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与社会进步

居民幸福感与社会进步

教科院2005级博士 任杰 学号 2005010039

当笔者以“幸福感”为关键词在全球最权威的搜索网站google 上进行搜索时，相邻两天的搜索结果分别是556,000条与640,000条，其中最近有关幸福感的讨论大多围绕着 “人民生活满意度”、“人民的生活质量”等话题讨论“和谐社会”、“社会发展目标”等社会经济与发展的方向问题。网上有人总结2005年人们讨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幸福和幸福感，这一趋势随着国家“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深入展开，必然延续到2006年以及之后，也必然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一点从间隔一天搜索数量的极大差异即可窥见一斑。人民的幸福生活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关系，向来都是国家政治与经济生活中需要慎重权衡的问题，幸福与幸福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个全民讨论的问题，而不再是专家学者书桌上的孤独者。

幸福与幸福感既是哲学伦理学的论题，也是一个关系到民生民意的问题。从个人的层面看，幸福既是人生追求也是人生体验。作为人生追求，“什么才是幸福”的问题直接决定个人奋斗的目标；作为人生体验，“是否感到幸福”的自我判断则会影响个人的人生态度及对社会的满意度。从社会与国家的层面看，幸福既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目的。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1，那么，任何社会的发展目标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幸福追求。人们的幸福追求既受他们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形态、所处的社会发展水平等的制约，也会反过来影响其所处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只有社会发展目标与个人幸福追求相一致，社会发展才能够满足个人的幸福追求，个体才能体验到满意的幸福感，社会才能和谐进步；如果社会抑制了人们的幸福追求，人们的不满体验就会增加，当这种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动荡。当我们今天大张旗鼓讨论生活质量和居民幸福感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和国家过去一直忽略了这个问题？当全球范围内的国家都在提 “居民幸福指数”时，是不是意味着人们今天才开始重视自己的幸福感？回顾幸福和幸福感概念的历史发展，探索人们幸福诉求的变化规律，似乎可以回答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此看重居民幸福感，并将其作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指标。

一、幸福的涵义

幸福是什么？不仅哲学家、思想家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人也在同样询问自己，这个问题是如此难以得到唯一的答案，有人做过统计，单是罗马尼禄

时代就有278种关于幸福的相互矛盾的定义。概括来说，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强调物质财富和感官享乐的“物质幸福观”，一类是强调精神享乐与自由的“精神幸福观”，还有一类强调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的“辩证幸福观”。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理论，生理需要是人最先产生并优先满足的需要，在讨论人的幸福的时候，人类的目光首先投向的，就是与生理需要满足相联系的物质财富，物质幸福观也是最早的幸福观。古希腊雅典的首席执政官梭伦（约公元前639-559年）是提出物质幸福观的第一人，他认为一个人“拥有最多的物质财富，并把它们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2。这种物质幸福观，在历史上向来不乏拥趸，如持唯物主义幸福观的学者从不否认物质幸福的存在：德谟克利特等认为肉体快乐是幸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的梅叶提出“人人有权享受他的一份世间的幸福”3；拉美特利也“肯定人有权满足自然的欲望，享有合理化的生活。”4爱尔维修提出了直接的快乐是肉体感官的快乐，而间接的快乐是对未来肉体感官快乐预期的结果。快乐论者进一步强调物质财富基础上的感官享乐对幸福的唯一性，宣称快乐是人生最根本的目的，如昔兰尼学派认为“追求快乐是最大的幸福” 5，为了达到感官享乐，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而不考虑其是否适当；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是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薄伽丘在《十日谈》指出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享受幸福，追求尘世的欢乐，享受人间的幸福是不可违背的自然天性。此外英国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边沁更是强调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并认为苦乐相减后人感受到的快乐越多就越幸福6。

与上述重视幸福的物质财富和感官享乐的观点相对立的，是唯心主义者和禁欲主义者对精神幸福的解释，精神幸福观摈弃了肉体的欲望，强调精神上的享乐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柏拉图7认为“人的肉体的感官的快乐都是暂时的、最低级的”，并进一步指出，“任何快乐，不管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都是没有必要的”，“德性和智慧才是人生的真幸福”；伯利克里提出了“幸福和死亡一起”的观点，认为为了国家战亡的将士者是最幸福的；古希腊的犬儒学派认为“无欲是神圣的，超脱一切欲望之外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即使对快乐的蔑视本身也是极快乐的”8；古罗马的斯多葛派主张“服从自然（本性）而生活，克制情欲，以求达到无情无欲的状态，以获得真正的幸福” 9 ；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宣称，“人类的幸福，决不在于身体上的快乐……任何对具体物质欲望的追求都不可能得到最完美的幸福”；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指出“只有正直、高尚的快

乐才能构成幸福”。

然而，要获得精神上的快乐必然要摈弃肉体的享乐吗？苦与乐是必然对立的吗？边沁在阐述自己的功利主义思想时曾说过，只要让地球上十分之一的居民坚持奉行禁欲主义，不超过一天，就会把地球变成地狱；而梭伦通过自己的游历指出“许多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10。可见单纯强调物质或精神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现实生活中快乐和痛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莱布尼兹），没有痛苦就没有快乐（布鲁诺），人在遭受肉体的痛苦时可能会体验到精神上的快乐，而肉体上过度快乐也会产生精神上的颓废与空虚。因此德谟克利特认为“只有把精神的快乐和肉体的快乐结合起来，才是最为高尚的快乐”；亚里士多德认为，“快乐必须在理性的控制下达到适中的程度，才能称之谓幸福，单纯追求快乐的行为是不能成为幸福的……至善才是幸福的”；这种辩证幸福观，不仅强调精神与肉体快乐的协调，而且提出有节制的快乐才能获得幸福。

中国思想家的幸福观，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还是理学家，都是偏于强调精神上的快乐、对肉体欲望的压抑及痛苦与快乐的中庸之道。

二、历史上幸福内涵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演变

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对幸福内涵的阐述，虽然是个人智慧的结果，但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如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水平密不可分，也与他们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有关。梭伦提出只有一生拥有财富的人才是幸福的，但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时，当时社会各阶层矛盾加剧、奴隶主内部不同阶层利益冲突，他正努力推行社会改革，他一方面强调财富对于幸福的重要性，一方面又指出过多的财富并不能带来幸福，希望以此来协调各阶层的矛盾。伯利克里面对雅典城邦与波斯各国的战争，为了维护雅典城邦国家利益，用“幸福与死亡在一起”的精神幸福观激励人们为国家而战，号召民众“应当学习他们（战死将士）的榜样，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自由”11。昔兰尼派的“快乐论”为奴隶主的享乐生活提供理由，而德谟克利特有节制幸福观的提出，则是由于当时的奴隶主阶层生活糜烂，过于追求财富和欲望的满足，引发社会矛盾，有节制的幸福观使奴隶主阶层节制自己的行为，以保持已有的财富和地位；柏拉图强调精神幸福，认为一般民众应当追求有节制的幸福，也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既有的统治与利益。罗马时期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幸福观、奥古斯丁将幸福定义为来世的神

的幸福等观点都为中世纪基督教教义对人性和正常情欲的压抑打下了基础，而托马斯〃阿奎那则以“任何对具体物质欲望的追求都不可能得到最完美的幸福”来为当时的宗教主义服务，引导人们相信上帝，以当世的痛苦换得虚妄的来世幸福。这种对人性的压抑必然导致人们精神与肉体上的极度痛苦，这时，快乐主义再次抬头，一些勇敢的思想家开始强调享受正常的人世欢乐，如薄伽丘的“人生的惟一目的就是幸福”、 蒙台涅的“我们最终的目的，即使在道德，也是为了快乐”。托马斯〃莫尔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那些“引导人们去追求严峻、艰苦的生活，为了来世幸福今世要备受折磨，为了死后进天堂弃绝现实生活中的任何快乐都是非常愚蠢的德行”12。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思想家幸福观中强调人性、强调自由的幸福以及对人的自然欲求的认可，也都与当时封建社会宗教教条主义的专制统治有关，并为资产阶级革命打下思想解放的前声。

从人类对幸福的认识发展看，幸福的概念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紧密。生活困苦的人视物质财富的占有为幸福，生活富足的人占有大量的财富却并不一定能够感受到幸福，当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的富足水平之后，对精神层面的幸福需求开始增长并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就如18世纪法国的爱尔维修所说，人们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穿衣，为了打扮自己的情妇或妻子，使她们得到快乐，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总之为了享受与肉体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快乐”13。因此，“支配穷人行动的动力是饥饿，支配富人行动的动力是快乐”14。

同时，幸福的概念也与社会的进步密不可分。霍尔巴赫说过，“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和每一次财富被创造出来，都是同人连续不断地追求快乐的欲望分不开的。……人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在追求幸福，他的一切能力都用在追求快乐和规避痛苦上面”；拉美特利也提出“无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所探讨的理论以及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都是为人而服务的，是为了谋求变革人的生活方式、增进人的福利”15。我们可以看到，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每一种幸福观念的产生、每一次幸福认识的变革，或是产生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或是成为社会变革与社会革命的催化剂。

资本主义社会以占有财富、发展经济为要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幸福的认识重新回归到财富的拥有，社会的发展水平也是以财富的多少为主要指标。特别是二战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以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GDP 作为衡量人们生活幸福、社会进步水平的物质指标，并成为全世界奉行的标准。

在这个时期，人们对幸福的研究渐渐脱离了哲学思辨的模式，逐步走向实证与量化；研究者的队伍也不再仅仅包括哲学家、伦理学家或者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也步入进来，不仅从更多的角度更深入研究人们的幸福，也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如上个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Wilson 曾经根据其调查结果描绘了幸福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收入的、外向的、积极的、无忧虑的、有信仰的、具有高度自尊、工作士气和适当渴求的与性别和智商无关的已婚人士”16。从这个定义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物质幸福观的影子，也能够看到精神幸福观的痕迹，同时，这个定义又将对幸福的探求从人生观、人生态度等宏观的追求扩展到对个人特质的重视，认识到个人的人格特征与其体验到的幸福有密切关系。正是Wilson 的研究与观点，吸引了十九世纪以来大批心理学工作者对幸福的探讨，并获得了大量的数据资料。此外，社会学家也从公共福利、社会福利等角度阐述社会应当对个人的幸福负责，而经济学家则从社会财富的度量来衡量一个社会中的人民是否幸福。人们对幸福的认识从哲学的高度具体化到个人的层面，幸福的内涵也更加接近人们的真实感受。

三、新时代下居民幸福感的特点及其对社会进步的要求

幸福的定义如此丰富又充满了矛盾，使人们对幸福的研究无法具体化。虽然英国的功利主义者边沁曾经提出一个计算苦与乐的标准17，但这个人标准只是提出了量化幸福的思想，而没有说具体如何量化，在边沁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尝试对幸福的量化。18世纪法国的爱尔维修认为“真正的幸福是不能描写的，它只能体会，体会得越深就越难加以描写，因为真正的幸福不是一些事实的汇集，而是一种状态的持续”18。爱尔维修以幸福为体验的理由指出幸福无法描写，在他看来幸福当然更不可能度量了，然而，也正是由于幸福是一种体验，现代的心理学研究者就从幸福体验即幸福感入手，开始了对幸福的量化研究之路。

当然，心理学家采用个体自我报告的方法进行测量，所以他们把测量出来的幸福感称为“主观幸福感”或“心理幸福感”。在心理学家的主观幸福感概念里，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与情感平衡。在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对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年龄、性别、健康、婚姻状况、收入、工作情况以及人格特征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其中不但逐步优化了调查工具，也获得了有关跨文化研究的资料，对二战以来人们幸福感的变化进行了详细而有意义的反映。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现代人们的幸福感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1、从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看，财富和富足并不对幸福感起决定作用。虽然研究表明个人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相关明显，但幸福感提高的程度与收入的增加并不成比例，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1949年以来，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5倍，然而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程度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大幅度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极大的提高，然而中国青年报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78.8%的人认为收入比十年前增加了，却有83.3%的受调查者认为与十年前相比生活负担加重了19。另外一些跨国比较研究也发现：国家财富和该国平均主观幸福感的水平之间有高相关，在贫困的国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更强，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个人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引起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变化20。

2、曾经有研究表明已婚的人比未婚的人更幸福，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把婚姻和家庭视为预测美国人总体幸福感的15个因素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然而，哈林·希多等人对556项研究的二次分析表明, 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平均相关仅为0.14，而且婚姻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变异的解释率仅在2%左右21，未婚的年轻人与已婚人士相比，并没有出现幸福感的明显减少。

3、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体验到的幸福感并不会明显下降。一项对40个国家的6万名成年被试者的研究表明，只有正性情感有随年龄增长而呈略微下降的趋势；从20岁到80岁，生活满意度呈微弱的上升趋势，而负性情感在各个年龄组之间没有明显的变化22。

4、个人的人格特点与幸福感密切相关。布莱德博研究发现，善交际(外向型的一种重要特征) 与正性情感密切相关23；沃森和克拉克认为，具有神经质和外向性人格特征的人分别具有体验负向情感和正向情感的天生敏感性24；人格的跨文化的研究也表明，外向性和神经质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下均对快乐的权衡标准产生同等的影响，但与集群主义文化相比，在个体主义文化中，快乐权衡标准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更强的预测力。因此，外向性和神经质等人格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很大程度是以快乐权衡标准为中介的, 而快乐权衡标准又深受文化的影响。因而，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以文化为中介的25。

对于幸福感的第一个特点，一般解释为当经济收入或者物质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趋于稳定。幸福感对物质财富的依赖会受到参照对象的制约，一个社会中幸福感最高的群体是具有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这似乎也验证了梭伦“中等财富

者最幸福”观点。财富对幸福感影响力的有限性也说明仅仅发展社会经济和积累社会财富，并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幸福感的第二个特点被解释为由于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人们对婚前性行为、同居现象的接受，使未婚者不像之前那样只有进入婚姻才能享受性爱与家庭生活的幸福，从而提高了未婚者的幸福感。幸福感的第三个特点说明随着社会生活的富足与社会福利的发展，老年人的幸福感得到较好的保持。而从人格及文化对幸福感的影响看，幸福感对个体而言，是一个与自身特点紧密相关的个人体验，这种体验与外界客观事物的关系并不重要，处于相对稳定的个人水平。

这些幸福感的研究以确凿的数据表明幸福与财富、年龄、性别甚至是智力水平之间都没有稳定的关系，这与当今社会对经济发展和财富的重视似乎大相径庭。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社会发展的方向上偏离了人们的真实需求？除了物质享受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存在？笔者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除了具有类似历史长河中某个时期过于强调物质而忽视精神享受之外，现代工业经济的失控发展所遗留下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能源紧缺等人与自然的紧张态势，再加上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阶级分化、生存压力、社会安全等腰三角形因素，是造成现代人幸福感丧失的最重要的原因。

面对这样一种全球性的现状，许多国家和社会开始将居民幸福感纳入国家发展计划，甚至有经济学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是以GDP 而以GHI （General Happiness Index ）作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指标26。在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国家都有专门的机构对国民幸福指数进行调查并为政治决策提供建议。

中国社会调查所发布的2005年常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公众的总体幸福感在比较满意以上的有47.6%，较2004年提高了近九个百分点，但对家庭生活的综合满意度为33.7%，比2004年降低了近七个百分点。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下降与人们的医疗、住房、教育等费用的过快增长有密切关系。这一问题也成为我国今年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代表提得最多的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将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列入社会常规调查的内容在我国已经连续5年了，调查的内容也越来越能够反映真正的民生问题，从近几年我国政府的一些相关举措，如大力发展国际文化交流（与法国、俄罗斯等国），从环境、治安、食品等方面提高居民满意度，以及“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看，在改革开放的经济至上社会发展进行了近三十年之后，居民幸27

福感已经纳入影响国家发展计划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此，结合幸福感内涵的历史发展，笔者认为，作为人生体验与追求的幸福感在新的时代下以“居民幸福感”为载体出现，并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表现出新的特点，社会的发展应当根据人们不同层次与水平的幸福需求制订多维度的发展计划，在满足居民幸福感的同时实现社会的进步。 1 转引自冯科俊，《西方幸福论》，第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74页。

3 转引自冯科俊，《西方幸福论》，第207-20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21页，1991年版。

5 苗田力，《古希腊哲学》，第230页。

6 郑雪等，《幸福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冯科俊，《西方幸福论》，第57-5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 同5。

9 转引自冯科俊，《西方幸福论》，第8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 转引自冯科俊，《西方幸福论》，第2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45页。

12 冯科俊，《西方幸福论》，第14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 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90页，1991年版。

14 转引自冯科俊，《西方幸福论》，第23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 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13页，1991年版。

16 ED Diener et al Subject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9. Vol. 125. No.2 17 冯科俊，《西方幸福论》，第28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8 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85页，1991年版。

19 中国青年报，2006.3.20

20 同16。

21 同16。

22 Blanchflower D.G.& Oswald, A.2000, Well_being over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Paper presented a NBER Conference, London, UK.

23 同21。

24 Campbell,A.; Converse,P.E.&Rodgers,W.L.,1976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Russell Sage.

25 Easterlin,R.A.,2001,Life Cycle Welfare: Trends and Differences, i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2.

26 金融时报:“沉闷科学”经济学转而关注幸福问题，http://biz.163.com 2005-03-03来源: 新华网 27民调显示：2005年中国公众总体幸福感提高，http://www.northeast.cn 2005-12-31, 来源：新华网