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为何成了空话?|民本思想|民本

核心提示：众所周知，在秦汉以下的中国历史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从未制度化与法律化，实际上已经异化为统治者手中玩弄的用民之道、御民之术，成了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

本文摘自：《博览群书》2007年04期，作者：聂永华，原题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

记得几年前，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中的两句歌词家喻户晓：“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两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早已说得非常清楚。《孟子离娄上》：“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心者，天下人心向背，爱憎臧否也。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这实际上是生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衍化于秦汉以后的“民本”思想的通俗表述。两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似乎成了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尺度，民众权利主体资格和政治诉求的终极凭借。它给统治者带上了一副“紧箍咒”，某种程度上成了民众利益的“保护伞”。

“以民为本”思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经历了远古时期的“天本”、殷商时期的“神本”，而成熟于两周时期，它不是上帝的恩赐，更不是统治者的施舍，而是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的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千载以下，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哺育了一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鼓励着一批先行者前赴后继颠覆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统治。因此，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经典表述的民本思想，有着巨大的本原大义和深厚而辽阔的阐释空间。探索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衍变的历程，追问其间的微言大义，从而为确立新型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制度提供借鉴，有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王保国著《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朝着这一目标所做的积极努力。著者以“忧天下，探世变”的拳拳之诚，踏上了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清流探源的艰辛历程。作者认为，从萌芽到转型，两周民本思想的发展在整个传统民本思想的演进历程中构成一个明晰的单元，故而全书把两周民本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细致的勾勒，从商周政权的转移谈民本思想的萌芽，从春秋民人地位的提高谈孔子民本思想体系的形成，从战国政治空间的开放谈民本思想的百花齐放，从封建集权的确立谈民本思想的工具化改造。这样做，就清晰地展现了民本思想在两周发展的脉络，给人以系统完整的印象。

关注民本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轨迹，探讨两周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本书着力所在。而要达此目的，并非易事。两周民本思想犹如一颗宝石，只有拂去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长期批判烙下的现代垢印，才会熠熠生辉。全书主体部分由八章组成，按照时代顺序，将两周民本思想置于政治文明以及社会生活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正源辨流，勾勒出两周民本思想演进的总体画面。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远古之时，“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燧人氏能让人民“饭熟食”是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是有巢氏能让人民“安居”而对“民本”思想的践行。黄帝为民操劳，得民心，顺民意，颛顼“养材以任地……治气以教化”；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舜能“举八恺，内平外成”；禹为治理洪水，造福于民“乃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民本”思想自有史以来，就有萌芽可见。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散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以及新出土的帛书、简牍中，由文献的爬罗剔抉，从而阐幽显微，在对远古洪荒时代的追溯中，分明已感受到了民本思想胎孕的信息。

在五帝的重民、爱民之后，出现了夏桀、商纣的轻民和虐民，汤武革命的发生则使统治集团对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商周政权的转移催化了民本思想的诞生。于此著者提出了一些富于新意的独到见解。周人借鉴“殷鉴”之教训，开始怀疑“天命”，进一步看到了“民本”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民就必须“先知稼穑之艰辛”，要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代的统治者，已将民本意识升华到“保民”如同“敬天”的高度。故而对“天命”产生了怀疑，认为“天命靡常”，继而责难天命：“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民本意识的一大进步。作者认为，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初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内容。

第三章通过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考察民本思想的兴起，以《左传》《国语》《论语》《墨子》等典籍为据，客观而全面地显示时代思潮概貌。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民本思想也随之取得了重大发展，于是，“民为神主”、“君为民设”演化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孔子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民本思想体系，这使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飞跃。

进入战国中前期，激烈的政治竞争和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终将民本思想的发展推达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本思想在诸子的思想体系中都结成了十分完善的形态。著者对战国儒、墨、道、法诸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辨，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孟子。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超越政治的结论，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从而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著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礼赞。著者认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以及“节用”、“节葬”、“非攻”、“尚贤”等主张，荀子的立君为民和舟水之喻，老庄的“高以下为基”和“无为”观点，都是为来自民众的权利诉求提供理据，均为颇具识见的破的之论。

众所周知，在秦汉以下的中国历史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从未制度化与法律化，实际上已经异化为统治者手中玩弄的用民之道、御民之术，成了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著者设《民本思想的转型及其与集权政治的整合》一章，通过对“霸道”的胜利和战国中后期“势利主义思潮”的分析，探讨“民本思想”被“君本思想”所改造整合的过程，认为随着封建集权的进一步确立和强化，民本思想也逐渐向集权靠拢。战国后期的荀子及其法家弟子韩非初步完成了对于民本思想的理论改造，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则最终在政治实践论中使民本思想完成与封建政治的整合，由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沦落为统治者手中的权术、工具，逐渐丧失了对封建集权的制衡能力。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著者“探世变”、“忧天下”（龚自珍语）的热忱，思接千载、洞幽烛微的识力。据笔者所知，在著者的学术规划中，一部《中国民本思想史》正在筹划中，其中将有更为深入而精到的探究，笔者期待这一巨著早日面世。

《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可谓一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全书以两周时期民本思想渊源为线索，既有民本思想的生成与衍变，又有学者的论说和治者的实践。显然，著者在以两周民本思想研究作为自己庞大学术计划的开篇之作时，不是着意在写一部民本史，也不仅仅满足于把历史现象和事实准确地表述出来，而是在此基础上，站在客观的立场，以冷静的心态，运用现代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原理，对民本思想的真实内涵及其衍变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评判，全书提供给读者的既有知识，又有思想，还有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未尽之言。

还要提及的是，全书虽然资料引证丰富，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但行文清新流畅，呈现出一种平易之态、朴实之风。

（《两周民本思想研究》，王保国著，学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