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对魏晋南北朝旅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唐以前，人们的旅游活动可以说是偶尔为之，并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出游行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的动荡，朝野分裂的社会状况，多数人都逃避现实，遁隐山林之中，在山水环境中去思考。期望通过自然来净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这一时期便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旅游活动，同时这种活动也多出现在士人身上。相对活跃的旅游活动也催生了旅游思想的产生，这种旅游的思想发展到唐朝时达到鼎盛。本文试图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形成的旅游思想入手，通过对唐代文人旅游活动的分析，探寻唐代文人漫游活动所受魏晋南北朝旅游思想的影响情况。
一、魏晋南北朝旅游思想的主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人热衷于投身旅游活动，并且在初具规模的旅游实践中产生了丰富的旅游思想，尤其是对旅游价值和旅游方法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正如范能船先生所说的那样六朝时期，我国进入了旅游的自觉时代。
(一)对旅游价值的认识
对于旅游价值的积极认识是激发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旅游发展的原动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能够出现旅游大发展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魏晋南北朝人通过旅游的实践活动已逐渐认识到旅游巨大的功用价值。
1、修身养性
魏晋南北朝人认为，旅游是人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需要，“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这种精神需要与人的物质需要一样重要，旅游可以让人摆脱疲竭烦恼，得到精神解脱，从而达到修身养性的效果。由此管窥，魏晋南北朝人对旅游修身养性的作用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2、寻美追奇
旅游是一项综合性的审美活动。魏晋南北朝人认为，旅游不仅可以欣赏美，还可以发现美。强调旅游具有寻美追奇的功用，要发现美，最好是亲自进行旅游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谢灵运、宗炳和郦道元等旅游家便不辞艰险，在旅游中寻美追奇，在寻美追奇中旅游，从而在魏晋南北朝激起了浩浩荡荡的旅游之风。魏晋南北朝人这种不迷信书本、注重旅游实践的精神，对后人的旅游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
3、提高素养
追求个性解放的魏晋南北朝人在纵情山水的过程中，认识到旅游是实现自由、超脱人格的理想方式，因而将旅游视为人须有的一种素养。魏晋南北朝人认为，旅游有利于提高人的素养。一是可以增强人的审美素质。魏晋南北朝流行以自然景物的美来比拟人的才情风貌，所以旅游在客观上有利于丰富他们品藻人物的“品题”，在品藻人物中增强审美意识，进而提高审美素质。二是可以提高文艺创作水平。旅游生活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人所喜爱的文艺创作题材，不仅如此，旅游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创作动机和灵感。
4、参悟佛道
魏晋南北朝佛教、道教兴盛，当时天下名山僧道多，于是笃信佛道的魏晋南北朝人乐于在欣赏名山美景的同时又去朝神拜佛，并与高僧老道访谈交友。魏晋南北朝人不仅认为旅游可以朝神拜佛，还认为通过旅游可以参悟佛道。
(二)独特的旅游方式
对旅游价值更深入地认识使得魏晋南北朝人非常注重旅游的方式，在这个时期里最具特色的当属想象游和卧游两种方式。
1、想象游
魏晋南北朝人认为，旅游并不是单纯的游玩消遣，而应该澄心静虑、展开联想，在想象中旅游，在旅游中想象，从审美与思考中达到物我合一的超越境界。魏晋南北朝的想象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哲学式的想象游，另一种是移情式的想象游。前一种想象游强调哲学思考，它把自然作为哲学本体“道”的形象化的体现而去加以欣赏，又易唤起旅游者一种超世间、超功利的自由感。而后一种方式则是强调借助想象，将情感移寓于自然景物之中，然后又在这情感化的自然景物中领略悦目之美，释放自己的情感。哲学式的想象游由于受到魏晋南北朝前期玄学兴盛的影响而备受推崇，到了后期随着玄学的衰落，旅游方式随之趋向移情式的想象游。
2、卧游
所谓卧游，即是指用与旅游相关的山水诗文、山水画、山水园林等文学艺术形式，将自己旅游中所欣赏到的自然美景描摹再现出来，借以在家中欣赏，或借助别人创作的旅游文艺作品进行欣赏神游。这是魏晋南北朝人留恋旅游生活但因种种缘由不能亲历山水旅游而创造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旅游形式。当然卧游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旅游形式，但它产生于旅游。是旅游生活的再现。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卧游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旅游相关的山水诗文、山水画卷、山水园林创作和建设，丰富了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题材。这一旅游方式的出现也深刻影响着后世旅游活动对旅游文化建设事业的推动。
二、唐朝文人的游憩行为
由于唐朝前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疆域辽阔。为了巩固统治、推动商业的发展，唐的统治者很重视交通建设。当时国内的陆路和水路交通都十分便利，加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使得道路沿途涌现出大量的客舍、邸店、车坊等店肆。这些都为文人的出游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唐代实行科举制度，很多文人士子都需要辗转千里赴京应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游历山川，赋诗作画：另一部分人则是选择以隐求仕，遁隐山林。“文人们通过种种途径来实现自身价值时，常常不得不在各地奔波往来、游历四方，推动了文人士子漫游风气的形成。”唐朝文人游憩行为方式，从动机上可分山水游、宦游、边塞游和隐游。
(一)山水游
对于文人来说，山山水水、花草树木，最能触动他们敏感多思的情怀，引起心灵的共鸣，得到身心的愉悦和精神的慰籍。因此，历朝历代不少文人，不辞劳苦，爬山涉水，将自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陶醉在美丽的山水之间。唐朝文人热衷山水游的不乏其人，著名诗人陈子昂、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柳宗元等等，都有过醉心于自然胜景的经历。
唐代文人的山水游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积极的壮游：一种是消极的消遣之游。唐代许多文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等早在年轻时期，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史裴长史书》)。在壮游山水当中，陶冶情操，结交朋友，增长阅历，增加才干。“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为今后一展宏图，实现理想拖负打基础。在山川胜景、田园风光中留连忘返的还有另外一些文人。他们由于仕途受挫或不满现实，而醉心山水，躬耕田园，在漫游山水田园、饮酒咏诗中消遣时日，其中以孟浩然、王维、白居易等为代表。他们常常于行旅当中，将山光水色、田园风光付诸于诗，开创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
(二)宦游
唐代国势强盛，政治开明，极大的激发了文人的政治热情。当时文人致仕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科举致仕。文人科举及第取得任官资格后，再经过吏部授官。二是举荐致仕。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可以通过他人举荐或自我举荐任官或迁官。三是入幕致仕。文人通过加入藩镇幕府参与政事，也可由节帅推荐做官。宽松清明的用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文人的竞争意识和表现意识，不管哪条入仕途径都要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或者科举之前就已名闻天下，或者结交名人而被举荐，或者凭借超
凡才华被人征辟，凡此种种都需要四处活动，宦游因此应运而生。宦游的文人当中最著名的是诗人李白和高适。
李白二十五岁那年，怀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的抱负，离开了故乡，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宦游生活。他先是浪迹洞庭、江浙一带，结交了众多名士，三十岁又西入长安，隐于终南山。后渡黄河，经梁宋，历游河南、湖北、山西一带，遂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等并号“竹溪六逸”。经过十余年活动，终于名动京师。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李白饱览了祖国的秀丽山河，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三)隐游
隐逸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其原因多为两方面：一是许多文人生性淡泊，与世无争，他们如闲云野鹤，皈依自然，在自然山水中陶冶自己的情操；一是因为郁郁不得志，于是转而向大自然中寻觅自己的人生价值。前者如王绩，他曾任官隋唐两朝，但后来还是还乡隐居，一生推崇陶渊明，沉醉于田园情趣，诗文亦受其影响，如“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野望》)。后者以王维为代表，王维中进士后，官场几度沉浮，中年后政治失意，遂寄情山水，放步田园，并积极参与到园林艺术的追求中，他在自己的辋川别业中养鹿放鹤。使之成为园林山水景观的天然点缀。他还写下大量描绘山水田园风光的作品，和孟浩然并称“王孟”，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如他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居秋瞑》)，风格清新绮丽，透过空山、新雨、明月、松林、清泉、山石，诗人恬淡闲适的情绪深深感染着我们。[5]
三、唐代文人对魏晋南北朝旅游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旅游思想延续到唐代得到了更深的发展和升华，其对唐代文人旅游对魏晋南北朝旅游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同时由于社会局势和王朝命运的差别，旅游思想发展到唐又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对魏晋南北朝旅游思想的继承
唐代文人的旅游活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思想继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自然山水的热爱。魏晋南北朝士人在对自然作出新的诠释的同时，大多满足于自然景物外在的感性形式，属耳流目，极视听之娱，将自然山水看成作用于人的视听感官而产生审美愉悦的对象。在唐代文人们也是寄情山水，游历名山大川，以此来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第二，将旅游审美融入文学创作。随着士大夫对自然美的认识鉴赏，个体情性的觉醒和发展，他们在优游山水林园之际大大拓展了审美的领域和视野，产生了许多表现自然美的山水旅游作品。山水游览之作大量涌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旅游审美中得以重构。这种现象在唐代文人中普遍存在，文人们在游山玩水之间常会赋诗作画。在唐代很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有大量描绘自然风光、羁旅生活、田园牧歌等等方面的作品，这也大大推动了唐代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第三，对隐游的继承。魏晋南北朝动荡的局势，使得很多文人士子们多选择遁隐山林以远灾避祸，掀起了一股隐游的高潮。发展到唐时，一部分文人仍然选择这样的一种游憩或生活的状态。由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唐代文人对旅游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和改变，其旅游也具有了新的特点。
(二)对魏晋南北朝旅游旅游精神的转变
如前文所提到的，在魏晋南北时期的人们多在家中兴造园林，以达到足不出户，遍览天下美景的目的。社会的动荡使得人们是以一种被动的心态在山水中邀游，充满灵秀之气的山水也无法抚平他们心中的惶恐不安。那时的山水是人们逃避黑暗现实的一种工具，人们还不能真正敞开心扉去欣赏自然山水的美。
唐朝则是一个国家统一、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朝代，再加上唐朝延续了隋朝的科举制，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使唐朝文人更有朝气、更有进取心、也更具有社会整合能力，能充分展示自己的风采。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做到解除思想包袱，充分放开自己，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舒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文人雅士在读书之余，总忘不了去走一走名山大川，看一看壮丽山河，放松心情，放开胸怀。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不管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道家情怀，还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儒家胸襟，都将山水看作知己，站在一种平等的角度和立场去欣赏自然山水的美。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子的旅游活动多是在一种消极颓废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的，而唐朝文人旅游活动因受到不同思想和社会政局的影响，构建了新的精神构架，其活动既是功利的，也是开放的、较少伪饰和拘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