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强文艺理论研究

　　 ●至今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只有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追求学科领域中的真理，探寻研究对象的特殊规律和内在联系才能推进学科发展、获得理论创新，攀上智慧的巅峰。 　　●对文艺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重视人文情感的审美研究，同样应当有益于激发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克服和防止把人们的现实要求引向远离实践和导入无法实现的抽象迷茫的幻想和梦境之中。 　　●只有靠变革现实的富于创造性的实践，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促进人的生态的改善。 　　 　　文艺理论怎样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呢？只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才能使文艺理论得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 　　 　　科学方法与文艺理论研究 　　可以说，至今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只有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追求学科领域中的真理，探寻研究对象的特殊规律和内在联系才能推进学科发展、获得理论创新，攀上智慧的巅峰。 　　笔者在重读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时候，特别是对恩格斯的几句至理名言十分赞赏。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新时代的科技成就，既可以理解为唯物辩证法的新胜利，同时又可以理解为对唯物辩证法的新的丰富和新的重塑。“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4页）反过来可以说，辩证法本质上都是彻底唯物的。脱离唯物论的辩证法和脱离辩证法的唯物论都是伪科学的。只有唯物的辩证法和辩证的唯物论以及两者的完美融合才能为学术活动提供通向真理的坦途。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必须叩问对象的底蕴。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本身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存在和发展的统一体。因此，只有运用既唯物又辩证的理念和方法，才能切进事物的本真状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5页）随意消解和颠覆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无益于学术事业的发展，甚而会遮蔽真理，陷入新的迷途和误区，有损于科学的进步。“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同前书，第300页）恩格斯的这些既唯物又辩证的深刻思想，对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是富于启发性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文艺理论一定会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历史的变革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新的质态和新的面貌；文艺世界内部结构中的各种因素本来是辩证地联系和发展着的，文艺理论同样应当是对文艺世界内部结构的辩证存在和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一些学者往往有意识无意识地用被夸大了的文艺世界的内部结构中的一种因素，排拒和贬抑他种因素，酿成无休止的“家庭纠纷”。由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一点论、走极端、片面性、一种倾向掩盖和取代另一种倾向，使文艺界和学术界不断受到辩证法的这样那样的惩罚。经验教训应该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文艺理论家们应当运用辩证法这个“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对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 　　辩证方法和辩证思维具有两大特点：反映事物的运动过程和发展趋势；反映对象的相互联系和间性关系。唯物辩证法具有两个最基本的观点：一个是发展的观点；一个是联系的观点。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既是运动的，又是联系的。在运动中联系，在联系中运动。从联系的观点看，事物都是互联性关系的总和。狄德罗首先体认到，“美是关系”，马克思把现实的历史的人的本质概括为具有互联性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一切事物或对象都是具有互联性关系的总和。因此，研究带有总和性的关系，或从与带有总和性关系的联系中，研究相关的对象，才能得出与事物的本真状态相近似、相切合的科学结论，反映出事物在总体性关联中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必然得出与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相适应的结论。因此，我们主张治学严谨的文艺理论工作者首先应当确立先进的科学态度，自觉地运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能够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观察文学艺术。 　　 　　科学辩证法与文艺理论研究 　　唯物辩证法反映着对象之间的内部联系。只有唯物的辩证方法和辩证思维，才能有利于解决文艺理论领域中的一些复杂多变的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１）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比较强调文艺的客体性问题。新时期以来，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文艺的主体性问题。诚然，他们对主体性的强调是为了调动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提供思想动力，产生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的学者把对主体性问题推崇到完全排斥客体性的程度，高扬文艺的“自我表现”说，宣称“文艺即是心灵的表现”，从而又把主体性问题推向了极端。看来，忽视主体性不适度地强调客体性和脱离客体性极端地夸大主体性都是不科学的，还是应当坚持和发展主客体关系的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马克思曾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论述文艺的主客体关系：“对象对他（指主体――引者）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指对象――引者）相适应的（人的――引者）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指对象和主体的互相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即作品――引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１２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主体对象化和对象主体化以及与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相适应”这样一种带有母元意义的“交互相用”的“规定性”原则。这个思想对解决文艺的主客体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意义。 　　（２）反映论和价值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比较强调文艺的反映论，并认为反映论是价值论的基础。新时期的文论特别注重价值论。这是正确的。但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取代关系和置换关系。有的学者用价值论取代反映论。实际上两者并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撇开反映论强调价值论可能导致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的迷误。脱离价值论的反映论是空的，而脱离反映论的价值论是盲的。因此必须坚持和发展反映论和价值论的辩证法，“去价值论的反映论”和“去反映论的价值论”都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的。 　　（３）“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评价文学艺术，但同时也重视美学观点，认为只有把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把握文学艺术的本质、价值和功能。新时期以来，特别强调美学观点，对恢复和弘扬文艺的审美特性，对文艺回归本体，作为对文艺领域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反叛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也有的个别学者又从对文艺的审美属性的强调走向“惟审美”和“纯审美”，脱离史学观点孤立地宣扬美学观点。实际上，主张“脱离美学观点的史学观点”和“排斥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同样是违反辩证法的。 　　（４）“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的关系问题。文艺好比地球一样，通过自转实现公转，自转一旦脱离公转的轨道，必然会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中。因此，理应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假使地球不自转，非但无法实现公转，而且使地球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世上没有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没有光线色彩，甚至会危及人的生命；倘若地球脱离公转的轨道，它将成为一个随意飘荡的自由落体，人随着地球一起作为星空中的尘埃永远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新时期以来比较强调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这对引起人们重视文艺的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是有益的。但也有的学者通过对文艺的本来是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的不适度的强调和追求，冷漠、冲淡和疏离了文艺对社会、人民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有趣的是，正当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大力建构和宣扬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时，西方的学术潮流通过文化研究的转向，投入历史，又重新返回到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语言转向”深入到文艺“内部规律”，极而反之，“文化转向”和随之而来的“历史转向”又重返文艺的“外部规律”。这个转向和那个转向，把青年学者转得“晕头转向”。实质上，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结合的，既唯物又辩证地存在于文艺之中。应当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彻底坚持和发展两者确存在和发展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努力克服两者的往返回流、不断易位的钟摆现象，防止两者的非此即彼、有你没我的偏废现象。

　　总之，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只有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式，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理解和阐释。 　　 　　科学唯物史观与文艺理论研究 　　只有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客观地明智地回答一些相关的文艺理论问题。当代学术界的一部分学者不愿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评价历史，形成了一些有违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不科学的见解。例如，有意识无意识地通过夸大现代化进程中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中的负面因素，非但不赞颂和不肯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而美化和诗化宗法制封建社会，甚至把它说成是比资本主义还优、比社会主义还好的和谐社会。事实上，从全局而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状态是暂短的，从总体上说，这个人治的专制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存在持续的所谓的黄金时代。长期的专制主义政治，霸道不仁，腐败不堪，连年的天灾人祸，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些带有血腥味的残酷事实，却被近年来火爆的历史剧的美化诗化所冲淡和掩盖了，通过无根据和被随意夸大了的胡编乱造，从根本上歪曲和颠倒了那令人感到残酷和凶恶的史实。应当说，有些历史剧本质上和事实上都是非历史和反历史的，都是违背和玷污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充满着战乱恐怖和血腥厮杀，实际上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么和谐可爱。诚然，历史上大约每隔千年，或许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所谓“太平盛世”，比如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还有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即便是乾隆盛世文字狱竟然多达130余起，动辄斩首凌迟甚至诛门灭族，使有思想的文化人的命运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依靠政治文化高压封杀思想的清王朝，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腐朽成分得以恶性发展。善良的人们往往从唐诗、宋词中欣赏封建宗法制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幽雅、闲适、安逸、和谐、亲善的一面，往往看不到它的贫困、落后、封闭、狭隘、愚昧和专横的一面。其实，即便是在杜甫的诗中也有“三吏”、“三别”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句。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７６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一些学者之所以眷恋过去那个幻想中的美好社会，一是秉持关于生态的理论，一是秉持关于异化的理论。前者主要是谴责现代化历史进程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后者主要是抨击和诅咒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人的异化。 　　关于生态问题。提出保护生态，对健康地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是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的。工业化和机器化的生产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破坏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起步阶段或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无限度地征服自然是会受到惩罚的。“杀鸡取卵”式的开采和“竭泽而渔”般的掠夺，不仅威胁地球的安全，同样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命。我们应当像关爱自己的生命那样，维护自然的生态，守护人类这个惟一的绿色家园。我们党和人民已经吸取了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谋求发展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自然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国家的构想和发展模式并逐步努力诉诸实施。但也不能人为地把社会发展和生态破坏绝然对立起来。 　　关于现代化历史进程所导致的人的异化问题。西方的一些学者们，从卢梭、席勒、海德格尔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推崇和运用异化理论解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病变，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特别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阐释当时社会境况下的生产和分配的残酷的劳资关系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当今的社会和生活中，异化问题仍然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着。然而异化形态下的劳资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富有时代感的新变化。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具有很大的再生能力和调解能力。高科技和信息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日趋摆脱了不自由的生产状态；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减轻了劳动者的体力负担；物质财富的剧增，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业余时间的增多所带来的自由感和轻松感，缓解了人们对劳动的厌烦情绪；人性化和民主化的管理改变着原始积累时期那种非人化的冷漠、隔膜和痛苦；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套比较完善的强大的福利系统，给人们提供了生存的可靠性和安全感。当时的文明人抨击他们所亲眼看到的近乎野蛮的生产方式是正义的，但现在同样要看到那种生产方式正在经历着从野蛮向文明不断演变的历史进步过程。从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恶劣的人际关系和生产境况所概括出来的古典的传统的异化理论，究竟还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已经发生了巨变的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值得正视和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至于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异化现象在一些领域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个别地区还有虐待童工和超经济剥削的情况发生。但是问题的主导方面是亿万人民大众还领受和分享不到现当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当代中国的异化问题的主要方面表现为权力的异化和与权力相关所产生的异化。这种权力异化的发酵、辐射、弥漫、污染和腐蚀作用，如不以强有力的法制手段加以抑制，将会酿成十分可怕的后果。 　　对来自西方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我们应当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鉴别和分析，得出科学的评价。从总体上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现当代西方文论话语的涌入和传播，对改造和重建当代中国的文论话语体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同时不仅存在着选择的盲目性，也存在着无视这些思想本身的片面性。例如，当代西方的一些左翼学者笼统地反对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性，忽视这种社会形态较之于封建宗法制社会的历史进步性。他们本来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受益者，但却好像感受不到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和对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增强和延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笔者一再表明，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本身是功莫大焉而没有罪过的。关键在于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关键在于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转化得是否合理、适度和有益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对现当代西方文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魅力与局限，缺乏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多半只看到它的积极因素，而忽略了它的负面作用。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代表性文化思潮，对我们弘扬文学的批判精神和解构精神，打破那些应当打破的束缚，怀疑那些应当怀疑的东西，颠覆那些应当颠覆的观念、体制和机制，从而对促进思想解放是有借鉴意义的。但冷静的学者应当意识到，百年来受伤的中国历史老人拖着戴着镣铐的步履，沉重而又蹒跚地刚刚步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在一些已经趋于高度发展的城市和地区不断滋生着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但从全局上说，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还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而言，存在着明显的时空错位。由于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历史反差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区别，应当充分地考虑到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对选择和使用后现代主义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的制约作用，以便增强自觉性和有效性，克服盲目性和虚假性。从全局上说，后现代主义是非理性的，是不利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比如，极端地倡导“非统一性”是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的；极端地主张“碎片化”、“无深度”、“削平价值”、“中止判断”，笼统地抵制“逻格斯”，反对启蒙理性，实际上制造新的蒙昧主义和新的自由主义，是不利于“按客观规律办事”、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的；极端地反对科技理性是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相悖的，是不利于科教兴国的。先进的尖端的科技成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的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已经处于国际前列，不仅改变了旧中国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而且壮了国威，扬了军威，使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抬起了自信而高傲的头颅。受到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一些学者却只强调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对人的压抑的一面，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

　　辩证的唯物史观研究文学的基本要求是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诚然，艺术的真实不能等同于生活的现实。艺术的真实是具有主观性、虚构性和假定性的。但同样要合情合理，同样要遵循生活发展的整体逻辑。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关系到艺术的源泉和发展道路。现实主义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然可能是文艺创作和文艺观念的主潮。我们应当弘扬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反对文艺领域中肆无忌惮的造假运动。有些作品从整体到局部，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到典型细节都是不可信的，甚至找不到一点真实的影子，完全是主观随意虚构的。为了消费和摄取文化资本的需要和夺人眼球的狡黠的设局，完全把郑重严肃的东西玩耍化和游戏化了，像《康熙微服私访记》那样的历史剧中的人物、故事和情节都是完全虚假的。据权威的史学家称，康熙皇帝没有进行过一次微服私访活动。据史书载，康熙自己还曾这样公开申明，因为老百姓都认识我，朕微服无用也，因寡人的信息很畅通，用不着去搞什么私访。一些专门写皇帝的影视作品，多半都把这些君主几乎描绘成人世间的才俊和楷模，他们都具有侠骨柔肠，非但宅心仁厚，而且功夫了得，铮铮铁腕，温情脉脉。既是圣君，又是情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蒙冤落难女子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两情相悦，宠为爱妃美妾。这种胡编乱造虽然是不真实的，却能起到以假乱真或以假当真的作用。特别是青年们看后，真地相信并以为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如此是也。艺术创作制造虚假，实际上对生活中的造假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弥漫于现实生活中的虚假、弄假和造假之风，污染着纯真而善良的人心，败坏社会的诚信和正义。这是具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引起注意的。 　　问题的关键和症结在于，有些学者不再承认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合理性，总是企图通过对文艺的特殊性、独立性、自律性的不适度的强调，贬抑和诋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表现出“去科学化”、“去现实主义化”的精神意向。这是值得研究的。对文艺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重视人文情感的审美研究，同样应当有益于激发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克服和防止把人们的现实要求引向远离实践和导入无法实现的抽象迷茫的幻想和梦境之中。历史唯物主义主张把一切精神现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历史条件下、历史结构里和历史过程中加以分析，以推动历史的科学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作为权威性的标准，因而更加重视实践的力量和改变现实环境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把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的解放理解为一种改变社会现实，同时在改变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活动中改变自身和完善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７４页）他们指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１２１页）“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７５页）历史唯物主义努力把人们引入真实的现实生活，即引入实践，不主张把人们引向不切实际的虚假的情感世界，即引入审美乌托邦。虽然人们为了生活不能没有幻想，但幻想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和人们的实际面貌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而只有靠变革现实的富于创造性的实践，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促进人的生态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