯蒂格利茨还是写道:“这些改革并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再次遇到危机。那些金融市场中的人们实在有着令人惊叹的本事。最后他们还是会设法规避一切的规定。但这些改革能让另一次类似的危机变得不那么容易再现,而且,假设这样的情况重现的话,能让它不那么严重。”斯蒂格利茨至少还明白,不管怎样的制度性措施,都会有隐在的溢出性缺口,都会被那些在利润最大化逻辑下行动的“合理―经济人”所突破,因此,都不可能真正防范得了下一轮的金融风暴。在另一篇评论中,斯蒂格利茨指出,在当下的金融危机面前,即使那些拥有无数智囊团的政客们,实际上也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求神拜佛”,希望政客们的措施能够对缓解危机有效,而不是演变成另一场灾难。因为归根到底,市场运作实质上是基于盲目的信心(甚至是对其他人信心的信心),市场对各种措施的回应,事实上并不建基于它们实际会带来什么后果,而是建基于市场上的行动者是否认为这些措施有效。因此,即使那些措施根本一无是处,但也可能运行无阻。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斯蒂格利茨知道根本没有人知道该如何防范金融风暴,他之所以写一篇《如何防范下一个危机》的文章,并在其中提出一系列内容空洞(除了第一条)的制度性建议,无非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资深专家”身份,来给市场上的行动者一颗定心丸。正如前文所说,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即使经济无法继续增长,也至少要让人们相信它还会增长,相信“专家们”已一致认定情况会好起来。这种相信本身,是缓解金融危机使其不至于全面崩溃的最后防线。克尔凯郭尔从宗教角度所说的“a leap of faith”(可以译为“虔信的跳步”,即通过信而非思来跳过关键性的一步),实际上是以“理性”、“启蒙”为口号的资本主义系统最终不致全面崩溃的根本性维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世界中,金融风暴非但不可能被一些体制内的措施所杜绝,而是相反,只会越来越频繁和剧烈。随着资本转移的空间越来越被“压缩”,剩余资本倘若不想进入长期投资项目(大部分金融投机资本都没有兴趣进入长期的基础性投资项目)的话,那就只有开发各种具有高利润但高风险的金融工具,如“风险投资”、“杠杆收购”,等等。贷款给依据综合评量无力偿清的借款人的“次级贷款”(其中更有一种“不查收入、不查工作且不查资产”的“忍者贷款”),亦是一种通过增加风险来为自身所掌握的盈余资本寻求利润出口的金融工具。这些新兴的各种金融操作,实质上都是在资本的“空间性修复”日渐枯竭的形势下,转而以加大金融泡沫的手段,以经济持续增长为前景许诺,来对本地的社会财富进行新一层的深度剥夺。美国的“次级房贷”就是以房价会继续提升作为许诺,鼓励低收入者进行负债融资性消费,并广泛地吸引中产阶层参与进来进行投机行为。在不长的时间内,这种金融操作成功地诱使了大量普通家庭陷入投资大幅超过其可支配收入的局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初级的小规模“杠杆投资”),最终则导致房产投机者连同无数普通业主全部倾家荡产。以拆分生产性企业来寻求其高利润的大型“杠杆收购”,则在更高的金融规模上(面对大型企业而非家庭)对社会财富与实体经济进行深重破坏。而互联网产业巨大泡沫的快速形成,正是由于“风险投资”并不在乎对方公司实际赢利能力,而只专注于包装上市二板套现。金融机构的经营者和金融业的从业人员们,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专注于短期赢利,鼓励承担过度风险”。从全球金融业的这一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怎样的“金融业监管”措施出台,灾难性金融风暴降临的频率和烈度只会越来越加深。
更需要指出的是,当资本空间性的修复越来越微弱时,资本的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逻辑,越来越直接走向主动制造危机,在大破坏中使资本获得赢利性出路。臭名昭著的对冲基金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它通过高回报的许诺广泛集资,然后反复利用“杠杆”和“放空”的策略来制造市场大幅下跌,通过对包括货币体系在内的金融市场本身进行破坏的方式来赚取暴利(乔治・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及朱里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都曾创造过高达40%至50%的复合年度收益率)。在对冲基金的操作下,赢者的收入不仅以输者同等的损失,而且以输者更大的损失,以及货币体系及经济机制的崩溃和失效为代价。规模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在对冲基金的几轮主动攻击下汹涌爆发。从“不讲道德”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样的市场操作完全是动机“合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过程符合“程序正义”(依照金融市场所提供的操作方式进行),然而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出无数苦难与社会动荡。换言之,在高度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资本越来越不再寻求那种“赢赢”的皆大欢喜的“经济虚涨”局面(因为这种涨幅越来越狭小,而巨大泡沫所带来的风险则越来越高),而是转向通过刻意破坏既有金融系统来谋求暴利。不单是部分金融资本,甚至是国家权力,也经常在精心安排、操作与控制下主动制造某种程度的危机,从而使过度积累的资本通过一轮贬值缩水而重新进入到赢利性的资本流通中。实质上,那些由国家实施的经济紧缩方案,就是对现有资本资产蓄意制造一波贬值,然后使它们被以极低价格转手后重新进入市场流通,在新一轮资本积累中获得新生。可见,当“通过剥夺的积累”无法有效进行下去时,资本主义系统就有可能动用权力的手段来制造“有限的危机”,以精心设计的方式来安排一定范围的贬值,再抛回市场上来供剩余资本掠夺,从而重新大量制造出具有高利润的赢利性机会。然而,这种利用国家权力或国际金融体系(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动创造危机、以暂时的金融不稳定来确保资本主义秩序更长远稳定的操作,其与生俱来的危险便是,这种“有限的危机”很可能会失去控制,一发不可收拾地涌变成为全面的危机,就如同经常玩火者,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引火烧身。就这种“玩火可能自焚”的危险,哈维在其2003年的著作中就已经运用充分的例证,来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野蛮的积累方式是“多么的接近于全面崩溃之边缘”。
自由市场,还是政府干预?
当下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社会危机,按照格林斯潘的说法,剧烈程度已经超过1929年那场全球“大萧条”。右派将这场危机归咎于制度性纰漏而提议更新一系列规范性措施来应对――典型的官方论调如小布什总统的更新“金融监管”、换掉“二十世纪过时的法律”。前文业已详尽讨论了,为什么此类在资本主义系统内部所进行的制度性更新,根本无法避免下一波全球危机。而左派则将危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放任而提出重新加大政府干预,典型的官方论调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建立一个明确由国家政权管理的开放市场系统”、“政府遵守公正原则以补偿由市场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之中拯救资本主义”。左派认为这场危机正是自由放任的市场至上论所导致的灾难,而右派则强调是市场本身还不够规范,需要更新制度让它更规范。尽管两派对危机的看法完全相反,然而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将问题由大化小,而对这场全球危机涌发的系统性肇因均不予触及。
对于左派的方案来说,国家权力的干预真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系统的“溢出”?甚至退一步来讲,国家权力真能保证自身不会在各种干预中犯下被哈耶克称作为“理性的自负”之致命错误,从而导致新的失控与灾难?实际上,包括罗斯福“新政”在内的一系列政府干预,它要起作用的一个根本性因素,仍就是那“虔信的跳步”――必须让社会公众普遍相信,政府有能力作出正确的干预。当社会发生巨大危机时,正如齐泽克所指出,政客们总是被建议,绝不能什么都不做,胡做也比不做好,必须立即向社会公众展示他们是有能力控制局面的;至于他们做的是不是管用,齐氏引用斯蒂格利茨的话,实际上大家只能“求神拜佛”。因此,对这种必须先做了再说的“干预”逻辑,齐氏的标语针锋相对――“别老是做,要说”。在这篇文章中齐泽克继续指出:政府强势干预银行系统及整体经济并非新事物。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获全胜的这三十年,市场也从来没有完全“中立”过,其操作始终在受到政治决策的控制。就眼下这次危机而言,正如齐氏所说:“这次金融系统崩溃本身也是另一次干预的结果:在2001年时,当互联网泡沫爆破,当局决定通过放松借贷的方式来将经济增长转到房地产上。确实,政治决策要为国际经济关系的情势负责任。”国家权力的这一干预性举措(即,用房地产泡沫来缓解互联网泡沫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在当下的这一刻回过来看,难道不正是十足的“理性的自负”?长期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他的观念“是错误的,根本就不奏效”。而政府的决策,就是根据这些“大师”(格氏的美誉)、智囊、专家们的意见来制定,但结果是,用来解决眼下经济危机的举措,却最终引发一场更大的崩溃性危机。
故此,政府干预之机制归根结底,不是保证能把问题解决(否则就真的是“理性的自负”了,把自身当成上帝),而是动用一切权力,去保证人们继续地虔信他们能把问题解决(继续像相信上帝般相信政府)。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以上的讨论尚遵从着那个抽象预设――“政府遵守公正原则”――来展开,而暂时不去考虑“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实际危险。实质上,政府干预之机制所根本依赖的另一个“虔信的跳步”就是,要保证人们虔信当权者一心为公、绝不腐败,换言之,绝不是一个“合理―经济人”。然而这时候,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客,就成了以总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经济人”为基底的资本主义系统本身的一个“溢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就是从“合理―经济人”的预设中推出,少了该预设这条古典自由主义铁律便不复成立。而这样的“非人”――非“合理―经济人”――的当权者,只有越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坐标之外,才成为可能(譬如,宗教意义上的“圣人”,抑或所谓“公仆”)。换言之,只要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中,“权力导致腐败”就将始终是一条至理名言。是以,在资本主义系统内部,政府干预论比起自由市场论,在结构上还多具一重不连贯,故而在理论上更为脆弱:就自由市场论而言,对于市场是否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协调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繁荣,需要一个“虔信”的跳跃;而就政府干预论而言,对于政客是否具备能力作出正确干预,需要一个“虔信”的跳跃,并且,对于政客是否“靠得住”,又需要一个“虔信”的跳跃。
此外,还值得继续追问的是:即使继续遵从前述抽象预设(当权者一心着意于保障社会福利而绝不会腐败),然而,权力的干预就真能有效地“补偿由市场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吗?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大批大型金融机构面临全面崩盘,当一批又一批银行家、金融巨头跑到行政官员那里求助后,美国政府决定豪掷七千亿美元来救市。这是自八十年前的“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然而一出台就遭到大量民众乃至政客的反对(值得注明的是,左翼的民主党赞成而右翼的共和党反对)。被集中质疑的是:为什么进一步要普通市民们(即纳税人)掏腰包,来拯救真正需要负责任的人(即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那些大银行家们先是主张资本主义式的放任型扩张,现在出了事却要求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掏国库的钱来救自己,而民众却在经济危机中失业、信用破产与失去房子。那样的话,金融机构可以更不负责任:有了政府国库这个大保险,更可以肆无忌惮地追求高风险的投机利润,出了事则可以把灾难性的损失转嫁给现在和未来的纳税人。然而,这种反对在论证的理性上是对的,但在实际的合理性上却是错的。那是因为:在现有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并非是穷人在推动“经济增长”,而是那些华尔街金融资本家。他们全都完了,整个金融系统也就彻底崩溃了,随即是大面积的企业破产,更多的民众失业、消费收缩(附带的情况是整个社会的纳税能力大幅降低,从而使国库空虚,引致国债增加、“印钞机”大开或国家破产)。因此,大金融资本家们必须不倒。即使从理性角度可以看到,国家的救市只会使得金融家们以后可以更胆大妄为,但在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角度(政府在经济模型中也是一个“合理―经济人”),却是必须得把钱砸给这批富人,确保他们不能都玩完了。
因此,尽管齐泽克在那篇发表于《伦敦书评》上的评论中指出:“如果救市方案真的算是一项‘社会主义’措施,那也只是一种很怪异的‘社会主义’:这项‘社会主义’措施的目标不是扶贫却是助富,帮债主不帮债仔”,然而他却仍是着重地强调这个“助富不扶贫”的变态救市方案的必要性,那是因为,一旦我们还是困在资本主义内,以下这套逻辑就有其真确性:
穷人并非推动经济的火车头,故唯一必要的干预原则,就是令富者愈富的干预,之后利润就会自动地向下散给穷人。送给华尔街足够的钱,最终会涓滴至一般市民的街道上。如果你想人们有钱盖房子,不要直接给他们钱,而是先帮助借钱给他们的机构。这是唯一能创造真正繁荣的方法。
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金融危机后澳大利亚政府拿钱出来直接分给市民,然而大部分人拿到钱就直接存在银行户头里,而没有依照政府所指望的那样,把钱拿来花销以刺激消费市场的复苏。于是,资本主义真正的变态逻辑是:为了实质性地帮穷人,就不能直接救助穷人,而是把钱拿去给富人,只有他们继续大发其财、金山不倒,穷人才能获得相对而言较为长期性的生活保障(华尔街一倒,一般工人更没好日子过)。因此,通过累进税等手段,国家权力确实可以把聚集起来的财富之一部分再分配给社会底层,然而,它的绝大部分,却恰恰是用来为大金融资本的高风险操作来做后盾。只要政府干预的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明确由国家政权管理的开放市场系统”,那么,支撑这个开放市场系统不全面崩溃的大型金融机构,就必须保持不倒;只有社会上最富的人不倒,最穷的人才有可能在系统的持续运转中,拿到能够维持其底线生活的福利救济。此次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大手笔的救市方案使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系统内,社会主义是可以的,只要它的目标是救资本主义;富者更富是必需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质保障穷人有口饭吃甚至还有屋住。
当下这个时刻,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在“次贷危机”的漩涡中,让我们从涡浪中稍稍抬起头来展望不远的未来:由于空间性修复的潜力将日趋枯竭,全球资本主义即将会进入全面的资本“过度积累”,即过剩的资本被搁置起来等待贬值,没有可以看得到的赢利性出路。这种状况就逼迫它们涌入高风险领域。而通过各种在金融市场上新开发出来的投资工具,掌握大量社会盈余资本的操作者们,不是通过把整个市场泡沫拉大以获得利润(典型如“次级贷款”,风险较小、利润也较少、不遭遇“例外”状况应属于“安全”操作),就是以破坏整个市场来谋求暴利(典型如“对冲基金”,风险大、利润巨大、破坏力极大)。此外,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国家权力与国际金融权力,也将不得不去频繁地人为制造金融系统的“有限的危机”,以保证资本主义“通过剥夺的积累”能够不断进行下去,并“求神拜佛”,祈祷这些措施不会酿出控制不住的大危机……因此,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金融风暴的降临将会越来越频繁,绝非各种系统内部的制度性措施能够妥善防范掉的,更非国家权力通过“干预”能够予以杜绝。既然大金融家在风暴中始终能保持“安全”,那么遭受反复掠夺、真正深度受灾的,只有是社会大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26日给出初步数据:此次金融危机已经导致全球五千万人陷入赤贫困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是完全错了。真正“作为公平的正义”,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国家权力向“社会中最弱势成员”倾向的再分配来实现,而是只有彻底越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矩阵,到它的外部去寻找――即,冲破全球资本主义的符号性坐标,而去开创全新的开端。当诸种极权主义道路在二十世纪历史上制造无数尸横遍野的灾难后,全世界的人们数十年来被迫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对“自由市场”抑或“政府干预”作“比坏”式的“自由选择”。然而,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这种形式上“自由”的选择,实质上却恰恰正是“被强迫的选择”,因为选择的范围本身(即,可能进行选择的选项),已然被一套无形的符号性坐标所提前规限。在这样的“自由选择”中恰恰缺少的,便正是最根本的选择本身:一切都只是在一个限定幅度内,重复“他人的选择”;也即是说,在既定符号性坐标下接受“被强迫的选择”。在其诸种典范表述中――从右翼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直到左翼的政治学家拉弗特,自由主义将“自由选择”等同于自由,它的下一步发展,便正是今天新自由主义赤裸裸地将“自由贸易”等同于自由。而另一面的情况也一样:当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简单地看作该意识形态倒台,而重新回归主张国家干预机制的社会民主主义之契机时,他们只是在资本主义系统内部以“比坏”式的手法重复“他人的选择”,而根本没有触及危机爆发的系统性肇因,更是同真正基于自由之上的选择无关。
自由(存在论意义上人与生俱来的先天的绝对自由),根据经典的德国理念主义的表述,便正是主体在完全没有各种符号性坐标―意识形态先见之框束下,去自由地展开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实质性实践自由的选择,便正是选择去开创既有意识形态中所没有的选项,换言之,去开创出全新的开端。然而,正如康德在两百多年前所言:
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监护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已经爱好这种状态了,并且确实当下还没有能力运用他自己的理性,因为人们从来都不允许他去做这种尝试。条例和公式这类他把诸种天分的合理运用――或不如说误用――的机械产物,就是那终古长存的监护状态的一副脚梏。任何扔掉它的人,也只不过是在最狭窄的沟渠上做了一次不可靠的跳跃而己,因为他并不习惯于那类自由的运动。因此就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通过他们自己精神的奋斗而使他们自己从无能力状态获得自由,并且迈出稳固的一步。
今天资本主义的诸种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符号性的条例、公式,不正是人们长期以来把自己的理性(天分)作“合理”运用/误用之机械产物?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中遭受长年之监护的人们,已爱好上做简单的“自由选择”――自由市场,抑或国家干预。至于“自由市场”或“政府干预”这两个选项究竟是否能够彻底防范住下一轮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和经济―社会危机,最安逸的方式就是选择去虔信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资深专家们给公众提供的各种权威性的答案。当处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监护状态”下,一个人永远是感到“那么安逸”,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在眼下,既然大部分专家们都说“自由市场”不灵光了,连新自由主义的铁杆推崇者格林斯潘也已承认他的观念错误,那么,就让我们回过头选择“政府干预”,相信当代罗斯福们伟大领导下的“新政”能够引领我们走出危机。最一流的思想家们,也选择了从事“无需思想”的安逸工作,致力于提供既有意识形态光谱内“加一加除以二”的所谓全新“选项”――“第三条道路”。正是这种在现有意识形态高度监护下的“自由选择”,将使得那套围绕“通过剥夺的积累”而勃发的资本主义系统终古长存,成为永远牢牢锁在我们脚上的一副桎梏。这正是齐泽克在他晚近的著述中所发出的慨叹:“今天,我们能够容易地想象人类的灭亡,但社会系统的一个激进改变,则是不可能作出想象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已然终结的状态中,我们需要继续追随福柯的努力,在当下重新激活康德所指明的“启蒙的态度”。启蒙,根据康德与福柯,就是以自由的实践来冲出那无处不在的监护状态。在回答“什么是启蒙”之问时,康德特别强调:“这一启蒙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在福柯看来,只有康德的启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出口或者说出路:通过“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来冲出意识形态那无所不在的监护状态。这,就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之为“自由的存在物”时所从事的工作:“自由是一种实践……人的自由决不能通过意图保证它们的制度和法律而得到保证。这正是几乎所有这些法律和制度都能够被推翻的原因。不在于法律和制度是模棱两可的,而在于‘自由’是必须加以实行的东西。”然而,今天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合理―经济人”,恰恰习惯于“逃避自由”,习惯于在既定的法律和制度下进行诸种被框定好的“自由选择”。是以,在全球经济―社会危机广泛蔓延的当下,我们所根本性面对的困境,仍然是当年康德所面对的困境:人是否有勇气去摆脱自我导致的那套终古长存的监护状态(对于今天而言,即资本主义的那套符号性坐标)?既然,当年曾鼓舞康德的是以下状况: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起点上,在那基督教信仰共同体辐散笼罩下的整全性符号矩阵中,人们有勇气用“自由抉择的最初尝试”取代了“上帝的声音”;那么,在二十一世纪至大无外的全球资本主义矩阵中,谁说人们没有勇气再一次实践自由,来开创全新的开端?如果说当年“启蒙时代”要启之“蒙”是中世纪信仰的话,那么,在那靠“虔信的跳步”来根本性维系的全球资本主义矩阵中,我们恰恰仍正是需要“启―蒙的态度”。
“我们永远在重新开始的位置上”(福柯语),让历史重新开始。
吴冠军,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多元的现代性》、《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