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大多名不副实
因数十年之教育宣传，国人对“农民起义”一词相当熟悉，对陈胜、李自成等人，也耳熟能详。但在民国，史学界却极少谈“农民起义”，提及相关事件，也多持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太平天国是“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称王仙芝、黄巢是“起兵作乱”。而台湾当代学者如傅乐成，则更乐于使用中性之“民变”一词。 如此，就很有必要问一句：“农民起义”究竟存不存在呢？ 考察一场“民变”算不算“农民起义”，至少需要考察3个重要问题： 1.领导层和具体参与者的主体是不是农民？2.倘按阶级史观，“农民”的对立面是“地主”，所谓“义”，即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压迫，这个“义”究竟存不存在？3.倘抛开阶级史观，所谓“农民起义”，其“义”又何在？ 第一个问题。文史学者唐元鹏曾以自“秦末农民起义”至“太平天国起义”最著名的12次“起义”为样本，细致考察其领导层“职业”。结果发现，小吏出身者9人，商人出身者8人，军人4人，贵族子弟3人，另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真正可算农民者极少。 古代农民之不可能成为“民变领袖”，有其必然性。首先是文化层次低，见识窄，不能如小吏、商人、地主、军人那般懂得如何效仿朝廷，草创体制;其次是农民高度原子化，其活动范围，往往止于宗族亲友，不能如刘邦等基层官吏、黄巢等大私盐贩子那般，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些非农民出身的著名民变领袖，起来造反，考之史料，并无一人是想要为农民谋利益。如陈胜、吴广喊出的口号不是均分田地，而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巢贩私盐暴富，选择造反非因生活所迫，举事过程中屡向政府请降，要求做广州节度使;朱元璋在郭子兴帐下，主张给地主少派军粮，给农民多派…… 第二个问题。因古代中国乃农业社会，农民必然是民变的主要参与者。故以农民是否占多数来判断一场民变是否是“农民起义”，并无意义。真正需要考察的，是这些农民参与其中，是否是受了阶级压迫，要起来反抗地主。 在这个问题上，海内外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基本共识：在中国古代，地主与农民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关系。 实际上，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农民与地主，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如秦朝征兵，基本原则是先征发豪强，再征发农民。故而“秦末农民起义”的参与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先由戍卒“打响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这场民变，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全民起义”。 农民参与民变的原因，实际上相当复杂，大多与地主无关。戍卒们跟着陈胜吴广，是“畏罪”;沛县百姓跟着刘邦，是因为刘邦宣扬自己有异相，梦中“斩白帝子”，头上“常有云气”。最常见者，则莫过于裹挟。据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披露，他们裹挟民众造反的手段，是“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这些人无家可归，没了退路，只好跟着死心塌地造反。 对这种裹挟，民国史学家钱穆说得非常精辟： “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 第三个问题。所谓“起义”，必是自身受了压迫，而要以武力寻求一种公正。如果在寻求公正的过程中，造成生灵涂炭，“义”又何在？ 以“黄巢起义”为例，其队伍病死、饿死、战死总数在100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到黄巢败亡之时，已纵横千里渺无人烟。在广州，黄巢所杀之回教徒、基督徒多达12万以上。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长安，被黄巢烧成一片平地，从此一蹶不振。 再如李自成之偃师屠城与决黄河之水淹毙开封城百万生民，其“义”又何在？ 综上，虽然不排除历史上某些民变事件，其起因系农民自发起来反抗暴政，但此类小型民变，一旦升级为中型民变乃至我们所熟知的著名大规模“农民战争”，则确无一例可算名副其实之“农民起义”。 （摘自“腾讯・短史记” 图/王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