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相关资料(一)

寻访首义第一枪枪响处

2011年09月05日 19:21:11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武汉９月５日电（记者皮曙初　熊金超）入秋后的武汉，暑气依旧逼人。在武昌紫阳湖畔一个洁净、肃穆的小广场上，曲廊弯弯、碑亭伫立。每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周围的居民总爱带着孩子们来这里玩耍、散步、聊天……也许，他们并未在意，这里就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打响的地方，中国２０００多年专制帝制的丧钟就在这里敲响。

但在辛亥革命后裔李厚启老人的眼里，坐落在湖北省总工会院内的这一看似平常的小景致，却是一处承载了太多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圣地”。退休以后，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一有空就要来这里瞻仰那座高达４米多的纪念碑，望着石碑上的“九角十八星”图案，抚今思昔，怀想革命英烈。

据史料记载，武昌起义爆发前夕，汉口宝善里革命机关失事，起义计划暴露，起义总指挥部机关遭到破坏，清军警满城搜捕革命党人，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在武昌慷慨就义，但军中革命党人的起义准备并未中断，在悲愤之余，大家更是勇气倍增，终于“一声枪响，诸营响应，鸣奏起中国近代史上辉煌、激进的乐章”。

这“一声枪响”就从驻扎紫阳湖（当时名为墩子湖）东侧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里响起。当天晚上枪声响起，工程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率众“呼啸而出，直奔武昌中和门（起义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各路起义军集结楚望台，推举吴兆麟任临时总指挥，经过一夜激战，“克复武昌全城”。

历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说：“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２６８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武昌首义枪响后的一个月，全国各地迅速响应，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等省份纷纷宣布“易帜独立”，专制集权的清王朝土崩瓦解。

如今的紫阳湖畔，石径清幽，绿树环绕，碧波倒映，景致优雅，成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每每站在这个纪念碑下，就仿佛看到我祖父他们那一代人从这里出发，奔向楚望台的景象。”李厚启说。他的祖父李运利曾是湖北新军１４标一营左队司务长，也参加了武昌起义。祖父的故事使他对辛亥首义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多年来常到那些辛亥遗址中寻访故迹。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汉市政府在原工程八营驻地立碑纪念。碑身上方是三支汉阳造步枪的石雕，碑座正面刻着“辛亥武昌起义工程营发难处”字样，两侧雕有九角十八星旗，背面刻有记述工程营发难经过的碑文。李厚启说，这里每年都是海内外人士瞻仰辛亥史迹的必到之处。

碑后十余米，是紫藤环绕的“发难处”纪念亭，亭中石碑上，刻着冯天瑜教授１９９５年１月撰写的《辛亥武昌首义发难处纪念亭记》。

冯天瑜说，湖北省总工会通过多年的努力，栽树、种草、修围栏，把这一块难得的历史古迹装饰一新。虽然在城市中央能够保存的旧址占地并不大，然而绿草如茵，藤蔓如盖，与紫阳湖公园相邻，与武昌首义广场相望，尽显闹中取静的庄严与和谐。

如今，这些传承百年历史的旧址，已经融入大武汉的现代生活。紧邻“首义第一枪”旧址处，就有一个工程营社区，而首义路、首义中学、首义小学、首义广场等一些传承百年历史标识的道路、学校及建筑，更是遍及周边。

“与这样珍贵的文物为邻，我们感受到发自内心的自豪和崇敬。”一位经常在“辛亥武昌起义工程营发难处”纪念碑周围散步的居民说。

辛亥革命后裔谈“武昌首义第一枪”:历史的选择 图

2011年09月05日 17:06:52　来源： 新华网

“首义第一枪”是历史的选择——访熊秉坤之子熊辉

熊辉与父亲熊炳坤旧照合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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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武汉９月５日电（记者皮曙初　熊金超）“时势造英雄”，“首义第一枪”是历史的选择。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来临之际，辛亥革命后裔熊辉谈起自己的父亲总是津津乐道。

１９６１年９月３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宴上发生了有趣的一幕：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与一位特殊人物见面，两人相视一笑，痛快干杯。

这个人就是打响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第一枪”、点燃推翻封建王朝战火的熊秉坤。

５０年后，熊秉坤的儿子熊辉与记者谈起这一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时，仍然感慨不已：“我父亲当时说，过去呢，我和溥仪算是冤家、对头，叫冤家路窄，现在嘛，叫冤家路宽，咱们殊途同归，都是社会主义的新人了。”熊辉说，溥仪对熊秉坤说“咱要谢谢您老的一枪呢”。

在熊辉的眼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见面，也是一个千年佳话。在他珍藏的历史资料里，一张老照片真实地记录着几位历史人物戏剧性的相会。还是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３日，在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室内，举行纪念辛亥革命５０周年座谈会，会间“末代皇帝”溥仪与当年驱逐他出宫的鹿钟麟、“辛亥首义第一枪”熊秉坤并排而坐，相谈甚欢。

已经８５岁高龄的熊辉老人精神矍铄、声如洪钟，对辛亥武昌首义如数家珍，对父亲当年的英雄壮举更是佩服不已。“时势造英雄”，“全面地衡量、全局地衡量、全过程地衡量”，“首义第一枪”是历史赋予革命志士的使命，闪烁着辛亥革命精神的光芒。他说：“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我觉得是打出了民族的气质，也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这一枪，不仅将封建皇帝赶下了历史舞台，也为东方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打开了历史闸门。”

史料显示，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晚，在反清起义机密泄露、革命总指挥部机关遭破坏、清军警满城搜捕革命党人的危急关头，驻扎武昌城内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率先发难，在革命党代表熊秉坤的率领下，冲出营房，直奔楚望台，抢夺军械库。一营枪响，各营响应，起义军集结楚望台，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熊退居副职，经过一夜激战，便夺取了中心城市——湖广会城武昌。

１９１４年７月，熊秉坤在日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孙中山为上海《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

离熊辉的家不远，就是“辛亥武昌起义工程营发难处”遗址。纪念碑下，熊辉在纪念碑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辛亥首义志士，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他们行大爱，风雨同舟履行了历史赋予他们的职责。    耄耋之年的熊辉仍经常参加各种活动，向青少年、向市民宣讲他对辛亥革命精神的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敢为天下先，大智大勇的创新精神；改天换地、默默耕耘、锲而不舍的愚公精神；无私无畏、前仆后继、忠贞奉献的大爱精神；胸怀大局、求同存异、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

在熊辉的眼里，父亲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革命精神深深地影响着自己。“父亲后来说，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他也就横下心来，反正干革命是提着脑袋干，洪山的旁边就是我的黄花岗嘛！”熊辉回忆说，“但那时候是群龙无首，飞鸟无头啊，怎么办？他说，我就撒了一个谎，我奉上级的命令，要我们工程营首先发难。”    “父亲说，他扯谎以前心里是有盘算的，当时情况虽然紧急慌张，但是起义的准备并未中断，他相信只要把事情鼓动起来，把革命党人引导起来，就肯定有办法。所以，他就扯了这么一个弥天大谎。”

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这么打响了，正是这一枪点燃了历史的烽火。

新中国成立后，当“末代皇帝”溥仪与当初毅然以“第一枪”指向他所代表的封建帝制的熊秉坤相聚时，他们都感到欣然。在一位收藏爱好者收藏的熊秉坤在纪念辛亥革命５０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上，记者看到了这位历史老人朴实的话语：当溥仪专门来敬酒的时候，“我倒紧张了一下，想到这如何说好呢？仓促之中，我说了一句，那是帮助。溥仪拉到我的手说：谢谢。这真是说明共产党的伟大，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现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成了一家人了。”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首义之地开新篇(图)

2011年09月05日 16:04:21　来源： 人民日报 【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记者　张志峰摄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从今天开始，本报开设“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寻访”专栏，刊出本报记者对辛亥革命事件发生地的寻访和重要历史人物后代的采访。专栏以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为主题，回顾辛亥革命历程，反映辛亥革命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大深远的意义，讴歌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先驱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揭示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重温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共同奋斗的光荣历史，以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全体中华儿女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00年弹指一挥间。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当年革命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和复兴，在这里勇敢地打出第一枪，成立第一个共和政府。辛亥志士的义举为这座城市留下“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精神基因，激励后人不断跨越，开启新途。

红楼风雨睹首义

9月2日，武昌首义文化公园迎来又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银发的老人在草坪边锻炼，年轻的情侣在林荫下漫步，学步的孩子勇敢地抬脚向前……梧桐绿荫环抱着一座孙中山铜像，铜像背后是两扇赭红色铁栅栏门，透过大门可见红色的两层楼群。这里就是辛亥革命时期鄂军都督府旧址，即人们常说的武昌红楼。

武昌红楼现已成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宋庆龄题写的馆名立在大门右侧。红楼前面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图片展，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驻足、默读、沉思。走近红楼大门，抬眼望去，打开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起义军的枪声和呐喊声，仿佛又在耳边震响。

武昌首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共进会机关制造起义用的炸弹时，不慎发生爆炸，遭到查抄，起义计划泄露。当晚，驻中和门内的一个工兵营发生兵士哗变，新军后队正目熊秉坤率数十名起义士兵，冲向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打开了库门，各起义部队纷纷向楚望台集结。经过一天一夜浴血奋战，10月11日武昌全城光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红楼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告“以共和政体建设民国”。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中国由此开启了走向共和的大门。

红楼作证，辛亥首义，光照千秋。正如展览的前言所述：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辛亥精神励后人

以武昌首义为原点，武昌城以及身后的“大武汉”与辛亥革命的精神血脉相连，走过百年，迈向新征程。辛亥革命史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说：今天纪念辛亥革命，要多一些反思精神，既要研究过去，更要展望未来。

今年60多岁的郑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家住红楼附近，经常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外孙女来这里玩。“过去红楼周围都是低矮的旧房，人多车多，杂乱不堪，很不协调。”郑先生说，“近两年这里变了，建成了首义文化公园，闹中取静，环境好多了。”从杂乱的老街区到漂亮的文化公园，这只是首义之城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注释。

辛亥革命的荣光已经渐渐走远，辛亥革命的精神仍在这里发扬光大。武汉人从不留恋过去，“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已经成为武汉的城市精神，激励人们谱写新篇章。

武汉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向来不甘人后。从万里长江第一桥到万里长江第一隧，武汉总领风骚。这里既有被称为“共和国长子”武钢和东风，更有近些年闪亮登场的世界级新秀中国光谷。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国家战略中，武汉勇挑重担，奋力打造“支点的支点”。

近年来，以武汉为头雁的“武汉城市圈”成为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历史再一次将武汉推向先行先试的舞台。近年来，武汉市经济总量接连超越多个副省级城市，去年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居第四。

武汉敢于并且善于创新。今年4月以来，该市在全省率先掀起“治庸问责”风暴，剑指体制和环境的积弊，目的在于“制度革命、优化环境”。截至7月底，该市共问责21人，其中局级领导干部5人。8月17日上午，湖北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武汉“治庸问责”风暴，将席卷湖北所有省直机关。

武昌首义，彪炳史册；武汉奋起，再续辉煌。（文/图 记者　张志峰）

民革中央开通辛亥革命网上博物馆

2011年09月02日 19:38:22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９月２日电（记者 崔静、林甦）由民革中央筹划建立的辛亥革命网上博物馆２日正式开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出席网站开通仪式，并率先在网页上为辛亥革命志士“献花”，缅怀孙中山等革命先辈。

民革中央副主席修福金表示，辛亥革命是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民革中央开设辛亥革命网上博物馆，就是为了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之际，缅怀和宣传孙中山等革命先辈致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中华振兴的伟大业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据介绍，辛亥革命网上博物馆主要分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在各地、辛亥人物、革命遗址参观等１０个子栏目，收录辛亥革命历史纪念地、名人故居、烈士墓等信息资料近百个，汇总了７０５位有记载的辛亥革命志士资料，收集文字资料共计３４０余万字。

与普通网页不同的是，辛亥革命网上博物馆采用三维空间技术构建出一座虚拟的网上博物馆。网友在浏览网页时，看到的不仅是普通的图文页面，还可以跟随画面浏览博物馆的各个展厅，犹如置身于一座真实的博物馆中。

为了提高网站的普及性与参与性，辛亥革命网上博物馆开设了“献花献词”与“碑林留墨”两个互动栏目，为网民提供缅怀先烈、寄托哀思的平台，并广泛征集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画作品。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论坛在京举行 周铁农出席并讲话

2011年09月02日 18:29:01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９月２日电（记者颜昊、孙彦新）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民革中央办公厅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论坛２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出席并讲话。

周铁农说，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革命精神，与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共同努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开创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余年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国正在成为政治充满活力，经济上繁荣发展，日益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作出突出贡献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今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极大影响着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民族团结则兴，民族分裂则败。我们应当铭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争取国家和平统一，共谋民族复兴大业。

论坛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党组书记、执行主席龙宇翔主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林上元、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王治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辛亥革命前辈李济深的孙女李霭君等专家学者及革命先辈后代，就辛亥革命的现代启示、从大历史视角看辛亥革命的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统一战线的重大影响等议题作了发言。

香港为何成辛亥革命摇篮

2011年08月31日 09:21:33　来源： 南方日报

辛亥风云 设基地、筹款、募兵、运枪械，革命志士往返港穗密谋策划

香港成首次反清起义大本营

香港兴中会首任会长杨衢云。

1895年2月21日，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成立兴中会总会，设机关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10月10日总会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为筹划起义，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多次往返港穗，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对外称农学会。香港成了广州起义名副其实的大本营。

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在广州发生，却和香港这个大本营有很密切的关系。

1894年兴中会成立，1895年2月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香港总部成立后，孙中山便与陆皓东、杨衢云等人从各方面开始着手准备策划于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孙中山在香港与杨衢云、陆皓东、黄咏商等多次会商广州起义的计划。

计划初定，由程奎光负责联络水师官兵；郑士良联络广州、花县、英德、清远等地会党；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等县绿林策应，广州一带的游勇、防营，潮、惠等地会党也得到联络。孙中山前往广州专任军事准备，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堂设立机关，贮藏文件、武器，接纳往来同志；在珠江南岸洲头咀设置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购置小火轮为运输工具。

香港方面，杨衢云负责筹款、募兵及运输枪械。杨衢云在香港招募散勇、工人成军，黄咏商变卖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余育之慨助军费万数千元；孙返穗与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等到广州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从秘密和公开渠道进行起义筹备工作。首先成立兴中会广州分会。机关设在双门底王氏书舍，发展会员，迅得数百人入会。

此外，在广州设立公开团体农学会，表面上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号召，实际上是兴中会活动的掩护机关。

兴中会决定于10月26日即旧历重阳节正式举义，兵分数路进攻广州。10月10日，兴中会在香港商议筹备起义后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为顾全大局，选举杨衢云为总统。

然而到了起义约定之日，即10月26日（重阳节）清晨，广州附近各路队伍都到达了广州，然而作为主力的香港队伍迟迟未到，等了几个小时，始得杨衢云发来的密电，说香港主力部队及军械不能按期到达，要推迟两天到达，原来的起义计划被全盘打乱。

孙中山考虑到误期可能导致消息泄露，于是立即用暗语复电杨“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并迅速与陈少白先后离开广州。但是，朱淇之兄冒名朱淇向清吏告发，起义消息泄露。清朝广州海关搜获了起义军偷运的手枪600余支，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密报，急调1000多个清兵回城防范，并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大批革命党人被捕，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被杀，这是第一批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牺牲的烈士。

这是兴中会发动的第一次反清起义。尽管广州起义失败，但以后重阳节也成了人们宣传革命，号召推翻清朝统治的日子。

■专家点评

香港浸会大学近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系教授李金强：

“香港是辛亥革命摇篮”

香港是辛亥革命的摇篮，它不仅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缘起之地，更是清季革命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它在革命活动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当时孙中山在同盟会主要的革命策略就是发动“边区革命”，即在粤东、粤西以及广西、云南等地发动武装起义。香港当时成了整个南方革命的策源地。

冯自由后来就谈到，一部辛亥革命史，香港扮演了重要角色。你打开任何一部近代革命史，第一章就是香港。另外还有一些革命党人写的文献，像陆丹林的记述等，也曾提到国民革命的摇篮是在香港。

为什么香港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呢？因为香港是殖民地，而且在南方，清政府没有办法控制；同时，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港，这个自由贸易港，人跟物的来往是非常自由的。革命往往是在内地发生，但发动革命一定要有钱、要有人，你怎么样筹款、怎么样安排革命党人进入内地，接近大陆的香港在当时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一个地点。

搞革命，三样东西必不可少：人力、财力、军械，香港充分利用自由港的优势，从这三方面支援边区革命。一是革命精英汇聚香港，策划起义。二是提供财力支持。三是转运武器军械。

所以说香港是晚清策动革命的一个大本营，是辛亥革命的摇篮并不为过。

胡适与辛亥革命

2011年08月29日 09:12:09　来源： 文汇报

类似于当年鲁迅的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的决定，对于胡适的人生道路与思想发展变化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而细究起来，这一重大的人生转折，主要源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件）的直接或间接诱导。

胡适（1891-1962）无疑是经历过辛亥革命（1902-1912）历史时期的，辛亥革命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大。就胡适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而言，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早年与革命党人的交往

胡适就读地处吴淞的上海中国公学期间（1906-1910），由于该校实际上由当时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员）所创办并控制，该校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骨干成员（如于右任、马君武、但懋辛等）频繁地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校内还公开传阅革命派刊物《民报》，而胡适平时与这些进步师生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细节，胡适后来谈起来记忆犹新。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

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

文中的但君，即革命党人但懋辛。《四十自述》还说：“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

另外，胡适当时还参与编辑（甚至实际主编）《竞业旬报》，该刊名义上为该校学生社团“竞业学会”的会刊，实质上是一份具有明显革命宣传意图与实际内容的公开出版物，所以国民党的史学家明确地称胡适为“民国前革命报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胡适当时涉足辛亥革命的活动，并非是被动卷入，而是有相当的思想基础。这是因为，胡适入读中国公学之前一年（1905），即革命思潮在全国范围内刚兴起不久，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偷偷捧读了邹容著《革命军》，甚至作了全文抄写；与之相适应的一个举动是，胡适因对当时的清廷上海道袁海观袒护杀害中国老百姓的凶手（一名沙俄水兵）的做法严重不满，他除了坚决拒绝学校当局推荐的由上海道衙门主持的考试，还和两名同学一起写匿名信给袁海观，对其严词斥责。这一做法的指归及其政治性质，显然与前几年由激进的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近似。

由此可以认为，后来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员”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胡适表现了亲近、尊重和宽容的态度，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胡适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就在一度上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大致属于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如果胡适没有这一历史政治资本，上世纪20年代末，当他在“人权与约法”问题上首次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就不可能化险为夷。

辛亥革命与胡适的弃农从文

在胡适的人生道路上，有几次重大的转折。其中的一次是：1912年初，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毅然决定由农科（农学院）转为文科（文学院）。

1910年，胡适入康乃尔大学读农科，因农科不收学费，由此可节省若干公费以赡养在家乡的寡母，以致有意压抑了本人的学科兴趣爱好与专长。而武昌首义发生，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当时的美国民众对于发生了重大事变的古老中国一时发生浓厚兴趣，纷纷邀请留美的中国学生演讲，为他们介绍有关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尤其是“中国革命和共和政府”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经同学介绍，擅长演讲的胡适成了当地美国人争相邀请的演讲者。而胡适为了保证演讲的质量与水平，不得不花相当时间与精力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史，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情况（包括一些著名的革命党人的生平思想等）。随着胡适的演讲活动的成功，他本人对中国文学兴趣复振，由此，即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

转入文学院后，胡适主修哲学，又以政治、经济、文学为副修科目，正是这样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又使得他稍后接触与接受了实验主义哲学，以致进一步升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专攻实验主义哲学。

类似于当年鲁迅的弃医从文，这一弃农从文的决定，对于胡适的人生道路与思想发展变化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而细究起来，这一重大的人生转折，主要源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件）的直接或间接诱导。胡适当年虽然可能并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与自己的人生联系在一起，并表示愿意以自己的方式为之服务。胡适《尝试集》的《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覲庄》中，坦陈了学成归国前夜的心情：

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问？

至于胡适晚年作“口述自传”的时候，才相当明确地回忆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这一点，更是表明胡适在实际上完全承认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对辛亥革命的基本认识与评价

台湾“中央研究院”同人曾评论胡适“最看重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进步”，而这一点正是主要指胡适对于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有着明确认识与高度评价，即胡适始终强调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尤其强调辛亥革命所带来的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的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胡适在谈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政治原因”问题时说：

满清帝室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1911-12）。

中国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取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这里强调辛亥革命为此后中国社会的“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乃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最准确最到位的评价。

对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这是与如何认识与评价辛亥革命相关联的大问题。1912年秋，闻讯梁启超经过多年的政治流亡后随着帝制被推翻而得以归国的消息后，胡适写下了这样一篇日记：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应该说，梁启超自1898年被迫流亡海外之后，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从鼓吹“开启民智”到倡导“新民”，坚持对广大国民进行思想文化的启蒙，即大量灌输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进步的思想文化观念，由此切实地引导了广大中国人民（通过留学生-知识青年）的政治觉醒，为他们勇于投身民族救亡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这是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最大历史功绩，而他所做的这“广泛思想启蒙工作”又是为当时一般性的号召“排满革命”的革命党人所“忽视”的。（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从这一意义上，胡适强调梁启超为辛亥革命的“第一大功臣”，大体是合乎实际的。

当然，这段话多少也涉及到了对辛亥革命的另一角度的总认识问题。在笔者看来，在1902-1903年的“拒俄运动”高潮中成立的激进（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曾提出以“鼓吹、暗杀、起义”为三大行动纲领。（参见《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事实上，在以“拒俄运动”为启端的“辛亥革命”全过程中，各地各团体的革命活动在内容形式上均围绕这三方面，但就“鼓吹”一端而言，虽然梁启超并不强调“流血的革命”之类，但他所鼓吹的“民族主义”、“新民”主张，以及“自由”、“民主”之类，却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思想政治命题，比之革命党人单纯宣传的“排满革命”之类，显然更深刻，任何激进的人们完全可以从中推演出更激进的政治主张及其相应的方法途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胡适之所以特别肯定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期间的“鼓吹”工作的价值，乃是看到了辛亥革命形态的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层次现象。如此分析问题与认识问题，当是值得理解的。

胡适一生对孙中山有多次评价，相对说来最郑重的一次，是抗战时期在海外的一次专题演讲，他不仅明确肯定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进而还深刻指出了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在抗战时期所仍然发生的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孙博士对中国民族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的个人领导中所蕴含着的巨大活力和力量。这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重新复苏并成为不可抵抗的动力。首先反对满清的异族统治，继而反对外国对中国的占领。他亲眼见到了满清统治的被推翻，但历史无疑将充分肯定他在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这一运动使中国的政治统一成为可能，能持久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取得最后顺利。（胡适：《孙逸仙》，见《胡适全集》。这里所说的“政治统一”系指当时国共两党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合作抗日。）

欲求胡适对于孙中山的整体的历史评价，当以此为主要依据，而不必过于拘泥其早年日记中的出自一个特定视角那段话。何况，个人的思想观点往往是发展变化的，胡适也是如此。

关于胡适的革命观众所周知，胡适是坚定的政治改良主义者，总的说来，他是不赞成“社会革命论”的。既然如此，他又为什么能够充分肯定以暴力革命为基本手段的辛亥革命呢？

在笔者看来，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胡适有自己的政治逻辑。胡适对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问题，持如下基本的立场：“政府不许爱共和之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夺其言论出版之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则舍激烈手段外，别无他道。党禁一日不开，国民自由一日不复，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则革命终不能免。政府今日幡然而悟犹未为晚，否则政府自取败亡耳。”（《所谓爱国协约》，见《胡适全集》）不难理解，根据胡适这样的逻辑思路，如果爱国者志在“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昏庸的执政当局非但不容许反而对之百般阻扰压制（包括采取政治高压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心切的爱国者改而走暴力革命之路，乃是势所必然，是可以理解、理应支持的；因为这对革命者来说是“逼上梁山”，而对执政当局而言，则是咎由自取，自食恶果。一部近代中国革命史正是反复作如此证明：本来，康梁发动“戊戌维新”运动也不过追求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但为满清当局的封建顽固派所不容（以致有“戊戌政变”），于是紧接着国内就有革命思潮的生成，以谋更激进的社会革命；即使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在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之初，何尝不是寄希望于和平改良，为此曾郑重其事满怀希望地上书李鸿章陈述改良之策？惟其遭到冷遇，才退而寻求“毕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于一役”的革命途径。显然，胡适的上述政治逻辑，实际上是承认并强调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政治上的合理性。这表明，整体上作为政治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胡适，惟其有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追求进步、主持正义的思想底蕴，才会由衷地肯定某些具有革命性质的历史活动。

其次，胡适也有实验主义的理论依据。在辛亥革命十周年（1921）的某夜，胡适曾写了他平生所写的最激烈的一首诗，深切悼念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因从事暗杀活动而不幸遇难的四位烈士：

他们是谁/三个失败的英雄，一个成功的好汉！/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另一节还写道：“他们不能咬文嚼字，他们不肯痛哭流涕，他们更不屑长吁短叹！”联系到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的一段话：“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可以认定，胡适这里依据实验主义的理论，强调的是：凡立志改革的爱国者，理应投身实际的改革（革命）活动而不尚空谈，不能以终日痛哭流涕地吟诵“哀国之将亡”的诗篇为满足。

所谓实验主义的理论依据还有另一点：根据胡适的理解，“实验主义教训我们：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必须要证实了，然后可算是真理。”（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据此胡适又承认任何“政治实验”的正当性，如他甚至还一度表示：“我们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即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权利”，因为如此的“政治试验”与“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无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胡适才认为辛亥革命作为一种对某一救国主张（思想学理，如民族主义之类）的付诸实践的运动，乃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总的说来，唯其有上述的理论支撑，整体上作为政治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胡适，除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范围里肯定历史上的某些革命运动，甚至也不妨碍他在特定的场合说出一些非常激烈的话语，如由于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实在太失望了，在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前夜，胡适曾写一诗，借辛亥先烈之魂的口吻说：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由此看起来，对于胡适这个改良主义者的言论也需要作具体分析，不应以“先入的成见”出发而一概否定。思想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简单的定性分析难免失之偏颇。

（朱文华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它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2011年09月07日 07:48:04　来源： 人民日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领域内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主精神高涨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过后只有7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2年多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巨变从何而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国虽不能说停滞不前，但变化十分缓慢。这并不奇怪，农业社会生产的发展本来就是缓慢渐进的。从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形成一种盲目自满的心态。“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映。传统是无形的，却常能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没有受到异常强烈的刺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出现的。

但外部世界这时已发生太大的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方国家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丧失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领土完整也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巨大的转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紧接着，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又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居民门口要分别悬挂占领军的国旗。这一连串冷酷的事实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它像可怕的噩梦那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兴中会成立时的宣言中沉痛地写道：“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像这样强烈地指出中国面对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以前还不曾有过。他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抱着怎样的态度呢？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对外屈服，向外国大举借债，竭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严厉镇压民众的爱国行动。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正如陈天华一语道破的那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那时，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变革都无从谈起。为什么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这并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振兴中华的要求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动统治势力总是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日益孤立的时候，就越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1908年8月，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旗号下，颁布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被一些人起劲鼓吹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下很可以开人眼界。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权，议院不得干预。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这个宪法大纲时明白地说：“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国内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进行重大改革、实行立宪，而等来的却是宣统三年的“皇族内阁”，13个大臣中满人占8个，皇族又占了5个。连原来十分温和的立宪派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也在清政府的高压下失败。人们真是无法再对它抱什么希望了。尽管现在还有人说：如果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现在的中国会更美好。要是睁眼看看事实，真觉得同这种论调进行认真的讨论实在是多余的。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讲了：“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长沙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讲得不错：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哪些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们注意得不够的重要论断。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之前，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由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推行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它的破产；希望由无权的光绪皇帝来实行的戊戌变法，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在封建顽固势力迅速反扑下也破灭了；下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同样没有能够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作为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存在严重的弱点：他提出了这些目标，却没能真正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和后人也不尽相同，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但不管怎样，在中国人面前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它，并且成为人们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史上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1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

对这个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意义，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1941年曾很有感慨地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已经几千年了。这一专制制度不仅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和统治，而且通过一整套严密的意识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根深蒂固地被灌输“三纲五常”那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还被用神秘的色彩装点起来，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古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异常发达的国家，旧统治秩序经过长时期经营已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皇帝便站在这个网络的顶端，独揽一切大权，成为整个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虽然出现一些质疑君主专制制度的“异端”思想，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设想不出还可以用什么政治制度来代替它。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种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不管如何激烈，都没有触动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想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纲领上的“创立民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观念，有如石破天惊之论，逐步深入人心。

还要注意到：那时，共和政体在世界范围内还为数很少，西方大国中实行了共和政体的只有美、法两国，亚洲连一个共和国也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讲中断然决然地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这是何等的气概！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那种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带来进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没有把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张牙舞爪、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注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统一的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也难以维持，从而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方便。有如产前的阵痛，这正是历史大转折前夜常出现的过渡现象。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一点：民主精神高涨。民主意识的前提是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讲后一点：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启示

辛亥革命毕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仍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冲击。更重要的，在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相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

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发人深思的沉重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路总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毛泽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军。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提高了民族民主觉悟和革命决心；又从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训，思考它的不足，开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应当永远铭记，因为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金冲及）

开启中国进步之门——辛亥革命世纪回眸

2011年09月05日 20:38:44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９月５日电 题：开启中国进步之门——辛亥革命世纪回眸

开栏的话：辛亥革命是２０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百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从９月５日起，新华社开设《辛亥革命百年》栏目，集中播发一批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的文字、图片（表）、音频视频稿件，反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进行的艰辛探索和悲壮实践，进而揭示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必然性，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继承辛亥革命先贤们的理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奋进力量，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记者霍小光　华春雨　李菲　赵超

百年之变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破旧立新。

一个世纪之前爆发的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成为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回首风雨如晦的年代，聆听革命先行者的足音。今天，我们从一些历史场景和史料中见微知著——历史进程充满曲折，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方能浩荡前行而不可逆转。

共和肇始

２０１０年，国内热映一部电影。观众看到银幕上马拉火车前进的场面忍俊不禁。人们可曾想到，同样的情形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真实一幕。

１８８０年，开平煤矿出资修筑一条铁路。虽然这时离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在英国诞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保守的清朝统治者却下令禁止使用机车。铁路的运行被迫改为由驴马拖拽。于是，十分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几头驴马，力不胜任地拖拽着运煤车在铁轨上艰难行驶。

马拉火车只是清王朝被时代抛离的一个例证。

孙中山在１８９４年兴中会成立时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１１０年前的９月，腐朽的清王朝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空前屈辱的条款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的使命迫在眉睫。

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清朝统治者依然拒绝根本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历史发展到２０世纪初年，清政府已经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说。

新加坡大人路１２号，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红色尖顶两层楼房。“晚晴园”三个苍劲大字的横匾挂在大门的门楣上，大字下面用英文写着“孙逸仙别墅”。

新加坡资深媒体人、历史文化学者韩山元介绍说：“这里是孙中山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辛亥革命之前，几场起义及反清革命活动就是在这里策划酝酿的。”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经过彻夜奋战，中华大地迎来新时代的曙光。

“一面样式新奇、代表着一个崭新历史的十八星旗，在武汉三镇上空高高飘扬。在这面旗帜的鼓舞下，全国爆发了剧烈的连锁反应，革命形成了燎原之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说。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红楼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告“以共和政体建设民国”。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由一个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闭关锁国的、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里程碑。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１９１２年，旅居中国的越南侨民组织越南独立党，提出了民族解放的主张；１９１３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的侨民建立了民族协会和群众大会；朝鲜、菲律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认为，辛亥革命不仅建立了亚洲地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还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亚洲的共和国体制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

思想解放

１９１３年７月１日，上海《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江苏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份考卷要求考生列举自己崇拜的人物。应考者３００多人，都是中小学生。

结果，有１７人列出了孙中山，名列第三。而数千年来被奉为“天子”和“万岁”的皇帝已经风光不再。

人们还发现，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华盛顿、一些西方哲人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卢梭也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说：“小小一份测试，显示出在中国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已经从沉睡中觉醒，睁开眼睛看到世界前进的潮流。”

今天的人们仍能清晰地听到孙中山一段讲话的录音：“我们近来几百年，我们的国民睡着了。我们睡了，不知道世界他国进步的地方……所以我们百年来，文明退步，政治堕落……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那么，我们中国还是可以得救。”

马振犊说：“随着旧制度的倾覆，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空前大解放。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潮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也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国家只有强大才有未来的理念。”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西学东渐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先进分子在辨别、在思考、在选择。

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开始着手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禁止刑讯、禁除鸦片、禁赌、实施剪辫令、明令禁止妇女缠足等措施的施行，使中国向革命之后更为长期、深刻的社会变革迈出了第一步。”张宪文说。

传统文化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传承，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成为后世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任务。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旧文化，不会在一次革命的打击之后就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社会变化潮流不可逆转，共和、民主、独立、富强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发展路向已成定势。”林家有说。

复兴之路

坐落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集中保管着中华民国时期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马振犊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夏威夷一位名叫王青奇的９岁华裔小姑娘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您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非常高兴。这星期我卖纪念章赚到了３个美元，请你送给生病的士兵……我希望战争很快永远停止，新中国所有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都幸福。

１８９４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首次提出。

“‘振兴中华’的口号自提出后，就逐渐表现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与目标，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步平说。

当年，孙中山暂留英国时，曾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与政治。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普通民众的幸福天堂。“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

孙中山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以广阔的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孙中山先生亲手规划设计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体现了革命先行者的雄心壮志和远见卓识。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留下或提出了事关中国命运的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最终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视作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抚今追昔，曾令孙中山先生忧虑重重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的壮丽画卷徐徐展开。

孙中山先生曾经这样表述他的期盼：“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百年沧桑，斗转星移。时至今日，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那时，中国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实现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百年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