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上的蹒跚起步

　　十年前上海解放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感激上海》,略微表达我对上海真挚深切又百味俱全的情怀。黄浦江水哺育我长大,上海这个曾是“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充满光明与黑暗、正义与罪恶搏斗的十里洋场,让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睁开眼睛看看世界,懂得一些为人的道理,立定追求光明的志向,走上一条充实的人生道路。我在上海生活了十五年,其中,最难忘怀的是“孤岛”时期的岁月。 　　卢沟桥上燃起抗日救亡的烽火时,我正在杭州读初中一年级。尽管战火很遥远,但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号角,振奋了我们这些少年人的心。“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的第二天,杭州人都目睹了中国神鹰奋勇抗击日本空中强盗的辉煌战绩。秋季开学后,大家无心上课,挖防空洞,学防空知识,出壁报,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课堂上就央求老师讲时事,讲战局,从老师口中,知道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知道了“平型关大捷”,知道了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战局发展得很快,日寇在金山卫登陆,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快到年底时,随着钱塘江大桥炸毁时一声轰响,杭州沦于敌手,秀丽的六桥三竺黯然蒙尘。我第一次尝到了侵略者刺刀下生活的滋味。 　　第二年春天,我随家避难到上海。那时,上海租界已成为日军四面包围中的“孤岛”。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和抗日爱国力量,利用租界这个“国中之国”的特殊条件,通过报纸、杂志、舞台、电影、歌曲宣传抗日救亡,鼓舞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斗志。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特务在租界内不断骚扰破坏,抗日志士被狙击、遭暗杀的事件时有所闻,爱国与投降的斗争极其剧烈。但是,像我这样从敌人铁蹄下挣脱出来的人,到这样的环境里,却已感到如同到了自由的天地,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读书,自由地谈话了。挂着洋商招牌的中文报纸,照样刊登抗日战场的消息,只将“我军”改换成“华军”。书店里充满各种爱国进步书籍,《鲁迅全集》和美国进步记者斯诺《西行漫记》(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发行,更是两件轰动中外文坛的大事。到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风雨飘摇的“孤岛”终于为狂涛恶浪所吞没,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那八年中,我在上海读完中学,进入大学,有幸接触许多革命书刊,更有幸结识许多良师益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教书、编报纸刊物和写作的生涯。我的人生旅途中重要的一段,正是从“孤岛”时期开始的。 　　这里,只记一段自己是怎样同文学结缘的往事。 　　对文学的兴趣,幼年时代就被它的魅力吸引。在家乡跟祖父和老塾师读《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尽管不甚了然,却也从字句华美、音节铿锵中得到许多趣味。少年时代在杭州读小学,老师引导我们课外阅读,开始接触到“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作品,进入一片新奇的世界,知道在李白、杜甫和唐宋八大家之外,还有冰心、叶绍钧和朱自清,从学校图书馆里借到《寄小读者》、《爱的教育》、《稻草人》,就如发现了新大陆。到了上海这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革命文学的大本营,更像进入了汪洋恣肆、波澜壮阔的大海。那几年,我如饥似渴地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巴金、田汉这些“五四”以后老一辈作家和丁玲、萧军、萧红、张天翼、艾芜等等一大批左翼作家的小说、诗歌和剧本。初中好友李延宁介绍我读了名记者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一些苏联小说,又读到邹韬奋编著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走进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的宝库。不管懂不懂,我都囫囵吞枣地往脑子里塞。课余时间,除了少数必要的作业外,几乎全部用于埋头阅读,既是生活中的乐趣,也成为生活中的需求了。那记不清的新文学杰作和当时留在“孤岛”上以笔为枪坚持战斗的老作家们的作品教育了我,也鼓舞和激励我学习写作的兴趣,编织起从事文学生涯的幻梦。 　　学习写作的人大体上都是从向报纸副刊投稿起步的,“孤岛”时期的报纸很多,也很活跃。报纸也都有一个或几个文艺性的副刊,请有名的文人主编,如《申报》有“自由谈”、“春秋”;《文汇报》有“世纪”;《正言报》有“草原”;《中美日报》有“集纳”;《大美晚报》有“夜光”;《大晚报》有“剪影”等等。除极少数日伪背景的汉奸报纸外,大多数报纸都表现维护正义的爱国立场,即使政治立场不明显的,其副刊大抵也继承现代报纸副刊的传统,有文化气息,反映现实生活,也并不是只登名家稿件。我这样的中学生向报纸副刊投稿,自然只能从周围生活中找寻题材。我家曾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典当弄里,有一所私立小学,校长去世了,由妻子继任,学生仍称她师母。师母不善于办学,却热衷于打麻将,输了钱就在学生头上出气,为邻里传为笑谈。我家借住房子里,除房东外还住有七八家房客,有好几个孩子是师母的学生。她常到我们住的楼里打麻将,我就写了一篇人物素描,题目叫《师母》,鼓起勇气寄到《申报》去。时隔不久,看到它居然变成铅字,在“自由谈”上登了出来,这就算是我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吧,屈指算来,到现在竟已七十年了。当时喜出望外之余,不免暗自担忧,因为真人真事的成分太多,还用了师母不少原话,怕她探出底细,上门问罪。担心了几天,总算没有发生,可能她根本不看报,看报也不一定看《申报》,而且文章未署真名,用了一个冷僻的笔名。我也不敢告诉家里人,怕被斥责不务正业(学习),惹事生非。却是从这一篇开始,激起我向报纸副刊投稿的志趣,一发而不可收拾,继续悄悄地写,悄悄地投稿,家里订《申报》,投稿就寄到“自由谈”和“春秋”,只管寄,不管用不用,石沉大海也不灰心。对好朋友是不保密的,互相鼓励,互相评说,同班有位好友蒋其俊,也常向《中美日报》副刊“集纳”投稿,署名“巨浪”,大约是从《毕业歌》中那句“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中得来的。他如今在无锡安度晚年,我们通信中有时忆起少年时代投搞往事,仍是怡然自乐。拿到微薄的稿费,就到旧书摊上淘几本早已看好只是没有钱买的书,偶尔也约二三知己一起到路边小摊吃碗牛肉面,几客生煎馒头,自得其乐,什么匡时济世的宏大志愿是没有的。 　　由于蛰居“孤岛”,又住在租界与所谓“中国地界”接壤处的曹家渡地区,是邪恶、犯罪、堕落、污秽的渊薮,被当时外文报纸称为“歹土”,倒是名副其实。“歹土”中赌场烟馆林立,斗殴打架抢劫时有发生,我家对门便有家烟馆,早早晚晚都有形容猥琐的“烟鬼”出入。“打花会”(一种赌博方式)盛行,害苦了许多家庭妇女、女工和低收入的人群。弄堂里还有暗娼,也常演出些人间惨剧。浸淫在这样的环境里,每天耳闻目睹,感受很深,经年累月,总觉得有些愤激之情,郁结在心,不吐不快。读了高尔基、茅盾等大师指导写作的书,懂得要“手触生活”,要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就多以所见所闻所感作为题材,也就是反映“孤岛”的现实生活吧。刚刚起步,只看到一点点皮毛,提笔就写,既不会观察得准确、清晰,也不懂得深入生活,剖析本质,文字水平又低,幼稚肤浅自不待言,只不过留下些“孤岛”上点点滴滴的碎影罢了。 　　在铁蹄下过令人窒息的亡国奴生活,生计极其艰难困顿,虽然也相信抗日战争最后一定能获得胜利,但又觉得十分遥远,时常为郁闷、悲愤和苦恼所缠绕,这种情绪不免形之于文字。很想远走高飞,离开上海这个鬼地方,去苏北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但都未能如愿。偶尔听到一些远方的消息,总为之神往不已。“袁鹰”这个笔名,就在那时候开始用的。袁,是效仿鲁迅先生用母亲的姓氏;鹰,则向往于一飞冲天,振翼千里。多年来用过的笔名不下二三十个,有的只用过一两次,早已淡忘,“袁鹰”是最常用的,就成了正式的名字。那几年所写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严格说不能称之为小说,只是人物速写、生活素描),大体是两类题材,一是中下层市民辛酸苦难的生活,二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乱离时代动荡生活的浪沫,既不能算重大题材,也未敢直面人生。暗淡的情怀郁结难遣时,也写过些伤感、低沉的散文和诗。以春天、燕子、小草、灯光为题,寄托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和追求。

　　1987年,我将一些青少年时(十六七岁到二十岁)的习作编为一集,题名《泥河》,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对那些“孤岛”年代蹒跚起步的习作,我倒并没有像古人“悔其少作”而恨不得将它们付之一炬,也觉得不必如衣冠楚楚时看到穿开裆裤时的照片那样脸红。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用言语(包括真话和假话)与行动(包括做对的和做错的)写成的。文学的路程也是如此。能有机会出一本自己步入文学之门最早几年的幼稚作品,我非常愿意。这套由几位“孤岛”时代的前辈作家主持的丛书,内容充实,从各个侧面反映了上海抗战八年的现实,记下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虽然外表并不豪华,装帧并不光鲜,却极有分量,在我国现代文学中占有无可替代的特殊位置。编者容许我这些粗浅的东西厕身其中,殊觉汗颜。“孤岛”时代引导我、扶持我在文学长途上步步前行的师友,我铭记不忘,许多位师友已先后离开人世,驾鹤西行,如今只能用一瓣心香,默默地表达缅怀和感激之忱了。 　　 　　附录(一) 　　师母 　　 　　我们弄堂里有一所小学校,校长前几年去世了,由他的太太继续当校长。太太不愿学生称她为校长,要学生仍旧像过去那样叫她“师母”,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这位师母,据我们的房东太太徐师母说是“没有知识”的,这话作何解,恐怕连她自己也讲不明白。但在事实上,房东太太的四个孩子都在那小学校毕业的,最小的毛毛今年也三年级了,算起来都受过师母的“教化之功”的。房东先生和房东太太肯送他们的宝贝儿子到“没有知识”的手下去受教?所以,所谓“没有知识”,大概是没有财产的另一种说法。 　　说到财产,师母的确没有多少,即使她开着一所小学校,那也不过是一所弄堂小学,简陋得可以。天井当操场,亭子间作教务处办公室,几间房子里挤满了小孩。校舍不大,却拚命招揽生意,以至六个小学生合用一张课桌,老是挤得打打闹闹的。新近又在灶披间里增添了幼稚园,于是麻雀虽小,倒也五脏俱全了。 　　我们的房东太太徐师母同别人说到这个新办的幼稚园,又有一番议论:“学堂里的那个师母门槛真精,叫她的一个从乡下逃难来的亲戚去管幼稚园,不付人家工钿,还要替她烧饭。一天忙到晚,还能管好幼稚园呀?” 　　“真的吗?”住在后楼的王师母有点着急了,她刚打算将她的囡囡送去幼稚园,已经报了名,“她那个亲戚识字吗?” 　　“怎么不真!”房东太太认真地说:“前两天我还看见的,一个乡下姑娘,十六七岁。人倒是蛮秀气的,就是皮肤黄。” 　　“啊唷,不要有毛病吧!”王师母越想越不对,“下次师母要来,倒要问问清爽。” 　　我们这两栋房子里有八九个小孩在师母的小学读书,成为她的一个大主顾。所以暑假里有空,师母便常常来玩,凑满四个人,便在房东太太家里打起麻将牌。噼噼啪啪声中,常常夹着师母那尖嗓子的笑声。王师母老是输,大概也没有心思去问那个乡下姑娘有没有毛病的事。 　　八圈牌打完,师母看了一下面前的筹码,将牌一推,“这样吧,徐师母,你赢了十八千,算毛毛下学期的学费好了。” 　　“好的好的,小意思,没有关系,不再加四圈了吗?”徐师母笑嘻嘻地答应。心想:毛毛的学费仍旧要向丈夫要来,落到自家私房账上。 　　王师母却在寻思:囡囡要不要送到师母的幼稚园去呢?她又听楼下的孩子说过,有时师母外面打牌或者打花会输了钱,回去就打小的学生出气,打得那些孩子屁股上青一块白一块的,还不许他们哭。想到这儿,她好像忽然听到囡囡的哭声,还在连连叫“妈呀,妈呀……” 　　她抬头朝师母斜看一眼,师母正在向亭子间的周师母打听:“昨天夜筒开的什么?” 　　“汉云*!”周师母正在为忘了打而懊悔。 　　“真的是汉云吗?啊呀,可惜可惜!”师母的尖嗓子又响起来:“我前天夜里梦见一头牛,朝我点头。我又是属牛的,怎么不去打汉云呢?昨天下午两个孩子打架,把头打破了,我忙了半天,就把打花会的事耽误了,要不我一定打汉云的。这两个小鬼头!”说着,恨声不绝地走了。 　　我忽然想,那两个小鬼头该不该“吃生活”吧? 　　 　　原载1940年9月5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裴苓。 　　*“汉云”是当时流行沪西一带的赌博“花会”三十六门之一,据说是“牛精”。 　　 　　附录(二) 　　铁丝网上的春天 　　 　　都说春天来了。可是,春天在哪里呢? 　　上海早已成了“孤岛”,但这座岛上没有青山,没有绿水,是一座黑色的、灰色的岛。公园里,倒也有山,那是假山。石头堆成的;也有水,那是假水,人工开凿的池塘,小得可怜。水里也有船,那是小孩的玩具,纸的、洋铁皮的。 　　我多么想念离别了三年的西湖、钱塘江、南高峰和北高峰。到了春天,苏堤上一株杨柳一株桃,迷住你不忍归去。湖光山色,在梦里也是那样妩媚动人。想起“柳浪闻莺”,想起“断桥残雪”,想起杭州口音“划子要呀?”禁不住“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了。 　　梦醒后,抬头依然,只从天井一角看到灰蒙蒙的天空。工厂烟囱从早到晚喷着浓黑黑的烟雾,将上海的天空熏染得像一块发黑的擦桌布,又像铅块一样沉重。 　　这是春天吗? 　　又说春天在郊外,于是,我带着弟妹们去寻找。 　　从曹家渡五角场沿苏州河向西走,走过圣约翰大学校园。从漆了黑油漆的竹篱笆朝里边张望,能看到浓浓的绿阴,仿佛也能嗅到花香,还传来一阵阵笑语。大学校园里的春光是诱人的,但不知道他们能享受多久呢?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请珍惜你们拥有的这一点春光吧!我为你们祝福。 　　再往前去,绕过兆丰公园,就到了铁路边。马路同沪杭铁路平行地伸展着。 　　铁路两侧,青青的野草倒是长得很盛,那是被春风吹醒的。沿铁路架了铁丝网,像一只巨大的蜈蚣,一条带刺的长蛇,匍匐在那里。铁丝是新换的,青光闪闪。 　　铁丝网围住了“孤岛”,围住了“孤岛”上的人。 　　我突然感到一阵战栗,好似被这铁丝网捆住了手脚,全身动弹不得。 　　“看,快看那边!”弟妹们喊起来:“那边铁丝网上!” 　　铁路两侧的铁丝网上挂着一只破风筝。 　　那是一只最普通的风筝,既不是燕子喜鹊,也不是老鹰蜈蚣,而是最常见最便宜的瓦片风筝。不知道什么时候吹落到铁丝网上来的,已经被铁丝网刮破了,只剩下一个骨架,半张破碎的纸,红红绿绿,看不清那上面画的是什么。 　　“风筝,一只风筝!”弟妹们继续喊着。 　　在我们住的拥挤不堪的弄堂里,是看不到风筝,也没法放风筝的。 　　“风筝,快看风筝!” 　　是的,这只风筝,应该在湛湛的长空翱翔,在青青草草和绿绿竹林上飘荡,在洒满阳光的小山坡上旋舞高升。伴着它的应该是无忧无虑的欢笑,应该是漫山遍野的鲜花,应该是人们对春天的向往,应该是阳春美景的享受。 　　风筝,也一定有过这样的梦。然而现在它只能挂在铁丝网上。线断了,从高空悠悠荡荡地跌落下来,而且那么巧,竟落在无情的铁丝网上。它的主人――放风筝的孩子,早已失望地、闷闷不乐地走了,回家去了。 　　它从哪里来?它的家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它现在挂在铁丝网上,而且已经刮破了。 　　它曾为它的主人带来一阵春天的喜悦,然而,就如肥皂泡泡一样幻灭了。 　　它垂着头,在叹息吗?在哭泣吗?在怀念家乡和主人吗? 　　要不了两三天,也许就是明天,风吹雨打,连现在这支离破碎的骨架,也会无影无踪。 　　弟妹们停足在铁路这一侧的铁丝网下,一定很想跨越铁路去,将那只风筝从那边的铁丝网上救下来。但是不可能,我们却被铁丝网拦住,只能隔着铁丝网,隔着沪杭铁路的铁轨,向它行注目礼,向它凭吊。 　　春天被挂在青光闪闪的铁丝网上。 　　回去的时候,我们依依不舍地回头望了望,似乎向一位偶然相遇的好朋友告别。 　　但愿今夜不要下雨――我们在心里默祷着。 　　 　　1941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