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已没有秘密"

　　有杏花烟雨风骨、乌蒙磅礴气势。从意气风发的小季到双鬓银丝的老季，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季克良的名字与茅台紧紧连在一起。

　　

　　与酒打了一辈子交道，这个江南书生也褪去了年轻时的清苦干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哗，正如窖藏陈酿。

　　2011年卸任贵州茅台董事长后，季克良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他形容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打小牌、带小孩、打小球、喝小酒”。

　　这最后一个字，还是落在了“酒”上。

　　记者到达茅台镇时，正好赶上小麦和高粱一年一度下沙的日子，伴随赤水河谷的微风，酒香若隐若现。

　　“我的人生已没有秘密”。被业界誉为茅台“教父”的季克良，满头银丝，但还保持着年轻小伙般的精气神，说一口掺杂少许贵州口音的普通话，态度温和亲切，“茅台是我一生的主题，酿造国酒就要对它负责一辈子、一百年、一千年”。

　　从贵州茅台厂长、总工程师、党委书记及董事长，到名誉董事长、技术总顾问，季克良把自己的人生轨迹，亦看作是酿酒的过程。

　　记者环顾四周，两张沙发和一张茶几是办公室里所有的陈设，茶几上没有精致的茶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和几本养生杂志。

　　2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由于奖章过多，墙面已无法完全一一展示，部分他与名人的合照摆放在不显眼的地方。办公桌被一沓沓厚厚的文件资料“攻占”，留有一角摆放着他人生各个阶段的照片。两只大书柜上，各类白酒书籍整齐地躺着。

　　或许是看出了记者的紧张，季克良突然问：“你属什么的？”

　　“蛇。”

　　他打趣地说：“属小龙的聪明。”

　　交流一下子变得轻松，记者也似乎忘记了他是“季克良”，“季总”的称谓不知不觉变为“季老”。眼前这位温暖而质朴的长辈，缓缓叙述起自己人生的酸甜苦辣。

　　一抹心“酸”忆身世

　　气尽前溪舞，心酸子夜歌。采访季克良，时值重阳，话题自然从父母开始。

　　“今年是我生父逝世三十周年，生母逝世四十三周年，养父逝世二十五周年，养母逝世四十六周年。”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季克良原本姓顾，家中排老五，因幼时家庭条件贫苦，被过继到季家。虽然父母们都是农民，未接受过文化教育，却十分重视子女教育。

　　“我的养父一字不识，但每日都会监督我背书。有时我偷懒，没有认真记课文就胡乱背书，欺负他不识字。没想到养父竟找到了检测我是否认真背书的诀窍。只要我一背书，他就数我背了多少字，然后对照课本里的字数，检查我有没有偷工减料。”

　　快小学毕业时，生养父母们聚在一起讨论季克良的教育问题。在种田、当学徒、报考初中的选项中权衡之后，达成了共识：如果能考上初中，砸锅卖铁也要供;没考上就回家种田。

　　父母之心化为鞭策，他发奋考取初中高中，并在1959年参加高考，进入无锡轻工业学院，入校后选择了食品发酵专业，也选择了与酒相关的人生。

　　不过，季克良说，当时择校以离家近为原则，选择这所大学，只因“路费便宜”。

　　当时班级里共三十二个学生，只有八个女生，其中一个叫徐英，南通启东人，说着和季克良同样的家乡话。性格直率，高挑漂亮是她留给季克良的第一印象。八年后，她成了季克良的妻子。

　　大学里，季克良做了五年的“班主席”，因为付不起1.2元的车船费，他有三次寒暑假没有回家，留在学校埋头苦读。其间，顾家被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一床铺盖、一个哥哥病重去世、季家养母因为阑尾炎连续两次开刀……这些苦难被长辈们善意地隐瞒，季克良总是到事情过了许久才知晓。

　　谈及于此，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流露出深深的内疚和心酸：“我的父亲母亲们直到去世，一个也没来过茅台，这也是我的遗憾。”

　　几分“苦”楚终成事

　　虽说先有茅台后有季克良，但季克良的研究成就了茅台。

　　1964年，季克良和夫人作为技术研究人员一起被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相较“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江南温情，原始而豪放的喀斯特高原“气候和土壤完全不同，加上一吃辣椒就流鼻水，破旧不堪的厂房设施”，季克良难免水土不服。

　　初到茅台酒厂那年，他的工资是每月42.5元，茅台酒的产量只有二百多吨，市场价是3.6元一瓶。因为经营不力，总人数仅三百余人的酒厂开始把工人往外调，1964年一整年，酒厂总亏损八十多万。亏损状况一直持续到时任仁怀县县委书记的周高廉担任厂长，茅台酒厂才扭亏为盈。

　　梦想遭遇现实，或许总有几分不堪。但当不同的酒香伴随赤水河谷的微风徐徐吹来，飘入心间，季克良坚定地告诉自己“做一名优秀的酿酒师是我的梦想”。

　　他开始潜心投入茅台酒工艺的研究与改良。初步了解茅台的季克良发现，茅台的酿造工艺有很多神秘之处，多用女子“伏天踩曲”。而且，几乎所有的重要工序都与炎热连在一起：高温制曲、高温发酵、高温蒸馏。还有修禅悟道般的漫长过程：堆积发酵、入池发酵、七次取酒、九次蒸煮……这与他在大学课本上学到的并不相同。

　　季克良说，那时一头扎进生�a车间，整日和工人在一起，三年时间，每天长达十来个小时的劳动，工作强度至少是现在工人的两倍。

　　从投料、蒸煮、制曲到堆积发酵，每个环节都需身体力行。高温作业环境下，衣服从没有干爽过。“背酒糟时因重心不稳常常摔下窖池，烤酒时常累得晕过去。”直到把茅台酒的每一个科学的、传统的工艺细节都融入自己的血液。

　　回忆过去，季克良认为，那段磨炼也令他彻底顿悟到茅台的精髓。

　　应对危机“辛”当头

　　此后，伴随周恩来总理的“茅台外交”，国际舞台上形成了一股“茅台热”，茅台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多。季克良也从1973年开始转到生产科，负责生产技术方面的工作。1978年，茅台实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赢利。 　　成绩突出的季克良慢慢从副科长、副厂长一直到1983年做了厂长。“一级一级都不放我了。”他说，“先是厂里不放，后来是轻工厅不放，再后来是省委不放。”

　　为了留住他，茅台酒厂厂长邹开良曾在一年春节前几天不远千里来到季克良的家乡，看望他的养父，并动员他们来贵州生活。

　　到1998年，和国内其他酒企一样，茅台集团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销售大幅下滑，原本车水马龙的茅台酒厂门口顿时门可罗雀。季克良临危受命，出任茅台集团掌门人。他很快作出决策：全员跑市场卖酒。打响了茅台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一战”。任期内，不仅茅台酒销售持续增长，还实现了茅台股份公司的上市，茅台集团总资产也由二十多亿元增至四百多亿元。

　　久而久之，季克良成了茅台的“活招牌”。

　　超过六十岁法定退休年龄后，在国资委的要求下，季克良已经数度延长任期。2011年10月，季克良从董事长的任上退下的时候，茅台酒产量达到了三万多吨，茅台集团的在职员工总数达到了一万多人，销售收入达到二百四十多个亿。

　　“和您一起进厂的老员工现在还有留在茅台的吗？”记者问。

　　他诙谐地说：“我的老伴算吗？”

　　提及家人，季克良说，生第一个小孩时每日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为女儿写日记，记录其成长片段。什么时候开口叫“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走路、什么时候笑了、什么时候又撒娇了，点点滴滴都沉积在厚厚的日记本中。

　　“我不会要求儿女们有多大的成就，他们能够在生理和心理上健康成长就行。‘敏于行而慎于言’是我常告诫他们的准则。”季克良指着办公室内的一幅字画说。

　　三两下肚“辣”酒量

　　作为品酒师，四十多年来季克良喝掉的茅台酒有两吨多。酒厂的员工告诉记者，季老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即使退职后仍然每天到厂里上班，只要人在茅台，早晨的品酒会一天都不会落下。

　　记者好奇：季老大清早喝酒难道不会影响工作吗？该员工笑着说，季老品酒不用“嘴”，而是用鼻子，只要一闻，便能判定酒中的香气成分是否达标，比任何的电子测量仪器还要准确。

　　外界谑称季克良的鼻子天生为品酒而生，鼻子大所以聚焦酒中的香气成分。对于这一说法，季克良笑答：“我用鼻子品酒是因为自身酒量小，靠嘴巴鉴定恐怕早醉了。另外，味觉容易麻木，嗅觉的恢复能力却比较快。而‘好鼻子’除了需具备天生的灵敏度外，还要靠后期的开发，即不断用其去分析和判断，以锻炼它的性能。”

　　世界级酿酒大师不但没有“气吞山河”的酒量，反而称自身酒量小，似乎让人难以置信。

　　季克良说，年轻时酒量一直较差，刚工作那会儿，喝两杯白酒就觉得天旋地转。喝酒是工作需要，随着工作阶段的变化，逐渐也为自己练出了些酒量。但是，优秀的勾兑师应保持嗅觉和味觉的敏感，酒即使再爱也不能多喝。

　　为了保持嗅觉的灵敏度，季克良一直遵循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不酗酒、不抽烟、不熬夜、不吃辛辣食物。或许这也是季克良年过七旬，却未“大腹便便”的一大因素。

　　说起酒，季克良还有点自己的小遗憾，“我没有收藏茅台酒。工作初期，因家庭条件困难，我舍不得买来喝。即使过年回家，也只是去镇上买1.42元的散酒带回去，更别提收藏。谁能想到茅台酒能升值那么多，要是我早知道，肯定收藏一堆放在家里”。

　　说完这番话，季克良笑起来。在岁月的长河中，季克良将半个世纪的时间献给了国酒。时至今日，53度的飞天茅台在市场上售价已上千元，茅台股也成为中国酒业第一高价股。

　　“是茅台成就了我。”季克良说。

　　同时，他也成就了茅台，成就了自己的甘醇人生。

　　季克良，1939年4月出生在江苏南通。1964年，大学毕业后被轻工业部选拔、分配到茅台酒厂工作。

　　1981年，季克良被任命为茅台酒厂副厂长，1983年升任厂长。

　　1985年，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行政工作的季克良主动辞去厂长职务，成为茅台酒厂历史上第一位总工程师。

　　1998年，金融危机及山西朔州毒酒案爆发，使得整个中国酒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当年5月，季克良被委以重任，集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工程师于一身。

　　2001年8月27日，贵州茅台挂牌上交所，并在之后成为中国A股市场为数不多的“百元股”之一。这一年，茅台酒厂实现了产量6000吨。

　　2003年，茅台产量首次突破了10000吨，季克良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2011年退休的季克良“退而不休”，现任贵州茅台酒厂名誉董事长、技术总顾问。

　　在工作的五十个年头中，他没享受过片刻的闲适;退职后，他“卸甲未归田”，只身留在茅台，以“小孙、小球、小牌、小酒”为伴。

　　茅台就是我的家

　　季克良与妻子是大学同学，1964年一同被分配到贵州茅台酒厂，后来其妻担任贵州茅台酒厂副总工程师。育有一儿一女，目前一家人分隔三地。

　　“您觉得自己一人在茅台孤单吗？有考虑过回到江南老家定居吗？”记者问。

　　“不回去了，茅台就是我的家，有家的地方就不会孤单。”季克良说。

　　季克良平日里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既不投资股票，也不钟情艺术品收藏。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太复杂，简单的生活方式更适合他。“一听到孙子和外孙的声音，我的心就如同在糖罐子里浸泡着。”季克良说，“孙子是我的小知己，他很喜欢和我聊天。他还没上初中时，我俩每天都打电话，话匣子一打开常常就收不住。不过，现在外孙即将迎战高考，孙子也已步入初中。我不敢过于频繁地与他们通话，以免他们分心而影响学习。”

　　据熟知季老的朋友称，季老的孩子缘特别好，小朋友在酒厂宿舍楼里看到他，就会大声喊“季爷爷”。他和老伴在仁怀街头买菜时，小孩也指着他叫“季爷爷”“季爷爷”，季老就冲着他们笑，有时还和他们攀谈几句，颇有种“老友”的感觉。 　　季克良坦言，由于工作原因，即使到现在，每年也仅能和小孙们见面七八次，其实自己每天都在想念他们。每次和孙子通话，孙子一开口总是在电话那头说，爷爷您快回来。这让他听着既暖心又难受。

　　“外孙的成绩优异，学习刻苦，目前就读于重点高中的重点班。”季克良很骄傲，“每当出差，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我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小孙、小外孙，有时连行李都不愿先放下。”

　　季克良还是孙子的体育老师，每到暑假，两人还会一块去游泳，偶尔来场比赛。提起这些事，季老难掩心中的喜悦，眼中满是慈爱。

　　高尔夫、斗地主、品小酒

　　除了“小孙”外，季克良退职的第二宝则是“小球”。

　　��季克良介绍，打高尔夫球是他的兴趣，呼吸新鲜空气、进行有氧运动令人心情愉悦。

　　“虽然身子板不够硬朗，球技不算精湛，诚实地说打得并不好，但我经常在打球中思考自身的问题，力求进步。”季克良表情认真地说道。

　　此外，季老闲暇时还喜欢与朋友打打小牌，“斗地主”为退职第三宝。

　　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季老的牌友多为厂里的员工，包括车间的老同事，办公楼里的年轻人，及厂里招待所的服务员。他们不以输赢论英雄，纯为娱乐生活。

　　与酒共事了五十年，小酒同样不能缺席季老的退职生活。

　　正如季克良自己所说，真正的好酒定是耐得住寂寞，禁得起喧哗，“自然老熟”的珍品。

　　也许这就像如今的季老，淡如菊，醇如酒。

　　经典语录

　　“从1964年大学毕业，分到茅台一直工作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八年时间，喝下去的酒估计两吨吧！我工作前是不喝酒的，我的子女也不喝。请大家不要笑话我喝了多少酒，我喝酒是工作需要。做酒的不懂酒怎么行？我们品酒是为了工作。

　　“现在茅台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了。我就看到过这样的报道，一个农民工过年回家，为自己六十岁的老父亲买了一瓶茅台酒，想让老人家尝一尝真正的茅台。在很多城市里，婚宴、谢师宴、满月酒用茅台来招待宾朋，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我从来没有把茅台定义为奢侈品，因为茅台的价格，远远比不上动辄几千上万甚至十几万的红酒和洋酒，就现在中国百姓的消费水平而言，只要不是天天喝，是消费得起茅台酒的。

　　“我一直的主张都是要让老百姓喝得起茅台酒，不要把茅台酒价格提得很高，这么好的酒就要让老百姓都能享受才对。

　　“上调茅台酒的出厂价，主要是为了兼顾国家、企业、消费者、经销商和投资者五方面的利益。一个企业、一个品牌、一个产品要长久发展，就必须考虑消费者的利益，所以我们在提价的同时又实行限价令。我们提价也好、限价也好都是对的，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啤酒说自己是液体面包、红酒说自己是液体蛋糕、威士忌说自己是生命之水，茅台同样能喝出健康，我们的历史、品质、品牌绝不比洋酒逊色，甚至还要胜过它们，比如茅台酒的微量成分多达一千多种，这是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等外国名牌蒸馏白酒都无法相比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向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介绍我们自己的好酒，把中国绵延千年的白酒文化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