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人:破解[红楼梦]思想意义之谜

一

中国的文人，没有不读《红楼梦》的。读过《红楼梦》的人，没有不表示赞美，啧啧称道的。学术界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高到无限的程度。有一群人，专以研究这本书为业，甚至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红学”。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至今人们说不清《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是什么，不知道曹雪芹为什么要写这本书。那些研究“红学”多年的专家们，对此也是一头雾水，懵懵懂懂。这是为什么呢？

《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其实很简单，也很浅显。大家之所以看不出来，是因为我们把这本书神化了。人们对它的赞美多是盲目的，人云亦云。这种盲目的过分的赞美最终演变成了一种迷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有关这本书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深不可测，密不可解，扑朔迷离，如“天书”一般。它的思想意义也必然是好的，完美的，积极的，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伟大的。“红学”专家们就是想当然地从“好”的方面去寻找它的意义。譬如冯其庸先生就认为《红楼梦》“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①。这就等于给《红楼梦》戴上了一顶“革命”的红帽子。曹雪芹也俨然成了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了。但是很可惜，这顶红帽子固然美丽而且耀眼，却与小说的内容完全不相契合，有张冠李戴之嫌，不能令人信服。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学术界有关《红楼梦》思想意义的研究，在方向上就是错的，是在一个唯心主义加迷信的死胡同里兜圈子。要使《红楼梦》思想意义研究取得真正的突破，必须改变方向，变唯心的研究为唯物的研究。具体的说，要做三件事：

第一，破除对《红楼梦》的迷信和神化，让它回归到一个“普通小说”的位置，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那样的位置，来认识它的意义，评价它的好坏。用过去的一个说法，就是把《红楼梦》“请下神坛”。《红楼梦》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它不是“天书”，就是一本普通小说。《红楼梦》当然有它的价值，但这价值也不是无限的。事实上从古到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本书的价值是无限的，象聚宝盆一样取之不尽。清代文人王希廉评道：“《红楼梦》结构细密，变化错综，固是尽善尽美，除《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之外，小说无有出其右者。”②这样的评价就很冷静中肯，既肯定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没有把它捧得过高，更没有把它说得神乎其神。《红楼梦》的成就，仅就艺术而言，并没有超出其它几本小说很多。就拿《金瓶梅》来说，在艺术上同样是完美的，而且是浑然天成。《金瓶梅》对生活的反映是原汁原味的，带着原始的粗犷与质朴，比《红楼梦》的刻意雕琢更令人感到亲切，真实，也更令人喜爱。从创作时间看，《金瓶梅》在前，《红楼梦》在后。《红楼梦》的很多艺术手法都是从《金瓶梅》那里承袭过来的，不少词句也是拾《金瓶梅》的牙慧。而《金瓶梅》在艺术上的成就完全是开拓性的，是一种创新，其价值应在《红楼梦》之上，不在其下。当然，我们并不迷信《金瓶梅》或《三国》、《水浒》等，自然也没有理由迷信《红楼梦》或其它任何一本书。

第二，从小说本身出发。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必须以小说的内容为依托，从内容本身当中寻找它的意义和内涵，不能有任何主观的先入为主的概念。

第三，与《金瓶梅》相联系。从古代的文人到今天的学者，都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红楼梦》是从《金瓶梅》“脱胎”出来的，这两本书存在着渊源关系，就象“母与子”。《红楼梦》从内容题材到结构形式，都与《金瓶梅》相仿。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学者们在研究《红楼梦》的意义时，忽略了这一点，完全把《金瓶梅》撇到一边。学者们从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曹雪芹为什么要写一部与《金瓶梅》类似的小说呢？以曹雪芹的才华和学识，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写一部风格迥异的小说。但他不这样做。现在的《红楼梦》，完全是蹈《金瓶梅》的老路。这其中的缘由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与“《红楼梦》意义”已经很接近了。

那么，《红楼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这也是《红楼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搞不清，外国人都会笑话我们：中国人天天吹捧《红楼梦》，却连它的意义都说不上来，真的是太荒谬了！

其实要解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如前面所说，《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很简单浅显。这个意义与《金瓶梅》有关。下面我们就把这两本书放到一起，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它们的内容进行一番比较分析，以探求它们不同的思想内涵，即所谓“意义”之所在。

二

《金瓶梅》里有一句话：“自古千里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第十八回）③这句话在《红楼梦》里也多次出现过。在中国，《金瓶梅》是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创举，它开辟了小说创作的新领域。《红楼梦》不过是如法炮制罢了。《金瓶梅》和《红楼梦》都是描写一个官僚富豪家庭由盛到衰的历史。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小官僚，小富豪，后者是大官僚、大富豪，皇亲国戚之类。但本质是一样的。这其中的差别在于：《金瓶梅》对于这个家庭是批判的，《红楼梦》则是从欣赏的角度来描写的。有人说《红楼梦》反封建，批判了封建制度，这是大错特错的。是批判，还是欣赏，读者很容易感觉出来。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对贾府的败落感到悲哀，惋惜，恋恋不舍。曹雪芹把这个家族兴盛时的景况描写得太美好了，令人心驰神往。那一群王孙公子、太太小姐整日里观花赏月，游园聚会，吟诗填词，谈情说爱，岂不是很有趣么？这样的家庭似乎不应该败落，应该永远兴盛下去才好。

然而说到底，这毕竟是一个依附于皇权的寄生家庭。这一群王孙公子、太太小姐所过的很有趣的生活，事实上是一种寄生虫生活。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完全靠吸食民脂民膏为生。这种生活正是封建制度赋予他们的。作者把这种生活描写得很有趣，很美好，就说明他对于封建制度是欣赏的，而不是批判。真正批判了封建制度的是《金瓶梅》。这里也写了一个富豪之家的奢靡生活，但读者感觉到的是这种生活的丑恶。西门庆在《水浒传》里就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臭名昭著。作者特特拿他作为故事的主角，从一开始就把他和这个家庭放在了受鞭挞的位置上。西门庆欺男霸女，巧取豪夺，荒淫无耻。这样一个人物居然做了官，受到皇上的接见，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书中所写的官僚，几乎都是贪官。就连那位领兵打仗的武官周守备，“在济南做了一年官，也赚得巨万金银。”(第九十九回)社会的腐败与腐朽，由此可见一斑。

《红楼梦》中的贾府，也是官宦人家，却不闻有贪污之事。书中也写了贾雨村乱判葫芦案一件事，但终究无伤大雅。正象作者在开篇第一回中对这本书所作的评价：“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邪诛恶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可比。”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曹雪芹并没有也不愿意批判什么封建制度。恰恰相反，他是要做卫道士，为封建制度“称功颂德”。《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此。这个意义并不深奥，曹雪芹也没有企图掩饰它，而是公开地坦率地告诉了读者。那么，这几句话是不是反话，或者戏言？不是。《红楼梦》的整个内容，至少到前八十回为止，都是为了表现这个意义，为这个题旨服务的。（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也未得到曹雪芹的认可，评价《红楼梦》的意义，只能以前八十回为准）所谓“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封建制度的根本所在。曹雪芹着力维护的，就是这个东西。在这方面，《红楼梦》的确“实非别书可比”。这个意义当然不好，甚至很反动，但曹雪芹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反而很得意。这反映了他封建主义思想和立场的根深蒂固。令人费解的是，曹雪芹在这里把这本书的立意说得如此明白、坦率，而迷信《红楼梦》的人却故意视而不见，偏要挖空心思从别处另找一个“好”的意义出来，把“批判封建制度”或“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奖章挂到他的脖子上，真乃咄咄怪事！

很显然，《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写的是同一个社会，同一种生活，因为描写的角度不同，所表达的思想也就不同。简单地说，《金瓶梅》告诉读者，这个社会是丑恶的，这种生活也是可耻的，它不应该再延续下去了；《红楼梦》则告诉读者，这个社会很不错，这种生活也很好，应该永远延续下去，倘若不能延续下去，那是很可惜的。这两种思想的不同，是因为作者的立场不同。《金瓶梅》的作者无从考究，但他显然是生活在下层的普通民众。他看到的社会是不平等的，他把对这种不平等的不满和愤恨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先生，大家都知道，出身相当高贵，是一个皇朝贵族的后裔。这个家族后来虽然败落了，但曹雪芹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就象屈原受到楚王的贬斥，仍愿以一死来表明对国君的忠心一样。曹雪芹写《红楼梦》，与屈原做《离骚》时的心境是一样的。屈原曾受到过重用，而曹氏家族也的确荣耀过。这种荣耀当然得益于皇帝的恩赐。曹雪芹先生对于皇恩的浩荡一直念念不忘。他觉得他们享有的这种荣耀是应该的，合理的，天经地义的。他想留住它，再回到荣耀中去。他把这个愿望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了。

《红楼梦》第十八回，有关于宝玉吃饭的一段描写：

“小丫头子捧了盒子进来站住。晴雯麝月揭开看时，还是只四样小菜。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子喝了一口，说：‘好烫！’袭人笑道：‘菩萨！能几日不见荤，馋的这样起来。’一面说，一面忙端起轻轻用口吹。因见芳官在侧，便递与芳官，笑道：‘你也学着些伏侍，别一味呆憨呆睡。口劲轻着，别吹上唾沫星儿。’芳官依言吹了几口，甚妥。

“他干娘也忙端饭在门外伺侯。这干婆子原系荣府三等人物，不过令其与他们浆洗，皆不曾入内答应，不知内帏规矩。今见芳官吹汤，便忙跑进来笑道：‘他不老成，仔细打了碗，让我吹罢。’一面说，一面就接。

“晴雯忙喊：‘出去！你让他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还不出去！’一面又骂小丫头们：‘瞎了心的，他不知道，你们也不说给他！’小丫头们都说：‘我们撵他，他不出去，说他，他又不信。如今带累我们受气，你可信了？我们到的地方，有你到的一半，还有一半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一面说，一面推他出去。阶下几个等空盒子的婆子见他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没用镜子照一照，就进去了。’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气，只得忍气耐下去。

“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好了，仔细伤了气。你尝一口，可好了？’芳官只当是玩话，笑看着袭人等。袭人道：‘你就尝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尝。’说着就喝了一口。芳官见如此，自己也便尝了一口，说：‘好了。’递与宝玉。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罢了。”

这一段描写非常精细。由此我们知道，过去的王孙公子们何等娇贵，吃一口饭，便要一大帮人伺侯，冷了不行，热了也不行，热了便要吹凉，不冷不热方可。这真是一幅活生生的寄生虫的生活画面！令人吃惊的是，曹雪芹在描写这种寄生生活时，笔调如此地平静，喜悦，而且心安理得。那一大帮人围在宝玉周围，伺侯他，似乎是应该的，合理的，天经地义的。而宝玉享受这些人的伺侯，也是应该的，合理的，天经地义的！

伺侯宝玉的这一帮人，都是他的奴才。这些奴才的身份各不相同，分为好几等。袭人是第一等，在床上伺侯，陪宝玉睡觉的；晴雯是第二等，也可以上床陪宝玉睡觉；小丫头们负责端茶递水，是第三等；那些老婆子们只能在门外伺侯，洗洗衣服什么的，是最末一等。这个等级十分严明，不可随便逾越。譬如“吹汤”，老婆子们便吹不得，只能让年轻美貌的小丫头们吹。再譬如晴雯死后，宝玉很伤心，把她比作海棠花，袭人就很不满，说：“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他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第七十七回)

袭人所说的“次序”，实在很重要。这个“次序”与前面说的“伦常”是一回事，就是等级差别，用儒学的术语讲，叫做“礼制”，就是把社会上的人按照尊卑贵贱分为三六九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卷第一页对此做过这样的解释：“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制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根本。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礼”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把每一个人固定在自己特定的等级位置上，不能胡乱动弹。而所有这些人，必须服从天子皇帝一人的统制，“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下之事上”，如此，国家就长治久安了。

曹雪芹显然非常欣赏并喜欢这种“礼制”、“伦常”、“次序”。因为他和他的家族处在“次序”的最高端，是这个“次序”的受益者和享受者。在贾府内，这种“次序”就保持得非常之好。府里位置最高的是“老祖宗”贾母。她很象一国之君。府里所有的人，从主子到奴才，都对她毕恭毕敬。她说的话就象圣旨，没有人敢违拗。她是一个专制者。然而这个专制者并不可恶，却很仁慈，而且随和。凡是贾母出现的场合，总是一片欢声笑语，充满了融融乐乐的气氛。这样的“老祖宗”和专制者当然很好，真该万寿无疆了。以至于她的丫头鸳鸯死也不肯离开她，宁愿为她而死。不仅是鸳鸯，贾府里其他主子使唤的丫头，几乎无例外地愿意为主子而死。譬如宝玉身边那一帮人，从袭人到晴雯，从芳官到金钏，都是这样。到前八十回为止，晴雯和金钏已经死了。芳官没有死，也出家当了尼姑，没有失节，这其实跟死了一样。袭人更是早就下了决心，死也不离开宝玉的，何况王夫人已经提拔她做了宝玉的小妾，月分钱也增加到了“二两银子”，(第七十八回)更当以死相报了。续写的后四十回让袭人嫁给蒋玉菡为妻，其实是大大违背曹雪芹意愿的。

曹雪芹为什么要让这些奴才为主子去死呢？这里面包含一种非常丑恶而反动的思想：主子所处的地位是神圣的，天经地义的，他们享有奴才的伺候也是天经地义的，况且主子又是那样仁慈可爱，奴才就应该对主子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决不可有二心。当贾蓉的妻子病死后，她的丫头也自杀了。书中是这样写的：“忽又听得秦氏之丫环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称叹。”(第十三回)

看，曹雪芹居然认为奴才为主子殉节这种极端残忍而不合理的事情是值得“称叹”的！

这里可曾有一点点“民主”的气味么？冯其庸先生凭什么说《红楼梦》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呢？

在《金瓶梅》里面，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就不是那样好。主子对奴才一点也不仁慈。潘金莲的丫头秋菊，常常被罚跪，头上还要顶一块石板。西门庆一怒之下，将奴才平安的手指拶起来，打得皮开肉绽。就是对潘金莲、李瓶儿这两个爱妾，西门庆也曾将她们衣服剥光，用鞭子抽打。当然，这也是合乎“伦常”的。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种“伦常”的残酷与不合理。

西门庆对奴才既不仁慈，他死后也就没有人为他殉节，嫁人的嫁人，出走的出走，没有发生那种值得“称叹”的事。从本质上讲，封建社会里的主子和奴才，只是一种被迫的依附关系。奴才是主子花钱买来的，他们的地位和生存状态有天壤之别，不可能做到心心相印。所以《金瓶梅》对他们关系的表现是真实的，《红楼梦》则是虚伪的。曹雪芹故意抹煞主子和奴才地位上的差别和他们不同的阶级属性，把主子的残忍掩饰起来，美化他们的关系，让主子和奴才亲如一家，生死相依，荣辱与共。这样一来，封建社会不就完美无缺，万世永存了吗？

这只是一种空想。曹雪芹做这种空想，当然还是“立场”之故。他是站在“主子”的立场上写《红楼梦》的，他当然希望这个家庭、这个社会永远完美、兴盛、太平，永远不变才好。

《金瓶梅》的作者就没有这样做。他是竭力暴露社会的丑恶。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富贵必因奸巧得”。(第三十回)这句话相当尖锐。作者大胆地对“富贵”现象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富贵与贫贱，都是不平等的封建制度造成的。作者实质上也是对不平等、不合理的封建制度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而且是在触动封建制度最根本也是最主要的部分。

曹雪芹肯定读过《金瓶梅》的。他从这本书里得到了文学的启迪，吸收了营养。但他肯定不赞成书中表达的社会观。把一个富贵人家写得那样肮脏、丑恶，更使他反感。在他做的《红楼梦》里有一个情节：贾母与家人听一位女先生说书，女先生讲了一个类似于“西厢记”那样的故事，贾母便不喜欢听，批驳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得那样坏，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是佳人？”她又说：“编这样书的，是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第五十四回)这段话无疑也代表了曹雪芹的思想。就是说，他反对“污秽”富贵人家。这就表明他是站在“富贵者”立场上的，他要维护他们的体面和尊严，维护对他来说最最神圣不可动摇的“书礼”和“伦常”。

应该说，“西厢记”之类故事倒是有一点“民主主义”的气味（只能说“一点”。而且“民主主义”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确切）。然而就连这一点点“民主主义”的东西曹雪芹都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由此可见他的封建主义思想和立场多么僵硬，顽固！

在《红楼梦》第一回里还有这样一段话：“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这同样代表了作者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看作是曹雪芹对《金瓶梅》的“批判”吧。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曹雪芹看了《金瓶梅》，很愤怒。他不能容忍书中对封建皇权的肆意攻击。当时在“野史”中“讪谤君相”或“伤时骂世”的，只有《金瓶梅》，别无其它。因此，上述那段话明显是针对《金瓶梅》说的。于是他决定写一部类似的书，内容相仿，用意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为皇权社会“称功颂德”。这个用意与小说的内容完全吻合。

不错，在《红楼梦》里，看不到“讪谤君相”的言词。对于至高无上的君主，曹雪芹根本没有写。虽然元春做了贵妃，但我们始终没有见到她的夫婿出场。在他看来，天子皇帝太尊贵了，笔墨所至，未免亵渎了，所以干脆不写。

《金瓶梅》倒是写了皇帝，而且是用极不恭敬的言词写的：“这帝皇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才俊过人。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花，仿佛如金陵陈后主。”(第七十一回)如此这般，皇帝简直就是个花花公子。若说《金瓶梅》“讪谤君相”，却也是事实。

不过，自从中国有了皇帝，秦赢政修建阿房宫，“朝欢暮乐”、“爱色贪花”就成了皇帝们一向的作风。这在史书上都有记载的。《金瓶梅》只是讲出了事实，并非“讪谤”。

《红楼梦》里也没有贬人妻女、奸淫凶恶的情节。贾府既是“富贵”人家，太太小姐们自然都是规矩正经，极懂得书礼的。有一次，一个傻丫头在花园里拣到一个绣有春宫画的香袋，王夫人以为这个下流玩意儿是王熙凤搞的，其实不是。凤姐虽然也承认：“我也不敢辩我并无这样东西……”但查来查去，水落石出，到底不是凤姐所为，却是奴才小丫头司棋的！(第七十四回)

三

曹雪芹做《红楼梦》时，心态其实很矛盾。他也知道，在他生活过的富贵显赫的家族里，主子们并不都是规矩正经，也干了不少下流肮脏的勾当。艺术家的良心使他不能回避这些事，要把它写出来。另一方面，他的富贵出身又本能地使他一定要维护这个家族的名望和声誉，把下流肮脏的勾当掩饰起来。上述那件事就是例证。他明明告诉读者，凤姐也有那种下流玩意儿，但最后还是把它强加到奴才头上。还有，荣府的奴才焦大看到凤姐和宝玉在一起，就骂道：“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第七回)但曹雪芹并没有写出来，到底谁“爬灰”，谁“偷小叔子”。风姐和小叔子宝玉虽然亲近，但似乎并无奸情，至少在书里看不出来。焦大的骂，好象只是空穴来风。书里也写了贾琏与奴才媳妇通奸，贾珍与小姨子相好，但这都不是“爬灰”或“偷小叔子”，也还是无伤大雅，合乎“伦常”的。

再譬如贾宝玉这个人物。作者一面说他放荡不羁，喜欢跟女人们鬼混，另一方面又说他很文雅温柔，他跟女人们的关系似乎只是“精神恋爱”，一点也不下流。这样的描写并不能使读者信服。也使得宝玉这个人物很不真实，也不现实，象个“傀儡”似的，行动举止受着某种牵制。每当写到贾宝玉的丑行，总是遮遮掩掩，闪烁其词。作者想方设法把贾宝玉装扮成一个正人君子。他干过一些坏事，也还是正人君子，而且很可爱。这完全可以理解。曹雪芹和贾宝玉一样，都是王孙公子。不能说曹雪芹就是贾宝玉，但贾宝玉身上肯定潜伏着曹雪芹的灵魂。他要美化这个人物，掩盖他的污点，这不奇怪。贾宝玉这个“傀儡”就是曹雪芹牵制的。

于是有人就以此赞扬《红楼梦》“尊重妇女”，批评《金瓶梅》“不尊重妇女”。这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金瓶梅》在描写西门庆与女人的关系时，有一些露骨的词句，就是曹雪芹所谓的“风月笔墨”。西门庆是封建社会丑恶势力的代表。他们凭借权势和财富，肆意玩弄女性，荒淫无耻。说西门庆不尊重妇女是对的，他玩弄了许多女性。如果说这是一种罪恶，这罪恶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是封建制度赋于他权势和财富，成为他玩弄女性的资本。揭露这种罪恶，事实上就是在抨击封建制度。所以，说《金瓶梅》这本书及其作者“不尊重妇女”，是不对的。况且，《金瓶梅》中的“风月笔墨”在全书中只占极少一部分，作者使用这种笔墨也是有选择，有节制的，不是随意铺陈，更不是为了“坏人子弟”。譬如，在写到西门庆与招宣府林太太幽会时，作者就没有使用“风月笔墨”，只有一些概括性的叙述。这就表明作者的写作态度是很严肃的。他写《金瓶梅》，是为了表达一个重大的社会主题，决不是为了宣淫。倘若真有些子弟因为看《金瓶梅》变坏了，这罪过也不在此书，是子弟们看的方式不对。就象《红楼梦》中“贾瑞正照风月鉴”，“风月鉴”据说是个宝镜，但只能反照，便可以治病；贾瑞偏要正照，治不好病，还丢了性命。这能怪“风月鉴”不好么？

曹雪芹先生讲的“风月鉴”故事，的确不错，很有道理。但我们却不认为《红楼梦》“尊重妇女”。贾宝玉这个浪荡公子其实也不尊重妇女。对于女人，他也是见一个，爱一个，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世人多赞美他和林黛玉的爱情，甚至说这种爱情是对封建制度的反抗。这种说法毫无道理。从林黛玉这方面来说，倒是一腔真情，痴心不改。贾宝玉就不是这样了。有一次，他赌咒发誓说，心里只有一个林妹妹。林黛玉立刻尖锐地反驳道：“你也不用发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林黛玉的指责很对。如果说宝玉爱黛玉，他也同样爱宝钗。他刚发过誓，看见宝钗走过来，“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第二十八回)后来，他又到了王夫人房里，见到小丫头金钏，“就有些恋恋不舍”，想跟她鬼混。(第三十回)另外，从宝玉为晴雯做的祭文看，他对晴雯的爱不是更胜过黛玉么？很显然，宝玉并不是只爱黛玉一个人。他们的爱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种类型，更不是“西厢记”或“白蛇传”那种类型，谈不上什么“反抗封建制度”云云。曹雪芹也根本没有这种意识。他并没有把宝黛之爱看得很重要，也不打算让宝玉只爱黛玉一个人。贾府美女如云，都是宝玉爱的对象。宝玉对这些女人，也真有一颗“博爱”之心，个个都爱，无一遗漏。这种“博爱”无非是一种色欲，谈不上什么“尊重妇女”云云。

如果把“尊重妇女”仅仅理解为以礼相待，不侵犯肉体，贾宝玉对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小姐们也算是“尊重”的。因为小姐们和宝玉一样，都是“主子”，曹雪芹当然要让她们保持规矩正经，不能胡来。对另一类女人，那些奴才丫头们，就不止于此了。关于这一点，曹雪芹写得不是很明白。当然，他是故意写得不明白。譬如宝玉和晴雯，作者通过晴雯的嫂子之口，说他们两人并无“偷鸡盗狗的事”，“竟还是各不相扰”。(第七十七回)然而在宝玉为晴雯做的祭文里，却是这样说的：“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十有六载。而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栖息宴游之夕，亲昵狎亵，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余。”(第七十八回)这里的“衾枕栉沐”和“亲昵狎亵”究竟是什么含义，也许只有曹雪芹知道。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是“各不相扰”吧？

这些事实曹雪芹故意写得不明白，也是因为宝玉是“主子”，要保持体面与尊严，象个正人君子。如果写得很明白，象《金瓶梅》那样赤裸裸的，就不象是“主子”，也不能算是正人君子了。

不过，就从书里提供的这些不太明白的事实看，贾宝玉和西门庆也没有多大差别。他们都是把女人当做玩物。不仅女人，漂亮男人也是他们发泄性欲的对象。《红楼梦》第十五回写到宝玉和秦钟的丑行。秦钟在水月庵与小尼智能通奸，被宝玉捉住，他就以此要挟秦钟：

“那智能百般挣扎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见一人进来，将他二人按住，也不出声。二人不知是谁，唬的不敢动一动。只听那人嗤的一声，忍不住笑了，听声方知是宝玉。秦钟连忙起来，抱怨道：‘这算什么？’宝玉笑道：‘你倒不依，咱们就叫喊起来。’羞得智能趁黑地跑了。宝玉拉了秦钟出来道：‘你可还和我强？’秦钟道：‘好人，你只别嚷的众人知道，你要怎样我都依你。’宝玉笑道：‘这会子也不用说，等到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帐。’一时宽衣安歇的时节，风姐在里间，秦钟宝玉在外间，满地下皆是家丁婆子，打铺坐更。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帐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是疑案，不敢篡创。”

写到这里，曹雪芹使用了曲笔。这样的描写自然不能算“淫秽”，大约也不至于“坏人子弟”的。但也未必。倘若子弟不是傻子，自然会想到宝玉与秦钟算的是何“帐目”，也还是可以学坏的。

还有一次，宝玉要同晴雯一块洗澡，晴雯说：“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的。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上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么洗了，笑了几天。”(第三十一回)宝玉同碧痕洗澡时做了什么，也是很清楚的。《金瓶梅》中有“潘金莲兰汤邀午战”一节。宝玉做的事情或许更精彩呢！

宝玉和秦钟、和碧痕做的事情，与西门庆的行为完全一样。只是因为曹雪芹使用了曲笔，没有明白写出来，于是贾宝玉就“尊重妇女”了，曹雪芹也“尊重妇女”了。这就等于说，一个人干了坏事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说出来。说出来就很坏，十恶不赦。不说出来呢，就等于没做，还是好人。这逻辑很奇怪，也很虚伪。曹雪芹信奉的就是这种逻辑。那些赞扬《红楼梦》，赞扬贾宝玉的人信奉的大约也是这种逻辑。

还是把这种奇怪而虚伪的逻辑抛到茅坑里吧！贾宝玉和西门庆的行为一样，他们是一样的人，都是不尊重妇女，随意玩弄女性的。所不同的只是作者对这种行为的评价。《金瓶梅》是揭露它的丑恶，鞭挞它；《红楼梦》则是美化它，给它涂上一层温而文雅的色彩，使人们觉得这不是坏事，倒象是好事。西门庆玩女人，还要破费一点钱财，耍弄一些手段。贾宝玉无须这种麻烦。这些女孩子都是笼中鸟，囊中物，手到擒来，随心所欲。她们被主子玩弄了，还要对他感恩载德，以死相报。如前所述，从袭人到晴雯，从芳官到金钏，等等等等，都是这样。在曹雪芹看来，贾宝玉玩弄这些女孩子，很自然，很正常，根本不是什么坏事。这再次暴露了作者顽固的贵族特权思想：一个人一旦身为贵族，就有权利占有一切，包括女人。他只要愿意，就可以玩弄她们中任何一个，而她们只能服服帖帖，欢悦地承受。贾宝玉和袭人初试云雨情，袭人就是欢悦地承受的。这是书中唯一明白写出来的贾宝玉的丑行。袭人在贾府颇受主子们赏识，因为她伺候主子特别周到，特别尽心尽力。她和别的丫头一样，也是因为家境贫苦，生活不下去，被卖到贾府里做奴才的。她除了伺候主子，还被当作试验云雨情的工具来使用。这种被奴役、被侮辱的事实被曹雪芹完全掩盖起来。袭人在这里好象生活得很幸福。即使做了试验云雨情的工具，她也乐意，也不觉得是侮辱，反而觉得“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礼。”(第六回)“不越礼”，就是合乎礼法，合乎“伦常”，一切都好，天下太平！

曹雪芹用曲笔所做的这种描写，实在比《金瓶梅》的“风月笔墨”更可耻，更可恶。这才是对妇女最大的不尊重！

而冯其庸先生所谓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究竟在哪儿呢？

四

自《金瓶梅》和《红楼梦》问世以来，人们对这两本书的评价已经成了定势，就是赞扬《红楼梦》，贬斥《金瓶梅》。之所以贬斥，当然是因为那一点“风月笔墨”。《红楼梦》的命运就好多了。因为曹雪芹先生使用了曲笔，没有“风月笔墨”，于是就“经典”了，完美了，赞美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今这种赞美完全成了一种迷信。一说《红楼梦》，必定是好，这也好，那也好，一切都好，好得不得了。甚至有人赞美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云云。这种赞美真够新鲜的，却有点离谱。《红楼梦》只是写了一个贵族家庭的奢糜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这里面既没有写皇帝的昏庸，也没有写官僚的腐败，更没有写农夫如何耕田，妓女如何卖淫，饥民如何乞讨，怎能说是“百科全书”呢？

这些内容《金瓶梅》倒是差不多都写到了。《金瓶梅》的作者对社会的认识，显然比曹雪芹更全面而且深刻。书中有个“温秀才”，他是西门庆请来，写写礼帖什么的，挣一口饭吃。他在这个家庭呆的时间不长，只是昙花一现，就消失了。《金瓶梅》的作者很可能就是这一类人物。他有机会看到富豪之家奢侈淫佚的生活，也能接触到最底层的贫苦民众。第五十回，写到西门庆的一个小奴才偷逛窑子，窑姐弹着琵琶唱道：“烟花寨，委实的难过。逐日家迎宾待客，一家人吃穿全靠奴身一个。到晚来印子房钱逼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门前站到那更深夜晚，有哪个问声我饱饿？烟花寨再住上五载三年，奴活命的少来死命的多……”

这样的描写在《红楼梦》中是看不到的。曹雪芹或许根本没有见到过这种悲惨凄凉的生活。他见到的生活是另一种样子。在《红楼梦》第十八回，元妃省亲回到大观园，“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器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众位小姐也纷纷写诗庆贺。其中一首诗云：“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好一个“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这样的诗句《金瓶梅》的作者也是写不出来的。在曹雪芹看来，天下的民众似乎都象贾府里的公子小姐，什么活儿也不用干，就能吃香的，喝辣的，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事实上，不论在任何时代，即便是“盛世”罢，耕织者也永远是要“耕织忙”的。因为耕织者没有万贯家产，也没有薪俸，没有人供养。只有耕织，才有饭吃。而耕织所得，也仅够糊口。一旦停止耕织，就要饿肚子，受饥馁。就是在当今的“盛世中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民工们不也是每天都在“耕织忙”，流血流汗，以维持生计吗？再说，没有“耕织忙”，又何来让曹雪芹诗兴大发的“春韭绿”和“稻花香”呢？这些庄稼能自己生长出来吗？无须“耕织忙”者，只能是贾府里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之类。这道理很简单，曹雪芹却不懂。因为他从未见过耕织者，根本不了解耕织为何物，当然也不知道耕织者度日的艰辛。有一次，贾宝玉偶尔走到乡村，看到了纺车和锄犁等物，“皆以为奇，不知何项所使，其名为何。”(第十五回)曹雪芹对这些东西的了解，不会比贾宝玉更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他只是凭想象来猜测耕织者的生活，以为他们都是神仙，生活在世外桃源里，所以才会写出“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这样荒唐、虚伪而浮夸的粉饰现实的诗句来！

的确，曹雪芹所了解的，只是公子小姐们永远无须“耕织忙”的生活。他以为这是人世间最理想最完美的生活。他把这种生活描写得如此美丽：“情切切良宵花解玉，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仅从这些回目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曹雪芹对这种生活多么迷醉，向往。这不仅是欣赏，简直是赞美了！

古人有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两句诗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极端的社会现象。这两种现象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因为有了“朱门酒肉臭”，才造成了“路有冻死骨”。对于“冻死骨”来说，“酒肉臭”就是一种罪恶。而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却把“朱门”的这种罪恶写成了美丽，让人只见美丽，看不到罪恶了！

鲁迅先生论及封建社会，说得更明白，概括为两个字：“吃人”。他说：“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旁也有残羹，荒野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④

这段话很尖刻，却也精辟，一针见血。拿这段话来批评《红楼梦》，不是很恰当吗？

对《红楼梦》迷信得一塌糊涂而专心研究“红学”的刘心武先生，说“《红楼梦》不是政治小说。”⑤这未免太轻视这本书的意义了。什么叫“政治小说”？象《红楼梦》这样公开表白要为封建制度、封建伦常“称功颂德”的书不算政治小说，什么书才算“政治小说”呢？

事实上，《红楼梦》和《金瓶梅》都是政治小说。只不过《金瓶梅》的政治倾向与《红楼梦》相反，是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抨击“吃人”的“中国的文明”，用曹雪芹的话说，叫做“伤时骂世”。

人们谈到《金瓶梅》，常常批评它把现实社会写得太黑暗了，看不到一点光明。这种批评与其说是错误，不如说是幼稚。鲁迅写过一篇小说《祝福》，同样把现实社会写得很黑暗，看不到光明。但并没有人批评鲁迅，因为他的描写很真实，现实就是这样黑暗。那还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是“共和”了。再上溯至十六世纪的《金瓶梅》时代，在封建君主的统治下，黑暗只能更加浓重，怎么能期望看到“光明”呢？《金瓶梅》的描写也是真实的，作者采取的立场也是正确的。《金瓶梅》对于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是全面的、彻底的、毫无保留的。这种批判意识如此强烈、鲜明、直率，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就连写农民造反的《水浒传》，也是反贪官，不反皇帝，半途而废。《金瓶梅》则公然嘲讽了皇帝，用曹雪芹的话说，就是“讪谤君相”。当然，《金瓶梅》的作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用来批判的武器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因果报应”。但作者对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是看透了的，对封建制度是否定的，对皇权是蔑视的。这就很了不起。应该说，在这里，倒确是闪耀着一点“民主主义”的光辉。看不到这一点，只是盯着书中那一点“风月笔墨”喋喋不休，大惊小怪，就未免太糊涂，也太无聊了。

附带说一下，《金瓶梅》中的“风月笔墨”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严肃的政治主题，其实是不相容的。从这个主题看，《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远大政治理想的高尚的文化人。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希望社会变革，由不合理变为合理，由不平等变为平等，由丑恶变为美丽，由黑暗变为光明。这样的文化人与那些专以色情描写来取悦读者的下流文人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金瓶梅》里面不应该有色情描写。这些描写尽管在表现西门庆的荒淫无耻方面不无用处，却与书中鲜明激昂的社会批判基调并不和谐，如同在出售高级点心的柜台上摆了两个烂苹果一样。这一点作者也完全应该意识到。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和谐”现象呢？学术界普遍的一种解释是：作者受了当时淫靡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我们认为不对。《金瓶梅》的作者既然为小说选择了一个独特而尖锐的政治主题，就表明了他的思想情操与写作风格是不喜欢随波逐流的。作者之所以有限度地使用了一点“风月笔墨”，恰恰是为了掩饰其主题，或者说是涂在尖锐政治主题上的一层保护色。试想，如果把书中的“风月笔墨”剔除干净，小说就变成了一篇赤裸裸的讨伐社会的檄文。尽管表面上讨伐的是宋朝，也恐怕难以被当时的明朝统治者所接受。作者只好用“风月笔墨”为这本书做了一点伪装，使人们误以为这是一本“淫书”，而便于其流行。这与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文艺界，只准写“风月”，不准谈“政治”，于是鲁迅只好写了一本《准风月谈》的书，是一样的情形。由此我们可以透视出，《金瓶梅》写作时的社会政治，是多么的黑暗。所以我们不能把书中的“风月笔墨”归因于作者。这是封建专制政治打在这本书上的一个烙印。正如同鲁迅的《准风月谈》，也是国民党的专制政治打在这本书上的烙印一样。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也可以解释《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要隐姓埋名。一般说来，文人写书做文章，不外乎两个目的：一是“名”，二是“利”。比较起来，文人更看重的是“名”。司马迁做《史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都是为了使自己的名字与其著作一起流传，名扬千古。古今中外很少有文人写了书，不留姓名的。唯独《金瓶梅》的作者是个谜，不知姓甚名谁。这又是为什么呢？学术界对此并不重视，也没有人探究其缘由。其实这个问题与小说的政治主题也有直接关系。尽管作者用“风月笔墨”做了伪装，但小说的批判锋芒是掩盖不住的。统治者不会放过这本书的。作者为了逃避可能降临的迫害，在写作之初就隐匿了真实姓名。应该说作者的做法很明智。自《金瓶梅》问世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恶毒咒骂和禁毁。他们加在这本书上的罪名，表面上是“淫书”，实际上统治者最恼怒最害怕的，还是书中对于现实社会的无情批判。就连贵族后裔曹雪芹先生对此都不能容忍，指斥其“讪谤君相”、“伤时骂世”等等。若作者留有真实姓名，恐怕早就被诛灭九族无数次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瓶梅》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比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还要早二百年。这是《金瓶梅》最可宝贵的价值所在。可惜的是，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一股潮流，有许多作家参与；中国早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只是《金瓶梅》的一花独放，颇显冷清。这也说明了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的雄厚和强大。到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就又退回到“复古现实主义”的泥沼里了。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复古”这个词。曹雪芹的理想就是复古、颂古。读《红楼梦》，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一种古老、腐朽、僵化、封闭、保守的气息。书中所有人物的一言一行，严格遵循封建礼教，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书中有个“大观园”。“大观园”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封建专制社会的缩影。（事实上贾府也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封建专制社会的缩影）曹雪芹却把“大观园”里的生活描写得很“完美”，如仙境一般。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在这里也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和维护。既“完美”，就不应改变。曹雪芹就希望社会永远停留在“大观园”那样的状态，老爷永远是老爷，太太永远是太太；主子永远是主子，奴才永远是奴才，“君仁臣良父慈子孝”，亘古不变。这就是《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或意义所在，也是它的缺点和糟粕所在，是应该反对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并不完美。用鲁迅的话说，是“吃人”。这些“吃人”的东西不是早就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了么？

这个结论可能会使许多迷信《红楼梦》的学者感到不安，甚至惶恐。这个“不好”的意义显然破坏了他们想象中《红楼梦》的“完美”形象，不愿相信，难以接受。但这是事实，非接受不可。我们说“不好”，曹雪芹先生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不好的是“讪谤君相”、“伤时骂世”的《金瓶梅》，而顽固维护封建制度的《红楼梦》却是好的，非常好。正象作者自诩的：“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可比。”我们和曹雪芹先生的观点很不一致。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老话：是“立场”之故。

注释：

①冯其庸著《红楼梦》校注本再版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7月。

②摘引自《明清小说名著导读》，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30页。

③本文所谈《金瓶梅》，系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的张竹坡评本；所谈《红楼梦》，系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校勘本。本篇引用的小说原文均出自这两个版本，不再另注。

④鲁迅著《坟·灯下漫笔》。`

⑤刘心武著《画梁春尽落香尘——红楼解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